戲劇怎樣介入現實,這個以易卜生命名的獎學金提供啟示
2020年03月13日11:25

原標題:戲劇怎樣介入現實,這個以易卜生命名的獎學金提供啟示

亨利克·易卜生,世界公認的“現代戲劇之父”,也是中國人最熟悉的西方戲劇家。在世界演劇史上,他的作品被演出的數量僅次於莎士比亞。而自五四之後,中國人就開始因為《玩偶之家》,以及劇中那位“出走的娜拉”,知道了易卜生。

1828年3月20日,易卜生出生在挪威小城希恩(Skien)。這是挪威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曆史可以追溯至中世紀,從古至今一直是挪威重要的港口城市,距離南面的海岸100英里。

如今,從奧斯陸機場坐火車大概三小時,就可以抵達易卜生的家鄉。

城市不大,最中心的區域可以步行丈量。運河穿城而過,四周有山勢起伏。深秋時節,層林浸染,錯落的山色樹色,讓這個北歐小城顯得分外動人。而在這個城市一個被運河包圍的“小島”上,安靜地坐落著一個外形極為簡約的現代建築——易卜生劇院(Teater Ibsen)。

易卜生劇院成立於1975年,是挪威的國立公共劇院。劇院雖然以“易卜生”為名,但卻並不只演易卜生的作品。不過,每隔兩年,這裏都會舉行一個非常特殊的戲劇節“易卜生獎節” (Ibsen Awards Festival)。這個節的規模不大,和大部分戲劇節不同,並不是以演出為主要內容。在為期兩天的戲劇節上,最重要的一項內容,就是頒出“易卜生獎學金”(Ibsen Scholarships)。

名為“獎學金”,其實一種國際項目資助。據易卜生劇院負責易卜生戲劇獎的希爾德·古裡·波林(Hilde Guri Bohlin)介紹,易卜生獎是由挪威政府於2007年創立,包括“易卜生獎學金”和“易卜生獎節”兩個部分;自2008年以來,易卜生獎學金向全球範圍的戲劇表演項目提供資助,並由此組織了易卜生獎節(以前是希恩國際易卜生會議)。

易卜生獎學金的方向極為明確,它獎勵創新的戲劇項目,無論在文本還是形式上。但更重要的,它希望其在易卜生劇作的基礎上,對人們當下的生存問題和社會問題進行具有批判精神的探討。

2019年的易卜生獎節於10月23-24日在希恩易卜生劇院舉行。這是該獎學金的第10次頒發。此前,易卜生獎已向24個不同國家的項目頒發了34筆獎學金,包含了個人藝術家、戲劇公司、組織及機構等各種申請者。

但和之前不同的是,在最新的這屆易卜生獎學金獲得者里,第一次出現了來自中國的項目,成為5個獲獎項目之一。

郭陽陽、李雅、呂雨舟、林翠西,四個來自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國籍,但都定居在上海的女生,把目光聚焦在了上海人民公園的相親角,從易卜生最著名的《玩偶之家》出發,開啟了她們的集體編創劇場項目《SHENG女之家》。這一集體創作曆時八個月,橫跨上海、奧斯陸和希恩,在去年的12月初,《SHENG女之家》在上海明當代美術館首演。

作品涉及了當代女性的婚姻議題,更關注女性獨立、女權主義等多個話題。而“剩女”,成為了這個話題最讓人親近的切入點。兩場演出座無虛席,觀眾反響熱烈。

演出並不意味著這一項目的終結,調研、工作坊、討論,再度修改、巡迴和跨國演出。項目的製作人豐翼來自意大利,曾在易卜生國際工作多年,他表示,這個作品在未來的發展中,會持續做一些的周邊活動,希望它能成為一個打開對話的空間:母女間的對話,姐妹間的對話,男女間的對話,甚至激發關於這個議題的跨國的對話。

如同“易卜生獎學金”所希望並鼓勵的那樣:戲劇能夠始終參與到社會現實中去,引發更多的思考和對話。

總額200萬挪威克朗的“易卜生獎學金”,資助哪些項目?

設立於2007年的“易卜生獎學金”,是2006年國際易卜生年(易卜生去世100週年)的一大結果。同樣在那一年,挪威政府還設立了另一個定位於主流、大師的重要獎項——“國際易卜生獎 ”(International Ibsen Award)。這個獎項往往總是伴隨在奧斯陸挪威國家劇院舉辦的“易卜生戲劇節”頒出。

“易卜生獎學金”的項目總金額為200萬挪威克朗(約合人民幣145萬元),獎金來自於挪威文化部的資助。獎學金每兩年頒發一次,所有申請都可以通過官網的程序進行申報,並接受指定評審團的審核評估。

而獲獎的標準,除了當代、創新,基於易卜生的作品出發,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能夠參與到當代社會問題的討論中去。

如果瞭解易卜生的作品,就不會奇怪於這個標準。因為兩者可謂一脈相承。

易卜生之於挪威,有太特殊的意義。易卜生意味著挪威戲劇的傳統,也對世界戲劇也產生著持續不斷的深遠影響。

這位挪威劇作家橫空出世,獲得了世界性的聲譽之後,挪威戲劇才受到了全世界的關注。

易卜生用自己的26部劇作照亮了整個挪威文學史和世界戲劇史。他的社會問題劇徹底革新了世界戲劇的內容和形式,被認為是繼古希臘和莎士比亞之後的第三大高峰。

在易卜生之後,自己承認受到他影響的作家和劇作家數不勝數,有瑞典的斯特林堡,美國的尤金·奧尼爾,英國的蕭伯納,愛爾蘭的喬伊斯、貝克特,德國的豪普特曼等等。

中國則更甚,他幾乎影響了中國戲劇界的半個世紀。甚至可以說,中國的戲劇的萌芽,就是因為引進了易卜生。曹禺的《雷雨》,正是受了易卜生的《群鬼》的影響創作而成。

挪威政府希望借此管理易卜生留下的豐厚文化遺產,同時也希望通過這個獎,在國際上推廣這位挪威最傑出的藝術家以及他的作品。

作為世界戲劇史上的關鍵人物,易卜生那些關注現實問題和人類社會問題的戲劇作品,在快速變化的當代社會中,依然有著強烈的時代意義和現實意義。

而“易卜生獎學金”正是希望通過項目資助,鼓勵創新性作品、當代文本,並讓世界再度認識到易卜生對世界戲劇無比深遠而持久的影響力。

2019年,易卜生獎收到了來自60個國家的149個申請。最後有5個項目獲得了“獎學金”的資助。幾乎涉及了全世界各大洲不同地區面臨的當下議題。

這其中,來自印度的項目,《由第四幕引發的聲音》,通過易卜生著名的作品《人民公敵》第四幕,來為印度班加羅爾少數民族發聲,並希望為他們建立身份認同和信心。

獎學金獲得者Surendranat畢業於印度國立戲劇學院,是一位作家和導演。這部作品根據他所在的印度南部的卡納塔克邦的實際情況進行改編,並根據該地區的語言“Jana Shatru”命名。由於印度社會的宗教團體千差萬別,這個項目也希望通過巡演,在演出同時引發討論,能夠引起人們對個體和個性的重視。

來自法國的項目《易卜生·終局》,則源自易卜生最後一部戲劇作品《當我們死人醒來時》(When We Dead Dead Awaken)。易卜生在一種祥和的氛圍中,通過主角魯貝克(Rubek)和艾琳(Irene)描繪危機社會,揭示了社會生活方式的崩潰跡象,以及最後僅存的價值觀是財富和榮耀。而在法國的這個創作團隊申請的項目中,他們關注並調查法國“黃背心”抗議運動對社會和政治影響的背景。

法國的藝術家們計劃創作一部結合易卜生戲劇和紀錄片元素的戲劇,一部在視頻、訪談和現場表演之間建立對話的戲劇。自2018年12月起,創作者們就開始從法國城市街頭收集視覺資料。紀錄片視頻是對這段時間“黃背心”運動的見證,同時也接受了不同社會背景人士的採訪,這些人目睹了法國今年的社會抗議活動。

來自印尼的《培爾金特集群》,是一個亞洲合作項目,來自印尼、日本、越南和斯里蘭卡等不同國家的藝術家,共同從易卜生(Henrik Ibsen)的著名詩劇《培爾金特》的第四幕和第五幕出發,一起創作這樣一部跨文化的作品。

這部作品採用了集體創作方法,結合藝術家們的個人故事和所涉及城市的背景,各自並最終集體上演眾多“培爾金特”式的人生故事。

尋找著許許多多的“培爾金特”,他們是全球的“流浪者”,始終在路上尋找、漂泊,跨越邊境,並最終回到自己出生地。

黎巴嫩戲劇藝術家克萊斯泰爾·科德(ChrystèleKhodr)的項目《阿勒頗的偽裝者》,將易卜生早期的戲劇作品《偽裝者》和阿勒頗發生的真實事件放在一起,作品講述了在敘利亞戰爭的頭幾年,一個在阿勒頗成立的業餘戲劇團體的故事,提出了有關當代戰爭和藝術之間頗具挑戰性的問題,關於戲劇在戰爭時期的存在價值,也為中東地區持續的危機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同時也從另一個角度探討了移民問題。

當然,另一個獲獎項目,就是來自中國的《SHENG女之家》。

在為期兩天的“易卜生獎節”上,這五個獲得易卜生獎學金項目的團隊都來到了希恩,在參加頒獎典禮的同時,也通過演講等形式,向所有人介紹了他們的項目。

頒獎同時,這個節的另一個重要內容,是過去兩年獲獎作品的“彙報”演出。和2019年獲得資助的項目一樣,2017年的獲獎項目同樣是對世界問題的戲劇探討。在易卜生劇院的舞台上,這些項目多以片段演出,但呈現出極其多元和當代的面貌,很多作品都和觀眾有著強烈的互動,包括讓觀眾現場回答問題,參與討論。

以戲劇介入社會現實,成為“易卜生獎節”極為鮮明的特質。在這個戲劇節上,演出和交流並重,討論和思考戲劇的價值,似乎成為比表演更重要的部分。

事實上,在這個側重實驗、當代和現實的“易卜生獎學金”之外,同在2007年設立的“國際易卜生獎 ”(International Ibsen Award)則是面對大師的。

“國際易卜生獎” 最新的獎金金額為250萬挪威克朗(約合人民幣181萬元),旨在表彰對戲劇作為一種藝術形式的發展做出突出貢獻的個人和團體。

迄今為止,一共有5位戲劇人獲得“國際易卜生獎”,包括導演大師彼得·布魯克,法國戲劇大師阿麗亞娜姆·努什金,挪威享譽世界的當代劇作家約恩·福瑟,德國戲劇導演、作曲家漢納·郭貝爾,以及最新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當今德語世界最重要的文學巨匠之一彼得·漢德克。

這些人無不是在當代世界戲劇領域大師級的人物。而這個獎項也已經被認為是歐洲範圍最具有影響力的戲劇獎之一。

無論是獲得 “國際易卜生獎”的戲劇大師們,還是“易卜生獎學金”這些代表著實驗、當代、創新的被資助者們,其實都是主辦方希冀中易卜生戲劇精神的繼承者和發揚者。

關注人民公園相親角的《SHENG女之家》,首次進入了易卜生獎的視野

今年,第一次有來自中國的項目獲得了“易卜生獎學金” 的資助。《SHENG女之家》,一個關於婚姻、家庭和自我的集體編創項目。

作品的創作者主要是四個定居上海的年輕女性,郭陽陽、李雅(Lelia)、林翠西、呂雨舟(Selena),他們有著完全不同文化背景,但目前都定居上海,且做著和戲劇相關的工作,並且,全部都在“適婚年齡”。

四個女生的成長經曆和文化背景,“多元”到讓人驚歎。

郭陽陽是美籍華裔,很小就去了美國,她本科學的是經濟學,之後去華爾街工作了很多年。雖然依然中文流利,但本質上,她受到的教育和很多價值觀卻非常“美國”,獨立、效率至上。然而,她的父母和家庭觀念卻又很“中國”,按照她的話,甚至很“東北的”。

李雅則是個美國和埃及的“混血兒”,她從小生活在埃及,後來移居去美國,她喜歡在世界各地跨文化語境下遊走和生活,因為曾在劇場工作過,又希望進一步實踐跨文化的戲劇,她來到了上海戲劇學院學習。而在此之前,她曾經有過一段婚姻。

林翠西和呂雨舟都從小生活在中國,翠西本科學的是數學,呂雨舟則是心理學專業。但兩人之後又都留學去了英國,讀了和此前專業毫無關係的戲劇專業。在上海定居的這兩年,她們一起做了一個“老妖精”的創作團體,此前已經在上海明當代美術館有過自己的演出季,2018年的時候,還受邀去了烏鎮戲劇節上演出。

雖然四個年輕女性有著完全不同的家庭背景、成長環境以及價值觀,但卻在某些方面有著非常相似的共同點: 比如未婚,比如被催婚。

對於婚姻、家庭,女性的自我存在,她們各自有著自己的理解和想法。

創作最初緣起於郭陽陽和李雅在上戲一起讀戲劇時的一次作業,在讀完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和中國文學家胡適的《終身大事》後,兩人決定做一部戲劇,但最初的構思,還是比較傳統的戲劇。

直到製作人豐翼的參與和介入,翠西和Selena受邀加入,這部作品,開始慢慢呈現出一種當代實驗的面貌。

調研、採訪、文本資料的收集,成為了劇組的首要工作。

上海人民公園的婚姻市場,成為了一個重要而有趣的素材來源。除了考察採訪,翠西還在這裏偶遇了一次真的“相親”。

她們也嚐試採訪各種女性,做工作坊,內容是“剩女的剩菜工作坊”,參與者用一盤創意剩菜,表達對婚姻的真實看法,對於婚姻和家庭生活的記憶,以及圍繞婚姻話題展開的焦慮。

她們還各種研究閱讀,其中包括各種關於婚姻和女性的資料,甚至也讀了魯迅,距離他寫《娜拉出走之後》已經將近100年了,但女生們卻發現,現在讀來,魯迅說的每一句話似乎依舊是百分百正確的。

因為是集體創作,四個主創在一起即興創作、深度討論,共同試錯。雖然這個沒有“核心”的創作方式有些痛苦,但最終,她們決定這也是一個閱讀彼此、閱讀表演,甚至去閱讀錯誤與失誤的過程,最後作品中很多關鍵瞬間都來自於這樣的彼此之間來往的過程。

最後的作品,很像是四個當代女性的在面對各自人生經驗後的宣言,而每個人的角度都很不同。

林翠西覺得自己算得上是一名“催婚”的深度受害者,她在作品里,決定去直面不同代際的女性眼中的婚姻。因為做這個戲,她採訪自己的外婆和媽媽幾次,總共加起來有快十個小時。

“這十個小時里,有很多混亂的東西被釐清了,緊繃的東西被軟化了,因為有一種更深的理解被建立起來了。一代一代人渴求的東西本質上是很相似的。也因為這十個小時,我開始看到婚姻與所處時代的關係。婚姻在計劃經濟、改革開放的時候是那樣的,那麼它在這個外賣、快遞、共享經濟的時代可以變成什麼樣?”

呂雨舟在這個項目里的核心課題則是關於“女性真正的獨立和獨身的可能性”。“作為一個從小生活在大家庭、篤信和很需要愛的關係的人,但我在近三年強烈地開始懷疑和排斥親密關係,所以我嚐試一個人生活。”

郭陽陽希望探索的主題是:婚姻和自我實現的關係。排練的時候有一個練習:她站在房間正中,其他三個人不停地輪流問我各種各樣的問題,在這個問答過程中,她忽然意識到一件事:“自己也許我並不想花很多寶貴的時間去尋找‘他’,但卻很確定自己想要孩子。能不能找到適合我的人生伴侶、能不能結婚是可遇不可求的,但是能不能傳承是我完全可以控製的。女性達到一定的經濟自由時,婚姻就不再是我們唯一的自我實現的渠道。”

而對於曾經有過一次婚姻經曆的李雅來說,“離婚”這個標籤曾經確實很嚇人,但現在,卻已經完全失去了對她的控製力,因為生活中遇到太多依然在繼續並且充實生活的離婚者。“這些年來,我一直在試圖理解婚姻,和其對我的影響,在不同人生階段,我對婚姻的態度幾乎可以說是兩極的,從‘婚姻對我完全沒有吸引力,完全沒必要’,到‘婚姻是社會很重要的一個分子單位,我應該參與其中’。創作這個作品可以說是這個漫長理解過程的一部分。”

不過,作為一個劇場作品,四位主創希望在表達這些觀點的同時,依然能有一種屬於藝術的美感,引發情感上的共鳴。也因此,裝置、充滿噪音感的現場音樂、觀眾互動,都成為了演出的組成部分。

最終,所有堆積如山的調研素材,在最後的演出中,只用到了的5%。

現場的觀眾很投入地觀看參與了兩場演出。而特地從挪威趕來上海觀看首演的易卜生獎負責人Hilde,則從另一個文化視角看了這部作品。

她說,作品里最讓她感到有力量的是:舞台上四個女孩的集體存在,以及她們大膽分享的四個非常個人化的故事和觀點。

“她們的故事以有力的方式相互補充,從我的角度來看,每個觀眾都可以在敘事和衝突中找到自己的影子,而這場表演也似乎能讓她們理解,為什麼婚姻製度在當代中國仍然如此重要,作品里關於婚姻製度、性別平等、代際溝通的很多問題,對整個當代世界都是重要的。”

從易卜生的時代到如今存在“剩女”的時代,女性和婚姻,始終是一個熱門的議題。而《SHENG女之家》用一種不限於演出的方式參與了這個極為現實的議題。它是一部戲劇,卻也不僅是戲劇。如同主創們的希望,也是易卜生獎學金的初衷,它應該帶來不同人群之間的交流,而不是隔閡。

關注我們Facebook專頁
    相關新聞
      更多瀏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