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倫敦漂泊的“倫漂”們,如何看待英國脫歐?
2020年03月07日10:42

  原標題:在倫敦漂泊的“倫漂”們,如何看待英國脫歐?

  梳理曆史時,我們經常將一個時間節點的意義推向時代的高度,然而對於真正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人來說,或許只是過去了尋常的一天。大多數時候,我們對自身生活與曆史錯綜複雜的聯繫,幾乎一無所知。

  過去幾年來我們見證了太多的曆史,有一個時不時被人們掛在嘴邊的事情,就是“脫歐”。2016年6月23日,英國舉行了脫歐公投。當結果傳來,處於大陸另一端的我們霎時不敢相信看到的事實。漫長的脫歐程序到今年1月31日終於走到了終點,看慣了新聞的人們似乎對“脫歐”一事失去了敏感與好奇。

  一場公投、兩次選舉、三位首相……記載於正史中的大事件,無法還原人們生活的日常。“脫歐”直接影響到了英國對於外來者的移民政策。我們有“北漂”、有“滬漂”,英國也有“倫漂”。他們是來自其他歐盟國家的務工者,但與我們的想像不同,這些“倫漂”更多屬於倫敦這座城市的中下階層。

  異鄉漂泊的無力感,從此以後無法再受到製度的安撫。他們被裹挾於時代的浪潮之中,等待明天的來臨。正式“脫歐”後,還會陸續頒布相關政策,大概在一年之後,我們會看到“脫歐”對日常生活真正的影響。那麼在這段時間里,已被英國人視為“外來者”的“倫漂”們,過著怎樣的生活?英國人自己,究竟是如何看待“脫歐”與自己的民族身份?

  今天推送的文章,是一位“倫漂”留學生的觀察手記。風雲變幻的國際政局背後,其實還有很多值得我們深思的更本質的問題,那些與我們其實也息息相關的問題:誰有權力定義“身份”?人類的漂泊又如何影響曆史?

  撰文 | 李岸東

  1月31日,英國正式“脫歐”。同一天,英國首次確診兩例新冠肺炎。“脫歐”當天,我和往常一樣到圖書館自習。自習室里坐著各種膚色、來自天南海北的學生,一切如常,好像這隻是又一個瑣碎而陰冷的倫敦冬日。如米爾斯在《社會學的想像力》中所說,普通人很難理解他們身處的時代如何影響自己平凡的日常生活:

  “他們對自身生活模式與曆史的潮流之間錯綜複雜的聯繫幾乎一無所知……他們不能通過諸如控製通常在其身後發生的結構性變遷的方式,處理好那些個人的困擾。”

  《社會學的想像力》,[美] C。賴特·米爾斯著,李康 / 李鈞鵬譯,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 譚徐鋒工作室2017年3月版
  《社會學的想像力》,[美] C。賴特·米爾斯著,李康 / 李鈞鵬譯,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 譚徐鋒工作室2017年3月版

  個人的確難以超越自身的生活情境來思考曆史的宏大命題,但是,以“脫歐”而論,1月31日這個具體的“脫歐”日期對普通人而言也許真的沒有那麼重要。其一,脫歐進程已經持續三年多,曆經一場公投、兩次選舉、三位首相,不少人對“脫歐”的關注熱情早被消磨殆盡,已經“脫敏”了;其二,宣佈“脫歐”之後,英國還有至少一年的緩衝期,在這期間面向民眾的政策基本維持不變,“脫歐”尚未影響他們的日常生活。

  作為一個生活在倫敦的留學生,我的“脫歐星期五”並沒有多少戲劇性或者儀式感。週遭的一切都太尋常了。如果不是通過網絡直播,觀看議會廣場上“脫歐”倒計時的人群和飄揚的英國國旗,我大概感受不到多少“脫歐”的氛圍。1月31日這個人為設置的時間節點,給人們提供了記憶的錨定點,標記了重大事件的時間軸,也為紀念活動和集體儀式劃定了時間方位。投影在唐寧街10號牆上的倒計時鍾似乎在提醒人們,這個時刻至關重要,然而在媒體聲浪鼎沸之餘,略帶冷感的看客不禁要反問:對於“漂”在倫敦的我們而言,2020年1月31日到底意味著什麼?

  01

  “脫歐”的意義原本不止一面

  我想,也許從“倫漂”的角度重述“脫歐”,能夠繞過宏大敘事,講述一些更加私人的生命體驗。我所說的“倫漂”,是指在倫敦生活,卻不以倫敦為家,或者因為移民製度的限製無法以倫敦為家的人。在國內,與“倫漂”對應的是“北漂”。對“北漂”而言,北京戶口是一道檻,(至少在製度上)清晰地劃定了北京人與外地人的界限;而對於“倫漂”來說,這個界限原可以很清晰(非歐盟國家公民在英國工作需要申請T2工作簽證),也可以很模糊(歐盟國家公民在英國工作不需要申請簽證)。隨著“脫歐”來臨,這些界限正在被重新定義。

  與北京類似,倫敦這個大都會,有形形色色的過客或歸人。“脫歐”重新界定了這兩者的區別:更多歐盟移民感受到了整個社會體製對他們的排斥,而對於歐盟以外的過客而言,他們本來就不屬於這裏。大城市往往是相似的,有繁華而光鮮的摩登生活,就必然有每每被遺忘的陰暗面。在曆史潮流的衝擊之下,首當其衝的往往是那群被遺忘的人們,比如那些夠不上“倫敦客(Londoner)”的“倫漂”們。

2019年影視劇《脫歐:無理之戰》
2019年影視劇《脫歐:無理之戰》

  從“倫漂”視角來講述“脫歐”故事,或許可以讓我們重新想像一個不一樣的“脫歐”。經曆了三年拉扯,有許多詞被約定俗成地與“脫歐”相捆綁:民粹主義、右翼崛起、地方保護主義。但是,回到“脫歐”的本意,“離開歐盟”這個動作可以有很多種意義,甚至可以代表左翼進步主義。“脫歐”並不是生來就象徵守舊,關鍵在於為何“脫歐”、如何“脫歐”。

  從當下國內乃至英國本土的公共討論來看,“脫歐”本身蘊含的多種可能性幾乎完全被忽視,“脫歐”進程也被引向了“讓英國再次偉大”的方向,而“留歐”則意味著自由、民主、包容和世界主義。人們似乎已經忘了,二戰後在英國最早提出歐洲一體化概念的,正是極右翼納粹主義政治家奧斯瓦爾德·莫斯利(Oswald Mosley)以及他所領導的“聯合運動”(Union Movement);而在1970年代英國加入歐共體後,對“入歐”提出懷疑併發起第一次脫歐公投的則是持左派立場的工黨政府。彼時,日後的英國首相、開啟新自由主義大幕的戴卓爾夫人,則是“入歐”的支持者(雖然她在不久後就因為擔心歐共體權力過大而轉向了堅定的“疑歐派”)。

  “脫歐”的意義,不是人們坐在書桌前想出來的,而是政府、媒體、公眾等行動主體在日常生活的實踐中共同建構的。1月31日之後,“脫歐”的意義如何繼續被理解、被闡釋、被踐行?對於“倫漂”和更廣大的“英漂”而言,“脫歐”的弔詭之處在於,他們的命運被捲入了這場轟轟烈烈的重新洗牌之中,卻沒有發牌和出牌的權利——在“脫歐”的意義建構過程中,他們往往是被刻畫的“他者”,而有權定義他們的群體則是那些“真正的英國人”。

  02

  誰是英格蘭人?

  “脫歐”吹響了區分“我們”和“他們”的號角。對一些英國人而言,這場政治活動是一種邀請:是時候分清楚誰是外地人了。

  去年暑假回國前,我和朋友開始物色開學後在倫敦的住處。我們在諾丁山找到了一處性價比很高的公寓,房東賽琳達是一位英國老太太,曾經在NHS(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工作,但最近被辭退了,所以需要出租自己的公寓補貼家用。我們和賽琳達的交流還算愉快,簽約時她還特意領著我們去打印店打印租房文件。不過,賽琳達絲毫不避諱自己在“脫歐”問題上的立場,她是一個“脫歐派”(Brexiter)。她和我們抱怨自己的德國人前上司,感歎街上的英格蘭人越來越少,外來移民太多,她似乎忘了我們也是“外地人”。

  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到“脫歐派”。在公投中,倫敦是英格蘭唯一“留歐”超過半數的城市,大學更是“留歐派”的集中地。身處大學這個同溫層中,面對不同膚色的同學和強調包容的教授們,會有一種“世界大同”的錯覺,似乎所有人都覺得“脫歐”是個錯誤。然而,大多數英國留學生又或多或少經曆過街頭陌生人的種族主義冒犯。異鄉的漂泊感往往在遭受不公之後爆發。

BBC電視劇《sherlock》劇照
BBC電視劇《sherlock》劇照

  暑假時,朋友先我一步回到倫敦,住進了新租的公寓。賽琳達從那時起開始變得古怪。她先是常常拉上我朋友抱怨另一個意大利租戶,說他“幼稚”。那個意大利人平常基本上不理會賽琳達,也不會主動和她搭話。夾在中間的朋友覺得有些尷尬。接著,入住不到兩週,朋友在一天早上突然收到賽琳達留下的字條。因為手寫的字條難以辨認,我朋友便去詢問她字條的內容。賽琳達突然情緒激動,大聲嚷著“你這麼有學問,怎麼會不知道我寫了什麼!”“你不尊重英格蘭傳統!”然後讓我的朋友盡快搬走。

  朋友完全摸不著頭腦,不知道哪裡惹到了這位恪守英格蘭傳統的房東。他試圖和賽琳達溝通,但對方拒絕任何交談。事後找英國同學瞭解了紙條的內容後我們才知道,由於我們不瞭解英國的租房程序,有一部分需要在入住後支付的押金我們還沒有交,所以賽琳達覺得我的朋友不誠實,想要賴賬。這本來是一個可以輕易解釋清楚的誤會,但是更難澄清的也許是一些“脫歐派”對外來人口天然的成見。在他們看來,“脫歐”意味著英國不歡迎這些“亂糟糟”的外國人。

  按照英國法律對租戶的保護,在這種情況下房東無權趕走房客,我的朋友可以繼續住下去。但是他還是決定盡快搬走。儘管在異國重新找房子非常勞心勞力,但繼續和不講理的房東耗下去只會更加心力交瘁。製度或許能從某種程度上保護“倫漂”的利益,但當下最真實的漂泊感和無力感很難從製度那裡得到安撫。

  通過這次不愉快的經曆,我也有機會觀察“脫歐派”對國家與種族認同的理解。我注意到賽琳達從來不提“英國”“不列顛”,而只是說“英格蘭”。在她眼裡,英格蘭人才是國家首先需要考慮的國族群體,至於威爾士人、蘇格蘭人、北愛爾蘭人,她並不關心——更不用說外來移民了。對她而言,“脫歐”是英格蘭而不是英國的“脫歐”。在賽琳達這樣的“脫歐派”看來,“脫歐”公投的通過是全體英國人的一次表態:我們不歡迎外來移民!“脫歐”成了為種族主義脫罪的藉口,讓種族歧視言論變得更加明目張膽。以這種狹隘的“英格蘭民族主義”和詞彙上的取捨來辨別“脫歐派”,屢試不爽。

  那麼,誰是英格蘭人?簡單來說,就是在英格蘭出生的白人。“脫歐派”會認為,“英格蘭人”這個身份並不是擁有英國護照、成為英國公民就能自然獲得的。英格蘭人首先是一個種族、民族和文化的概念。

  在1月31日“脫歐”後,這場識別本國人的行為就在一些地方上演了。在“脫歐”當天,諾維奇的一棟公寓樓里貼出了一張匿名的告示,標題是“脫歐日快樂”(Happy Brexit Day)。告示要求所有住戶說“女王英語”(Queens English),還奉勸所有說其他語言的人搬出公寓,回到自己的國家去,“要麼進化,要麼離開”(evolve or leave)。在這個極端的例子裡,語言是辨認本國人的標準。但是告示的作者顯然忘了,即使是土生土長的英國人,也未必以英語為母語。比如,威爾士的官方語言還包括威爾士語,在蘇格蘭有凱爾特和蘇格蘭語,即使是在英格蘭,也有說康沃爾語的康沃爾郡。諷刺的是,即使如威爾士這樣語言文化不同於英格蘭的地方,在公投時也是全境支持“脫歐”。

  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這個古老的帝國和歐盟一樣,本來是在多年的戰亂和陰謀陽謀中放下成見、尊重差異而走向聯合的。然而在“脫歐”時刻,種族和文化的差異又再度成為邁不過的一道檻,“倫漂”因為族群身份而只能繼續“漂”著。須知漂泊與遷移才是人類曆史的常態,文明在交往中發展與流傳,故鄉不過是祖先流浪過的最後一站。

  03

  歐盟“倫漂”的甘苦

  歐洲是一個光鮮的詞,但歐洲絕非鐵板一塊。倫敦有形形色色懷揣夢想來到大城市打拚的歐盟“倫漂”,他們也是為生活奔忙的普通人。

  我曾經的室友中,先後有兩位歐盟“倫漂”。第一個是荷蘭小哥,在鹿特丹從商學院碩士畢業後來到倫敦實習。他非常珍惜這次實習機會,希望可以爭取留用。

  週一到週五,他早上西裝領帶出門,通常要到夜裡八九點才能回家。我從沒見他在家裡做過菜,都是從超市買好的方便食品,微波爐轉一轉就能吃。荷蘭小哥有商學院碩士文憑,又來自發達地區,在倫敦找到工作、站穩腳跟後,也算得上“白人中產”。對這些背景優秀、經濟條件比較優渥的歐盟移民來說,來倫敦打拚是錦上添花。“脫歐”會在日後影響他們的薪資和往返兩國的通勤,但是這些影響都在可控範圍內,未來也不必有太多憂心。實習期結束後,小哥順利拿到了留用的機會,接著就和荷蘭的幾個朋友搬去了另一處帶庭院的洋房,我們再沒見過。

  荷蘭小哥的故事也許符合很多人對歐洲的想像,然而更多歐盟“倫漂”其實屬於這座城市的中下階層。

  牛津大學移民觀察的報告顯示,2018年英國有大約360萬歐盟移民,其中有83萬來自波蘭,遠超過排名第二的來源國羅馬尼亞(39萬)。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如英國,人們來英的理由更多是為了工作。在2007年後才加入歐盟的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為工作而來英的比例是74%,而非歐盟國家只有27%。寬鬆的入境政策的確給歐盟發展中國家的人們提供了在倫敦這個國際大都市生活的機會,倫敦也因此吸引了一批基層的年輕勞動力。在移民觀察2019年的另一份報告中,2004年後加入歐盟的國家(主要位於東歐和巴爾幹半島)有64%的在英勞動人口從事著較低或低專業技能要求的工作,遠遠高於其他較發達歐盟國家的34%。

  波蘭是來英就業的大國,我的第二位歐盟室友漢娜就來自波蘭。她來倫敦之前在波蘭的青旅做前台,後來和朋友一起揣著護照來到倫敦闖蕩。漢娜是個特別健談的女生,每次在廚房碰到她,我們都能聊上好久,無非就是一些日常瑣事。從漢娜那兒,我瞭解到了她的“倫漂”故事。她和朋友剛來倫敦時沒有工作也沒有住處,一切都是重新開始。找到住處後,漢娜才開始尋找工作機會。因為找工作的日子實在太無聊,她們決定把屋子的牆壁重新粉刷裝飾一遍。按照漢娜的說法,給屋子刷上新漆、配上適合的牆紙,是波蘭家庭的傳統;牆面漂亮了,才有家的感覺。漢娜和朋友買來刷牆的各種工具,白天繼續找工作,晚上就在家裡粉刷,幾天后終於完工了。我認識漢娜時,她已經找到了一份店員的工作。

英劇《倫敦生活》劇照
英劇《倫敦生活》劇照

  步入老齡化的英國,缺少年輕勞動力,尤其是許多本地人不願意做的低技能崗位缺口嚴重。在倫敦,一些本地人僅靠自己的房子收租就能過活,不需要也不想上班。倫敦超市里的店員、醫院的護工,大多是少數族裔或者歐盟移工。對於歐盟發展中國家的年輕人來說,這些基礎崗位的空缺恰恰是追求更高薪水的機會,而歐盟內的自由來往又為他們跨境就業提供了便利。

  1月31日“脫歐”後,一些政策調整已經被提上日程,其中對歐盟移工影響最大的就是簽證製度。2月19日,英國內政部公佈了英國“脫歐”後的移民政策。根據計劃,從明年1月1日起,歐盟公民來英國需要像非歐盟公民一樣申請簽證。這意味著他們不再有例外安排,將同樣遵從簽證對移民的有關規製。

  基於這樣的決定,英國政府首先提上日程的是降低工作簽證的最低工資標準。這是一個耐人尋味的政策調整,間接暗示了歐盟移工在英國經濟社會中的位置。過去,普通工作簽證(Tier 2)的最低年薪要求是3萬英鎊,而隨著“脫歐”臨近,約翰遜政府計劃把門檻降低到25600英鎊。

  英國移民諮詢委員會表示,下調工資標準意味著更多僱主能夠以切合實際的工資水平來僱用外來移民。這說明許多歐盟移工的年薪實際上低於原來30000英鎊的標準。另外,這也意味著原本生活在英國且年薪仍然低於25600英鎊的歐盟移工們可能只能離開英國。我的博士同學勞拉是土生土長的英國女生。她交往多年的男友就是在倫敦工作的波蘭人。勞拉的男友是一名普通工人,即使降低了工作簽證的門檻,他的薪水也沒有達到申請要求。

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
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

  除了調整薪資門檻外,內政部還推出了一套新的積分移民系統——類似澳州的積分移民和北京、上海的積分落戶。內政部部長普麗蒂·帕特爾明確表示,政府希望通過這一系列移民政策調整來鼓勵“合適的人才”,減少“低技能人口(low-skilled people)”來到英國。從英國政府的舉動來看,也許“脫歐”背後不僅是“排外”,更是“排窮”。對外國人的歧視不僅限於有色人種,還有波蘭人、羅馬尼亞人這些來自發展中國家的歐盟移民。勞拉的波蘭男友在“脫歐”後的第一個工作日,就被英國同事嘲諷“趕緊回國”。他與勞拉的戀情,也屢屢被同事譏笑為“搶走我們國家的女人”。

  具體到個人的際遇,“歐洲”這個標籤未必代表先進和發達,經濟和階層才是最重要的影響因素。面對突如其來的變故,受到衝擊最大的總是底層。對歐盟“倫漂”而言也是如此,環球同此涼熱。

  “脫歐”究竟是好是壞?作為個體的每一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故事和答案。但對於“倫漂”而言,這無疑是一段風雨飄搖的日子。回望曆史,“退出歐盟”可以有很多種意義,而在現實的當下,“脫歐”卻被聚焦成身份認同上的排外和國家政策上的自保。每一個“現在”都將充滿可能的“未來”變成必然,又將千頭萬緒的“過去”重述成統一。

  在一年緩衝期後,“脫歐”將在更為實際的層面上影響人們的日常生活。如今,“脫歐”尚未塵埃落定,未來會走向何方,取決於英國政府和歐洲議會的協商談判。無論結果如何,大都會的吸引力不減,仍然會有一批批“倫漂”湧向這座城市。在同一片藍天下,人們可以是“歐洲人”、“波蘭人”抑或“華沙人”,也可以是“英國人”、“英格蘭人”抑或“倫敦人”——但說到底,我們都是人類社會的一員,都一樣為自己、為明天而努力生活。

  作者 | 李岸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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