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猛了一生的伍大夫,84歲還想上武漢前線
2020年03月04日09:55

  原標題:鏡相 | 勇猛了一生的伍大夫,84歲還想上武漢前線

  文 | 萬阡

  編輯 | 劉成碩

  無論至於何處,遇男或女,貴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為病家謀幸福。──《希波克拉底誓言》

  01。

  新冠病毒疫情肆虐,大洋彼岸的我十分擔心遠在北京家中的父母。與媽媽“伍大夫”微信視頻,她用“我們沒事兒”打發了我的擔心和叮囑,然後滔滔不絕地講起這個新病毒的傳播原理和途徑。“武漢現在嚴重缺乏醫務人員。我要是沒退休,肯定上前線了。”伍大夫說這話時帶著一種躍躍欲試後的遺憾,要知道她今年已經84歲了。

  作為醫生的女兒,我一直很驚奇醫生這個物種,每遇大災大疫,都會像嗜血動物聞到血腥味一般本能地興奮起來,義無反顧地撲向人們四散逃離的地方。而且,逆行的他們,心是決絕的,沒有自己,也沒有家人,腦子裡只有一個念頭:要拯救世界。

  如今伍大夫老了,終於可以不用整天搶救病人,也不用沒完沒了地值夜班了。80多歲的她依然喜歡看風花雪月的愛情片,萬教授(我爸)常常抱怨說,她以前工作起來就六親不認,這會兒看起愛情劇來也同樣投入。

  我笑問伍大夫,最近怎麼不追劇了,電視上整日連軸轉的都是疫情報導。

  “親戚朋友的微信群裡整天驚慌失措的,謠言亂飛。我這個學醫的就想弄明白這個病毒到底是怎麼傳播的,應該怎麼防護,給他們普及一下醫學知識。”

  “他們都信你媽。”

  兒科醫師伍大夫一生挽回了多少孩子的生命,沒有統計過,但她絕對稱得上是個“白衣聖母”。然而,作為她的女兒,我們對母親的感受卻一言難盡。我們三個孩子長大後,常常會在一起吐槽各自缺少母愛的童年,甚至都認為,如果我們沒攤上個當醫生的媽,或許童年會有更多的幸福感,後來的人生之路也會走得更順利一些。

  每當這時,伍大夫就會滿臉尷尬地看著她的孩子們,她不會表達難過和愧疚,不是沒有,是不會。治病救人以外,伍大夫簡直就是個單細胞生物,她不懂人情世故,不懂關係經營,也不懂情感表達,說話做事乾脆俐落、直來直去,對別人的小情緒完全無感。在她看來,你好好的沒病,矯情個啥!

  02。

  伍大夫上世紀30年代出生在重慶一個殷實的大家庭,她是兄弟姐妹6人中的老大。父母都是銀行職員,薪資不薄,也繼承了不少祖產。伍大夫依稀記得當時家裡有本巨大的英文字典,又厚又重,誰也搬不動。爺爺唸過複旦大學,大字典被供在一個能轉動的木凳上,代表著家族的榮耀。

  20世紀30-40年代,日本軍機對重慶進行過多年轟炸。戰火中,伍家家產損毀殆盡,大字典也不知所蹤。由於全家生活陷入困頓,為了減輕家庭負擔,伍家大小姐初中沒畢業便離家去讀護校。上護校不但可以免學費,而且學校還提供生活費,這樣就為家裡節約了口糧。那時候,家裡的錢是要留著給男孩子們讀書考學用的,女孩子不管多聰明都要犧牲學業,趕緊做工賺錢,幫補家用。

  伍小姐畢竟有家傳讀書人的基因,即使讀的是護校,也不像一般人家的女孩,想著混兩年護校出來,找個小護士工作,掙些微博的薪水即可。伍小姐在學業上從不打馬虎眼,她廢寢忘食,勤學苦記,很快就從班級中脫穎而出。一次學生們在學校停屍房上解剖課,課後別的學生都忙不迭地離開了,只有她留下專注地研究人體。有人看這個小女生竟然如此膽大,就惡作劇地把停屍房的門鎖上了。

  停屍房裡靜悄悄的,伍小姐在聚精會神地對照著課本查找人體部位。猛抬頭髮覺天色已晚,該回宿舍了,她去拉門,但是門被人從外面鎖住了。換做別的女孩,這時一定是淒聲尖叫加瘋狂擂門,而伍小姐卻從容地拉開燈,繼續俯身查看屍體。

  此乃女中極品,全無恐懼神經!想嚇唬她的人反而受到了驚嚇,只得訕訕地打開停屍房的門。從小到大,我多次聽父母講起這個趣事,卻一點也不覺得有趣,反而感到恐怖之極。或許是我太感性,所以天生學不了醫。

  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的。護校畢業時,伍小姐因為優異的學習成績和突出的表現,被護校保送參加醫學院的入學考試。她和另一個護校同學順利考進了雲南大學醫學院。1954年,伍小姐從重慶來到昆明,正式成為一名醫學生。在雲大,她遇到了生物學系的帥哥,愛她也抱怨了她一輩子的我爹——萬教授。

伍大夫的畢業證書(雲大醫學院後升為昆明醫學院)
伍大夫的畢業證書(雲大醫學院後升為昆明醫學院)

  03。

  我家有一本厚厚的老相冊,裡面收藏著很多父母大學時代的照片。不得不說,父母在各自班級的合影中都是最搶眼的那個,他們倆也是我此生少見的最般配的金童玉女。伍小姐是班上女生中年紀最小的一個,在照片中永遠是坐在邊上的稚氣小妹。不知怎麼,現在一有人提到“白衣天使”,我就會聯想到那張醫學院的女生合照。

  作為醫學生,伍小姐大學時代並沒有在大規模災疫中救死扶傷的經曆。她回憶說,1957年,H2N2“亞洲流感”大爆發,大學的教室、禮堂都用來作為隔離室收容感染病人,場面非常震撼。當時她已大三,記不得是什麼原因沒有被委派一線救治的任務。但看到校園里病人滿地,一片哀鴻,猶如世界末日,她有一種“拔劍四顧心茫然”的感覺。

  三年困難時期,雲大的醫學生們被派到災情最嚴重的湖南山區做防病工作。當地饑餓的鄉民們為了存活,吃了大量的樹皮和草根。由於營養極度不良,村民中浮腫病、乾瘦病十分普遍。伍小姐和她的同學們在這裏最大的用武之地,就是給因饑餓而昏厥的村民注射葡萄糖針劑,其他的工作是走家串戶調查水腫病、乾瘦病人數,登記後上報,幫助病人申請政府補助營養品。

  “我們能做的很少,他們更需要的是食品,而不是藥品。”

  “村里要保證我們醫療隊每天能吃上烤土豆蘸辣椒醬、苦菜蘸鹽,可老鄉們連這都吃不上。”

  在伍大夫在對那段經曆的回憶中,我甚至能聽出一絲歉疚之意,大概是她覺得他們去後沒幫上多少忙,反而給當地村民帶來了負擔吧。

  大學五年,伍小姐在歲月靜好中收穫了學業,也收穫了愛情。萬教授,也即當年學生物的帥哥,一輩子也忘不了校女子籃球隊員伍小姐在比賽場上的衝勁兒。

  “球隊里她個子最小,可她一上場就像一個超級小坦克,左衝右突,誰也攔不住。”

  據萬教授說,當初他倆確定關係,也是伍小姐主動的。雖然是自己對她有好感在先,但他還在醞釀感情,等待合適的時機向她表白。沒想到,性急的伍小姐首先打破了平衡。在那個女孩普遍含蓄矜持的時代,此舉真有點驚世駭俗。

  “誰有時間去跟他猜謎!想好就好,不想好就拉倒。”

  被讚譽“長得像文工團員”的伍小姐有著和她外貌極不般配的簡單和直率,常常讓萬教授飽含溫情的浪漫情懷無處安放。 “你媽情商低,平常不會來事兒,但在外面只要看到有人倒了,她就會閃電一樣地衝過去。救人成了本能,你說有意思不?”

  04。

  1957年,生物系畢業的萬教授被分配到北京的高校當教師,依依不捨地告別尚未畢業的伍小姐北上了。兩年後伍小姐醫學院畢業,由組織照顧戀愛關係分配到了北京一家醫院做住院醫師。

  伍大夫的醫院在北京南頭,萬教授的大學在北京西北頭,坐公共汽車或騎車都需要近兩個小時。因為距離太遠,婚後,萬教授曾建議她換到近一點的醫院工作,但伍大夫執拗地認為,組織上把她分到北京,已經很照顧她了,不能再給組織添麻煩了。此後,春去冬來,她嬌小的身軀在二八自行車上奮力扭動的樣子,絕對是那個時代勵誌又心酸的剪影。

  伍大夫的醫院病人多,醫生少,住院醫們24小時輪值,每個人都頻繁地輪到夜班,完全沒有週末的概念。為了見上丈夫一面,她下夜班後常常花一個多小時趕到大學,睡個午覺,又要往回趕。伍大夫回憶說,那時強調政治學習,醫護人員晚上還要參加醫院的政治學習活動,大家休息不夠,基本都是疲勞作戰。來回跑路讓她吃不消,後來她就減少了和丈夫見面,成了名副其實的“住院醫”。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婚後很多年才有了我的原因。

  兒科的夜班非常耗人,小孩子的病情變化通常比大人快。遇有危重病人,值班醫生更是一秒鍾都不能闔眼,幾分鍾就要觀察一次病孩的呼吸和脈搏。 要是下夜班前趕上有危重患者送來,那就基本脫不了身了。伍大夫還清楚地記得,有一次因為她下不了班,讓到車站接她的萬教授在北京冬天的西北風中瑟縮地站立了兩個小時,差點凍出病來。

  白天看門診更是一場惡戰,因病患太多,每位醫生一上午都要看50多個病人。看到外面排成長龍的患者隊伍,足以讓每位醫生們焦慮症發作。伍大夫說,吃不上飯都不算什麼,最要命的是沒有時間上廁所。最慘的是女醫生,來月經時,根本無法及時更換,幾個小時坐在那裡,月經順著褲腿流,只好用白大褂遮掩,直到門診結束,才能又尷尬又無奈地收拾殘局。

  醫生這個職業,每天都要面對殘破的人生,伍大夫已不記得送走過多少因醫治無效而死去的孩子了,但她依然記得某些令她歡心雀躍的瞬間。一天,她在班上接到從大興農村送來的危重病人。幾個孩子因吃爛菜葉中了毒,全身發紫,呼吸困難,已呈瀕死狀態。確診為亞硝酸鹽中毒後,,伍大夫果斷地為他們注射了亞甲藍血紅蛋白還原劑,看著孩子們的身體由紫變紅,慢慢地活了過來,伍大夫感覺出奇的神清氣爽。這是她醫生生涯中不多的醫療效果能立竿見影的案例,要知道,多數時候患者病情之複雜難纏,成了醫生的精神噩夢。

  05。

  萬教授到大學工作幾年都沒分到家庭住房,一直住學校的職工宿舍。伍大夫就職的醫院牌頭小,資源差,也分不到房子。剛結婚時,倆人沒有單獨的住處,只能到處打遊擊。有時趁萬教授的同屋出行,兩人在宿舍團聚一下。若是同屋在,他們就只能去萬教授的實驗室打地鋪,直到幾年後有了我,萬教授才分得了一間單獨的宿舍房,算是有了一個家。對那個家,我年幼時的唯一記憶,是媽媽身上的味道和讓那張天使般的臉龐,這張臉每次只短暫地出現一下就飄走了。

  因為伍大夫工作太忙,照顧不了孩子,萬教授工作又常常需要去外地出差,我出生後6個月大就被托給北京城里一個老太太看護。老太太家離伍大夫醫院較近,伍大夫中午可以抽出一點時間跑過來喂奶。老太太沒文化,對孩子只看管不交流。

  我不知道在沒有父母陪伴的情況下,我的嬰幼年是怎樣度過的,據說我變成了一個外表呆滯、膽小如鼠的小孩。到了兩歲半,我又被全托在了幼兒園。別的孩子週末都有家長接走,只有我,幾週甚至幾個月都沒有人接,週末只得由老師帶回自己的家。媽媽或許來看過我,但那隻是一些似有似無的記憶。我在幼兒園里整日絕望地嚎哭,哭幹了嗓子,就在小朋友排隊洗臉時喝洗臉盆里的水。

  有一次,萬教授出差半年後回到北京,他到幼兒園接我時,其他孩子都被接走了,只有我一個呆呆地坐在小凳子上。他過去問我還認不認識他,他知道,我對媽媽更不熟悉。我瞥了他一眼,繼續目光呆滯地望著前方。

  “我是你爸爸,走吧,今天我帶你回家。”萬教授說,那天他一直抱著我走了很遠,直到進了屋才把我放下。

  據說在我之後,伍大夫曾懷過一個孩子,因為實在沒有精力和財力養育,所以流掉了。

  大概是因為常喝洗臉盆里的水,我被傳染上了病菌,終於可以回家了,也終於見到了媽媽。我始終記得淩晨在溫暖的被窩裡被媽媽叫醒,她拿出從醫院帶回來的消毒針盒。給我注射後,她還要馬上趕回醫院。媽媽是當過護士的,打針打得特別輕柔,我想每天都享受這種輕柔,所以我不想好。

  後來萬教授學會了打針,當我們三個孩子生病時,他可以不用絕望地等待伍大夫回家,自己就可以施救。我們長大後常說,我們家的兒科醫生是給別人家孩子看病的,而我們家的孩子生病,得要努力自愈。

  最近,在網上看到一位醫生女兒的呼號,很能代表我多年的心聲。

  “病人跟我搶媽媽,我能勝一回不?”

  06。

  我終於可以每天看到媽媽了。1969年著名的北京八大學院戰備搬遷,萬教授的大學搬到雲南。同時,伍大夫的醫院也將遷到甘肅。經再三商議,醫院方決定伍大夫的人事關係及工資發放繼續留在醫院,人可以隨夫搬遷雲南,並在萬教授大學的醫務室做不帶薪的醫生。

  那些年,在雲南的日子可用顛沛流離來形容,但有媽在身邊,對幼小的我來說,每天都是陽光燦爛的晴天。

伍大夫和三個孩子
伍大夫和三個孩子

  萬教授的大學像個卡車上的大學,不停地在雲南各地流浪遷徙,師生們像吉普賽人一樣,長年居無定所。在臨時落腳地,我家就是校醫室,常常是一間房,既是臥室也是看病打針的地方。條件好一點時,我家會分配到一個套房,裡間住人,外間是醫務室。我們所到之處,儘是窮鄉僻壤,醫療條件極差。由於沒有一次性的針管針頭,重複使用時,消毒就成了一項重要工作。找不到專門的消毒鍋,清洗針管針頭後,伍大夫就用自家的鍋蒸煮。水開後再煮半個多小時,才能保證徹底消毒。那時也沒有一次性的醫用手套,伍大夫每次接觸針頭針管時,都會認真地用酒精反複擦拭雙手。

  只要我們在一個地方落腳,“來了一個北京醫生”的消息就會很快在附近山裡的十村八寨不脛而走。長年缺醫少藥的山民,像求見觀音菩薩一樣湧到我家來,各種疑難雜症,見識或沒見識過的,伍大夫都得想法醫治。兒科醫生這時成了萬能的全科醫生。

  一天,一個老鄉捂著臉上門求醫,他一側臉腫得像個麵包,疼痛難耐。伍大夫用牙刷柄撬開他的口腔,拿電筒向里照射,是牙齦潰爛化膿引起的炎症。她向他的牙齦注射了一點麻藥,接著又用一個粗大的針管紮進病人的牙齦抽取膿液。膿液實在太多了,抽了幾大管才算抽完。抽膿後老鄉的臉明顯變小了,他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站在旁邊觀看的我只有六歲,對那一次,我的記憶特別清晰。幾管黃黃的膿液和腐臭的氣味讓我窒息,如今想起都會有強烈的不適感。

  在雲南的很多年里,我們全家都懼怕一件事,怕到神經過敏,那就是半夜有人敲門。半夜敲門的一定是急診,人命關天。不管自己多困多累,外面多冷多黑,行路多難多遠,伍大夫都一定會掙紮著爬起來,背上藥箱隨求醫者消失在夜幕中。伍大夫走後,最難熬的是萬教授,他不可能再睡,他會惴惴不安地一直等到伍大夫出診安全歸來。我那時已經開始懂事,整日雞犬不寧的生活讓我對上門求醫的人充滿排斥,半夜的敲門聲也常常讓我怒火中燒,恨不得衝出去為伍大夫強力擋駕。

  我家曾經住在一個林場的木板房裡,屋子殘破,四面透風,老鼠在蚊帳上面跑來跑去。雲南地震頻繁,房頂的土坷垃嘩啦嘩啦地落在鋪了報紙的蚊帳頂。

  一個黃昏,剛下完大雨。萬教授下林場了,伍大夫做好了晚飯,還未動筷。一個老鄉跑來求救,說他是從幾座山以外的寨子來的,他媳婦生孩子生不下來,村里的接生婆已無計可施,請伍大夫速去救救大人和孩子。

  這一次,伍大夫猶豫了。接生,對她已不是問題,產科醫生的活兒,她已經接過好幾起了。只是二女兒剛4個月大,還在吃奶,如果出診時間太長,她必須帶著她以便喂奶。可這時,天已近黑,山高路滑,她要背著孩子,還要帶著藥箱和器械,翻越幾座大山,這簡直是不可完成的任務。但這猶豫只是幾秒鍾的事,看著老鄉把她當作最後救命稻草的絕望表情,她心一橫,叫來萬教授的一個靠得住的男學生,請他同行。她背上孩子,學生背上藥箱和器械,老鄉帶路,他們翻山越嶺,急行軍兩個小時,抵達了孕婦的寨子。

  孕婦家貧困的狀況令人咂舌,在一個用樹枝搭成的窩棚里,可憐的孕婦躺在那裡如瀕死般呻吟。伍大夫顧不上給女兒喂奶,立刻打著電筒為孕婦進行檢查。孕婦宮口尚未開全,產力低下,最糟糕的是胎位呈橫位。伍大夫愣住了,無助感頓時襲上這位“神醫”的心頭。她救不了她!她沒有應付難產需要的產科器械,孕婦必須馬上送縣醫院。伍大夫想到孕婦的丈夫翻山越嶺地來找她,她又背著孩子翻山越嶺地跑過來,中間浪費了多少時間!現在產婦還要被翻山越嶺地送到縣醫院,她和肚子裡的孩子還撐得住嗎?伍大夫不敢往下想。

  醫生最忌脆弱。伍大夫當機立斷,建議村民馬上將孕婦送到縣醫院搶救。她給孕婦注射了一針抗生素,並立刻召集村里幾個青壯年,抬著孕婦,打著火把,火速上路。她囑咐他們往山下公路上走,盡快截到一輛車,爭取在最短時間內,把孕婦送到縣醫院。

  後來這位孕婦和她的孩子是否得救了,伍大夫不得而知,因為大學很快又轉場了,我們又流浪到了別的地方。但伍大夫對這次經曆卻唸唸不忘,我想,難忘不是因為那個千辛萬苦的路途,而是因為她有些愧疚。她當時無力回天,可這不是她的錯,為什麼要愧疚?難道醫生真有原罪感麼?

伍大夫用過的書
伍大夫用過的書
伍大夫使用過的聽診器等
伍大夫使用過的聽診器等

  07。

  在雲南蹉跎了十年後,70年代末,萬教授的大學還是遷回了北京,伍大夫也回到了她原來的醫院,她又可以在醫療設施齊全的醫院里踏實地治病救人了,她把這當成她的“小確幸”。

  伍大夫又開始風裡來雨里去地奔波在醫院和家之間,萬教授繼續又當爹又當媽地照顧著孩子們。我開始履行大姐的職責,給兩個妹妹做飯吃、監督她們學習。

  只要伍大夫休息在家,我家的電話和門鈴就不會安靜,街坊鄰居認識不認識的,家裡孩子稍有情況就會直接或通過關係來找伍大夫免費問診,作為家人,我們實在不堪其擾。有時候,看家人臉有慍色,伍大夫接電話時也會語氣冷淡,但當對方一說起病情,她馬上就又進入了醫生的角色,耐心詳盡地解答並諄諄叮囑對方要注意的事項。每當這時,我內心的那個惡毒小人都會跳出來大罵,這些人毫不憐惜地揮霍一個疲憊醫生可憐的休息時光。

  伍大夫常說自己很幸運。上世紀90年代時,她曾報名參加援助讚比亞的醫療隊,但申請沒被批準。她的大學同學,另一個兒科醫生被選中了。不久後噩耗傳來,在讚比亞,一輛滿載中國醫生的車輛遭遇車禍,她的同學就這樣走了。

  伍大夫的工資很多年都停留在56元,但她為社會做出的犧牲和貢獻,對得起當初宣誓過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了。伍大夫在五十五歲時被退休了,作為主任醫師,她本可工作到60歲,但上面說,她得給後面的人騰地兒。

  每天習慣像蜂鳥一樣快速運轉的她,當然不可能停下來。退休後,她繼續發揮餘熱,直到幹不動為止。

  家裡終於有媽了,但孩子們都長大遠行了。我們三個孩子裡沒有一個是學醫的,因為父母從未鼓勵過。

  伍大夫一直跟我說,不要寫她,她就是個普通醫生,庸庸碌碌地過了一生。我說——

  “您以為我寫您是為了誇您嗎?我那是為了控訴您啊!”

作者和母親伍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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