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筆下的“雅典瘟疫”到底是什麼病?
2020年03月04日10:40

原標題:修昔底德筆下的“雅典瘟疫”到底是什麼病?

呂思勉先生從事了一生的曆史研究,卻深以為發現曆史真相的不易,“有些事情的內幕是無從知道的”。這與古希臘史學家修昔底德的看法一致。許多真實情況都湮沒在了傳聞之中,或者早已沒有了線索,將它們弄清楚有時極為困難,甚至無法做到。不過,有時新的材料會“浮出水面”也未可知,所以研究者不必完全失去興趣。今天就以雅典瘟疫的研究為例,和讀者諸君略談幾句。

雅典瘟疫的症狀和特點

歐洲曆史上第一次被詳細記載下來的瘟疫是公元前430年夏季爆發的雅典瘟疫,為後人留下記錄的人是修昔底德。首先,他對此次瘟疫的症狀有具體的描述:

當他們(指患者)還健康的時候,表面上沒有任何原因,就突然病倒了。首先,頭部出現嚴重的高燒,眼睛發紅、灼熱;在體內,喉嚨和舌頭立即變得血紅,並且發出奇怪而難聞的氣味。之後,患者打噴嚏,嗓子變得沙啞。沒多久,疼痛轉入胸部,同時出現劇烈的咳嗽。當它轉入胃部時,會使人感到噁心,接著嘔吐出全部的膽汁(醫生們對其有專門的稱呼),這個過程伴隨著巨大的痛苦。大多數人到了吐不出東西后還會乾嘔,並出現強烈的抽搐——有的不久後會減弱,有的則要持續很長時間。在身體表面,碰上去並非特別熱,也不顯得蒼白,而是淡紅或烏青色的,伴有小膿皰和瘡口在潰爛。但在體內,強烈的灼熱感使患者對很薄的衣服和細布都難以忍受,不得不保持著裸體,而跳入冷水中能讓他們感到最大的舒爽。許多人甚至在無人注意時跳入了井裡;他們處於無休止的口渴狀態之中,以致喝很多的水也和只喝了一點感覺一樣。在整個過程中人都飽受難以休息和失眠之苦。當病情發展到劇烈的時候,患者的身體並未衰弱,而是出乎意料地承受著痛苦,以致大多數人會在第九或第七天時死於這種內熱——他們這時仍還有一些體力。如果他們逃過這一劫,那麼病情還會向下轉移到腹部,出現嚴重的潰瘍,伴隨著水瀉,之後許多人會死於由此而導致的虛弱。病痛就這樣首先從頭部開始,自上而下發展到全身。

其次,這種疾病的致死率相當高。雅典當時大約三分之一的重裝步兵和騎兵死亡,其餘人口的死亡比例缺乏統計,但很可能也近似。大批人口就“像羊群般地死去”。而且,當時沒有技術能夠治療這種疾病,醫術和其餘的手段(到神廟祈援、占卜等)都沒有用處。患者只能硬扛。修昔底德自己也染上過此病。他倖存後說,人一旦染上此病,無論體格強弱,都很難抵禦。這導致人們的絕望。與此同時,患者即使倖存下來,還可能有後遺症:

如果有誰經受了最嚴重的症狀卻倖存下來,那麼他的四肢上也會留下疾病侵襲過的痕跡。疾病會侵襲到陰部、手指和腳趾,許多倖存下來的人失去了這些器官,有的還會失明。還有些人當他們一旦康複時會完全失憶,不知道自己是誰,也無法辨認親友了。

這更加重了此病的恐怖。而得過此病康複後的人所受的心理創傷也是巨大的,會陷入短暫的歇斯底裡狀態——“他們在一陣狂喜之後會幻想自己再也不會死於其餘的疾病了”。

再次,這種疾病的傳染性極強。據說,它出自埃塞俄比亞,隨後蔓延到埃及、利比亞和波斯帝國的許多地區。再之後,它很可能是經由海上的船隻傳到了庇雷埃夫斯,不久又降臨到了雅典城內。它還傳播到了其餘人口稠密的地區,但雅典的情況尤其嚴重。因為當時正逢伯羅奔尼撒戰爭,伯里克利為了作戰而將阿提卡鄉間的居民遷入了雅典城內,擁擠的居住條件加速了瘟疫的肆虐。人們在給別人提供醫療幫助時很容易被傳染上,特別是醫生,“他們由於最多地接觸到它而死亡比例最高”。修昔底德還觀察到這種疾病不僅人傳人,而且對動物也有危害。以腐肉為食的鳥獸,食用還未埋葬的人類屍體後亦會死亡。

最後,這場瘟疫的持續時間長,而且疫情還有反複。據修昔底德記載,瘟疫在公元前430年夏季爆發,持續了整整兩年,此後並沒有完全消失。公元前427/426年冬季它又在雅典複發,持續了至少一年。修昔底德感歎:“沒有什麼比瘟疫更能給雅典人帶來損失和傷害了。”

關於雅典瘟疫的醫學討論

這麼可怕的瘟疫到底是什麼病呢?這個問題長期懸而未決,爭論不休。1979年,牛津大學三一學院的古典學者郝勒德(A. J. Holladay)與威廉•鄧恩爵士病理學院的醫學家普爾(J. C. F. Poole)合作在《古典學季刊》上發表了一篇論文,其中總結了前人對雅典瘟疫是哪種疾病的討論。此後,他們還對這項研究做了兩次補充(1982年、1984年)。他們最初歸納出至少8種推測:1.天花;2.鼠疫、3.猩紅熱;4.麻疹;5.斑疹傷寒;6.傷寒;7.麥角中毒;8.可能是兩種甚至更多的流行病同時發生,後來,又回應了另外3種建議:9. 鼻疽症;10. 鉤端螺旋體病;11. 土拉菌血症。

據郝勒德和普爾研究,天花是此前的研究者們最常提出的看法,因為它符合高度傳染性和發熱性的特徵。例如,1969年,美國古典學者羅伯特•利特曼(Robert J. Littman)和醫學研究者M. L.利特曼(M. L. Littman)傾向於認為,天花最接近修昔底德所描述的雅典瘟疫症狀。不過,對於倖存者,修昔底德絲毫沒有提及得天花後極易留下的麻子(痘痕),而是說四肢會留下痕跡(壞疽)。而且,人體是天花的惟一宿主,只會人傳人。但修昔底德卻提到,除了食腐肉的鳥獸,家養的狗也可能被傳染。這些都與天花不符。此外,天花也不會帶來失憶。

早在19世紀前期,就有法國學者奧紮南(J. A. F. Ozanam)在他的《流行病的醫學史》中提出雅典瘟疫是鼠疫的看法。20世紀又陸續有一些學者持此看法。他們這麼認為,主要是因為修昔底德提到了人與動物之間的傳播。但修昔底德與真正記錄鼠疫症狀的作家普羅柯比(公元6世紀)、薄伽丘(公元14世紀)不同,他未提及鼠疫最明顯的特徵:腹股溝淋巴結腫大,而且也沒有提到老鼠和跳蚤。事實上,他描述的情況與鼠疫症狀、傳播途徑都不相符。

1857年,英國皇家醫師學會的查爾斯•科利爾(Charles Collier)提出雅典瘟疫是猩紅熱。但猩紅熱所引起的皮膚變化(全身瀰漫性鮮紅色皮疹)與修昔底德描述的患者皮膚情況(“淡紅或烏青色的,伴有小膿皰和瘡口在潰爛”)不一樣,其餘症狀也很不同。

20世紀50年代,伯明翰大學的細菌學專家什魯斯伯里(J. F. D. Shrewsbury)和劍橋三一學院的古典學者佩奇(D. L. Page)先後提出麻疹有可能導致了雅典瘟疫。麻疹與猩紅熱類似,在現代世界的致死率一般較低,而且易感人群都是兒童,看似不太可能會與導致大量成年男性人口死亡的雅典瘟疫有關。但佩奇認為,麻疹病毒在古代流行時可能遠為強烈和致命,後來才逐漸弱化。不過,這不足以成為“雅典瘟疫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證據。正如郝勒德和普爾所指出的,若是從“病毒越傳播越弱化”角度推測,雅典瘟疫為何不會是水痘或風疹呢?

在20世紀的初期和中期,英國醫學家克勞福德(Raymond Crawfurd)和麥克阿瑟(William MacArthur)等人都認為雅典瘟疫是斑疹傷寒。麥克阿瑟認定,雅典瘟疫事實上就是虱傳斑疹傷寒(louse-borne typhus),並指出在歐洲曆史上斑疹傷寒在戰爭中時常發生。格拉斯哥大學的古典學家、著名的修昔底德評註者高默(A. W. Gomme)也傾向於這一點。因此,這一觀點在當時的古典學者們中就頗有影響。但當時到底是“人-虱-人傳播”的流行性斑疹傷寒還是“鼠-虱-人傳播”的地方性斑疹傷寒,則無法確認。而且,如何解釋別的鳥獸也被傳染呢?

19世紀中期,英國重要的希臘史學家喬治•格羅特(George Grote)則認為,雅典瘟疫是傷寒。斑疹傷寒(typhus fever)是由斑疹傷寒立克次體引起的,而傷寒(typhoid fever)是由傷寒杆菌引起的,兩者病原體不同,但都有持續發熱、腹瀉、出疹等症狀,也都較符合修昔底德的描述。郝勒德和普爾認為,考慮到斑疹傷寒與傷寒在19世紀初才被區分開來,格羅特當時沒有分清也不足為奇。而傷寒可能通過受汙染的公共飲用水傳播。鑒於當時雅典的供水來自多個不同的泉水水源,同時被汙染的概率不大,因此他們對傷寒存疑。

19世紀末期,德國的藥理學家科柏特(Rudolf Kobert)曾建議,雅典瘟疫可能是麥角中毒。1955年,薩爾維(P. Salway)和戴爾(W. Dell)又在學術期刊《希臘與羅馬》上撰文,認為修昔底德所描述的許多症狀與麥角中毒相似。這真是出人意料的推測。麥角中毒是由於人們食用了含有麥角(由麥角菌侵入穀物的殼內所形成的菌核)的穀物造成的,並非傳染病。而修昔底德描述的瘟疫無疑是具有傳染性的(“如果他們接近病人,他們就會死亡”),他甚至還暗示患者康複後會產生抗體,不再感染(“瘟疫不會致命地侵襲同一個人兩次,至少不會致命”)。麥角中毒的說服力太低。另外,科柏特還推測過造成瘟疫的是腦脊髓熱,也是不足信的。

郝勒德和普爾認為,還有一種可能——兩種或以上傳染病同時爆發導致了雅典瘟疫。但是,沒有一種看似合理的疾病組合能滿足修昔底德的描述。很關鍵的一點在於:“若雅典瘟疫是天花、斑疹傷寒和嚴重的麻疹的混合物,患者從其中一種疾病中康複,並不會對其他疾病就有防護力。”修昔底德所說的愈後牢固的免疫力也無從談起了。

此後,他們又相繼否定了艾比(C. H. Eby)和埃夫琴(H. D. Evjen)所提出的由驢、馬等傳染給人的鼻疽病(該病在馬中易傳染,但不可能導致雅典當時這麼大規模人傳人的瘟疫),以及威利(J. A. H. Wylie)和斯塔布斯(H.W. Stubbs)建議的另兩種由動物傳人的疾病:鉤端螺旋體病(該病通常有黃疸,但修昔底德對此絲毫未提及)與土拉菌血症(通常是野兔被感染後傳染給人或別的動物,但很少人傳人)。

總之,運用現代醫學來分析修昔底德筆下的雅典瘟疫,可以確認這是一種強烈的傳染病,有明顯的發熱、嘔吐、腹瀉和出疹症狀,而且除了在人與人之間,還很可能在人與動物之間傳播,致死率高。基本上可以排除鼠疫、猩紅熱、天花等,傷寒、斑疹傷寒和麻疹則都有可能性,但仍有很多疑點無法確認。因此,郝勒德和普爾傾向於認為,這種古代的疾病現在可能“已經絕跡”,或者“經過24個世紀後它的臨床表現變化巨大,已無法從修昔底德的敘述中將它的現代遺傳變種確認出來”。

考古發現、DNA檢測和還原女孩“米爾提斯”

修昔底德為後人留下了關於雅典瘟疫的寶貴史料,但也留下了謎團。梳理19世紀前期到20世紀80年代的研究文獻可以發現,眾多歐美學者都想依據他的文本來尋找與之對應的疾病,但結果都不能完全令人滿意。正當人們對發現曆史真相感到失望時,考古發掘提供了新的材料。

1994—1995年,當雅典人在修建新的地鐵時,碰巧在古代的墓葬區凱拉米克斯(Kerameikos)挖掘出一批埋葬混亂的古代屍骸,有約150具之多,而他們的死亡時間正是公元前430年至前426年的瘟疫時期。這批屍骸提供了足夠的骨頭和牙齒,尤其是牙髓,來做DNA檢測。研究者們終於可以通過科學實證手段來嚐試查明雅典瘟疫到底是什麼疾病了。

雅典大學醫學院教授帕帕格里戈拉基斯(Manolis J. Papagrigorakis)等人對屍骸中的三顆牙齒進行了檢測。前六次的檢測顯示,鼠疫、斑疹傷寒、炭疽、肺結核、牛痘和貓抓病不是引起這種疾病的原因。在第七次檢測中,傷寒杆菌的DNA序列被鑒定出來。據此,2006年,帕帕格里戈拉基斯等四位研究者在《國際傳染病學雜誌》上發表了《古牙髓的DNA檢測表明傷寒可能是雅典瘟疫的病因》一文,認為傷寒很可能是導致雅典瘟疫的原因。而傷寒與修昔底德記載的症狀在有些地方不相符,很可能是該病由於時代變遷而發生了變異——正如先前郝勒德和普爾所推測的。雖然近年來仍有學者對此表示異議(如取樣有限等),但帕帕格里戈拉基斯等人的檢測畢竟是一個重大突破,使對雅典瘟疫的醫學研究不再局限於圍繞修昔底德所提供的孤立文本。

還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些遺骸中,有一具是死於11歲的少女屍骨,專家們將其命名為“米爾提斯”(Myrtis)。由於米爾提斯的頭骨保存得非常完好,帕帕格里戈拉基斯教授率領一個團隊對其進行了面部重建。這被認為是首次對古希臘的普通人進行容貌複原。2010年,“米爾提斯:親臨過去”的特展在希臘國家考古博物館等處舉辦,受到學者和公眾的普遍關注。由於米爾提斯是雅典瘟疫眾多的受難者之一,可以代表那次重大而不幸的曆史事件,因此這位2400多年前的女孩被授予了“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之友”的稱號,旨在促進各國降低兒童的死亡和疾病。

若在還原米爾提斯的面容之後,進而還原雅典當時的曆史現場,更會讓後世之人感到一種警示。雅典雖然是當時希臘世界內人口最多的城邦,但瘟疫造成的損失仍然是巨大的,包括伯里克利和他的部分家人都在此次瘟疫中喪生。伴隨人口和經濟損失的還有城邦政治和社會風氣的變化。瘟疫之後,雅典的人口結構發生較大改變。善於煽動民眾情緒的激進派“民眾領袖”(demagogue)克里昂等人崛起,穩健的溫和民主派漸漸失去支持,這對雅典的戰事和內政外交都帶來了負面影響。因此,可以說,這場瘟疫不僅對雅典的國運,而且對整個希臘的曆史走向都是一個不能忽視的因素。“醫及國家乎?”修昔底德對雅典盛衰的曆史書寫或許也有此心吧。而隨著現代科技和醫學的發展,造成米爾提斯和眾多雅典人悲劇性結局的原因似乎已被發現,希望人類能汲取古人的經驗和教訓,並具備新的智慧,儘量減少瘟疫所帶來的災禍。

主要參考文獻:

1.D. L. Page, “Thucydides’ Description of the Great Plague at Athens,” The Classical Quarterly, New Series, vol. 3, no. 3/4 (1953), pp. 97-119.

2.P. Salway and W. Dell, “Plague at Athens,” Greece & Rome, second series, vol. 2, no. 2 (1955), pp. 62-77.

3.A. J. Holladay and J. C. F. Poole, “Thucydides and the Plague of Athens,” The Classical Quarterly, New Series, vol. 29, no. 2 (1979), pp. 282-300.

4.Manolis J. Papagrigorakis, Christos Yapijakis, Philippos N. Synodinos, and Effie Baziotopoulou-Valavani, “DNA Examination of Ancient Dental Pulp Incriminates Typhoid Fever as a Probable Cause of the Plague of Athe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vol. 10 (2006), pp. 206-214.

5.https://www.namuseum.gr/en/periodic_exhibition/myrtis-prosopo-me-prosopo-me-to-parelthon/

6.白春曉:《苦難與真相:修昔底德“雅典瘟疫敘事”的修辭技藝》,《曆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22—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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