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為人?科學如何重塑我們對自身身份的看法
2019年11月09日08:30

  來源: Nature自然科研

  原文作者:Nathaniel Comfort

  納撒尼爾·凱夫(Nathaniel Comfort)寫道,生物學的進步反複改變了我們對自身身份的看法。本文是為了紀念《自然》創刊150週年,《自然》聚焦150年科研體系轉變系列文章的第三篇。

  在赫胥黎《人類在自然界中的位置》(1863年)一書的標誌性前言中,靈長類動物骨骼排滿頁面,似乎一步步走向未來:“長臂猿,猩猩,黑猩猩,大猩猩,人類。”解剖學和古生物學的新證據科學地、無可辯駁地證實了人類在自然中的位置。我們毫無疑問是動物的一種——只不過排在最前面。

插圖:Señor Salme
插圖:Señor Salme

  哥白尼使我們離開了宇宙中心;達爾文則使我們脫離了現存世界的中心。不管他人怎樣看待這種降級(赫胥黎並未受困擾;達爾文受到了困擾),毫無疑問,赫胥黎傳遞了更大的信息,即科學可以回答他所謂的“問題的問題”:“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及其和宇宙萬物的關係。”

  在早期的《自然》雜誌中,赫胥黎的問題占有重要地位。赫胥黎機敏、尖銳,作為達爾文理論的頌揚者,赫胥黎是當時最受歡迎的評論家之一。《自然》的創始編輯諾曼·洛克耶(Norman Lockyer)在說服朋友成為定期撰稿人時巧用妙宗,而赫胥黎立即抓住了這個難得的機會。他興奮地用《自然》的頁面來為達爾文主義和科學公共事業辯護。

  在1869年12月16日的第7期《自然》中,赫胥黎推動了一個所謂“實用達爾文主義”的計劃,我們稱之為“優生學”。他深信大英帝國的持續統治將取決於“充滿進取精神”的品質,並考慮為英國人選擇樂觀進取的態度[1]。儘管他知道法律以及道德或許會成為攔路虎,但他仍然寫道:“或許我們能以間接的方式影響我們後代的性格品質和繁榮昌盛。”高爾頓(達爾文的表親、赫胥黎的擁護者)當時已經有類似的想法,後來被稱為“優生學之父”。雜誌面世後,“改善”人類遺傳的想法印在了許多人腦中——尤其是作為帝國的一件強有力的工具。

  赫胥黎樂觀地認為,科學的永不止步會帶來人類的無限進步和勝利,這一觀點概括了一個圍繞所謂啟蒙價值觀的問題。社會應當以理性、事實和普遍真理為基礎,已成為現代社會的一種指導思想。從很多方面來看,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最近我看到了太多治理行為無事實依據)。然而,奧卡姆剃刀原則(Occam’s razor)是把雙刃劍。啟蒙價值觀包納了各種刺耳的不和諧一致的聲音,例如人人生而平等,貴族應當被斬首,人類可以被當作財產買賣。

  我想指出,這段歷史中許多最糟糕的章節都是科學主義造成的,即科學是理解世界、解決社會問題的唯一有效途徑。科學常常擴展和解放自我意識,但科學主義卻對我們造成了約束。

  在過去的150年中,我們可以看到科學和科學主義在許多方面塑造著人類的身份。發展心理學把注意力集中在智力上,導致IQ(智商)從教育工具轉變為社會控製的武器;免疫學從“非己”的角度重新定義了“自己”;信息理論以一種全新的比喻手法,將身份置於文本或接線圖中。最近,分子和細胞研究放寬了“自己”的界限;生殖技術、基因工程和合成生物學使人性更具可塑性;表現遺傳學和微生物學使個性和自我管理的概念更加複雜;而生物技術和信息技術帶來了一個自我更加分散、離散和原子化的世界。

  植根於生物學的個人身份或許從未在社交生活中發揮過更重要的作用,即使它們的邊界和參數也越來越模糊。

赫胥黎《人類在自然界中的地位》(1863)一書前言。| 圖片來源:Paul D. Stewart/SPL
赫胥黎《人類在自然界中的地位》(1863)一書前言。| 圖片來源:Paul D. Stewart/SPL

  智力設計

  法國心理學家Alfred Binet在1907年寫道:“必須在所有教育工作中引入科學精確的方法,讓理性和光亮照遍所有地方”【英文譯本於1914年發表(參考文獻2)】。在這之前10年,Binet和ThéodoreSimon為法國小學生開發了一系列測試,以衡量他們所謂的“心理年齡”。如果孩子的心理年齡小於其實際年齡,那麼他將獲得額外幫助以趕上進度。德國心理學家William Stern根據心理年齡與實際年齡的比率,給出了他所謂的IQ,並在理論上使其在各群體之間具有可比性。同時,英國高爾頓學校的統計學家和優生學家Charles Spearman發現,孩子在不同測驗中的表現存在相關性。為解釋這種相關性,他從理論上提出了一種固有的、固定的、根本的品質——“g”,即“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igence)。隨後,美國心理學家Henry Goddard受優生學家Charles Davenport的影響,聲稱智商低是一種簡單的孟德爾性狀。因此,科學主義一步一步地將IQ從一種衡量特定孩子過去表現的手段,變成了預測任何孩子未來表現的指標。

  IQ不再是你做了什麼的衡量指標,而是你是誰的衡量指標——表示一個人固有價值的分數。在進步時代,優生主義者糾結於低智商,認為它是犯罪、貧困、濫交和疾病的根源。到希特勒將優生學擴展到覆蓋所有種族和文化群體的時候,全世界已經有成千上萬人被從基因庫中抽離,或被絕育,或被收容,或兩者皆有。

  不是我

  免疫學家採取了另一種方法,他們將身份定位在體內,以相對而非絕對的術語定義身份:自己和非己。組織移植的排斥反應、過敏和自身免疫反應可以理解為一種身份危機,而非身體內的一場戰爭。這是一個非常哲學的領域。的確,歷史學家Warwick Anderson曾提出[3],免疫學、生物學和社會思想“在熱帶棕櫚樹下雜亂地混合著”。

  澳州免疫學家Frank MacFarlane Burnet號稱免疫學界柏拉圖。Burnet將免疫學塑造為關於自我的科學,這本身就是他吸收哲學家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觀念的直接體現。與此相對,從Jacques Derrida到Bruno Latour和Donna Haraway的社會理論家,在進行自我的社會理論化過程中,都依賴了免疫意象和概念。這裏的核心在於:科學和社會思想深深地交織在一起,彼此產生共鳴,被共建起來。沒有這一方,你就無法理解另一方。

  後來,Burnet被控製論和信息論的新隱喻所吸引。1954年,Burnet寫道,很快便會產生“生命體的‘通訊理論’ ,相信這一點是“一種時代精神”[4]。此話不假。在同一時期,分子生物學家也迷上了信息隱喻。1953年DNA雙螺旋結構被發現後,隨著遺傳密碼問題的形成,分子生物學家發現信息、文本和通訊的類比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因此借用了“轉錄”“翻譯”“信使”“轉移”“信號傳導”等詞彙。基因組“咒語”存在於包含四個字母的“字母表”中,它們不可避免地被視為文本來加以討論,不管是在書籍、手冊還是零件清單中。無獨有偶,計算機科學和計算行業也在這個時候發展起來。

  二戰後,自我成為一種需要解密的密碼。DNA序列可以被數字化。其信息至少從理論上來說可以被攔截、解碼和編程。很快,人們很難不從信息角度考慮人性。到20世紀60年代,DNA成為眾所周知的“生命的密碼”。

  多重自我

  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末,批評家(包括許多科學家)開始擔心新生物學可能改變人之為人的含義。1971年,James Watson(因共同發現DNA雙螺旋結構為世人所知,後來又聲名狼藉)寫道,由此引發的道德和社會問題“太重要了,不能完全由科學和醫學界掌控”。

  1978年,Patrick Steptoe和Robert Edwards成功地進行了人類體外受精,從而誕生了第一個“試管嬰兒”Louise Brown。到1996年,隨著Ian Wilmut及其團隊成功複製出綿羊多莉,人類複製技術似乎近在眼前。

  複製和基因工程促使人們大量探索靈魂,卻鮮少發現靈魂。長期以來,關於人造人,也許不是很純正的人的想法既令人恐懼又令人著迷。複製人和自然出生的人享有相同的權利嗎?為提供身體組織而製造嬰兒是否非人性?我們是否有權修改未出世的人的基因?或者,正如反對者所稱,我們是否有義務這樣做?近來,CRISPR等強大基因編輯工具的發展使這類決策變得更加緊迫。

2013年中國,一隻獼猴接受豬肝臟移植。| 圖片來自:VCG/Getty
2013年中國,一隻獼猴接受豬肝臟移植。| 圖片來自:VCG/Getty

  無論是讚成還是反對,關於編輯人類的爭論常常取決於對遺傳特性的過分確定性理解。科學主義可以雙向發展。一種深層還原論將人類本質置於細胞核內。1902年,英國醫生Archibald Garrod撰文[5]談論了基於遺傳學的“化學個性”(chemical individuality)。90年代,第一批基因組序列數據如海嘯般席捲基礎科學領域,很明顯,人類遺傳變異的範圍比我們所知的要廣得多。Garrod已成為基因組時代的標誌性人物。

  到20世紀末,有遠見的人開始兜售基於基因組的“個性化醫療”。他們的口號是,再沒有什麼“一體適用”。相反,醫學診斷和治療將根據DNA定製。人類基因組計劃結束後,DNA測序的成本急劇下降,這使“測序基因組”成為大眾文化的一部分。

  今天,技術先進的大學開始為所有新生提供基因組檔案。時尚的公司會根據你的基因組來定製酒單、營養補品、護膚霜、奶昔或潤唇膏。基因組序列成了人本身。正如測序公司23andMe的DNA測試盒上所寫的,“歡迎認識你自己。”

  邊界模糊

  但你不全是你自己——絕不可能。DNA藍圖模型已經過時,幾乎有些古老了。首先,人體中的所有細胞並非擁有相同的染色體。順性別女性是嵌合體:每個細胞中一個X染色體的隨機失活意味著她一半的細胞表達了母親的X,一半細胞表達了父親的。由於通過胎盤與胎兒之間進行的細胞交換,母親們也是嵌合體。

  嵌合現象可以跨越物種邊界。人類-黑猩猩嵌合胚胎已在實驗室中製成,研究人員正在努力嚐試在豬身體內培養具有免疫耐受力的人體器官。基因、蛋白質和微生物在幾乎所有生命形式之間不斷流動。約翰·列儂說得好:“我就是他,他就是你,你就是我,我們是一起的。”

  即便在嚴格的科學術語下,“你”也不僅僅是染色體的內容。人體包含至少與人類細胞一樣多的非人類細胞(主要是細菌、古菌和真菌)[6]。數以萬計的微生物物種在人體中遊走,對消化、膚色、抗病能力、視力和情緒產生深遠影響。沒有它們,你會感覺不像自己;事實上,你不真的是你。生物自我已被重新構建為社區集群,它們互相之間保持交流。

  這些也混雜在棕櫚樹下。科學家發現,他們有86%的幾率通過一個人的微生物組來識別其性伴侶[7]。他們發現,在同居伴侶中,最相似的微生物群落在腳上。相比之下,大腿微生物群落與生物性別的關係比其與伴侶身份的關係更緊密。

  人體部位、汙水池、地鐵、教室,任何具有獨特群落的地方,都可以理解為具有基因身份。在這樣的群落中,基因信息通過性、掠食、感染和基因水平轉移在有機體內部和之間傳遞。在過去一年中,研究表明,深海貽貝中的共生微生物群落隨著時間的流逝發生遺傳隔離,就像物種一樣。在真菌中,一種名為“Spok”(孢子殺手)的基因通過“減數分裂驅動”在物種間衰減、流動和重組,減數分裂驅動是一種基因組快進按鈕,它允許可遺傳基因快速變化,以響應極速變化的環境。正如遺傳學家Barbara McClintock早前說過的那樣,基因組是細胞的敏感器官。

  表觀遺傳學進一步消除了自我的界限。編碼在DNA中的信息可以通過多種途徑修改——包括混合和匹配DNA模組,加蓋或隱藏位使其不被讀取,或者在讀取後對其進行更改,在翻譯中改變其含義。DNA曾經被視為神聖的文本,會忠實地傳遞給後世子孫。現在,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核基因組更像是意見、旅遊短語、音節和無用數據的混合,你可以根據需要來使用或修改。基因組似乎不再是自我的所在地,而更像是塑造自我的工具包。那麼,是誰在塑造?

  分佈式自我

  腦植入物、人機接口和其他神經技術設備將自我的範圍擴展到“宇宙萬物”的領域。埃隆·馬斯克的公司Neuralink致力於使無縫人機接口成為(虛擬的)現實。自然智能和人工智能已經相遇,它們的融合也不會在太遙遠的未來。

  自我能走出擴展的邊界,實現分佈嗎?作家兼前《自然》編輯Philip Ball讓研究人員對其皮膚細胞進行采樣,將它們轉化為幹細胞(有成為任何器官的可能),然後培養成“迷你大腦”,也就是在培養皿中培養神經組織,能夠形成大腦區域典型的神經元放電現象。科幻小說中的其他常見主題,比如在培養皿中培養全腦,或在農場動物身上培養人類器官,仍有很長的路要走,但人們正在積極研究。

  自我控製

  美中不足的是,大多數理性時代的身份概念,以及後人類未來的多數科幻場景,都是由北半球富裕國家的中上層階級提出來的,他們均受過大學教育,沒有殘障。他們的思想不僅反映了研究發現本身,還反映了那些長期控製科學體系的人的價值觀:實證主義者、還原主義者,以及專注於主宰大自然。那些控製序列產生方式的人成了書寫故事的人。

  這一現像已經開始改變。儘管前路漫漫,但對公平、包容和多樣性越來越多的關注,已經深刻影響了人們對疾病、健康及生而為人的意義的思考。海里埃塔·拉克絲的腫瘤細胞在未經其允許的情況下,被全世界的實驗室使用、培養和分發,當人們得知她是一名貧困的非裔美國女性時,這件事顯得尤為重要。她的故事激起了無數關於生物醫學不公平和偏見的討論,並改變了美國最大的生物醫學資助機構——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做法。

  社會學家Alondra Nelson從非裔美國人的角度研究基因組譜系,他們為挽回在運奴途中丟失的家族史付出了艱辛的努力。在美國原住民社區,正如歷史學家Kim TallBear所揭示的那樣,原住民遺傳身份的形成是西方科學和土著文化的共同產物。基於DNA的種族概念遠非毫無問題。但是,使自我技術不斷普及,走向民主化(側重於自決而非社會控製)的推動力,本質上說是解放。

  這一點在殘疾人和使用輔助技術的人身上最明顯不過。他們或許可以獲得或重新獲得感知的能力,或許可以通過新的方式進行交流、表達自己,或許可以和宇宙萬物建立新關係。

  藝術家Lisa Park針對這些想法進行了創造。她使用神經科學領域的生物反饋和傳感技術創造了所謂的視聽式自我呈現。觀眾牽手的時候,一樹的燈會發光、閃耀;水池里的水會響應Park的腦電波,發生和諧的共振;一支搭載心臟和大腦傳感器的機器人管絃樂隊會和Park進行互動,Park會指揮它們移開眼罩、彼此對視、眨眼、大笑、觸摸或親吻,並通過這些方式演奏出優美的音樂。然而,即使是這種藝術性、主觀性和互動性的自我意識,也與生物學所限定的身份聯繫在一起。

  自啟蒙運動以來,我們傾向於根據科學本身的價值來定義人類的身份和價值,好像僅憑它就能告訴我們自己是誰一樣。這是一種奇怪而狹隘的想法。面對殖民主義、奴隸製、阿片類藥物氾濫、環境退化和氣候變化,西方科學技術是唯一可靠的自我認知來源的想法站不住腳了。這並不是要將所有人類的苦難歸結到科學身上——實際上遠非如此。問題在於科學主義。僅憑生物術語來定義自我會模糊其他身份形式,如一個人的勞動或社會角色。或許赫胥黎的“問題的問題”,說到底並不是一個數字那麼簡單。

  參考文獻:

  1. H. [Huxley, T. H.] Nature1, 183–184 (1869).

  2.Binet, A. & Simon, T. Mentally Defective Children (Arnold, 1914).

  3.Anderson, W. Isis 105, 606–616 (2014).

  4.Burnet, M. Sci. Am. 191, 74–78 (1954).

  5.Garrod, A. E. Lancet160, 1616–1620 (1902).

  6.Sender, R., Fuchs, S. & Milo, R. Cell164, 337–340 (2016).

  7.Ross, A. A., Doxey, A. C. & Neufeld, J. D. mSystems 2, e00043-17 (2017).

  原文以How science has shifted our sense of identity為標題發表在2019年10月08日的《自然》評論上

  © nature

  Nature|doi:10.1038/d41586-019-03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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