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與千尋》的倫理學探尋:現代生活的秘密
2019年09月28日08:24

原標題:《千與千尋》的倫理學探尋:現代生活的秘密

宮崎駿(Miyazaki Hayao)的作品向來長盛不衰,其思想性、藝術性都達到了很高的成就。納斯鮑姆曾對宮崎駿作品的特點有一個概括。她說,宮崎駿的動畫“創造了一個充滿溫文爾雅、意圖良善的人的世界,在那樣一個世界中,沒有人是必須受到懲罰的惡棍(villain)”。的確如此,從人物和情節的刻畫上看,宮崎駿的動畫作品,往往將社會-曆史條件和既有生存處境當作一種給定條件,把個體視為被拋擲在由各種各樣外在於自己控製的、或好或壞的偶然性因素所組成的世界之中,通過對故事線索的精巧刻畫和周密推進,最終揭示出個體如何在偶然性因素的裹織下重建自我、獲得成長。

宮崎駿特別注意通過細膩刻畫角色如何“行動”(action)和“選擇”(choice),來揭示出在現實世界中不難找到相應映射的人類激情(passion)、熱望(aspiration)和品格(character)模式(或者說人性的表達模式)。特別是,在他的作品中,主要角色的品格特徵(traits of character)與身處環境的總體“精神氣質”(ethos)之間構成某種互動關係。主要角色的品格特徵,不是被刻板設定、一成不變的,而是始終處於某種不斷被塑造、不斷被養成的狀態之中。正是在對主要角色的品格特徵與環境的“精神氣質”之間的互動關係的刻畫中,“主要角色如何實現自身能動性(agency)或主體性(subjectivity)的擴充與重建”這個問題,就成為了宮崎駿動畫作品的一個共同主題。也正因此,宮崎駿的作品,實際上是圍繞著主要角色的“精神成長(spiritual improvement)”之道而展開的一系列思想探尋。這些思想探尋始終以“人類品格”為中心,從而很容易呼應一種以“美德”為中心的倫理探尋企劃。

《千與千尋》是宮崎駿作品中思想極為厚重複雜的一部。故事的情節背景,設定為一個由神祇、魔法和奇遇組成的奇幻世界。在這個充滿風險和困難的世界里,為了將因為貪吃而變成豬的父母救出豬圈,一個叫做荻野千尋的女孩經曆了前所未有的豐富而多樣的人類關係,從一個瘦小懦弱、百無聊賴、無精打采的青春少女(the shōjo),最終成長為獨立自信、充滿勇氣、在個性和道德兩個方面都更加成熟的少女英雄(heroine)。這部作品的創作意圖,用宮崎駿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試圖刻畫一個有關成長和冒險的故事。“這部故事無關‘對’與‘錯’。它是一位少女英雄被拋擲進一個‘好’與‘壞’相交織的世界、並且經驗這個世界的故事。” 在這個世界里,千尋的任務並不是要做出“道德判斷”(moral judgement),不是要去戰勝什麼、摧毀什麼、贏得什麼,而是要獲得一種內在的能力,成為一個更好的“自己”。就像宮崎駿自己說的那樣,千尋“之所以能夠變成一位少女英雄,並非因為她容貌俊美或才智不凡”。相反,千尋普普通通、毫無出奇之處。然而,這一點“恰恰是整個作品的關鍵所在,從而使得《千與千尋》對所有年輕女孩來說都是一個好故事。”

故事一開始,由於千尋父母莽撞的決策力、躁動的好奇心和對現代信用製度的迷信與濫用,千尋一家捲入了神靈世界的命運之中。在那個奇幻世界里,千尋的行動和選擇,大多數時候都發生在一個叫做“油屋”的地方。“油屋”是一個供各路神靈享受的洗浴之所。神靈們在其中以消費的方式獲得所需服務。在這個意義上,“油屋”是這個奇幻世界里的商業之都。正是作為商業之都,“油屋”同時也就成了一個“和平之家”。它能克服由人類的自然激情而生發的各種衝突,馴化各路神靈的不同慾望,將一切人類慾望和態度都收斂到消費和財富積累活動上來。

進一步留意,我們還會發現,“油屋”非常特別。從外觀樣式看,它色彩明豔、建築複雜。無論是外部結構,還是內部陳設,都帶有強烈的民族性,充滿日式風格。從內部管理看,它遵循了現代商業組織的科層化管理架構,治理權力層層傳導,員工職分劃分明確。但與此同時,又別具一格地體現出某種“集體性”特徵,在現代商業組織中雜糅了帶有鮮明民族性的日式人際關係特色。這就使得“油屋”中充滿了矛盾,它既遵循商業資本邏輯,致力於財富增殖,但同時又在方方面面具有某種民族性和傳統“精神氣質”。“油屋”時刻提醒著我們,那個奇幻世界與我們所共同生活於其中的現代世界一樣,面臨著傳統與現代之間、商業資本與文化精神之間的矛盾。

正是由於共享並熟悉我們稱之為“現代性”(modernity)的那樣一種生活形式,一個有著恰當敏感性的觀眾,會充分意識到,宮崎駿所試圖捕捉的其實是一個事關人類總體命運的重大課題:在現代資本橫衝直撞之下,曾經所熟悉的、以“傳統”之名所體現的那些“美好生活”之道,究竟何去何從?失去了坐落的現代人,究竟面臨什麼樣的命運前景?在這個困惑面前,宮崎駿擺出了三條出路,以刻畫三個角色的方式呈現出來。

第一條出路,是“成為湯婆婆”。湯婆婆是“油屋”的主人。她熱衷於掙錢。掙錢這一行為當然古已有之,因為貿易活動和商業行為古已有之。但湯婆婆的掙錢活動,具有特殊的性質:現代商業資本主義。使得湯婆婆成為一個現代商業資本家、使得湯婆婆的掙錢活動成為資本增殖行為的,在於湯婆婆的目標除了利潤之外沒有其它內容。單純追逐利潤、追逐最大化的利潤,使得湯婆婆本身成了資本的化身。資本的目標就是湯婆婆的生活目標。於是,湯婆婆以契約的方式購買和支配勞動力。對所有不願工作、也就是不願出賣勞動力的闖入者,湯婆婆只有一個解決之道:吃掉。對於願意簽訂契約、出賣勞動力的人,她索取姓名。姓名是一個人存在於社會世界的印記,它告訴人來自何處、歸屬何方。褫奪一個人的姓名,本質上就是要使人喪失他的身份(identity),被無名化、原子化,變得無牽無伴(unattached)、無所坐落(unsituated),因而只能依附於“油屋”這個勞作世界、以薪酬換取存活手段的“自由勞動力”。

當然,成為湯婆婆,並非沒有好處。在宮崎駿的刻畫下,湯婆婆的生活富足而奢靡,也很便利(convenience)。然而,獲得便利的前提,卻首先是要有資本。但是,不管是在奇幻世界中,還是在我們所熟悉的現代世界中,擁有資本都是一種特別優勢(privilege)。這就使得“成為湯婆婆”的路,事實上變得非常狹窄,不可能成為一項具有普遍意義的行動選項(option)。

不僅如此,即便對於那些因為擁有資本而有幸“成為湯婆婆”的人來說,這種生活也很難說堪稱“美好”。在宮崎駿的刻畫下,我們發現,湯婆婆屈從於逐利目標的裹挾,風裡來雨里去,每天過著辛勞愁苦的生活,一點也不愜意。她雖然像哈林頓的所說的那樣,把理性靈魂簡化到只剩下利益算計(calculation)的程度, 能夠從各種人際關係中盡一切可能盤剝好處、從每一個交易契機中發現利潤增殖的辦法。但是,這也恰恰意味著資本屬性作為一種人格進入到她的靈魂深處。越是精於算計,湯婆婆就越是對他人乃至自己冷酷無情,因而越是屈從於“物役”所帶來的支配和束縛。越是精於算計,湯婆婆的激情系統就越是紊亂,越是非人化,以至於她對自己的孩子“坊寶寶”的情感充滿病態。可見,就算有幸“成為湯婆婆”,一個人充其量也只能獲得某種物質上的便利。但這種物質便利所付出的代價,是失去屬人幸福(human happiness)的可能性。

而對於“油屋”中那些沒有資本、因而不可能成為湯婆婆的人來說,他們的路在哪裡呢?回答似乎是:當然就是成為一個像“小玲”這樣的“油屋”工人。可是,這個回答並沒有觸及到根本。宮崎駿對此的思考極為複雜深沉。

宮崎駿自己在談及創作意圖時說,在一個“油屋”所象徵的現代世界,被無名化、原子化、以至於最終喪失自己的牽絆和坐落的人,其實“別無選擇,只能像一道微弱的光那樣消失得無影無蹤;或者像一個母雞那樣一刻不停地下蛋,直到最終被吃掉”。可見,“成為小玲”,只是一種非常表面化的處境。紮入根基處的,是一種喪失了成為“選擇者”、因而“別無選擇”的處境。“成為小玲”的實質,是“主體性”被壓窄到無以複加的程度。這種處境中的生活,猶如一道微弱的閃電,未經注意就劃過了夜空。“選擇”成為一個“別無選擇”的人,這是“成為小玲”之路最大的悖論。

韋伯在分析現代資本主義的起源時曾說,物質財富曾是一件鬥篷,而當現代資本主義完成它對社會秩序的整體建構後,這件鬥篷就成了一個鐵籠。繁華“油屋”就是這樣一個鐵籠。它將湯婆婆和“小玲”們牢牢錨定在一個無法逃離的秩序結構中。但是,這個牢籠畢竟沒有鎖住一切。就像亞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學》開篇所說的那樣,人是尋求理解的動物。

當“油屋”中以資本邏輯搭建起來的秩序結構對人性實施異化時,當積累欲和占有欲在人類激情系統中佔據了統治地位時,我們千萬不要忘了,這種由資本邏輯所催生的新型人類激情系統,本身並不能回答“何謂美好生活”、以至於“人為什麼要生活”這樣的問題。因此,“油屋”中的生活,一如韋伯所說的現代性“鐵籠”中的生活那樣,的確是一種“專家沒了精神、縱慾者失去心肝,但這具軀殼卻幻想著自己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文明水準”的生活,是一種人不可避免地在其中喪失主觀意義的生活。但是,一種紮根於人性之中、始終致力於尋求“主觀意義”、尋求對屬人生活的理解的精神之物,卻逃逸出了這個“油屋”和“鐵籠”。不幸在於,逃逸(escape)同時也意味著脫離(dissolution)。“油屋”固然是牢籠,但也是主體(現代個體以及現代世界本身)所在的地方。而一當這種精神之物逃逸出“油屋”,它也就脫離了主體所在的領域,從此只能像個幽靈一般遊蕩在世界之外,在試圖找回自己的主體的旅程中,越來越喪失自己的面貌。

這個精神之物,在宮崎駿的大師級刻畫下(這也是整部作品最深刻的地方),就具象化為整部作品中最複雜難懂的角色:“無臉人”。如果說“小玲”是“無臉人”的肉身,那麼“無臉人”就是“小玲”的精神。“無臉人”不會說話、沒有面龐、無法表達,是最徹底意義上的無言之人(speechless)。他遊蕩在以商業貿易和商品交換為運作方式的“油屋”世界之外,不被允許進入,但也無法被徹底驅趕。他時而透明、時而黝黑,貌似沒有穩固的肉身軀殼,因而體現出某種空洞性(emptiness),但卻依然充滿屬人生靈的激情和熱望。實際上,“無臉人”隱喻的是一種獨特的精神氣質:焦慮不安、尋求承認、充滿怨恨,易怒而難以平靜。這種精神氣質普遍地存在於現代人的身上,是一種“當代靈魂”(a contemporary soul)。

作為屬人生靈的激情和熱望的必然表達,“無臉人”始終試圖和自己的主體合一,以填補自身的空洞。所以他不斷對“油屋”造成衝擊和干擾,並因此被“油屋”小心地加以防範。直到千尋在突發的“河神造訪”事件中善意地為他留下一道縫隙,“無臉人”才第一次得以進入“油屋”。進入“油屋”的“無臉人”不出所料地將“油屋”攪得天翻地覆。正是在對這場喧鬧意外的刻畫中,宮崎駿表達了一些重要的見解。

進入“油屋”後,雖然不斷試圖通過提供幫助來同千尋建立某種更加親密的聯繫,但總體而言,“無臉人”並沒有收到關心和注意。這就使“無臉人”渴求與主體相結合的屬人熱望無法得到滿足。“無臉人”因而侷促不安,不知所措。不過,在“河神造訪”事件中,“油屋”之人意外地展現出一種“集體性”精神,齊心合力地開展了一次“集體救援”行動,成功化解了這場危機。這場“集體救援”活動體現出了屬人的共同生活的溫暖感。觀眾也容易被打動。但是,“無臉人”卻像一位真正的哲人那樣,通過觀摩這場“集體救援”,看出了現代世界中“集體性”的本質:只有逐利動機和對錢的慾望,才能帶來這種表麵糰結和淺層一致。於是,渴求被他人關注、與他人真正融合的“無臉人”,開始利用魔法製造金錢,模仿起消費活動來。

“無臉人”企圖通過消費活動來找到自己的主體性。他成功地將一個在曆經“河神造訪”事件後已歸於靜謐的“油屋”再次變得熱鬧起來。“無臉人”不斷變出金子,使自己成了“油屋”這個商業之都的真正國王。但是,隨著消費活動步步升級,一個殘酷的事實也越來越清晰地擺到“無臉人”的面前:金錢並不能帶來真正的愛、溫暖和感動。當“無臉人”企圖以消費活動為媒介來重建主觀意義的努力達到頂點時,他的憤怒和怨恨也達到了頂點。這種無以複加的憤怒和怨恨說明,屬人精神無法通過現代世界的消費活動找回自己的主體。金錢可以買到東西,但不能使人幸福。“無臉人”失敗了。

只有千尋能夠幫助“無臉人”。這既是因為千尋是“油屋”中唯一不以金錢為生活目的的存在者(她的目標是救回父母),也是因為只有她才握有河神所贈予的神藥。經過兩次努力,千尋才使“無臉人”的憤怒和怨恨得以平息。第一次,她試圖向“無臉人”揭示某種倫理真相,告訴他什麼是“好”什麼是“壞”,但效果並不好。被縱慾與虛無捉弄得筋疲力盡的“無臉人”,已經喪失了洞察“好”與“壞”的能力,更遑論從“好”與“壞”的倫理真相中發現自我調節的規範力量。於是,第二次,千尋將河神給的藥的一半喂給了“無臉人”。經過“嘔吐”這樣一種極具隱喻意義的活動,“無臉人”終於平息下來。

在一個倫理真相已經無法發揮救助作用的地方,只有河神帶來的藥才能治療(therapy)。成為“小玲”,在“油屋”世界做工的路,註定是一條令人絕望的路。在這條道路上,屬人的精神或四處遊蕩、或陷入憤怒、怨恨和各種形式的瘋狂之中,無法找到主體來安頓。治療之方在“油屋”之外。宮崎駿自己否定了“油屋”本身作為出路的可能性。

第三條出路,是成為錢婆婆。錢婆婆是湯婆婆的孿生姐妹。她生活在一個叫做“沼底”的鄉村世界,生活簡單,自給自足。既不役使人,也不受人役使。從“油屋”通往“沼底”的火車永遠是單向的,有去無返。為了救助“無臉人”和“白龍”,千尋踏上了去往“沼底”的火車。在那趟火車上,我們看到許許多多和“無臉人”一樣黯淡無光、沒有面容的生靈。他們來路不明,但歸宿相同:鄉村。其中的原因,在千尋勒令“無臉人”留在鄉村時,一語道破:“那個地方會把你變壞的。”

很顯然,在宮崎駿的見解中,“沼底”所代表的是某種“傳統”生活形式,它屬於鄉村、屬於作為鄉村的傳統。這種生活形式,在宮崎駿的見解中,是屬人精神的真正安頓之所。只有留在那裡,“無臉人”才不會“變壞”,屬人精神才能保持它的天真和坦誠,才能重新獲得自己的主體坐落,與生活重新合二為一。“鄉村”滋養“精神”,“精神”捍衛“鄉村”。

這個由宮崎駿通過動態圖像而深刻表達的人類生活理想,實際上遠遠超出了作品本身的語境和文化背景。如果深入討論,我們恐怕要召喚早期現代以來的所有偉大思想家。畢竟,從早期現代世界誕生以來,伴隨著現代性及現代生活方式在全球地理空間上的逐步拓展,從歐洲大陸到大西洋兩岸,一波又一波不斷複蘇的文化-精神“還鄉夢”(nostalgia)都努力向我們呈現一個理想化的“鄉村”生活樣式。在這種還鄉夢中,“鄉村”所代表的始終是一種與“現代性”相對立的生活方式。“鄉村”的最重要特點,在於它被認為是唯一具有自我充分性(self-sufficiency)的生活樣式。從古典時代起,這種自我充分性就被認為是真正的人類自由和人類美德(human virtue)的基礎。因此,回到“鄉村”,就是回到自由和美德最為充分的生活時刻。

然而,如果“成為湯婆婆”的路,就是宮崎駿所希望的路,那麼,與作品最後所表現出的那種莫名的樂觀主義不同的是,在我們的見解中,這隻是一條紙上的路,它缺乏現實性。我們的質疑,是從宮崎駿自己對錢婆婆的鄉村生活的刻畫開始的。錢婆婆所生活的鄉村,嚴格來講其實是一個莊園。房子很大,設施簡樸但不失整潔。考慮到錢婆婆是魔法世界的一員,因此,我們並不知道在莊園中生活的錢婆婆,是不是還像人類這樣的有朽存在者,要經受無處不在的自然必然性(natural necessity)束縛。比如說,我們不知道錢婆婆究竟要不要吃東西,要不要清理莊園的衛生,等等。因此,就需要具體加以分析。

一方面,如果魔法能夠足以使錢婆婆逃脫一切自然必然性的束縛,那麼,錢婆婆的鄉村生活就成了古典思想家所設想的真正的“自由人”的生活方式。但如此一來,錢婆婆的魔法世界生活,雖然美好,卻因為無法成為一種人類經驗(human experience),而在啟發我們思考飽受現代性病症困擾的人類“美好生活”之道方面毫無建設性可言。

另一方面,如果錢婆婆像我們一樣,仍然受製於自然必然性的束縛,魔法並不能免除克服自然必然性而不得不付出的辛勞愁苦,那麼,在自給自足的鄉村生活形式的表象背後,我們要問,是什麼支撐了這種生活?是什麼將自然必然性註定帶來的辛勞愁苦移除出了生活的表象的?在人類曆史的古典世界中,對這兩個問題的答案只能是:使用奴隸。我們不知道宮崎駿見解中的錢婆婆如何回答這兩個問題。但如果沒有更好的回答,那麼,就像馬克思所說的,對於大部分既沒有機運成為“湯婆婆”、也沒有機運成為“錢婆婆”的普通“油屋”工人來說,相比較錢婆婆的溫情脈脈的鄉村,湯婆婆的“油屋”起碼實現了一種意義上的進步:在成為商品的意義上,每一個人都獲得了平等對待。當千尋離開奇幻世界時,這個問題並不只是留在了“油屋”。在千尋父母奧迪車所駛向的地方,它一樣存在。

還有許多雖屬細節但關涉重大的問題值得進一步思考。受篇幅的限製,我們的倫理探尋只能到此。那麼,通過這場探尋,我們又獲得了什麼呢?的確,在某種意義上,世界還是那個世界。《千與千尋》中那個神靈世界的燈,和我們所生活的世界的燈一樣,依然會再次點燃。外在於我們的東西,絲毫沒有改變。除了看到三條出路無一可靠外,我們並沒有發現傳統與現代、商業資本和文化精神之間矛盾衝突的真正解決之道。所以我們不能假裝存在某種解決之道。但我們並不泄氣,因為正是經過這場探尋,我們領會到一項重要的倫理知識。它是有關少女英雄荻野千尋的,也對所有面臨著同樣處境的現代人有效。它告訴我們:在一個你無法改變的世界中,拾起勇氣和決心,借助友誼和熱忱,就會有希望。

這項知識會不會太簡單了?並非如此。荻野千尋的成長並不輕鬆,她做出了驚人的努力和犧牲。我們的探尋也並不輕鬆,正是通過這場探尋,我們才對所身處的世界、對我們自己、對遭遇的他人,有了更深的理解。一次次這樣的探尋之旅,最終將幫助我們擴展我們的人類能動性(human agency),使我們有信心在只有一次的“此生”中,選得好(choosing well)、做得好(doing well)、生活得好(living well)。這就是將動畫以及一切充滿生活質地感(texture of life)的素材納入倫理學研究的意義和前景所在。

(作者係廈門大學哲學系 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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