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旦通識·校長說|帕克森:大學,求知之路以及全球的未來
2019年09月27日11:14

原標題:複旦通識·校長說|帕克森:大學,求知之路以及全球的未來

【編者按】又逢9月開學季,複旦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與“澎湃新聞·思想市場”合作的“複旦通識”系列在開學之初新推“校長說”欄目,集腋了一組海內外大學校長談大學教育、通識教育與人才培養的文章,於開學之初每週一期逐步發表。以下內容系根據美國布朗大學校長克里斯蒂娜·帕克森(Christina Paxson)

2016年4月1日在複旦大學的演講整理而成,有刪節,由複旦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供稿。

美國布朗大學校長克里斯蒂娜·帕克森(Christina Paxson)。圖片來自布朗大學官網。

我2012年初到布朗的時候,大學剛剛結束了為期一年、探索中國文化的“中國年”的慶祝活動。當被問到“中國年”的緣起時,項目協調人、物理系的譚崇義教授說“布朗的未來在於使校園成為世界的一部分,在那個世界里,中國的參與極為重要。”譚教授並很有遠見地說,中國年將“把中國帶到布朗,把布朗帶向中國。”

那一年,中國通過很多方式來到布朗,其中之一是眾多的校園活動項目。來自中國和其他地區的學者在布朗齊聚一堂,探討與全球關聯的重要課題。其中有一場論壇,專門探討中國從傳統醫學演進到現代醫療系統的道路,揭示了國家如何為複雜的公共衛生的需要提供解決的辦法。另外一場,檢測中國如何平衡高速經濟發展和全球氣候變化的問題。近期在中國以及去年秋天在巴黎的發展,都預示著中國正走上一條令人期許的道路。還有由出色的上海戲劇學院演出的兩場京劇《孔門弟子》,探索了跨越文化、地域及意識形態界線的主題,同時還探索了不同社會之間的交往如何能促使我們——作為個人或民族——的自身成長。

布朗的“中國年”其實從不同的角度證實了一個許多美國人都已經知道的事實:那就是,中國對世界的知識、經濟和科技具有並且將保持巨大的影響力。同時,“中國年”還開啟了許多知識交流和合作的新前沿, 這種合作在未來將改觀世界的前景。

這對中國、對世界、以及對複旦和布朗這樣立誌於為人類的未來做出傑出貢獻的大學來說,都是好消息。這也是我今天下午想要講的話題——複旦和布朗如何聯手,開闢我們探索知識的路徑;並如何以它們鼓勵開放和富有創新力的素質教育傳統,引領這個全球化的時代。

知識界的傳統探索認知的旅途

幾個世紀前,絲綢之路開啟了從多方向進出中國的知識通道。曆史、文學、地理、文化和經濟的知識——都曾通過這條不可思議的路徑,將中國和其他的文明聯繫起來。這種交流不但改變了人類的生活,同時也系連了各方的發明者。絲綢之路是中華文明在世界史上的輝煌的象徵——確切地說,它是20、21世紀上海的世界主義的早期先驅。

在描述他沿著絲綢之路的旅行的時候,馬可·波羅提到他在中國時使用的是紙幣。許多歐洲人對此覺得奇怪和不可思議。他們甚至懷疑馬可波羅是否真正在中國住過。然而,不可否認的事實是——紙幣這個劃時代的創新,既實用和非傳統,又富有想像力。

從四世紀到唐宋,試想想當時由知識驅動的一系列創新使紙幣得以生產並且在社會上流通,成為物產交換的媒介——首先將桑樹的韌皮纖維浸泡處理後製成紙, 然後應用活字印刷術,最後啟用信貸系統——這些知識的進步以及在社會上的應用我們該如何去解釋呢?

布朗的“中國年”里,許多學者探討了英國科學家和曆史學家李約瑟的著作。在他眾多的作品里, 使他留名青史的是對中國科技史的研究和論著。他的著作里細緻地描述了300多項科技發明, 其中包括造紙、指南針、印刷術、火藥、鏵式犁,等等。 這些發明現今都被認為是“前西方”文明。

貫穿李約瑟的著作的是一個人本主義的概念——“科學技術植根於多元文化的傳統”。 在中國,這個概念便是以道教和儒家為中心,建構在文化之上的認知。這個核心知識傳統帶動了早期的科技發明和建樹。

我認為,學術傳統是世界知識增長的良好開端 。雖然東、西方知識傳統各有千秋,但是它們各自都對人類的自身的能力及其與世界的關係,提出過相似的、有共通性質的問題。

正如傳統的儒、道思想為東方文化提供了指導和智慧,古希臘羅馬哲學為西方對意義的尋求提供了一個框架。這兩種傳統都致力於塑造民眾的知識、美德和品行,以更好地服務社會。因此幾千年來,他們設定了推動社會前進的認知方式。

一代又一代人對知識的傳播,拉近了不同的認知傳統, 使其引向突破性的發現、強有力的創新和相輔相成的認知方式。我們稱之為進步。

如今,進步大多跟親身旅行已經沒太大關繫了,更重要的是看全球如何合作和協調。隨著東、西方對世界的視點趨同,我們看到了把個人、想法、經驗、研究和機構拉在一起的力量。在數字化時代,知識的列陣是前所未有的強大。

綜合性素質教育和參與式大學

作為高等教育的重要基石,綜合性的素質教育以其融彙所有知識傳統的內在能力,在個全球化的時代有其意義所在。

綜合性的素質教育常常和社會科學以及人文科學聯繫在一起。它致力於傳授一系列的技能和價值觀。 借用DeWitt Clinton Poole睿智的話語來說(他是普林斯頓伍德·羅威爾遜學院的創始主任,我在出任布朗校長前主持該學院的工作)——它“能將個人的思維空間拓展到世界空間的範疇”。

例如,思辨能力能得益於對哲學的學習,知識的融彙貫通能來自對曆史的學習; 語言和藝術學習使人能在不同情景中交流複雜的觀點,區域研究則能練就跨文化適應力;而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能來自於社會科學。

全面的素質教育遠不只是西方的一個“學說”。它是一個有實際意義的“定位”——它是一條引向無邊的知識的綜合途徑,它是人類擴大視野的路上的一塊奠基石。素質教育在我看來,跟一個領先的綜合性大學的定位是一致的。

作為大學校長,我感興趣的是大學怎樣能充分地利用各種學術研究項目去使知識造福於人類: 怎樣投資學術研究來給予我們新的啟發;怎樣投資新發明來使我們的生活更健康,更富有成果;但最為重要的是,怎樣去培養一批有創造性、有才華的年輕人,使他們引領我們走向未來。

其實,多年來我們都在共同不懈地構建知識經濟的架構。通過融合科研、教育、和社會服務,複旦和布朗正在演變成許多人稱之為“參與式”的大學。這種大學能擴大我們對知識的生產及其影響的理解,並與社會攜手,去專門攻克複雜的社會問題, 這些問題既需要我們運用嚴謹的科學手段,又要求有豐富的想像力,去尋求解決方法。專攻全球性的一系列亟須嚴謹的而又富有想像力的複雜問題。

像複旦和布朗這種參與式的大學,正是這個知識經濟結構的基石。

布朗自從1764年(清乾隆年間)創立以來,就領先意識到藝術、科學、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相結合是推動知識發展和理解的核心力量。這個理念沿用在今天布朗在常青藤學校中特有的開放式的課程。這種選課方式使得學生能夠自己設計跨學科的, 同時又嚴謹有效的學習方式。

而複旦大學作為中國的著名學府和綜合學科教育的先行者之一,在國際學術界享有盛譽。複旦以其特別眾多的研究機構、附屬醫院和國家實驗室,不斷培養出對其今後生活起舉足輕重影響的畢業生。

因此,複旦和布朗都吸引了大規模的國際師生群體。 這個有目標的,並富於創業精神的群體能將不同的想法造出不同的有意思的組合。這是我們服務社會、改造世界所必需的素質。

像我們這樣的參與式大學能夠從三個方面開闢推動知識發展的新途徑。首先,我們能利用我們豐富的知識去對付當今極端複雜的全球大挑戰。 其次,我們能夠營造一個教育環境,以刺激發明創新。 再有就是我們能教導我們的學生成為有強烈道德感的社會中間。下面我將分別討論這幾個方面的問題。

全球性的挑戰

學術教育應該著眼於應對全球性的挑戰——譬如如何維持地球上的生命可持續性,以及如何改善人類健康等等——對付這種挑戰的學術準備工作在本質上就應該是綜合性的。我們今天所面臨的挑戰要求我們跨越不同的學科從不同的方面去應對它們。就拿全球的氣候變化這個嚴重的問題做個例子。要找到一個解決方法所不但需要工程師,化學家,和物理學家們研究出來的最新成果,也需要在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指導下所製定的,行之有效的國際和地方政策,同時還需要我們基於社會學家和人文學家的研究成果,對人類行為和適應性有一個深度的理解。

同樣,國際安全,人口老化,網絡安全等等問題都需要這種知識協調與合作。要領先應對這些國際挑戰,大學就應該從根本上改變它們的研究和教育結構,改變它們與世界交往的方式。

各大學府都應該意識到大學老師們再不能躲進各系的小樓里成一統了。它們應該認識到,並去體驗院際合作和交流的力量。大學不應該是與它周圍脫節的“象牙塔”。要使得它們所創造的知識在世界上產生影響,高等學府就必須跟不同的行業, 公共部門,以及整個文明社會有切身的聯繫。

這就要求我們打破條條框框去尋找令人振奮的科研教育的新途徑。在布朗,我們選擇的這條新路是投資在各種綜合學科研究的中心上。這些中心,諸如沃森國際公共管理中心,布朗環境和社會研究中心,以及公共衛生學院, 它們所探討和研究的問題包括中東和歐洲的移民問題,非洲的傳染病問題,以及氣候對脆弱的生態所產生的影響。在這些中心裡的研究小組都是由人文社會科學以及其他自然科學的學者組成的。

我們定期聚集具有全球思維的學者和實踐者來分享知識。布朗的稱之為BIARI的國際高級研究院啟動計劃是這種方法的極好的體現。

每年 BIARI 都組織四次為期兩週的“研究會”探討國際問題。BIARI 會議是一種真正的,跨越國家、文化和經驗的知識協作。它們成為布朗召集的最有活力、最吸引人的學術活動的一部分。這其中有兩個原因:

首先,舉辦論壇可以吸引世界各地的年輕有為的學者和政策實施者來分享他們的研究成果,比如,讓他們來講述他們國家的保健改革或者人道主義的應對措施。從中每人都能學到一些新的特別的觀點,使我們可以集體性地建構出共同的解決方法。

其次,BIARI研究會是一種全球性地“擴散”知識的方式,即一種跨界式的活動。演講、研討班、工作坊、實際的“模擬”活動等都激發對話和“生發”出新的研究方法,使之重新回到參與學者的國家去。這正是無邊界知識的定義。

2016年的四次BIARI研究會之一將關注氣候變化——特別是本土的知識體系、曆史遺產、以及國家的減災戰略如何對當地所經驗的效應起作用。我期待著今年6月的這一期研究會將會產生新的見解。 這將推動未來的創新。

布朗的中國研究啟動中心也採用多學科探討的方法,在生產、應用和教學方面聚焦於中國研究,以導嚮應對這些挑戰的解決方案。

例如,在中國啟動中心的帶領下,我們探討跟環境有關的健康問題。布朗公共衛生和沃森研究所的鄭同章教授和幾位同事,參與了四項和中國政府公共衛生部門合作的項目,目標是為瞭解決在中國多個城市里環境汙染對的公共健康的影響的問題。

這些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基於客觀材料所做的政策分析,試圖量化空氣汙染對發病率和死亡率的影響。因此這些研究廣泛地援引了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方面的知識,使其成果在人們的生活里產生實際的意義。

而在羅得島,我們建有一個創新政策研究室。布朗的研究者與州長辦公室合作,幫助州政府機構製定出以證據為本的政策,以便更好地服務於本州的居民,改善生活質量。

在“大數據”時代,從如何充分地利用資料到如何在根本上利用數字來幫助政策的製定,我們都處於經驗積累的過程中。當我們所獲取數據的質量改進後,體現最新技術的行為經濟學的研究模式和數據科技將變得更加成熟。因此,基於更紮實的研究的政策就會有更大的可能性會成功——這些政策所應對的包括每一個工業大國都竭力應對的挑戰, 譬如如何改進兒童健康、教育成果以及提供更有效的社會安全網, 等等。

因此,增進知識是為了一個更高的利益。通過利用數據、證據、以及創新性的設計之間的轉化來製定一套對人們的生活產生正能量的影響的政策,並使其形成一個良性循環, 布朗這樣的參與式大學由此可以打開新的知識通道。

這使我想起一個叫朱民的學生。他是我第一年在普林斯頓伍德羅·威爾遜學院任教時的經濟學研究生。他後來在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現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副總裁。他是複旦發展研究院的董事會成員,也是我校的一位傑出校友。

我記得,朱民在做學生的時候就已經是一位非常優秀的經濟學學者。早在“國際化”流行於各大學之前, 他就為“國內政策分析”這門課帶進了極為寶貴的全球觀念。 這是給我集納國際觀點重要性的最早的介紹。

在你們複旦校園里,複旦發展研究院的工作使我十分敬佩。如同布朗的沃森研究所,作為政策和戰略研究的中心, 這個研究所吸引了國際學者群體的參與和關注。它同時也像我們羅得島的創新政策研究室,該研究院以其嚴謹的、基於數據的研究能力為中國管理決策過程的每一層面提供資訊。

這樣看起來,複旦和布朗共同相信的是,結合不同學科的綜合性研究以及有全球視角的公共政策,能夠推開答案之門並擴展知識的邊界,以抵達當今複雜的全球性挑戰的前沿。

創新

參與式大學驅動全球知識經濟的第二種方法是創新。我要再次強調,各大學都必須從根本上做一些改變來鼓勵創新精神去獲得突破性的知識。

創造力是發明的前提條件。鼓勵創新意味著脫離傳統的死板的教育系統。那種陳舊的教育方式無法鼓勵學生去跨越不同的學科去打破條條框框。

當多學科的研究——一個全球性的團隊,加上他們帶進來的不同的文化和學術傳統, 再加上當地社區的支持——聚焦在一個共同關心的問題上的時候,創新就繁榮起來了。

這種開放的,綜合式的思維常常會迸發出不可估量的創造力來產生出突破性的發明, 人類的知識亦因此得以重新組合。布朗有一個突破性的項目名為“設計更美好的世界”。它是由一群布朗的工程師和相鄰的羅得島設計學院(RISD)的設計師們共同組建的,布朗與這個學院已經創辦了好幾個共同的啟動項目。

簡而言之,“設計更美好的世界”是一個不同想法的孵化器,一個基於創新的理念緊緊聯繫在一起的群體。他們相信,社會問題的創新性能來自技術、藝術和設計等不同領域的相結合。布朗和RISD 每年主辦為期三天的會議,這些“設計更美好的世界”的一群發明家們在此分享他們的成果並激勵創業文化。

他們其中一位叫吳安妮。 她在RISD畢業後在布朗全球創業所做研究員。她為利比里亞難民兒童設計、並實施了一個教學輔導的電腦程序,繼而建立一個多學科虛擬設計工作室,與社會創業者合作研究能夠產生社會影響力的項目。

還有,幾位布朗學生組成了布朗STEAM小組——STEAM 是科學(science)、 技術(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藝術(art)、數學(math)的縮寫。這個小組結合藝術的美學、STEM科技領域的嚴謹,以及人文學科的思辨力和倫理思維方式去探索一種最佳的協作方式。

“設計更美好的世界”只是布朗和RISD 更大的學術合作項目網的一部分,藉此為學生們尋求創業之路助一臂之力。每個項目都致力於為初露頭角的創新者提供一個能使其得以潛心鑽研的條件,去獲取創業的技能的訓練,知名創業者的指導,並得以接觸一個由一些充滿活力的思考者、製造者、實幹家組成的社群,一個健全創業生態系統,形成新思想的社群。

我們再來看看機器人。世界上機器人的研究和試驗讓我們看到了它們在人類生活上的無數功用。不難想像,無論是在中國、美國還是其他地區,都是大學在引領這一領域的創新。最近一份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報告顯示,中國大學包攬了機器人專利權的前十位。

但如果機器人要往人性靠攏——要受益於人類,要跟人類互教互學,互相支持和合作——那麼它們的設計就需要引入綜合學科。布朗人本中心的機器人的啟動項目就是這樣的一種實踐。

考古知識給機器人提供海底掃瞄的能力,幫助發現和發掘曆史物件和古蹟。哲學和社會學可以在倫理道德、政策和國家安全方面給未來的機器人研究提供指導。而用在設計領域里的機器人,則可能受到音樂和視覺藝術的啟發。

如果我們所要的是有意識的機器人,那麼我們就需要使全球的個人、創意、和科技的這個生態圈共同為一個更高的利益而工作。為此,我們需要綜合學科的想像力。

確實,許多布朗大學的畢業生對我講過,他們作為企業家和創新者的成功可以歸因於他們在綜合性素質教育和人文科學方面打下的基礎——這些領域開啟了認知的天地和新的思維方式。

與世界及其領導階層的道德聯繫

參與式大學推進知識經濟的第三種方式是促使學生和世界形成一個道德聯繫。利用個人才智去應對巨大的挑戰這個理想能夠在大學校園里騰飛,部分的原因是大學擴大了人們的知識面,使得他們能在全球的維度里去看自己的社會,把自己看成一個變革的推動者。

通過綜合學科的學習所獲得的這種道德聯繫,能夠把個人培養成富有思想的領袖人物和全球知識的掌管人。

這也就是開創布朗大學參與式學者項目的初衷。這個項目創造機會幫助學生把課堂學習和社區服務結合起來,讓他們走進非營利組織、政府和私企。這個理念很簡單——增進學識,造福世界。例如:

有一個獨立學習專業的學生隨非政府組織成員赴秘魯、印度、意大利研究藝術和行動主義,拍攝了一個紀錄片。該片聚焦於人們從事推動社會變化的多種方式,特別是在改進鄉村學校,幫助難民,支持被忽略的社會群體等方面。同時認識到藝術是人們傳播其所倡導事物的一種重要方式。

還有兩個學生,一個天文物理學專業,一個政治學和地質學專業,他們共同建立了一個智庫來探索以多學科相結合的方法去探索太空的發展。他們同時推廣這樣的理念:那些熱衷於太空探索的年輕人,即使他們缺乏科學和數學背景,仍然應該有參與的機會。

這些與社區的關聯,給馮遠遠,一個來自上海的美國研究專業的博士生,一個很深的印象。她在布朗期間所見到的完全不同於以往的“象牙塔”這個大學的刻板形象:學生不是躲進,而是走出象牙塔。

她說,她所看到的布朗的學生們,都期待著去挑起社會責任。他們不只是在口頭上改變世界,他們有改變世界的動機。這種動機直接來自綜合性的素質教育。 這種教育引導和訓練學生的思辯能力、處理複雜問題的能力、及其在多變的全球化的世界中站穩腳跟的能力。

同樣的,學生敢於去思考生活中的一些大問題,那些我們常常在文學巨著里讀到的問題:對身份的定位,對意義的追求、以及對不同代人之間的難以處理的變化的理解。最難得的是,學生不是通過文學來抽像地思考這些問題,而是去真實的生活里尋求答案。

我猜測馮的“跨太平洋社區”研究會引發一系列這一類的對話。當她細讀19世紀和20世紀的中國移民的故事的時候,她很可能會發現,當時就有極為豐富的思想和知識穿梭於亞、美洲之間,她還很可能會從中聽到一個獨特的聲音,娓娓道出太平洋兩岸的那些鮮為人知的經曆。

參與式的大學正在提供越來越多的機會讓學生服務於社區,服務於他們的祖國或者各種國際組織, 推動一個更能滿足社會需求的趨勢,將學術知識運用於創造更美好的社會上。

如此疏導教育資源,大學畢業後的就業選擇就從在科技界的求職生涯擴展到公共服務。

培訓為社區、國家和世界服務的領導人物是布朗的DNA。這遠不是過去的那種狹隘封閉的象牙塔式的高等教育,我們今天的高等教育是建立在解決問題的能力和公民社會的參與的基礎之上的。

正如我們所知道的,這也是複旦的DNA的一部分。長期以來這種教育方式能夠促使學生們在課堂以外尋求更多的學習機會。確實,複旦翻譯成“複興震旦”並非巧合——對複旦來說,新的每一天都是一個新的機會,一個用來培養和造就一代建設現代化的中國的學生的新機會。

人類的進步與知識的交流、保存和發現

放眼未來,人類的進步將會要求我們本著公開的學術交流的精神,來談論我們的共同關心的問題。

學者們出於他們的好奇心,要去瞭解世界的運作。 他們也同樣關注著未來。因此大學必須“播種”,為他們提供專長分享的方式。比如,利用試點基金去支持複旦/布朗教師科研立項,探索創新重點領域工作的前景。我們必須以鼓勵合作來引起普羅維登斯(Providence)和上海兩地學者的關注。

降低合作難度的科技技術已趨於成熟。比如機器翻譯就能利用數碼系統的能力去吸收和總結研究的內容和成果,然後再用另外一個不同的語言表達出來。這種新技術能使我們能想像到未來將會有更多的可能性。

簡易的創新亦是同理。比如“中國年”的共時課堂,我們就可以在複旦、布朗之間繼續延用。當時,布朗的胡其瑜(Evelyn Hu-Dehart)教授,一位中國出生、研究僑居在在古巴、墨西哥和其他拉丁美洲的中國移民社群的學者,和美國研究系的Robert George Lee教授利用同樣的辦法創立跨太平洋課堂,將布朗的學生和香港和新加坡的學生連接起來。

在這樣的課堂里,觸發這些身處異地的中國學生展開這場太平洋兩岸的對話的,是一個新的話題:在今天的世界里作為一個中國人意味著什麼?這個當代的問題出自知識和理念,也來自人類所經曆的全世界的廣泛交流。人們可以通過交流找到自己的答案。

這也是我此行的原因之一。我們是兩所參與式的大學。 我們雙方都有許多值得互相學習的地方。我們布朗為了保持全球的領先地位,需要學習你們的獨特視角和創新能力。我們展望雙方的學者聯袂共同致力於知識的發現、保存和交流,因為這是布朗治校的宗旨。

結語

在布朗的中國年期間有一個對布朗68屆畢業生林永得的專訪。這個專訪使我們得以瞭解了林的詩作。他描述了中國曆史上的一個重大的曆史事件——南京大屠殺, 展現出當時許多激起強烈感情的、富有人道主義的場景。這次訪談涉及到了詩歌在全球化的世界上的地位。

就像許多中國學生一樣,林帶著工科的背景來到布朗,第一年學習工程和科學。然而不久,情況變了。“我決定要利用在布朗的時間來拓寬自己的學識,”他說。於是他選了五年學製的文理雙學士計劃,使他能夠再輔修一個不同的專業。

林回憶說:“我選了藝術,想將來成為一名建築師,但是沒能學下去。不過我倒是喜歡在畫室畫素描和油畫。”最終,在大五時選修了一門,又和旁聽了一門詩歌課以後,林找到了自己的聲音,並當上了布朗文學期刊的編輯。

多年來,雖然林在在夏威夷經營家庭房地產, 並在一個叫做“竹嶺”的文學出版社工作, 但是他仍然繼續從事詩歌創作。1987年他的的《疑義相與析》問世,2013年又發表了《南京大屠殺——詩集》。

他認為詩歌和其他人文學科,是“連結不同文化,連結不同人民” 的重要方式。在他看來,詩歌能夠捕捉“時間的切片”,也能捕捉那些在曆史的敘述中缺失的細節,由此產生一個鏈接,使我們看到不同社會的人們如何理解他們生活中的事件,尤其是他們之間的關係。

在林看來,詩歌——如同人類學、藝術或哲學——提供了一扇冥想的窗口,通過它我們或許會發現一條對世界的“新的認知之路”,或者一個有創見的提問方式。

今天,我們又走到了另一個劃時代的曆史時刻——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各個國家和民族的福祉都繫念在其之上。在這樣的曆史時刻,為了全球的利益,我們更需要知識的融合,從而去應對複雜的全球性的挑戰。

(本文根據作者2016年4月1日在複旦大學的演講整理而成,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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