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聚光燈下的中國公益:專業有效花錢比籌款更難
2019年09月25日02:56
2019年“99公益日”的線下活動現場。
2019年“99公益日”的線下活動現場。

  原標題:互聯網聚光燈下的中國公益

  楊海

  這個國家的每一秒鍾都有數不清的故事發生,有些很微小,有些很遙遠,但它們卻可能與你我相關。

  比如在天山的高寒地帶,一隻“伊犁鼠兔”正警覺地從岩石縫中探出腦袋,一旁的紅外相機被觸發,20年來首次捕捉到這一物種的活動影像。這種呆萌的小動物長著一張“泰迪臉”,數量比雪豹還要稀少。大部分時候,針對它們的研究和保護工作,都由一支科研團隊義務開展。

伊犁鼠兔 李維東/攝
伊犁鼠兔 李維東/攝

  在內蒙古西北端,巴丹吉林沙漠的南沿,一棵剛剛栽下的梭梭樹正奮力把根系紮進沙層。和上千萬棵同伴一起,它們將阻擋南下的沙漠,確保華北,乃至更遠的地區免受風沙侵襲。

  長江之夜,一艘馬力全開的快艇正在追趕盜捕的漁船。快艇上的巡江隊員常年遊弋在這片水域,守護已經瀕臨滅絕的江豚。再向南,在某條薄霧籠罩的山路上,一個年輕人正艱難行進,還差1公里就要抵達前方的村莊。他的背包里塞滿精心挑選的圖書,那是山裡孩子瞭解世界的窗口。

  這些都是正在進行的公益行動。它們存在於政府和市場力量暫時無法完全顧及的角落,填補容易被人忽視的社會縫隙。它們的長期運轉依靠公眾支援,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因為種種誤解和溝通渠道的缺失,公益與公眾相隔甚遠。

  如今,互聯網正在縮短這種距離。不管是被伊犁鼠兔“萌化”,還是擔憂某天黃沙會遮蔽頭頂的藍天,人們只要打開手機,就可以在互聯網公益平台上找到眾多與之相關的行動者。他們在平台上集中亮相,擁有展示自己的機會和空間。人們作出判斷後,只需要在屏幕上點下支付鍵,就能以“捐助人”的身份參與到公益行動中。

  一個北京小夥為保護伊犁鼠兔的項目捐了20元錢,他沒法湊到天山的岩石縫邊,去觀察鼠兔的生存近況。而想要一窺中國互聯網公益的日常,“99公益日”就是一條位置絕佳的“岩縫”。

  每年9月,中國的互聯網公益都會進入“超頻模式”。兩大平台都選擇在9月“造節”,7日-9日是騰訊的“99公益日”,5日-11日是阿里巴巴的“9.5公益周”。

  今年的“99公益日”,創下了“捐款人次超過4800萬、公眾捐款共17.8億元”的新紀錄,這兩項數據都幾乎是去年的兩倍。數字背後,有商場展板前嗓音沙啞的勸募誌願者,公益機構里累到橫七豎八躺在沙發上的年輕員工,還有騰訊公益的35個工位旁12張餘溫未散的行軍床。

  如果考慮“單人多次捐贈”,這場幾乎耗盡各方力氣和資源的盛典,成績要打個折扣。對中國超過11億移動互聯網網民來說,公益這個值得被寄予無數期待的社會治理方式,仍然是個小眾議題。無論是平台方,還是公益機構,前方依然道阻且長。

  籌款很重要,但公益不只是籌款

  互聯網公益出現之初,功能直接、簡單:籌款。

  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讓中國民間力量集中爆發,幾乎每個人都想為救災做點事。有人連夜直奔災區參與救援,用最樸素的方式闡釋公益。更多人選擇捐款,就連小學生都在操場上排起長隊,等待捐出自己的零花錢。

  當時的捐贈渠道,要麼是擺在單位門口和學校操場主席台上的捐款箱,要麼是一個銀行賬號,捐款人需要到銀行,給公益機構轉賬。

  事實上,地震發生後,各大“中”字頭公募基金會都公佈了募捐賬號,但等到下午5點50分,汶川地震被確認為7.8級特大地震時,銀行已經下班了。

  公眾的捐款成本過高,又受到公募資格限製,中國民間公益力量當時處境尷尬:大部分時候只能依靠政府購買服務,或者接受少數“金主”的大額捐贈來維持運轉——它們源自草根,卻與公眾相距甚遠。

  羅亞君熟悉這種感覺。由她擔任秘書長的中華社會救助基金會關愛抗戰老兵公益基金(下稱“抗戰老兵基金”)在2013年成立,第一個月只收到了58人捐出的5.4萬多元,其中大部分都來自“熟人”。基金的前身是一家關愛老兵的網站,已經助養的老兵超過1000人,每月的生活費就要50萬元。

“關愛抗戰老兵基金”助養的一位老兵。
“關愛抗戰老兵基金”助養的一位老兵。

  “那時都是‘刷臉公益’,很多人捐款是‘賣個面子’。”羅亞君回憶,基金成立初期,錢是最現實的問題,“關係到我們能不能活下去”。

  他們只能靠成立機構必需的200萬元註冊資金,來給受助老兵發放生活費。這些錢全部來自同一家企業的捐助。

  抗戰老兵基金成立的第二年,微信支付上線,人們開始習慣不帶錢包的生活。羅亞君嚐試把老兵項目放到互聯網公益平台上,當年就籌得718萬元,幾十萬條捐贈信息多到“一箱A4紙都打印不完”。

  那個當年能直接影響他們生死的企業,這一年捐了90萬元。只不過,一切都不一樣了,這種他們曾經最擔心的“不穩定因素”,此時已經不再至關重要。

  這一年,中國的互聯網公益共籌得4.28億元,只是全國1042億元總捐贈量的零頭。和關愛抗戰老兵一樣,一些小眾項目在傳統公益圈難以得到關注,雖然1000億元與他們無關,但那4億元提供了廣闊的生存空間,讓他們能繼續深入重大議題之外的、更廣泛、更容易被人忽視的社會細節。

用戶通過微信掃碼,登錄互聯網公益平台。
用戶通過微信掃碼,登錄互聯網公益平台。

  成立之初,騰訊公益的目標也是“解決公益機構最迫切的需求”,把幫助籌款作為平台最重要的功能。

  2015年第一個“99公益日”,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下稱騰訊基金會)拿出1億元,按1∶1的比例“配捐”——網友捐出一份善款,騰訊會以相同的金額幫網友再捐一份。

  配捐激勵效果十分明顯,3天內籌得的公眾善款,超過騰訊公益2014年全年的總善款額。一些公益機構的“迫切需求”解決了,3天幾乎完成了全年的籌款目標。

  看起來是多方共贏的局面,還是出現了主辦方意料之外的狀況。一位參與過當年“99公益日”的公益機構負責人記得,活動零點啟動,天還未亮,第一天的配捐額就要分發殆盡——夜晚人們大多都在熟睡,不可能打開手機捐款,配捐是被公益機構自己“刷”完的。

  隨後,媒體報導部分公益機構“套捐”“機器刷捐”,他們用個人甚至是借來的錢,在平台上捐給自己的項目,套取騰訊的配捐,把“公益日”變成“搶錢節”。

  “不要覺得在做好事,就可以超越一切,最終讓組織里一群有價值、有理想的人失去信念。”廣州滿天星青少年公益發展中心(下稱“滿天星”)創始人梁海光見識過很多“走火入魔”的同行,“錢得了,人心沒了。”

  到了第二個“99公益日”,騰訊公益設置了單筆配捐不超過999元、刷捐判定等機製。這一年,“套捐”“刷捐”被基本遏製,但被互聯網衝刷兩年後,一些公益機構已經深諳社交媒體的傳播邏輯——“苦、窮、慘”的故事最能讓公眾慷慨解囊,即使事實本身已經足夠殘酷,但公益項目的圖片、標題,以及故事的敘述方式可以追求更煽情。

  客觀上,提高籌款效率能更好地幫助受助人,但目的正義、手段不正義的風氣對行業的傷害已經初顯端倪,“比慘”正逐漸成為公益機構的核心能力之一。一些理性的公益人士擔心,劣幣驅逐良幣,會讓真正專業的公益機構失去機會。

  嚐盡技術紅利的互聯網公司,信奉技術可以改變世界的道理。但這一次,騰訊公益開始思考,缺少價值主張的技術,好的願望也可能造成可怕的事。

  那屆“99公益日”後,他們嚐試尋找答案:在公益領域,比高效更值得倡導的,是專業性。

  “一個公益項目能吸引多少善款,最重要的是什麼?”在一場騰訊公益的內部會議上,這個問題被拋在所有人面前。

  “最開始我們想催淚指數、感人指數還是明星推廣帶動效應,最後分析所有因素後,得出的答案是透明度。”在2017年的中國互聯網公益峰會上,騰訊基金會理事長郭凱天對場下的聽眾說。

  成為一個專業機構,才能真正解決社會問題

  和所有“自我設限”的改變一樣,推行專業性也不是一個一帆風順的過程。

騰訊公益員工在“99公益日”期間工作。
騰訊公益員工在“99公益日”期間工作。

  2017年第3個“99公益日”前,騰訊公益平台上線了“透明化組件”。在此之前,人們在朋友圈打開公益項目的鏈接後,只能看到項目介紹里各種感人的故事。這一次,項目的善款執行進度和支出明細也出現在產品里。

  這些看起來並不複雜的賬目,給公益機構增加了巨大的工作量。很多機構沒有專業的財務人員,大家最重要的事是把受助人服務做好,記賬只是個邊緣工作。騰訊公益要求提供各種明細和彙總時,他們只能對著堆滿抽屜的票據,艱難地尋找頭緒。

  “我們第一年都做怕了。”梁海光回憶當時的情況。平台要賬目後,大到每次物資採購,小到工作人員出差的火車票,都需要整理。機構人員忙不過來,只能臨時招實習生幫忙拍照、掃瞄,最後上傳,“一個星期都在搞這個事情,最後才趕上了公益日”。

  那段時間,騰訊基金會副秘書長孫懿“電話經常被打爆”,全是“馬上要瘋了”的公益夥伴們的吐槽。她總是笑著解釋,非常理解大夥兒的“不適應”,“但這是件好事,不是嗎?”

  在公益項目的頁面上,與項目介紹里圖文並茂的感人故事相比,這些財務數字不帶任何感情。有人很容易就忽略它,也有人在這裏停下來,重新思考是否要點下捐贈按鈕。

  “公眾看到透明組件,可能會覺得不怎麼樣。你可以不支援,但是過去這是個黑箱子,你無法判斷公益組織到底怎麼樣。”孫懿告訴記者,“最後的結果就是,優秀的公益組織被耽誤,差的公益組織也沒有被淘汰。”

  透明化組件上線的第二年,平台找到德勤(全球著名的會計師事務所),一起給公益機構設計了一個更簡單、友好的財務披露模板。機構只需要輸入相應的數據,很多賬目就會自動計算出來。

  這一年,定期在騰訊公益平台上披露財務,已經成為不少公益機構的日常。梁海光決定招聘一個專業的會計,把更細緻的財務公示在平台上。

  機構透明化的成本降低後,“99公益日”的門檻開始抬高。2018年,因為達不到“財披”要求,或者年審報告不合格,1000多個項目被拒之門外。

  “已經那麼苦了,為什麼還要求那麼多?”梁海光經常在微信群裡看到同行抱怨。

  做了10年公益,梁海光能感覺到,“幹這行不容易”是中國公益圈里最容易找到共鳴的情緒之一。這個群體里的很多人都有過幾乎相同的經曆:因為一些偶然的人生際遇,受到感染後,被使命感推進公益圈。

  梁海光出生在農村,童年時父親早逝,他跟著母親搬到城市。他說當時家旁邊的一個圖書館,改變了自己的人生。後來他辭掉工作創立“滿天星”,專注推廣農村兒童閱讀。

  名牌大學畢業的羅亞君本可以擁有完全不同的人生,但大三暑假一個再普通不過的決定卻成了拐點。那時她跟著一個紀錄片團隊拍攝抗戰老兵,看到一個個曾經的“民族脊樑”,在被人遺忘中潦倒凋零,就“陷了進去,再也沒出來”。

  他們都會直接面對受助人,然後埋頭做事,沒空抬頭張望行業。就像當年驅動著羅亞君的“老兵在風中,我們在路上”的口號一樣,這種緊迫感讓她無法停下腳步,否則便“心存愧疚”。

  老兵網網站會員最多時有4萬多名,大多是全國各地的誌願者。這樣一個完全因為誌趣聚集,憑激情做事的“興趣社群”,最開始幫助了不少老兵,並且效率極高。

  “有時半夜某個老兵需要緊急救助,誌願者給論壇版主打個電話,錢很快就到位。”羅亞君回憶。

  因為從沒做過“籌款預算”,網站每年接受的“善款”都很充裕。在善款使用上,也是總負責人說了算。“有時一晚上撥出幾十萬元”,一位網站創始人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

  網站對“財務披露”沒有明確的規定,全靠誌願者自覺。每次給老兵發放完助養金後,誌願者就會把回執單曬在論壇,但單據延發,甚至不發的情況也時常發生。

  羅亞君記得,當時一個女明星給網站捐了80萬元,想要一張收據。因為從沒開過“籌款”收據,網站在深圳的誌願者只能去文具店現買了一本。開完後,在場的20多個誌願者又不知道該簽誰的名字,最後只能不了了之。

  各種問題不斷出現,幾個創辦網站的昔日好友,也因為理念分歧,鬧到同處一間辦公室卻互相不說話。最終,這個曾經以光輝形象示人、因民族大義而備受誌願者擁護的明星草根組織,因為一場內訌,以幾近鬧劇的方式走向了分裂。

  後來“老兵網”重組,第一件事就是在中華社會救助基金會下成立專項基金。

  “必須專業化運營。”坐在已經更名的辦公室里,經曆了整個過程的羅亞君語氣堅定。

  從中國民間公益起步的2008年開始,有太多草根組織走過“老兵網”的路。直到現在,在中國公益領域,“草根”仍然是個不折不扣的褒義詞。

  如今,互聯網公益為草根組織提供了另一種發展途徑,也降低了組織專業性建設的成本。梁海光的微信群裡對平台方“要求太多”的抱怨,正變得越來越少。

  “很多連發票都貼不好的公益機構,還自詡草根組織,這是一種逃避責任的說法。”梁海光說,“好像草根就代表著民間力量,但草根更應該代表生命力。”

梁海光與孩子們在一起。
梁海光與孩子們在一起。

  他說“滿天星”曾經也很草根,但“慢慢脫離草根,成為一個專業機構,才能真正解決社會問題”。

  “滿天星”從成立之初就堅持做第三方年度審計,那時梁海光只是把審計報告掛到官網上。他沒想過誰會專門跑到一個小機構的網站,去翻裡面的表格和數據。

  他已經記不清是哪一天,突然接到一個電話。對方是個企業老闆,表示要連續3年給“滿天星”捐一筆數額不小的錢。這個老闆語氣篤定,說自己每年都會看“滿天星”的年審報告,“做得很好”——這是他決定捐款的最大動因。

  “其實有一些東西,現在表面上看可能轉化率很低,但是做和沒做真的有差別。”梁海光說。

  羅亞君現在幾乎沒有漏掉過一張發票,它們在騰訊公益平台上,隨時供任何人查看。她還堅持讓一線的誌願者寫項目執行情況,然後發現,每次在平台上向公眾反饋一次項目執行的長進展後,抗戰老兵基金的捐款曲線就會出現一次小波峰,那是來自數十萬網友的“至少10萬元的複捐”。

  孫懿在做捐贈人回訪時,曾遇到“印象深刻”的故事。

  那還是QQ時代,“QQ農場”里有一種只有開通月捐才會送的“愛心果”。一個用戶只為種出別人農場里沒有的菜,按提示開通了月捐。她根本沒有在意每月自動扣除的10元錢,到底去了哪裡。

  到第三個月時,她在平台上留言,嘲笑自己是個“傻子”,每月花10元買6個虛擬的種子。但這個時候,她收到了公益機構發來的善款執行反饋,看到一個貧困孤兒能夠安心上學,其中就有她每月10元的貢獻。

  “10元也就是兩聽飲料的錢,但卻可能改變一個人的人生。”這個用戶在接受回訪時告訴孫意懿。

  現在,這個曾經花錢買虛擬種子的“傻子”,已經成為騰訊公益上一位穩定的月捐人。

  從“躺著收錢”,到主動服務

  除了公眾和平台,民間公益機構還要與企業和公募基金會打交道。

  2015年之前,因為沒有公募資格,大部分民間公益機構的籌款都被限製在小圈子裡。

  “像賣保險的一樣,把身邊人搜刮了一遍又一遍。”梁海光回憶當時的勸募經曆,然後扯動嘴角,露出一個尷尬的笑容。

  在中國,像“滿天星”這樣的“社會服務機構”還有39萬個,而具有公募資格的基金會只有1600多家。

  根據慈善法規定,不管是“滿天星”,還是抗戰老兵基金,他們必須和公募基金會合作,才能在公開渠道籌集善款。但在“99公益日”出現前,這種合作鮮有發生,雙方就像處在兩條平行線上,很難找到交點。

  現在,打開騰訊公益平台,人們會發現這兩種機構的名字經常出現在一起:項目由民間公益機構發起、執行,公募基金會負責接受捐款,並且對項目審核監督。

  在今年的99公益日期間,中國婦女發展基金會(下稱婦基會)下“掛靠”了130多個民間公益組織的項目。就在5年前,這個數據還是個位數。

  資助項目部負責人趙光峰告訴記者,作為全國婦聯發起的老牌基金會,很長一段時間內,婦基會90%的善款都來自各大國企和外企的捐贈,“比較穩定”。

  婦基會平時的主要工作是運營一些自有的公益項目。這些項目往往都是委託基層婦聯執行,可婦聯日常要承擔很多繁瑣的工作,本身又不是專業的公益機構,“儘管他們很努力,但很難照顧到方方面面。”

  “那時婦基會按部就班地把自己的幾個項目做好就行,很少跟民間公益組織打交道。”趙光峰告訴記者。

  梁海光還記得,“滿天星”成立早期,因為缺錢,他“硬著頭皮”找到了一家公募基金會。他攤開精心準備的合作方案,對方卻回應他一個“大爺一樣的態度”,希望瞬間落空。

  抗戰老兵基金當年也是通過一個在公募基金會任理事的熟人,才獲得一個寶貴的“專項基金”掛靠名額。

  再到後來,互聯網就鋪天蓋地來了。它的強大之處在於,身處這個時代,沒有人能夠真正忽略它。

  在互聯網公益興起之初,婦基會曾把自己的項目放到過騰訊公益平台。趙光峰坦承,那時很多“中”字頭的公募基金會,都在互聯網上“投資”自己的影響力。婦基會最開始“觸網”的動力,很大程度上是“看到同行都在做,我們也不能落下”。

  直到2015年“99公益日”前,騰訊公益忽然找到婦基會,告訴他們很多專注家庭領域的公益機構,“做得很好,但是一直缺少基金會支援”。然後提議,雙方可以合作,“在平台上試試”。

  當時已經成立接近30年的婦基會,也一直想要“延伸手臂”,讓更多群體受益,但是找不到合適的契機。

  “不能僅僅依託婦聯,要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趙光峰也清楚,比起婦聯,律師和心理諮詢師在家暴問題上更有發言權。一個為鄉村女教師媽媽篩查乳腺癌的項目,具有醫學專業背景的組織顯然能做得更細緻全面。

  他沒有想到,合作達成後,婦基會的工作模式發生了徹底的轉變。

  不管是平台方,還是基金會內部的管理製度,都對項目能否上線有著嚴格的規定。

  “先是項目對接人初審,從項目執行機構的年審報告是否合格,執行能力夠不夠,到預算合不合規,住宿有沒有超標,全要仔細核對。”趙光峰語速加快,“初審之後再由部門負責人審,最後還要部門間互審。”

  每個項目都要經過“三審”流程,結果第一年就有100多個項目湧了進來,到2017年“99公益日”時,婦基會下“掛靠”的項目已經有255個。

  實際上,與民間公益組織“聯合勸募”5年來,婦基會從互聯網公益籌來的善款只占總籌款額的20%左右,國企和外企的捐贈還是那塊最大的蛋糕。

  “這20%的籌款,花費了我們200%的力氣。”趙光峰笑笑說,這5年婦基會的員工從40多人,擴充到現在的70多人,“很大一部分全是為了互聯網公益”。

  已經在婦基會工作了13年的趙光峰,原本過著相對清閑的生活,人到中年卻忽然忙碌起來。不過,他說自己享受這種狀態,讓他更能體會“公益人”的感覺。

  “大家就覺得痛並快樂,結識那麼多優秀的夥伴,又能夠讓更多人受益,還是挺有意義的事情。”趙光峰說。

  去年,趙光峰負責的一個名叫“超仁媽媽”的項目獲得了“中華慈善獎”。項目主要是為民間公益組織的女性帶頭人提供支援,一個山東的媽媽被推薦到“木蘭學院”,在北大與國內頂級的女性商業領袖一起上課,學習最先進的組織、財務管理。還有些媽媽會得到出國交流的機會,參加各種女性論壇,從中汲取營養。

  “中國的民間公益不容易,尤其是女性帶頭的公益組織更不容易。”趙光峰感歎,“作為全國最大的服務女性和家庭的基金會,我們有責任支援這些女性去發展自己的公益事業。”

  對趙光峰來說,不管他有沒有察覺,公益進入互聯網時代後,他的公益觀念已經發生轉變。那些像婦基會一樣的“官辦”基金會,也從過去身處金字塔尖,轉變成為底層提供支援的“服務者”。

  現在,與公募基金會接觸時,梁海光再也沒有遭遇過“大爺臉”,反而是對方變得積極起來。曾經最高占善款10%的管理費,一路降到免費。之前需要1年才能撥付的善款,現在不用催,1個月內就會出現在機構賬戶里。

  比之前好打交道的還有企業。雖然中國企業每年捐出的善款,都占全國總捐贈額的七成左右,但是這些錢一般都與小型公益組織無關。企業出於品牌傳播考慮,很難與缺少影響力的小機構合作。

  梁海光也找過企業“談協議”,但很少成功。情況在“99公益日”誕生後開始變化,微信每年都會給“公益日”投入流量資源,再加上騰訊品牌背書,企業只要能參加這場“狂歡”,把自己的Logo和騰訊基金會放在一起,公益組織大小對他們來說就不再重要了。

  把錢專業有效地花出去,比籌款更難

  2017年達到峰值後,婦基會的“掛靠”項目數量已經連續兩年下降。到今年“99公益日”時,項目數量比起2017年已經下降超過一半,只有132個。

  一些運行超過1年的項目,一直沒有執行報告,在審核時被拒之門外。除了常規的監督審查外,婦基會還會對項目做“延伸審計”,“看看他們項目做得紮不紮實”。

  “我們現在不追求認領多少個項目、跟多少家NGO合作,我們現在追求受益人效果。”趙光峰告訴記者。

  他經常遇到“看起來設計得很好”的項目,籌款也很順利,但卻一直拿不出結項報告。原因往往並不是公益組織“私吞”了這筆錢,而是他們的執行能力不夠,“錢拿到了,卻沒能力辦事”。

  事實上,很多民間公益組織都被這個問題困擾:就算是憑透明的財務披露籌到了錢,能不能把項目執行好,怎麼才算好?

  在國外,公益行業有很多第三方評估機構,他們會對公益項目的執行效果做獨立、專業的評估。但在國內,這個領域幾乎是一片空白。

  “公益組織的目的不是籌錢,而是真正解決社會問題。”梁海光說,“專業地、有效地花錢,比掙錢難多了。”

  在騰訊公益平台上,兒童閱讀推廣的項目有幾十個,大部分頁面都做得很精良。如果不夠仔細,用戶很容易就會忽略那個“隱蔽”的“財務披露”入口。沒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人錯過了“滿天星”連辦公室水電費都曬出來的發票。

  “如果用戶看不出項目間有什麼區別,那就說明平台做得還不夠好。”孫懿坦言,“我們提供的信息應該支撐用戶作出判斷。”

  在某種程度上,這個目前全國最大的互聯網公益平台,它的每一處設計細節,都可能成為影響中國公益事業航向的微風。

  已經過去的每一年,“99公益日”的數據都會再創新高,人們看到的只有互聯網公益越來越高的成就。今年的“99公益日”,最後一天下午,騰訊公益內部拉了一個微信群,名字叫“冰山下的透明探索”。

  “公益現象和數據的背後,如何保持持續的常態才是重要的。”在今年“99公益日”的啟動儀式上,騰訊主要創辦人之一、騰訊基金會名譽理事長陳一丹說,“冰山下的狀況,慈善組織、公益平台更要關注。”

  這一次,“透明度”已經不只是針對公益組織的各種財務報表。

  騰訊公益高級產品經理餘和謙正在測試的新產品里,組織負責人也要“透明”:為什麼要做公益,做過哪些公益,這些同樣重要。打開項目頁面,用戶看到的不再只是項目介紹,還要有項目執行效果介紹等。

  這些還躺在餘和謙手機里的新功能,都有機會成為公眾選擇為哪個公益項目捐款的依據。但至少在目前,騰訊公益每天的“極熱榜”,捐贈額前3名幾乎還是醫療救助類項目。它們的圖片也出奇地相似,總是戴著口罩、閉著眼躺在病床上的孩子。

  “這些孩子確實需要緊急救助,但我們擔心的是,這些捐款里摻雜了多少衝動成分。”孫懿說。

  去年,平台推出了“冷靜器”,試圖“阻止”用戶捐款——在支付前的一步,平台會強製彈出一個窗口,簡單列舉項目的“透明”信息,讓用戶選擇是否繼續。

  餘和謙也很難說清,這個一閃而過的提示到底對“理性捐贈”起了多大作用。這個曾經做過證券和互聯網產品經理的“老鳥”,仍然被這個功能刷新認知:從前,他最關心的就是用戶量、日活躍用戶量等數據。現在,他的工作卻與這些數據無關,甚至要抑製它們的上升。

  “從‘冷靜器’開始,平台的思路有一個很大的轉變,不再追求量,而是理性、價值。”餘和謙告訴記者。

  公益像是社會的一根杠杆,可以把微小的力量聚在一起解決大的社會問題。不管是急需救助的兒童,還是即將滅絕的江豚,或者是一項值得期待的科學研究,都值得人們關心。

  在美國上大學時,餘和謙跟身邊的同學閑聊,發現他們都很喜歡談論社會議題。

  “每個人都有自己關注的領域,很多都會有自己固定捐贈的公益組織。”餘和謙回憶,“組織的專業能力怎麼樣,創始人是什麼背景,有什麼樣的故事,他們講這些時很自信。”

  回國後,這些經曆成了餘和謙進入公益行業的重要原因之一。

  今年的“99公益日”,騰訊沒有提高配捐金額,還是和去年一樣的3.9999億元。因為捐贈人次上升,平均配捐比例從2015年的1∶1,下降到了1∶0.2。

  “辛苦準備了這麼久,就配這麼點錢,以後還怎麼玩?”9月7日那天,梁海光所在的微信群裡,有同行抱怨,“要不是我們這麼辛苦勸募,騰訊公益能有今天?”

  梁海光沒有在群裡發言,“滿天星”和這些同行一樣,為了公益日,員工加班熬夜,辛苦搶到的配捐也少得可憐。

  “捐款人變多,配捐不可能一直提高,這可能成為以後的常態。”當天晚上,他在一篇觀察文章里寫道,“通過這個平台,我們與公募方、企業,還有潛在捐贈人的連接成本都變低了,這值得珍惜。趁著這樣一個‘節日’,把精力放在與公眾連接上,這才是‘99公益日’的意義。”

  也有不少同行意識到了這一點。在梁海光的朋友圈里,一些同行已經不再像往年那樣喊人捐錢,而是把文案換成了“轉發也是愛”。

  “不管是平台、公募方,還是公益機構,行業的生態需要大家共建。”孫懿說,“哪方沒有做好,都會成為木桶最短的那塊木板。”

  民間公益起步的2008年,中國的捐贈額是1070億元。到2018年,這個數據上升到1600億元。而這11年間,中國的GDP增長了3倍。很顯然,公益事業的發展速度並不樂觀。

  可不管它跑快跑慢,那些相信世界會變好的人們,總是會對這項事業懷有期待。就像互聯網公益平台上某個項目下1分、1角或者1元的捐贈記錄一樣,每秒鍾都在刷新。

  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記者 楊海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19年09月25日 0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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