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曆史地理學的大模樣
2019年09月24日13:14

原標題:辛德勇:曆史地理學的大模樣

本文為北京大學教授辛德勇在9月21日“複旦大學曆史地理研究中心成立20週年暨《曆史地理研究》發刊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稿。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同道的朋友們:

很高興來到複旦大學曆史地理研究中心,和全國各地的同行為這個中心慶生,慶祝它的二十週年華誕。

感謝中心的各位領導,給我這份榮幸,讓我有機會在這裏講幾句話,談一談對我們這個學科發展的一些想法。

談到曆史地理學這個學科的發展,不能不首先回顧一下這個學科的發展曆程,在這個基礎上,才能更好地看清未來的努力方向。

我知道,在座的絕大多數同行朋友,都傾向於認為,在中國,是由顧頡剛先生引導門徒在上個三十年代,創立了這個現代學科意義上的曆史地理之學。具體地說,是顧頡剛先生創建的“禹貢學會”和這個學會的學術刊物《禹貢半月刊》,把中國傳統的“沿革地理學”轉換成了現代的“曆史地理學”,即當時在中國已經建立起科學的曆史地理學;至少是從那時起,已經開啟了由傳統的沿革地理向現代的曆史地理學的實質性轉變。

包括在座的各位同道在內,持這一觀點的學者,往往都要舉述《禹貢半月刊》的英文名稱從第三捲起即書作

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

,而這個英文詞彙,在今天的直譯,就是“中國曆史地理”。其實不僅是《禹貢半月刊》的英文刊名,當時一些大學地理系的教材,在講述地理學的構成時,也都引入了這一學科名稱,將“曆史地理學”列為地理學的組成部分。但是,其實質內容究竟如何呢?關於這一點,當年禹貢學會的骨幹成員侯仁之先生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就特地指出過:“‘曆史地理’在我國學術界也並不是一個新名詞,不過在以往大家把它一直和‘沿革地理’這個名詞互相混用了,以為兩者之間根本沒有分別,這是一個很大的錯誤。”(見侯仁之先生《“中國沿革地理”課程商榷》)

影印出版的《禹貢半月刊》

不過在我看來,《禹貢半月刊》刊載的論文,所涉及的問題,絕大多數還是局限在傳統沿革地理的範疇之內,並不能簡單地用其英文譯名來判斷實際的研究內容。事實上,據侯仁之先生介紹,在禹貢學會活動的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歐美世界的“現代曆史地理學”也還剛剛興起不久,因而,即使當時確實想要全面採用西方現代曆史地理的學科理念和方法,實際上也是難以做到的。禹貢學會成員和三十年代其他中國學者的具體研究論著表明,當時並沒有實現由傳統的沿革地理學向西方新式曆史地理學的轉變,甚至也沒有人明確提出過這樣的主張。禹貢學會所規劃的研究內容,只是編製曆史地名詞典、繪製曆史地圖等。其實瞭解到歐美曆史地理學的實際進展狀況,我們也就很容易理解,基於當時中國學術在整體上相對於歐美國家的滯後程度,以及沿革地理在中國的深厚傳統所造成的慣性,以禹貢學會為代表的中國學術界所做的研究在總體上未能逸出於沿革地理範疇之外,這本來是非常合乎情理的事情。

儘管如此,顧頡剛先生通過《禹貢》學會的工作,聚集並培養了一批有誌於從事曆史時期地理問題研究的青年,為建立現代學科意義上的中國曆史地理學奠定了重要基礎。後來實際創立中國曆史地理學的幾位代表性學者,如史念海先生、侯仁之先生和譚其驤先生等這些我們非常敬仰的前輩,都是《禹貢》學會的主要成員。

真正具有現代學科意義的曆史地理學,是1949年以後,通過侯仁之先生、史念海先生、譚其驤先生以及陳橋驛先生等一批學者的持續努力,至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才在中國大陸上逐漸建立起來的。

在這當中,侯仁之先生在引進西方曆史地理學理論方面發揮了最關鍵的作用。除了理論論述之外,侯仁之先生更身體力行,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對北京的城市起源與演變、西北沙漠變遷以及渤海灣西部海岸線的變遷等問題,作出了具有典範意義的研究,對學科發展,起到了重要的示範作用。

為創建中國曆史地理學做出重大貢獻的另一位學者,是史念海先生。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史念海先生就寫出了一部系統的《中國曆史地理綱要》書稿。這部書稿是參照現代地理學的一般結構和內容,比較全面、系統地闡釋各個不同曆史時期中國的地理面貌,從縱向上看,其中包括曆史自然地理、曆史經濟地理、曆史人口地理這三大組成部分,事實上為新型的中國曆史地理學勾勒了基本框架。當然,民國時期出版的《中國疆域沿革史》,是史念海先生從事這些研究的重要基礎。這部書稿雖然由於史念海先生治學嚴謹,精益求精,直到1991年底才正式修改出版,但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起,油印本即散佈很廣,一些院校的相關專業也曾採用為教材,在學術界產生了很大影響,因而可以將其視為現代學科意義上的曆史地理學已在中國全面建立的重要標誌之一。此外,史念海先生在在1963年9月出版的論文集《河山集》,其中大部分文章,都是從敘述自然環境基礎入手,分析經濟地理格局,較諸傳統的沿革地理學,顯示出一派全新的氣象。

《中國曆史地理綱要》

參與創建中國現代曆史地理學的另一位重要學者,是我們複旦大學的譚其驤先生。譚其驤先生具體研究的學術問題及其研究方法,雖然更多地是對傳統沿革地理的繼承,但這些內容既是新式曆史地理學最普遍並且最重要的基礎,同時依然是新式曆史地理學的重要構成部分,而且譚其驤先生也同樣從很早起就積極拓展這一學科的研究範圍,探索採用新的研究視角和方法。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期,譚其驤先生發表了幾篇典範性研究,其中包括《何以黃河在東漢以後會出現一個長期安流的局面》、《曆史時期渤海灣西岸的大海侵》等文章。這些文章,都在研究範圍和方法上,較諸傳統的沿革地理研究,具有重大實質性的突破。

其他如陳橋驛先生在中國曆史地理學的創建過程中,也發表了一些在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上的轉變上具有標誌性意義的學術論文,例如他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發表的《古代鑒湖興廢與山會平原農田水利》、《古代紹興地區天然森林的破壞及其對農業的影響》等文,對後來的學術發展,就都具有很強的示範性作用。

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以後,中國的曆史地理學研究,取得了更加深入、也更加全面的發展。2000年8月,正當世紀交替之際,在挪威首都奧斯陸,召開了第19屆國際曆史學科大會。在這個會上,我曾以《中國環境史研究的新進展》為題,向國際曆史學界,介紹了中國的曆史地理學者在中國曆史自然地理研究方面所取得的諸多成就和進展,並且鄭重指出“中國的環境史研究主要是由曆史地理學者來承擔”的。在這次國際史學大會上,我還談到:“近50年來,中國的曆史地理學家,一貫把曆史自然地理與曆史人文地理、曆史經濟地理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加以研究,這與西方的曆史地理學者一直偏重曆史人文地理研究,甚至許多人根本不承認曆史地理學中存在有曆史自然地理這一研究範疇的情況相比,具有明顯差別,因此也在環境史研究領域內取得了值得自豪的成就。”其實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只是一個側面。事實上,經過幾代曆史地理學者持續不懈的努力,不管是曆史自然地理,還是曆史經濟地理,或是曆史人文地理,我們都取得了優異的成就,進步是巨大的,也是全方位的。

然而我們還要繼續前行。我們每一位朋友都有自己願意研究的問題,所選取的研究對像當然不妨各行其是,但作為一門學科,在看待曆史地理學的總體發展趨向時,還是會有一些共同的問題,呈現在我們的面前。

在前面,我之所以對我們這個學科的初創過程做了那麼多的回顧,是想通過這種回顧以更加清楚地看到曆史地理學科的“大模樣”。我在這裏借用圍棋術語講的這個“大模樣”,就是從學科發展的大局著眼,看它的來龍去脈,看它的必然趨勢和我們理應肩負的使命。

這個問題很大,我沒有做過系統的思索和考察,今天在這裏也無暇很具體地和各位同道交流,只能用幾句話,說說我的直觀感覺。

第一,遵循前輩學者創建曆史地理學科以來的研究路徑,努力有意識地完善中國曆史地理各個分支領域的基本格局,使之更加清晰,更為確切,也更趨具體。這話有什麼意義,指的是什麼,很多朋友一下子不一定明白,更不一定接受,但我覺得,認真想一想,還是會有一部分人能夠理解的。看一看前輩學者的努力方向,再看一看當下的情況,我想,這樣的工作,還是任重而道遠的。

第二,著力推進一些重大基礎問題的深入探討,特別是努力更加精準地揭示各項地理要素變化的內在機理。譬如氣候變化問題,譬如黃土高原的植被變遷問題,譬如黃河下遊河道的水患問題,譬如城址改移的規律問題,等等。這意味著需要更多的學者,不再簡單地複製前輩學者既有的認知,意味著我們要以前輩學者創建曆史地理學科時的態度,去推動這個學科取得更多實質性的進步。

第三,“曆史地理學”並不能局限為“中國曆史地理學”。現在,“曆史地理學”從一個同“中國史”和“世界史”(實際上應該是“外國史”)等並列的一個曆史學分支學科,降格成為“中國史”下面的一個附庸部分。造成這一狀況,除了某些掌權者的無知無德之外,這裡面還有我們自身的無能和無所作為,是我們對中國域外地區的研究做得實在太少太少。我相信,目前這種狀況,是應該改變而且也是能夠做出改變的。

各位朋友,複旦大學的曆史地理學研究,不僅在我們這個學科的創建過程中起到了核心的作用,而且為這個學科的全面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在很多方面,都曾經起到引領者的作用。曆史地理研究中心成立二十年來,更是佳作迭出,碩果纍纍。

在這裏,我衷心祝福,複旦大學的同行們,能夠在這個國家這個學科未來的發展中取得更大的成就。我自己,雖然已經年至花甲,但也願意追隨於各位同道之後,為中國的曆史地理學的發展,做出積極的努力。願我們大家一道,讓我們所從事的這個學科呈現出日趨完美的“宇宙流大模樣”。

謝謝大家。

再過二十年,我們重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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