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平遙攝影節大獎獲得者龍江:8000米之上的“絕命海拔”
2019年09月24日20:24

  9月25日第19屆平遙國際攝影大展落下帷幕,來自雲南的攝影師龍江憑藉《絕命海拔》獲得“優秀攝影師評審委員會大獎”。

  頒獎詞這樣寫道:“他跟隨他們穿越荒原,他跟隨他們一起踏入冰川雪山,用熱情驅散嚴寒,用意誌擊碎艱難。他記錄下八千米雪峰上的風雲變幻,更記錄下登山健兒不用吸氧、似走泥丸、勇於攀登的颯爽英姿。”

  組委會人員對大獎獲得者龍江進行了一次關於極限攝影和《絕命海拔》拍攝經曆的對話。

  龍江:雲南攝影家協會常務理事,中外攝影家藝術交流協會副主席,新華社中國圖片社特聘攝影師。

  從攝影到極限攝影

  Q:您從什麼時候開始從事攝影?

  龍江:上大學時我就愛上攝影。但那時學生時,經濟比較拮據。沒有條件從事攝影工作。畢業後,剛剛參加工作時,依舊是心有餘而力不足,那時拍一卷膠卷衝洗就要五十多塊,而我一個月的工資才五十二塊。

  後來我在雲南昆明的一家國企冶煉廠工作,我身體不太好,當廠長的時候每天上班需要背著動態心電圖監測器了,2002年,我提出辭職,2003年7月,我把手上所有的工作做完後,就離開了國企。

  辭職後的第一件事情就駕車去了西藏,一去就是二個多月,回來後自己成立了自己的公司,過起了“一邊攝影一邊工作”的生活。

  2003年到2011年的時候,我主要以拍攝大畫幅和中畫幅的膠片為主,拍攝的主題以風光、人文為主。我徒步去過西藏、新疆、青海、川西、雲南等很多地方,去得地方越多,越覺得戶外拍攝的最高境界應該是登珠峰。

  Q:從攝影到極限攝影,您是如何開始這一轉變的?

  龍江:2010年左右,我就萌生了拍極限攝影的想法。但是考慮到攀登高海拔雪山的危險性,加上當時公司事情比較多,就擱置了下來。後來,公司走上平穩期後,出於心中那股難以熄滅的情懷,我終於走上了極限攝影的道路。

  這條道路實際上是非常艱辛的,目前國內外從事此類極限攝影的人很少。攀登高海拔雪山的同時又要進行攝影,這樣的同行少之又少。

  極限攝影的收穫

  Q:就登山而言,您覺得如何才算極限攝影?

  龍江:我覺得極限攝影應該是在8000米級雪山的攀登拍攝,我有一個目標,就是在有生之年把海拔8000米級的雪峰全部拍完,計劃是每年攀登一座、拍攝一座。目前來看,計劃完成的很順利,但最終能不能完成還是要看自己的身體條件等很多因素,順其自然。

  十多年來,從海拔5396米的雲南哈巴雪山,到海拔6070米的田海子山,到海拔8201米的西藏卓奧友峰,再到海拔8848米的珠穆朗瑪峰……我有十六七次登山經曆,其中攀登海拔8000米以上的有8次,有6座登頂。

  收穫當然是有的,首先是身體的改善,以及心態的變化。要進行高海拔極限攝影,就要迫使自己有規律的生活,同時把自己的身體鍛鍊好。我每週有四天都會跑10公里,週末還要負重跑二十多公里。以前勞心勞力的我,現在已經七八年沒得過感冒了。

  另外一個收穫是攝影上的,大概在七年前,我發現自己的創作進入一個瓶頸期,但是在後來登山過程中,經曆隊友的遇難、感受到生命的珍貴,又切身體會到全球氣候變暖的異常變化、人類生存對雪山冰川的巨大影響……這些經曆讓自己的心靈有所觸動。我開始走出那陣短暫的迷茫。

  為什麼是“致命海拔”

  Q:我們都知道海拔8000米級雪山的攀登、拍攝是極為困難的,但對普通人來說,更多的只是有一個艱辛困難的概念,真實情況如何不得而知,您為什麼用“絕命”來定義您的展覽?

  龍江:此次我參加平遙國際攝影大展的作品都是在海拔8000米之上拍攝的,其內容是以人與自然、生存與死亡為主題。

  我本來想用“空氣稀薄地帶”,後來請教幾個老師,想起每年在攀登時遇難的隊友,在登山途中不時能看到一些其他遇難者的屍體,最終把名稱改為“絕命海拔”。

  在登山前,每次都要買保險,與保險公司、登山公司的協定中都有這麼一個條款,如果在山上遇難了,沒有了生命特徵,你希望怎麼處理,我選擇的是“就把我的屍體留在上面,不用再運下來”,我簽過11次這樣的生死協議,但是每次填寫如果遇難了先通知誰的時候,我都不敢寫家人的名字,而是先通知朋友。

  拍攝的難度是可想而知的,比如設備的攜帶,登頂時裝備一般是控製在10公斤以下,但我帶著攝影器材,一般都在15—20公斤左右,但沒辦法,攝影師最痛苦的就是看到了絕佳的畫面,但是你的器材不能使用,再比如對於極端天氣的矛盾心態,狂風捲著大雪,寒冷、疲憊交加,在殘酷的大自然中人的抗爭與掙紮,這才是攝影師期盼的畫面。登山一定要天氣好的時候出發,因為極端天氣容易出事,但是天氣太好了又拍不到好作品。

  我有好幾次的拍攝與死亡擦肩而過,有一次,在攀登拍攝喜瑪拉雅山脈的阿媽 達布拉姆峰時從登峰下撤的過程中,在下撤的過程中,看到2號營地的絕美畫面,因為急著拍攝,在過一個非常狹窄的山道山脊上,不小心踩著繩索,後面的下撤的隊友要靠繩索保護,他們一拉繩索,我失去了平衡,左側是一處一百多米高的絕壁,我從左側滾翻了下去,掛在了懸崖中間,當時我戴著安全帽,相機掛在脖子上,我的左手撐著岩壁,右手卻還下意識地緊緊保護著相機。我的羽絨服被岩石全部刮破,裡面的羽絨嘩地一下滿天都飛了起來。到現在我還一直保留著這件羽絨服。那個懸崖大概有100多米,300多米的深穀,好在岩壁坑坑窪窪的可以攀登,我一手拿著相機一手拽著繩子試著找到落腳點往上爬,但經曆了40多分鍾的時間直到精疲力竭也沒能攀爬上去,幸虧當時有個日本隊友的嚮導經過,看見後就趕快把我拉了起來……

  還有一次,攀登洛子峰時,一位修路的夏爾巴嚮導,沒有掛安全繩,從8490米的位置滾到我面前,砸在岩石上,腦漿迸裂,最後一聲慘叫就發生在我面前。

  我有兩個山友,其中一個張京川,2018年在攀登拍攝8463米的馬卡魯峰時,在適應性訓練結束後回到5700米的大本營,他總說頭疼,我幫他按摩後也沒有任何效果,後來我發現他走路的姿勢不對,突然意識到他可能是腦出血,於是就和另一個山友老李,一起把他送到了醫院,直到現在還在恢復中。

  每次遇到危險的時候,心中都有莫名的恐懼,但心中那份對大山的摯愛,人必有一死,作為攝影師,在有生的時候能記錄下這些東西既是一種榮幸,也是攝影藝術的價值觀。

  所以我說過,如果我死了,就把我留在山上。

  難以忘懷的隊友

  Q:登山的過程中和隊友們相處,什麼是讓你難以忘懷的?

  龍江:我們每次的登山團隊一般都是臨時組建的,有時候你到了那裡,才會發現原來一些老朋友也來登這座山。

  很多時候在攀登的過程中遇到國外的登山者,雖然語言不同,但是他們會為你是攝影師而讓道,在登峰的過程中,讓道其實是很難的。因為這個過程是非常危險的,我會先把我的安全繩鎖掛在他的安全帶上,然後在懸崖峭壁處抱著他轉身,這樣的操作很多人是不願意的,因為這個動作會消耗很大的體力。也非常的危險,攀登到此時,有些人已經累到了極致,動作雖然簡單,但對登山者來說,卻是莫大的感動。

  在登山中結下的兄弟感情是很特殊的,我們可能平時不怎麼聯繫,但這是一種共同經曆過生死的感情。

  Q:為什麼您作為攝影師要去冒險?冒險的意義何在?

  龍江:我認為冒險是人的本能,我們的老祖先通過冒險來獲得食物,求得生存。我們或者為了生存,或者為了發現未知,或者為了求證自己……攝影師會不知不覺會在某種環境中忘記自身,然後慢慢積累成為一種冒險精神。

  對於我來說,這是雙重的成就感!登頂是一重成就,無限風光在險峰,拍攝出絕美的作品是另一重成就。如我一直強調的,極限攝影是如此艱難,你不能只依賴幸運,或者,幸運只是你能夠拍攝出好作品一方面的因素。

展覽現場

轉自平遙攝影節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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