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沒忘“亞馬孫大火”,也沒忘拉美
2019年09月24日10:38

原標題:世界沒忘“亞馬孫大火”,也沒忘拉美

目前,“亞馬孫大火”仍未徹底被控製,這使得世界關注起了巴西對雨林砍伐的問題。巴西為發展當地經濟,降低了對砍伐樹木的懲罰。要發展,還是要環境,兩者在這裏成為難以兼得的矛盾。經濟發展滯後和資源動員能力缺乏,實際上是如今整個拉美地區都面臨的難題。

“亞馬孫大火”,是過去這個夏天熱門的拉美話題。目前火勢仍未徹底被控製,前些日網上又出現當地“火龍卷”。縱觀一段時間以來的熱議,最受關注的議題就包括——雨林砍伐規模的擴大極大地增加了火災的發生概率。

亞馬孫“火龍卷”。

紀錄片《狂野巴西》(Wild Brazil 2014)畫面。

巴西為發展當地經濟、解決貧困問題,降低了對砍伐樹木的懲罰,以此阻止擴展森林保護區。要發展,還是要環境,兩者在這裏成為難以兼得的矛盾。而大火發生後,當地政府也缺乏資源高效應對。

經濟發展滯後和資源動員能力缺乏,實際上是如今整個拉美地區都面臨的難題。

智利經濟學家塞巴斯蒂安·愛德華茲

(Sebastian Edwards)

長期關注拉美經濟增長與發展,他在《掉隊的拉美》一書里在曆史長河中梳理巴西、智利、墨西哥等拉美國家的過往,提供了一種拉美何以困難的解讀。他同情並理解今日拉美地區的困難。問題從殖民時期就已經出現,而最關鍵的是持續“以保護主義為基礎推動工業化”。

他在書里也提到,亨利·基辛格曾否認拉美在世界事務中的重要性。年複一年,許多跨國企業和銀行已經在該地區開展業務,但是與中國、新加坡、韓國和印度等國家相比,即使拉美地區最大國家巴西和墨西哥也並沒有吸引投資者、國際分析師和政治家的太多關注。大概也因為有此背景,亞馬孫大火甚至會被誤解為受到世界漠視。實際上,在剛過去的這個夏天,從中國到歐洲北美諸國都有聲音在關心這場大火。

拉美在世界地圖上的位置。

原文作者 | (智利)塞巴斯蒂安·愛德華茲

《掉隊的拉美》作者:(智利)塞巴斯蒂安.愛德華茲 譯者:郭金興版本:中信出版集團·比較 2019年6月

01

製度貧乏與長期平庸

從殖民時期說起

學者有著廣泛的共識,認為拉美脆弱的製度是其長期表現平庸的重要原因。弗朗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曾說,“發展差距最重要的根源之一就是拉美脆弱的製度”。按照政治學家詹姆斯·羅賓遜

(James A.Robinson)

的觀點,“對拉美經濟發展軌跡的最佳解釋就是製度”。

那麼,關鍵的問題就是,為何有史以來拉美的製度如此不健全?為何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間,拉美的絕大多數國家都未能實施改革,健全它們的製度?對於這一問題人們已經給出了很多的答案。

托馬斯·巴賓頓·麥考萊勳爵

(Lord 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在1840年發表的一篇文章,最早提出文化和宗教是南北美洲經濟狀況存在巨大差距的關鍵因素:

英國在美洲開拓殖民地的勢力擴張,比西班牙開拓殖民地要迅疾得多。然而我們沒有理由相信,在16世紀初期卡斯蒂利亞人

(當時西班牙內陸的居民)

會在任何方面不如英國人。我們堅信,北美民眾享有的高度文明與繁榮,主要應歸功於宗教改革對道德的影響,南歐國家的腐朽則主要歸因於天主教的複興。

在20世紀,這一基於宗教的觀點獲得越來越多的認可,這是由於馬克斯·韋伯對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發展的分析流行於世。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864-1920),德國社會學家、政治學家、經濟學家,論證宗教作為一種文化與現代經濟關係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是他主要作品之一。

那些相信文化中心論的人經常引用大衛·休謨的觀點,即休謨在其《人性論》中所寫的:“一個國家遵循同一種風俗,並將這種風俗傳播到全世界……西班牙、英國、法國和荷蘭的殖民地都有明顯區別,即使在熱帶地區也是如此。”

英國皇家地理學會副會長貝茨於1878年寫就的論文認為,墨西哥的動盪和落後是由於試圖強行推行外來的政治文化,這種政治文化具體表現為根據美國憲法裁剪而來的該國憲法。根據貝茨的觀點,墨西哥人尚未在文化上做好準備,以應對這一政治嚐試。

在討論南北美洲長期的製度差異時,很重要的一點是明白西班牙人和英國人的殖民相隔了差不多一百年。

埃爾南·科爾特斯在1519年初率領遠征軍從古巴航行至墨西哥,而克里斯托弗·紐波特

(Christopher Newport)

帶領他的三艘船從倫敦航行至我們現在所謂的新英格蘭,是在1609年末。

兩個殖民地的開拓有如此長的時間間隔,這一事實至少產生了兩個方面的重要影響:首先,在90年間,歐洲發生了重大的政治和宗教變革,包括宗教改革的深化;其次,正如曆史學家約翰·埃利奧特指出的那樣,由於英國人在西班牙人之後開始拓殖北美,他們能夠從西班牙人的災難與錯誤中吸取教訓。

伊比利亞半島殖民者犯了一些嚴重的錯誤,比如嚴格限製貿易往來、禁止殖民地與歐洲列強進行貿易、依賴缺乏效率的官僚體系。波旁王朝在18世紀試圖改革殖民製度、進行分權時,卻發現為時已晚,因為官僚主義和繁文縟節已經根深蒂固,成為殖民地生活和文化內在的一部分。“不信教者”被強製信教,美洲原住民不被允許擔任神職。

英國人注意到西班牙人遇到的問題與挫折,努力避免負擔重重的官僚主義和宗教不寬容,與此同時建立了以社區為基礎的分權政治製度。正如埃利奧特注意到的那樣,這“被證明是打開經濟增長之門的密鑰”。

包括曆史學家羅納德·塞姆

(Ronald Syme)

、詹姆斯·朗

(James Lang)

在內的一些學者認為,南北美洲製度的反差源自西班牙殖民者和英國殖民者的目標不同。

西班牙的目標是建立“征服帝國”,而英國的目標是建立“商業帝國”。根據這種解釋,兩類殖民地發展了各自的製度,以實現這些不同的目標:保護主義和官僚主義服務於西班牙的征服目的,而以法治為基礎的精簡、分權、寬容的製度有助於英國鼓勵其商業企業。

02

文化的解釋

“狐狸知曉許多事,但是刺蝟知曉一件大事”

有經濟史學家如詹姆斯·羅賓遜否認上面的觀點,認為北美殖民地與南美殖民地發展不同,不是因為英國殖民者與西班牙殖民者的動機不同,而是因為無論地理狀況還是人口狀況

(包括人口密度)

都不允許英國複製西班牙的模式。

根據他的觀點,“剝削土著勞動力與利用原本朝貢體系的殖民地模式,在這些地方

(北美殖民地)

根本行不通,因為這裏土著居民的人數很少”。

毫無疑問,文化對於拉美製度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問題是到底有多重要?社會學家克勞迪奧·韋利茲

(Claudio Véliz)

借用哲學家以賽亞·柏林

(Isaiah Berlin)

的比喻,以解釋南北美洲自17世紀以來走過的不同道路。

以賽亞·柏林(1909年6月6日-1997年11月5日),英國哲學家、觀念史學家和政治理論家。

正如柏林那個著名的譬喻,“狐狸知曉許多事,但是刺蝟知曉一件大事”。

按照韋利茲的觀點,西班牙人就像柏林比喻中的刺蝟,因為他們沉迷於唯一的“一件大事”;而英國人像狐狸,思想開放、多才多藝、善於變通,尤其是擅長很多事情。韋利茲如此熱衷於這一比喻,以至於在其一部早期著作中寫道,“拉美是一頭刺蝟,卻從19世紀中期以來不顧一切地努力變成一隻狐狸”。

對於韋利茲而言,西班牙這隻刺蝟沉迷的大事,源自反宗教改革,旨在捍衛和深化對天主教的信仰。為了實現這一目標,王室針對在幾乎每種可能的場合應該如何行事,發出事無鉅細的指令。

以西班牙十八世紀殖民為背景的電影《教會》(The Mission 1986)劇照。

宗教裁判所和耶穌會士這兩個等級森嚴的機構,都被投入由菲利普二世及其繼任者菲利普三世與菲利普四世以極大熱忱推動的事業。按照韋利茲的觀點,最能反映英國的文化像狐狸的曆史事件就是工業革命。韋利茲告訴我們,這一非凡的曆史時代起源於英國,正是因為英國人包容、靈活、熱愛變革,以及最重要的一點,對很多東西都很擅長。這些英國人的品質都傳給了他們在北美的殖民地。

儘管不乏吸引力,基於文化的解釋還是有其局限性,人們質疑戴維·蘭德斯

(David Landes)

“文化讓一切與眾不同”的主張。尤其是克勞迪奧·韋利茲的理論,雖然優美和博大,卻面臨兩個挑戰。

首先,反宗教改革運動和工業革命之間存在顯著的時間間隔,根據韋利茲的觀點,這兩個曆史事件是這兩個殖民大國刺蝟和狐狸特質的最好例證。雖然不容易確定重大曆史趨勢的精確時間,但從“三十年戰爭”結束到工業革命發端至少隔了幾十年。

其次,任何主要基於文化的解釋都必須回答“加勒比之謎”。殖民加勒比國家的與殖民北美的是相同的“狐狸”,並且兩塊地域繼承了相同的製度。然而加勒比地區的經濟表現更像南美國家,而不是美國或加拿大。當然,這不意味著文化的解釋不重要。這隻是意味著其他因素對於美洲製度的形成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拉美近代史上,華人也在此經商或謀生。紀錄片《華人移民史·闖拉美》(2016)畫面。

03

拉美的相對停滯

已經持續超過三個世紀

長期以來曆史學家普遍接受的觀點是,拉美地區經濟的相對停滯始於1820年至1870年這段時期,此時許多殖民地擺脫西班牙獲得了獨立。這50年經曆的經濟衰退,主要源於政治動盪、持續內戰與權力鬥爭。

2000年亞當·普沃斯基

(Adam Przeworski)

估計,政治騷亂和更晚獨立的綜合影響,可以解釋拉美和美國之間收入差距的1/3~3/4。比如,如果巴西與美國一樣獨立於1782年,並且保持相同程度的政治穩定,則2000年巴西與美國的收入差距將僅僅只有10000美元,而不是事實上的22000美元。

1870年前後,在經曆了將近半個世紀的內部衝突之後,新生的拉美民族國家的製度得以鞏固,政治動盪明顯平緩。和平帶來了投資增加、生產率提高、國際貿易擴張以及經濟增長加速。

按照麥迪森的數據,在1870年至1890年間,拉美最大的六個國家的人均收入年均增長將近2%。在20世紀的前15年,拉美繼續保持快速增長,該地區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長率為2.6%~3.1%,這實際上已經顯著快於同一時期美國人均收入的增長速度。從一戰到1929年爆發的大蕭條,除了古巴和中美洲各國以外,大多數拉美國家仍舊表現相對較好,平均而言增速與發達國家一樣高。

20世紀70年代紀錄片《巴西的曆史》(História do Brasil 1973)海報。

直至最近,大多數經濟史學家還認為,在1940年至1980年這段時期,拉美地區的增長相對而言仍然是相當快的,雖然這一時期盛行以快速實現工業化為目標的保護主義和政府主導的發展政策。

經濟史學家巴勃羅·阿斯托加

(Pablo Astorga)

、阿米·伯格斯

(Ame Berges)

和瓦爾皮·菲茨傑拉德

(Valpy Fitzgerald)

曾經說,“20世紀中間的40年,即1940年至1980年,最突出的一點是該地區幾乎每個國家都取得了顯著的進步……在被稱為‘進口替代’的國家主導工業化階段,必須承認增長的主要來源是對國內市場更大程度的依賴”。

按照英國經濟學家羅絲瑪麗·索普

(Rosemary Thorp)

的說法,“在二戰之後的30年,拉美有著傑出的經濟表現”。

以巴西貧民窟為背景的電影《上帝之城》(Cidade de Deus 2002)劇照。

在2007年一份重要的研究中,經濟史學家萊納多·普拉多斯·德拉埃斯科蘇拉

(Leandro Prados de la Escosura)

對麥迪森的數據提出了批評,並且質疑有關拉美經濟衰退時點的主流觀點。他堅持認為拉美落後的根源在於最近採取的政策,而非遙遠的過去。他用重新構造的曆史數據分析拉美人均收入的長期演變,並將這一數據與如今所謂的發達國家進行比較。

按照這一分析,1820年拉美五個最先進的國家人均收入的平均值大致相當於發達國家的40%。至1870年,拉美的人均收入下降到發達國家的27%,在1938年之前一直保持著類似的水平。然而,在1938年之後,拉美與發達國家人均收入的差距擴大了,1960年拉美的人均收入下降到發達國家的22%,1970年甚至更低,只有21%,到了1990年僅有發達國家的17%。

在詳盡分析了這些新的數據之後,德拉埃斯科蘇拉得出結論:“將拉美地區的長期落後歸咎於後殖民時期,似乎過於牽強。與普遍接受的觀點相反,拉美髮展受阻似乎是20世紀後期的現象,如果我們想瞭解為何拉美在全球經濟中仍是一個落後地區,必須對此進行深入探究。”

這些結論表明,這一地區長期表現糟糕遠非較晚的獨立和1820年至1870年劇烈的政治動盪所能解釋的。事實上,這些結論表明大蕭條之後採取的政策,如以保護主義為基礎推動工業化,才是拉美地區發展滯後的根本原因。拉美的衰退已經持續了超過三個世紀。

作者:塞巴斯蒂安·愛德華茲

整合:羅東 編輯:徐悅東 校對:翟永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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