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學藝術獎|何占豪:寫音樂一定要看向老百姓
2019年09月24日14:56

原標題:上海文學藝術獎|何占豪:寫音樂一定要看向老百姓

第七屆“上海文學藝術獎”獲獎名單9月23日揭曉,共評選出文學、影視、音樂舞蹈、戲劇、美術五個領域的“終身成就獎”五人、“傑出貢獻獎”五人,並有30人入選“上海青年文藝家培養計劃”。

獲得“終身成就獎”的是:王文娟、何占豪、陳少雲、周慧珺、黃宗英(按姓氏筆畫排序)。獲得“傑出貢獻獎”的是:辛麗麗、張靜嫻、陳燮陽、茅善玉、韓天衡(按姓氏筆畫排序)。

作曲家何占豪

得知自己獲得上海文學藝術獎“終身成就獎”時,作曲家何占豪正在給《團結就是力量》寫交響伴奏,上海音樂家協會打電話通知,他才知道自己得獎了。

“很激動,很高興。現在是網絡時代,消息傳得很快,我自己還不知道,別人就來祝賀了。”9月23日獎項公佈當天,何占豪接了一天的道賀電話。

1959年,小提琴協奏曲《梁山伯與祝英台》讓26歲的何占豪蜚聲中外,60年過去,86歲的他依然思路清爽,語調幽默。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何占豪自行總結起得獎原因來,“為什麼會得獎?可能是老百姓喜歡。”

“我們這一代人寫音樂,黨的教育一再強調,要為人民服務,要接地氣,老百姓不誇讚你的作品,得再多獎也沒有用。年輕音樂家或許可以從我們的作品里得到一些啟示:寫音樂一定要看向老百姓,不要一味按照自己的愛好,不顧老百姓能否聽得懂。另外,寫音樂也要注意社會功能,盡我們的能力為社會增加正能量。”何占豪說。

何占豪1933年出生於浙江諸暨的一個農民家庭,這裏離越劇的發源地嵊縣不遠,逢年過節,總有越劇的戲班子前來搭台唱戲。何占豪的奶奶是個越劇迷,每一次奶奶去聽戲,他就給奶奶背凳子,從小也跟著聽越劇。

年少時的何占豪先是在浙江省文工團工作,唱歌、跳舞、演戲,樣樣都在行。領導看他喜歡音樂,就把他調到浙江省越劇團,何占豪成了二胡伴奏員,給越劇《梁祝》伴奏過不下兩百場,基本上都是會背的。

年輕時的何占豪

那時候前蘇聯藝術家來中國,每一次都要到杭州來,浙江省越劇團招待他們的常常是《梁祝》《西廂記》,這些戲雖然是寶貴遺產,可在音樂上非常單調,很多是同音齊奏,而他們帶來的都是色彩更豐富、更飽滿的芭蕾舞、交響樂。

“對比他們,我們感到很慚愧。那時候我們也想改革,民樂裡面能不能摻一些西洋樂?他們為什麼那麼豐富,我們為什麼那麼單一?領導和老師就問我,你能不能學小提琴,我在這種情況下才開始學小提琴。”

何占豪的第一位小提琴老師是上海之江大學的一位語文老師,他是業餘的,只會一點小提琴,後來沒法教了,何占豪就到上海找老師了。

這位老師是上海音樂學院的一位學生,何占豪隔三差五就來。有時候他在杭州演出完已經十一點多了,走路到火車站,快車乘不起,就坐慢車到上海新龍華,五六個小時到站後,天亮了,他再走一個多小時到上海音樂學院。從八九點到十一點,他餓著肚子上完課,再走回新龍華,坐慢車回杭州,到了後戲已經開幕了。一天一夜不睡覺,何占豪在這樣的情況下學了幾年琴。

1957年,何占豪考入上海音樂學院管弦系進修班,當時的時代口號是“文藝工作者要為工農兵服務”,所以他們那一班同學經常下鄉演出。

“我們學的都是貝多芬、巴赫、莫紮特,但我們根本不知道,學了怎麼為人民服務。拉什麼呀?還是莫紮特稍微通俗一點,我們就拉一個試試看。拉完之後我們問,好不好聽,他們說好聽,我們問懂不懂,他們說不懂,我說你們懂什麼呀,他們說我們懂越劇懂滬劇,我們喜歡聽越劇聽滬劇。”

有一次,全城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來了,可聽到後來,人越聽越少。有一位老媽媽始終在台前面,越坐越近,何占豪和同學很感動,總算還有聽眾,演完後問老媽媽,“人家都跑光了,為什麼你那麼喜歡我們的音樂。”她說,“同誌啊,你們坐的凳子是我的,我要搬回去的。”

“很傷心啊,我們中國這麼大一個國家,還沒有一個小提琴曲,是他們喜歡的、聽懂的。”老媽媽的話一直留在何占豪的耳朵裡,後來他常常對人說,是鄉下的農民教他寫的《梁祝》,特別是一位老媽媽刺激了他。

年輕時的俞麗拿、陳鋼、何占豪

何占豪開始思考,能不能用小提琴演奏出中國人喜聞樂見的音樂,實現小提琴的“民族化”。1958年8月,何占豪和丁芷諾、俞麗拿等六人成立了一個“小提琴民族化實驗小組”。

1959年10月,正值新中國成立10週年,上海音樂學院鼓勵師生創作,為國慶獻禮。何占豪所在的實驗小組交了三個題材,第一個是《大煉鋼鐵》,第二個是《女民兵》,都是政治性題材,第三個就是《梁祝》,沒想到,當時的上音黨委書記孟波毫不猶豫在《梁祝》上劃了一個勾。他的理由是,何占豪既懂越劇又會拉小提琴,這個作品可能還有點希望。

何占豪是管弦系的,作曲業餘,學校又在作曲系物色了一位學生協助他一起創作,這位學生就是陳鋼,兩個學生也不行,還要有老師指導,這位老師就是當時上音最權威的作曲老師丁善德。

何占豪負責小提琴的旋律,陳鋼負責把它落到鋼琴上,兩人一起商量構思,寫一段,老師審一段,就這麼一段一段寫了下來。

曲子原本就寫到“祝英台跳墳”,第一次試奏,何占豪拉小提琴,陳鋼彈鋼琴,孟波等人在現場聽,聽完後以後大家都傻了,不響了,非常難過。

那時候還沒有“化蝶”,梁山伯和祝英台都在封建勢力下犧牲了,這時候孟波就說,一定要化蝶,化蝶在中國民間傳說中是非常浪漫主義的一筆,寫了化蝶就是一種浪漫主義的反抗,是愛情的昇華,就不同於羅密歐與朱麗葉式的西洋愛情悲劇。

孟波希望何占豪寫一個更好更美的主題,何占豪剛要鬆口氣,如今還要寫,他挖空心思也想不出來。

有一天,他忽然想起自己五六年前逛杭州大世界,聽到過一段笛樂,彷彿是天上掉下來的,沿著音樂找,才知道來自蘇昆劇團。五六年過去,他早忘了旋律,他就在全上海的新華書店裡去找,終於在四川路一家新華書店找到了當年聽到的素材,把這段崑曲元素加了上去。

“《梁祝》絕大部分素材來自戲曲,包括主題、三載同窗的小快板,‘樓台會’是越劇的素材,‘哭靈’‘投墳’是戲曲裡的緊拉慢唱……”

何占豪滿肚子都是戲曲。他還記得音樂剛出來的時候,同學和他開玩笑,你怎麼想出來這麼好聽的音樂,他舉例解釋,這一段是越劇的過門,那一段是京劇的過門,還有一些段落吸收了越劇尹派的柔美曲調,“這些是脫口而出的,根本沒有挖空心思,嚴格地講,這是前世創造的,不是我創造的。”

1959年5月27日,帶有濃厚民族韻味的《梁祝》在上海蘭心大戲院首演,在俞麗拿的手下緩緩流出,成就了中國有史以來最著名的一部小提琴協奏曲,哪裡有中國人,哪裡就有《梁祝》。

“外來形式民族化”的創作方式,讓《梁祝》蜚聲中外,在這之後,何占豪在藝術上的主張,更多是傾向於“民族音樂現代化”。

除了將《梁祝》改編成高胡、二胡、琵琶、古箏、鋼琴協奏曲,他還創作了一大批民族器樂作品,這些作品根植於民族文化,卻洋溢著強烈的現代氣息。香港歌星徐小鳳唱紅的《相見時難別亦難》也出自何占豪之手。

對民族民間音樂,何占豪始終保持著莫大的熱情,在教學中,何占豪向學生們強調最多的,是對民族文化的自信。

“任何藝術都是承上啟下、承前啟後的,要老百姓喜歡,你的音樂必須要很好地繼承先輩創造的遺產,同時,要學習國外現代音樂的技術和理論,洋為中用。”

在他看來,中國老百姓是有音樂才能的,許多民歌、許多戲曲都是中國老百姓創造的,而不是哪一個作曲家、哪一個學院派教授創造的,“年輕音樂家在學習外國先進經驗的同時,一定要向人民群眾學習,用人民群眾熟悉的音樂語言,才能和人民群眾共呼吸。”

如今的何占豪仍然保持著每年一部大作品、一部小作品的創作頻率,作曲、演出、指揮、教學、講座,每天忙得不亦樂乎,別人問他退休沒有,他就回四個字:退而不休,雖然退休了但是依然很忙。

一邊工作一邊鍛鍊更能他感覺到活力的持久,於是,他每天堅持鍛鍊1-2個小時,在公園里快走、彎腰、壓腿、活動關節。

還有什麼心願是特別想完成的?何占豪對澎湃新聞說,他希望把自己的作品更多地推廣出去,今年8月,他剛在澳門舉行了“何占豪古箏作品國際大賽”,“音樂作品不能都是紙上談兵,要傳出去,不然白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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