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用比較方法,研究好當前中國轉型與發展的政治經濟學問題
2019年09月20日22:31

原標題:運用比較方法,研究好當前中國轉型與發展的政治經濟學問題

本文系作者在第七屆彙智公共經濟學論壇及”新發展譯叢"新書發佈研討會上的總結髮言。

第七屆彙智公共經濟學論壇參會人員合影 本文圖片均來自微信公眾號@彙智基金會

今天會議的內容很豐富。雖然分成兩個階段,兩個階段的內容有所差別,但主線梳理下來,就是要理解發展的政治經濟學問題。上午我們聚焦在中國問題上,下午的討論主要圍繞

《產權的政治學》和《掉隊的拉美》

這兩本新譯著,涉及拉丁美洲國家的一些經驗與教訓,每位專家的發言時間比較短,大家談得相對散一點,但總體而言,還是在更寬泛的視角下討論發展的政治經濟學問題。

今天會議的內容,我們會後會做整理。我的總結打算跳開這些具體內容,談三個方面。

黃少卿

第一個方面,我們做研究——包括討論中國問題,討論發展的政治經濟學——我個人一直強調,

比較的方法很重要,比較研究值得我們繼續堅持下去。

瞭解國內經濟學學術脈絡的學者可能會知道,吳敬璉老師在中國社科院帶博士生,一直帶的是比較經濟學的方向。他當年去耶魯大學訪學一年,研究的方向也是比較經濟學,只不過現在這個方向的名字略有點改變,叫“比較製度分析”,其實還是比較研究。如果說過去的“比較研究”側重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比較,包括比較經濟學本身學科的內涵是做兩個大體製的比較。那麼,到了1990年代以後,隨著計劃經濟國家紛紛轉型,比較似乎變成了資本主義體系內部、不同市場經濟國家之間,具體的、多樣性製度安排的比較。

為什麼經濟學會有比較研究?

理論上說,比較研究的方法在經濟學里是非主流的。經濟學試圖把自己變成科學,科學追求對一般性規律的認識,所以似乎沒有什麼好比較的,因為要追求一般性認識是要理解不同國家的共性,要理解經濟發展普通的規律。

因此,我們看經濟學的教科書,其實是不太在意製度的比較分析的,即便有也是放在最後幾章去了。

那麼,比較研究為什麼重要?我自己本科是學習政治學的,南開政治學系那會兒很多老師的學術背景是學哲學出身,導致我多多少少也受到了哲學方面的熏陶。比如說,我們知道,中國哲學會講到理學的一些概念,像“理”這個概念,說的是“自然、社會的基本規律”,這個基本規律可能只有一個,但是,在現實世界的表現形式可以是多樣化的,朱熹將它比喻為“月印千湖”,也就是“理一分殊”。

即便經濟學理論是探討普遍規律的,這些規律反映在不同國家現實的國情當中,所表現的形式——無論是經濟發展模式,製度以及文化,還是國家的意識形態、價值觀,即組成整個國家大的建構的一整套軟件和硬件——可能都不一樣。但不一樣背後,仍然能夠反映道理和規律的一般性。這也符合馬克思的哲學觀點,即普遍性寓於特殊性之中。

當我們從經濟學一般規律回到理解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的時候,比較分析的框架就有意義了。它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在不同的條件之下,不同國家發展道路何以會出現差異性。就像今天上午張軍教授講的,為什麼中國和俄羅斯轉型的路徑和績效會存在明顯差異,因為兩國轉型之初,包括製度、發展水平、分工程度等初始條件是不一樣的。初始條件的差異使得各國即便受到同樣經濟規律的支配,也會走上不同的發展路徑。

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需要運用比較的分析框架,去理解不同國家能夠演化出多樣化製度背後的合理性,理解不同國家之間多樣化製度甚至長期存在的原因。青木昌彥教授在《比較製度分析》里最後有一章,特別強調的一個基本觀點正是:不同國家之間多樣性的製度安排會長期存在下去。我們不見得會終結到某一個製度類型上,

因為不同國家之間初始條件的差異,以及發展過程中存在的路徑依賴,會使得多樣性製度安排具有內在的經濟理性。

中國發展道路的經濟理性在哪裡?這種理性可能蘊含在中國製度演變的過程裡面。我們不能說中國的發展和製度演變是缺乏理性的,只要承認人的行為是理性的,由人的行為選擇所形成的策略均衡或者說製度——哪怕是暫時的——本身都有經濟理性在當中。不管是拉丁美洲也好、美國也好還是中國也好,如果我們從多樣性製度安排視角出發,去理解和發現不同發展道路的經濟理性,就可以產生相互借鑒的作用。當然,要注意的是,發展道路選擇背後具有經濟理性,本身並不意味著,當下的製度選擇或安排就是完全合理的,不需要改革或改進。理性和合理是兩個概念,理性強調的是行為人在約束條件下個人收益最優的策略選擇,而合理更多地要從全社會角度去看個體選擇是否實現了社會最優。

總之,不管是政治學、經濟學,甚至是人類學的研究中,比較研究方法值得我們長期堅持,新發展譯叢出版的這兩本書應該說也運用到了這一研究方法。

第二個方面,這兩本書以及今天上午報告的三篇論文,提醒我們,

要重視國家的治理架構和經濟發展的雙向互動研究。

學術研究,尤其是經濟學研究,很重視識別因果關係,重視把因果關係的方向找出來,是A影響了B,還是B影響了A?有時候,之所以因果關係的識別很睏難,就是因為A影響B的時候,B也會影響A,即現實世界中兩個因素是相互影響的。當我們想把A影響B的程度有多大給識別出來,就不得不要把反向的作用力控製住。如果兩個因素存在相互影響,正如國家治理與經濟發展的關係,那麼,要從長期理解一個國家的發展道路與發展績效,就需要關注兩者的雙向互動。

當我們討論中國問題、中國發展時,如今天上午張軍教授講的地方分權、還有所謂財政聯邦主義帶來的地區競爭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作用,更多強調的是治理架構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但我們也需要反過來問,中國經濟發展到今天,中國的治理架構沒有發生變化?難道今天中國的治理機製和30年前是一樣的嗎?即便有的製度表面上看是一樣的,內部的更具體的機製是不是已經發生了變化?

經濟發展是否會影響一國的治理架構,就像政治學家利普塞特提出的假說那樣,即一國的經濟發展會導致民主體製的出現。姑且不討論這個假說在經驗意義上是否得到了檢驗,我們都要思考:過去三十年的經濟發展在何種程度上重塑了中國的治理架構?未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又會受到今天這一被重塑過的治理架構多大的影響,以及通過什麼樣的方式來影響?這些問題都是我們需要研究、討論清楚的。

無論拉丁美洲國家、美國、還是中國,當前都遇到了各種各樣的發展問題。美國今天的問題也相當嚴重。美國國父們建國之初給美國建立的治理架構,兩百多年來並不是完全沒有變化。過去半個世紀的經濟發展,尤其是信息技術革命以來的經濟發展,已經給美國現有的製度架構提出了嚴重挑戰,這一挑戰必然會對其未來製度的演化產生衝擊。衝擊之下美國製度的調整又會反過來影響到美國未來的經濟走向。它會繼續保持經濟強國的地位,還是會衰敗?目前都未可知。儘管福山二十多年前提出了“曆史的終結”這樣的政治命題,但應該說,並不存在曆史終結的問題。

這並不是說美國的現有的製度架構不值得其他國家,包括中國去借鑒。我這裏想強調的是,要理解各個國家的治理架構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長期雙向互動,是一個宏大的問題,需要我們開展細緻的研究,寫出一篇一篇基於細緻研究的論文,幫助我們揭示出其中的規律性,以及不同國家所體現出來的具體的相互影響機製。

第三個方面,如何回答一個我們都關心的問題:回到中國本身,

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會是一個什麼樣的圖景?

今天很多討論和發言表明,在座的諸位學者都是有情懷的。理論本身是冷冰冰的解剖刀,但學者個人是心懷情感的。我們今天談的許多問題,包括李壽初教授剛才問的問題,都是充滿情感的問題。壽初的問題帶有理想主義,儘管從比較的角度,從所謂製度多樣性角度,也許並不見得有某個預設的結果在等著中國去實現。因為未來充滿了不確定性,未來是由今天的行動和選擇所決定,而今天的行動本身就具有各種偶然性和多樣性在其中。

中國經濟發展到今天,已經出現了明顯的增長速度下調,從過去的快速發展——2007年曾經高達14%的年增長率,到今天只有6%多一點的年增長率。也許大家都想追問,中國經濟當前存在的根本性問題到底是什麼?

上午鄭新業院長講到,中國經濟只要繼續維持快速發展,很多問題在發展的過程當中都會解決。或者說,我們認為反映中國問題的各種指標,隨著中國進一步的發展都會下降。所以他認為,堅持持續穩定的經濟增長對中國來講是非常重要的。這個觀點我想在座的各位都不會反對。

然而,當前中國的一個客觀現像是,經濟增長速度在快速下滑。這就需要我們去追問,為什麼中國經濟增長出現了減速現象?以及,這個下滑會不會持續下去,甚至變得更加嚴重?

宏觀經濟學學者很容易對此給出分析,比如說對經濟增長做一個分解,即進行增長核算。通過增長核算法,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經濟增長下滑最核心的兩個原因,恰恰是過去中國快速發展的兩個驅動力正在喪失它們的動能。一個是投資率在下降。隨著中國人口結構發生變化,當供養比越來越高以後,中國的儲蓄率會下來,而投資率是取決於儲蓄率的,所以投資率下降的趨勢恐怕在短時間之內不會發生改變。只要人口結構不發生根本性轉變——我相信這樣的轉變即便有也是慢轉變,不可能很快完成,因此,投資率在未來長時段內都是要下來的,這一點我們想改變恐怕也改變不了。

另一個因素是,中國的生產率(TFP)出現了非常大的下調。從1978年到2007年,中國經濟每年平均的生產率改進速度並不慢,無論是樂觀的估計如3.7,還是悲觀點的2點多,在全世界來講已經是相當高的。可是,現在不同的研究都發現,中國的生產率增長速度已經掉到只有1點幾不到2了,幾乎砍掉了一半。而且生產率的下降還會阻止外部投資進入。

政策建議由此似乎不難得到:要繼續維持中國經濟較快的增長速度,就要提高生產率!剛才已經有人批評了這種過於直觀的政策建議。因為問題在於,為什麼生產率會發生這樣的不利變化?決定生產率改進的一個因素是技術進步,另外,資源誤配也會嚴重影響一個經濟體的總體生產率。根據謝長泰等人的研究,中國經濟中存在嚴重資源誤配,並且這也的確拉低了中國經濟的效率。但是,資源誤配是我們認識上的錯誤導致發生錯誤投資,還是說,這種誤配的結構本身是中國已有的治理架構、已有的經濟政治架構所內生出來的呢?

譬如說,中國現有的某些治理架構,其存在的目的就是創造租金,並且把這個租金授予給社會中掌握力量的人,讓他們不要濫用暴力,從而不要回到叢林社會——因為相比讓某些人得到更多好處的體製,叢林社會更加糟糕。就像《產權的政治學》一書中所描繪的迪亞斯時代的墨西哥的體製一樣,它通過構建所謂的垂直政治聯盟這種分租體製,讓某些社會的強勢力量不搗亂不濫用暴力,讓大家有更穩定的預期,由此就可以實現持續的經濟發展。

大量研究表明,中國的國有企業生產效率更低,過多的國有企業惡化了中國的生產率,拉低了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那麼,為什麼國有企業沒有退出?儘管我們一直在強調低效率的國有企業——尤其是國有殭屍企業——要退出。按照前面的分租理論,它們沒有退出這一現象就是內生的,內生於某種有利於分租的治理架構。為什麼當前中國很多改革舉步維艱?恐怕這也是內生於既有治理架構和利益結構的。

地方分權體製之下,中國改革前30年取得了非常好的發展,而今天,為什麼這一治理架構開始不利於提高生產率和經濟發展?這是當前需要我們展開深入研究的問題。不破解這一問題,我們就無法從根本上找到改進中國經濟生產率的有效辦法。

我個人對此的觀點是,前30年前的發展模式,是一種從中央的政治領導人,到地方官員,再到企業家等各方能夠實現利益兼容的發展模式,即包容性發展模式。鄧小平提出來發展是主旋律,中國要以經濟建設替代過去階級鬥爭的路線,這是中央定下的基調。但是,中國是一個大國,即便在計劃體製下,也是分權式計劃體製,中央對地方的控製力是比較弱的。要實現經濟建設這個目標,最高領導人必須依賴於中國各個層次大大小小的地方官僚去落實。

那麼,為什麼各個層次的地方官員願意落實經濟發展的目標?原因在於,不管官員從自身晉陞的角度來說需要完成上級交給的任務,還是從個人利益的角度出發試圖實現最大化的私人收益,在改革之初,他的最優選擇策略都是:把最優秀的企業家挑選出來,並且將有限的公共資源服務於這些被選中的企業家。因為只有這樣,地方官員才能夠利用既有的資源創造出價值最大的企業家租金。也只有如此,無論中央稅收還是地方稅收,還是地方官員的貨幣利益,還是企業家自身能夠留下來的租金,才能得到最大可能的保障。這就是許成鋼教授所定義的這種“政治集權、經濟分權”的分權式威權體製,在中國改革開放前30年所帶來的一個奇妙的結果。

在“新發展譯叢”的序言中,我們把這種情況稱為是一個巧合:中央、地方和企業家追求的目標居然是一致的。所以,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既有的治理架構和經濟發展之間一度形成了良性循環的關係。

這種通過分配企業家租金進行激勵的治理架構,今天正在受到極大挑戰。一方面,因為供給短缺而形成的套利租金,在隨著市場本身的發展而逐漸枯竭,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需要更多創新的因素加入進來。這個局面對於企業家、地方官員和中央政府都提出了不同於過往的要求:企業家需要發揮熊彼特意義的創新才能,而地方和中央政府需要構建更有利於技術創新的政策環境,而不僅是幫助企業家進行物質資本投資。

另一方面,過去的治理架構所形成的政商關係又會產生路徑依賴效應:第一個發展階段成長起來的企業家已經和地方官員結成了政治關聯,必然影響政府的下一步政策,譬如是不是要進一步開放市場?因為進一步開放意味著允許潛在的市場進入者挑戰在位企業家。這種潛在的挑戰會不會被允許?或者說,在潛在更有效率的企業家和在位企業家之間,地方官員會如何進行權衡取捨?如果權衡區舍的結果是保護在位企業家,那麼,這對中國經濟的未來發展會帶來何種影響?中央政府應採取何種改革措施來改變治理架構,以便在中國更好地促進創新?

中國現有的治理架構對下一步經濟發展的各種要求——無論對創新還是更大程度的市場開放——顯示出嚴重不適應性。治理架構轉型的訴求已經提上議事日程,而轉型的方向、路徑及未來可能的選擇卻充滿著巨大不確定性。就像《產權的政治學》一書裡面所講到的,迪亞斯時代的墨西哥所形成的有利於經濟發展的治理架構作為一種策略均衡,並未根本上形成對權力的製約,也沒有帶來經濟發展成果的普惠性分享,最終扼殺了墨西哥長期的經濟增長。中國今天也面臨著類似情形。因此,能否主動及時地進行治理架構的轉型,這是決定中國能否避免陷入發展陷阱的關鍵因素。

下一步,中國的治理架構會朝著哪個方向轉變?是轉向強化中央權威的威權體製——目前似乎有此跡象、還是轉到可問責的有限政府模式?還是說能夠找到約束權力的第三條道路,這條道路同樣可以解決政府承諾的可信問題,從而中國的企業家和個人在穩定的預期下,願意進行人力資本投資、技術研發,產品創新以換取未來的回報。如果治理轉型不成功又將如何?一旦社會達不成可以獲得創新收益的穩定預期,那麼,我們所想像的那些改善中國經濟生產率的行動就難以發生,中國經濟當前所面對的巨大困難也就無法消解,經濟增長速度就必然會進一步下滑。

從長遠計,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學界進行深入而有成效的研究,從而得到更有價值的政策考量。在這個意義上說,我們今天開了一個非常好的會議。再次感謝在座的諸位專家和朋友來參加會議,感謝大家對彙智基金會所給予的支持,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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