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文化遺產保護:傳統手藝與數字科技下的新生
2019年09月20日09:26

原標題:莫高窟文化遺產保護:傳統手藝與數字科技下的新生

在當時,保護者們需要從頭開始學攝影,膠卷昂貴,按每一下快門都要準備許久;由於設備簡陋,拍攝完成後,膠卷靠自己衝洗,沒有恒溫裝置,就搬來爐子和洗衣盆,隨時兌好冷水和熱水,保持恒溫。

【編者按】

“敦,大也,煌,盛也。”在盛大開闊的西北,敦煌因莫高窟聞名世界。

這片古老的石窟見證了多元文化的交流薈萃,是世界上曆史延續最悠久、保存較完整、內容最豐富、藝術最精美的佛教藝術遺存。

但在千百年風雲際會中,莫高窟一度經曆了劫掠、破壞、風化、侵蝕。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保護莫高窟成為一代又一代敦煌人的責任和使命。甘坐冷板凳的大國工匠,數字資源的開發和利用,讓千年佛國重新恢復璀璨。

如何對抗時間,如何保護文化遺產,這不只是莫高窟面臨的挑戰。全世界都在探索新的路徑和技術手段,將曆史留給人類的寶貴財富更好地保護與傳承。

【長報導】

5G時代到來之際,古老的莫高窟也聽到了新技術的跫音。

8月底,敦煌研究院與科技公司簽署協議,籌備引入5G技術,共同推動5G聯合創新實驗室的成立。

在以後的日子裡,攝影機採集下來的千年壁畫,將會被更快更好地傳輸、處理、存儲,然後通過互聯網,傳播到世界各地。

莫高窟,這個開鑿於一千多年前的佛國,至今仍然保存著735個洞窟。45000平方米壁畫和2000多身彩塑,讓它成為世界上曆史延續最悠久、保存較完整、內容最豐富、藝術最精美的佛教藝術遺存,越來越多的遊客不遠萬里來到西北,參觀“沙漠里的美術館”。

不過,經曆了曆史上的劫掠和破壞,又經曆了漫長時光的侵蝕和風化,霓裳的色彩漸漸褪去,神佛的眉眼變得模糊,宮殿的牆壁有了裂痕,古老的器樂也結了白霜……

於是,與時間賽跑的接力棒開始世代相傳,工匠們鑽進了洞窟里,攝影機架在了壁畫前,最傳統的手藝和最先進的技術聚在一起,讓千年佛窟重煥生機。

7月11日,甘肅省酒泉市敦煌莫高窟九層樓建築。圖/視覺中國

預防性保護

如今,參觀莫高窟有了新體驗。

進入洞窟參觀前,遊客首先在莫高窟數字展示中心觀看數字影片。鏡頭從沙漠上滑過,駝馬嘶鳴,沙塵卷積。故事從張騫出使西域講起,隨後,絲綢之路上的佛國世界經過千年營造,有了最初的樣貌。老百姓稱之為“千佛洞”,多年之後,莫高窟聲名煊赫。

伴隨著絲路的沉浮和佛教的興衰,莫高窟也在鼎盛和沉寂中往複,這段曆史被濃縮於20分鍾的短片《千年莫高》中。

緊挨著的2號影院播放的是球幕電影《夢幻佛宮》,同樣的20分鍾,是敦煌莫高窟經典洞窟虛擬漫遊,特色洞窟逐一展示在遊客面前,穿插著對其年代、風格、壁畫內容的講解。

莫高窟數字展示中心投入運營是在2014年8月。這是莫高窟保護工程中的核心項目,總投資達到了3.4億元。如今,數字展示中心每天播放30場電影,每場200人。結束之後,200位遊客被4輛大巴送到窟區,在8位講解員的帶領下分8條線路參觀,人們在8分鍾後走出洞窟,既充分傳播了莫高曆史,也大大降低了遊客在洞窟中的時間。

如此安排,是為了減少遊客在洞窟的滯留時間,降低呼吸中的水汽和二氧化碳對壁畫造成的傷害。敦煌研究院曾用10年時間進行洞窟監測、遊客調查,最終統計出遊客承載量:以每位遊客在莫高窟參觀2個小時計算,一天只能接待3000人,洞窟可容納25人標準參觀組的最小面積為13平方米,每個洞窟平均參觀8分鍾為宜。

洞窟外,更多人通過互聯網看到莫高窟。2016年5月,“數字敦煌”全球上線。研究院的同事們用十幾年時間積累的莫高窟數字檔案發揮了用途,30個經典洞窟以另一種形式在互聯網上重建。

點開鏈接是30個洞窟的列表,時代和簡介列在首頁,點擊鼠標,便可以開始洞窟內的全景漫遊。點擊加號放大,千年前的飛天輪廓分明。

莫高窟數字展示中心投入運營的2014年,是敦煌研究院成立70週年;也是從這時起,莫高窟的保護工作跨越了“搶救性保護時期”和“科學保護時期”,進入到“預防性保護時期”。

灰頭土臉的搶救

石窟里的藍色工作服近乎靜止。

壁畫修復師們坐在腳手架上,用毛筆給起甲、空鼓的壁畫除塵,然後拿起注射器,將配置好的膠結材料順著注漿管滴入。按壓、支頂,像鱗片一樣翹起的壁畫重新貼合回牆體。很多時候,他們在一小塊壁畫前就要坐上幾個小時,椅子放在同一位置,看上去好像一動未動。

壁畫修復師李雲鶴今年86歲了,“從醫”63年,修復4000多平方米壁畫,依然在一線工作。腿腳雖然不如年輕時矯健,但爬上兩層的腳手架不成問題。

工作中的李雲鶴。 受訪者供圖

63年前,李雲鶴在前往建設新疆的途中,在敦煌停留幾日探望親人,沒想到,被時任敦煌研究院院長常書鴻“扣”了下來。

“小李”在莫高窟的第一份工作是清理積沙。許多年後全世界矚目的絲路明珠,在當時是一副灰頭土臉的模樣。無人看管的洞窟散落在戈壁斷崖上,棧道狹窄,時不時會發生坍塌;流沙堆積起來,高達四五米,甚至堵住了窟門;剛剛清掃完的地面,一轉眼又被北風裹挾而來的新沙覆住……

每天,李雲鶴也灰頭土臉。用白水煮麵條填飽肚子,前面放著一碗鹽巴一碗醋,拿戈壁灘上的紅柳枝當筷子;水來自苦口泉,因為含鹽量高,剛來時總要有段時間拉肚子;住處是馬廄改造的宿舍,睡覺時會有灰塵撲簌簌落在臉上,第二天一早鼻孔里都是黑的。

“當時也不覺得苦,那麼多先生們都能蹲住,我一個高中生有什麼蹲不住的呢。”李雲鶴回憶。

“先生們”,是指常書鴻等第一批莫高窟守護者。1944年,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6年後,更名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書鴻和一批藝術工作者被莫高窟的藝術魅力吸引,陸陸續續來到敦煌。

沒想到,風沙侵蝕、戰亂、西方冒險家的劫掠,讓眼前的莫高窟在天災人禍的蹂躪後,一片狼藉。

放下筆杆子,年輕的藝術家和知識分子們幹起體力活。在戈壁灘上種樹,從一排到一片;在窟區修建圍牆,把風沙和野獸阻擋在外;洞窟頭頂的山崖上,也修建起了防沙牆……直到1956年李雲鶴抵達時,沙,依然是莫高窟最大的敵人。

三個月的試用期結束後,李雲鶴留在了莫高窟。李雲鶴記得,院長常書鴻對他說:“小李啊,我給你分配個工作,不但你不會,咱們國家也沒有會的。現在只有自己想辦法。”

從那天開始,李雲鶴著手修復莫高窟的壁畫。

許多年後,李雲鶴無數次回憶起第一次以修復師的身份進入洞窟的瞬間:壁畫是斑駁的,塑像是垮塌的,千年前的穀草從殘垣中裸露出來。門打開,風湧進去,起甲嚴重的壁畫“像雪花一樣洋洋灑灑落下來”,看得人心疼。

李雲鶴們蹲在那個開鑿於晚唐的莫高窟第161窟,一點一點收集起脫落的壁畫,再一點一點貼回去。光線不足,就把白紙鋪在地上,用來反射窟外的陽光;沒有實驗設備,就用廚房的爐子和鍋加熱,觀察材料性能;用什麼除塵破壞最小,用什麼粘連強度最大,用什麼按壓留痕最少,全都靠不停摸索。

許多年後,人們把這段歲月定義為莫高窟保護史上的“搶救性保護時期”。有人指出早期修復的局限性——諸如水泥“補丁”透氣性差,水分繼續侵蝕周圍的壁畫;鐵條和鉚釘被粗暴地釘在壁畫上,對壁畫造成二次破壞,也影響了外觀。但在當時,那是能給莫高窟的最好的“救援”。

161窟不到60米的壁畫,花費了李雲鶴們700個日夜。它成為敦煌研究院曆史上自主修復的第一座洞窟,也是國內壁畫修復保護的起點。

莫高窟386窟壁畫起甲病害修復前(上)和修復後(下)對比。受訪者供圖

科學防治

經過漫長的搶救階段後,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莫高窟的文物保護工作進入“科學保護時期”。

起初,敦煌研究院的成員大多是美術專業出身。漸漸地,大家的學科背景越來越多元。

李雲鶴說,文物保護涉及多個領域,需要專門的人才分析岩體結構、材料成分、病害成因等等。以前,最窘迫的時候,修復師們要帶著材料四處走訪大學,找專家幫忙做實驗;後來,研究院有了自己的隊伍,化學、水利、生物、岩體力學等不同專業的人才聚在一起,新的洞窟開始修復前,洞窟里的溫度、濕度、氣壓、地溫,原壁畫的材料、內容,病害的種類、面積、成因,都有具體的數據和分析,修復師們有的放矢,完成修復工作。

除了洞窟里的小環境,莫高窟周邊的大環境也進入到保護者的視野。在窟區,南北1600多米長的岩體上分佈著700多個石窟,早在上世紀90年代,敦煌研究院就和蘭州地震研究所合作,查清了莫高窟的底層性質和水文性質、抗震能力、洞窟穩定性等等。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保護者們開始對風沙危害進行科學防治。石窟前,老一輩敦煌人種植的新疆楊早就鬱鬱蔥蔥,後來,又有兩公里長的灌木林像絲帶一樣纏繞;工程治沙被提上議程,在莫高窟頂的無邊戈壁上,草方格沙障和礫石壓沙切斷了沙源,尼龍網柵欄則阻擋了沙土的“進攻路徑”。“沙”的問題算是得到瞭解決。

敦煌研究院還與美國蓋蒂研究所合作開展莫高窟保護研究項目,以莫高窟第85窟為例,尋找保護莫高窟的有效途徑。

後來,第85窟成為1997年敦煌研究院“中國文物古蹟保護準則”的範例,這是第一個指導中國文物古蹟保護行業的規則和標準。

在壁畫修復方面,中美專家用了四年時間,實驗八十餘種材料,來尋找效果最好、對壁畫影響最小的修復材料,形成了一整套壁畫保護的科學程序和技術,解決了莫高窟空鼓、酥堿等壁畫修復保護的難題。

如今,70後、80後漸漸成為修復師的主力。給壁畫“治病”的手藝由師父傳給徒弟,再由徒弟傳給徒弟的徒弟。追溯起來,他們會掰著手指說:我師父是李雲鶴先生的徒弟。許多年後,更年輕的90後修復師走上崗位,排到了第四代。

李雲鶴見證了敦煌研究院一路走來的探索和變化,兒孫也在他的影響下當起了“面壁者”。上世紀80年代,李雲鶴的兒子李波從中央美術學院畢業,回到莫高窟跟隨父親修復壁畫;2000年初,孫子李曉洋結束了澳洲的留學生活,也成為了壁畫修復師。

拿過接力棒的時候,李曉洋曾說:“爺爺一輩子都在和風賽跑,他說,這是一場註定會失敗的比賽,但我們偏偏要逆天而為。哪怕和風耗盡一輩子,也要為後人留下不能複製的文明。”

“數字敦煌”

“沒有可以永久保存的東西,莫高窟的最終結局是不斷毀損,我們這些人用畢生的生命所做的一件事就是與毀滅抗爭,讓莫高窟保存得長久一些再長久一些。”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詩在很多場合一再說起類似的話。

影像記錄下了莫高窟不可抵擋的損毀過程。1908年,漢學家伯希和首次抵達莫高窟,隨行攝影師拍下了一組壁畫照片。2011年,敦煌研究院攝影師孫誌軍到同樣的位置,拍攝了同樣的壁畫。

百餘年時間里,黑白相片有了色彩,但被相機定格下的壁畫樣貌卻發生了極大變化。

莫高窟第217窟,法華經變觀音普門品,在1908年尚且完整,神佛輪廓清晰,器皿和衣袂也足夠被肉眼識別,但到了2011年,照片所攝範圍內的一大部分壁畫已經褪色、模糊,不知所繪。

莫高窟第97窟壁畫在1908年時已顯斑駁,但十六羅漢的服飾、眉眼保留著較為清晰的輪廓,但103年後,有的羅漢只剩頭部可見,有的則整幅畫面斑駁不清。

“保護工作一刻也不能停止。”在一次採訪中,樊錦詩對媒體說。她對兩種保護的方法做了闡釋,“一種是用化學、物理、工程等技術,修復有病害的文物,使修復後的文物能延長壽命。但任何先進的保護技術,只能延緩文物的壽命,無法扼製壁畫和彩塑的退化趨勢。第二種方法,就是運用數字儲存技術,永久地保存莫高窟文物信息及其珍貴的價值。”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在修復師們“面壁”的同一時間,莫高窟的數字化進程也開始起步。時任院長樊錦詩提出了“數字敦煌”的概念,世紀末,一批學者前往美國西北大學商討壁畫數字化的方案。

在當時,保護者們需要從頭開始學攝影,膠卷昂貴,按每一下快門都要準備許久;由於設備簡陋,拍攝完成後,膠卷靠自己衝洗,沒有恒溫裝置,就搬來爐子和洗衣盆,隨時兌好冷水和熱水,保持恒溫。

2005年,年輕人俞天秀大學畢業,來到莫高窟工作。一年後,敦煌研究院成立數字中心。這一時期,乘著互聯網技術和圖像處理技術的大潮,傳統的膠片拍攝過渡到了壁畫圖像的數字化採集。

俞天秀們的工作主要分成兩部分,用他的話說,就是每天“上洞窟,下洞窟”。前期需要“化整為零”,攝影師們扛著軌道和相機鑽進洞窟里,當時的要求是300dpi的精確度,意味著要將壁畫分成31釐米乘以47釐米的若幹份拍攝,也意味著一個十幾平方米的洞窟需要拍攝上千張照片。到了後期需要“化零為整”,將拍攝好的照片拚接、處理、定位糾正,這個流程需要前期的三倍長時間。

千年壁畫陸陸續續被鏡頭記錄下來,儲存到電腦里,得以躲過時間的摧殘。

如今,莫高窟更加走向世界。俞天秀和同事們仍然在一下一下按快門,一幀一幀修圖;李雲鶴和徒弟們仍然在一點一點除塵,一塊一塊修壁畫。

幾十年前,來莫高窟朝聖的大多數是藝術家和史學家,現在,許多文物保護者前來“取經”;莫高窟的文保專家們也像候鳥一樣往返於敦煌和外地,把來自莫高窟的技術帶到河北、河南、西藏等地,並幫助培訓新的文保人才。

每年暑假,都有一大批年輕人來莫高窟實習、研學或是從事誌願者工作,他們中的一部分會留下來,加入俞天秀和李雲鶴們之中。

文物保護的隊伍有了越來越多的年輕身影,老一輩敦煌人遞來接力棒,總要叮囑一句:“這是無價之寶,要有敬畏心。”

數字中心的工作人員在洞窟內進行拍攝。 受訪者供圖

【親曆者說】

“我們的成果被那麼多人觀賞,特別自豪”

俞天秀 敦煌研究院數字化研究所副所長

2005年,我從蘭州交通大學畢業,聽到舍友說敦煌研究院在招人,就跟著投了簡曆,心裡納悶:“莫高窟招計算機專業的幹嗎?”進了研究院之後才得知,是做數字化的工作。

那時候互聯網還不是很普及,只有辦公電腦有一根網線,手機用的是摩托羅拉。二十多歲的小夥子,突然到了這麼個與世隔絕的地方,周圍是戈壁灘,走半個小時都見不到一個人,剛開始特別不適應。

慢慢開始上手工作了,整個人才踏實下來。我入職第二年,研究院的數字中心成立,我們的工作就是把莫高窟的數字圖像採集下來,然後進行後期拚接處理,保存到計算機中。

在洞窟里拍攝,經常會遇到特殊情況,比如壁畫有起甲病害,顏料表層捲了起來,在拍攝過程中就會有陰影,我們在採集圖像前必須不斷地進行測光,直到陰影消除;採集後的拚接過程還要確保對拚接成果沒有影響。除此之外,還會遇到礦物顏料反光、設備故障等等,都要不停摸索解決方法。

最有成就感的時候是2008年,當時敦煌研究院和中國美術館合作,推出了“盛世和光——敦煌藝術大展”,展覽了好多前輩藝術家的壁畫臨摹作品,也有一幅我們的工作成果參展:莫高窟第61窟的五台山圖。十三米多長,三米多高,整整一面牆,是我們用數字化手段保留的壁畫。從採集到拚接,這張照片用了我們三個月時間,四十多平米的畫面連一根髮絲都不會缺少,完整地複製。

後來,“數字敦煌”上線,我們保留到計算機中的壁畫圖像也開始被更多人看到,甚至走向世界,成就感就更強烈了。

現在,莫高窟的保護工作非常完善,我們所負責的數字化工作也進入成熟期,在團隊和前輩們的技術積澱基礎上,年輕人可以充分發揮主動性,最近幾年,我們不斷和外界合作,“數字供養人”等項目都很順利。

以前我們的工作內容都被存在計算機里,完成之後只有自己見過,其他人看不到,當我們的成果被那麼多人觀賞,真的是特別自豪。

【同題問答】

問:你認為新中國成立70週年最大的變化和進步是什麼?

俞天秀

(敦煌研究院數字化研究所副所長):敦煌石窟數字化從探索期、經過發展期到現在的成熟期,數據採集精度從75dpi到300dpi甚至到600dpi,數字化團隊從幾人到現在的90多人,每年採集洞窟從1個至30多個,數據容量從十幾GB到300多TB,數字化展覽從無到國內外25場次,數據共享從內部到互聯網全球共享,數字化工程從莫高窟到7個省12處全國文物遺址。

新京報記者 王雙興

編輯 陳曉舒 校對 劉越 付春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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