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知名外國漢學家:中國取得的成就並非偶然
2019年09月18日02:33

  原標題:專訪三位知名外國漢學家:中國取得的成就並非偶然

孔子學院奧方院長李夏德。
孔子學院奧方院長李夏德。
俄中友協副主席、俄羅斯高等經濟學院東方學系主任安德烈·卡爾涅耶夫。
俄中友協副主席、俄羅斯高等經濟學院東方學系主任安德烈·卡爾涅耶夫。
德國漢學家、中國汕頭大學文學院講座教授顧彬。
德國漢學家、中國汕頭大學文學院講座教授顧彬。

  [環球時報駐俄羅斯、奧地利、德國特派特約記者 屈佩 夏雪 青木]編者的話:相比於多數外國人,漢學家對新中國成立70年後的巨大發展有著更敏銳的觀察與更深刻的體會——他們熟悉中國的語言與文化,數十年來專注於中國問題研究,時刻關注中國的變化;他們早早來到中國,在外部世界與中國的聯繫還不緊密的時代便開始與這個國家親密接觸。中國經曆了怎樣的蛻變,他們是見證者。近日,三位知名漢學家接受《環球時報》記者專訪,講述他們與中國的故事以及對中國發展的認識。他們分別是奧地利維也納大學教授、孔子學院奧方院長李夏德,俄中友協副主席、俄羅斯高等經濟學院東方學系主任安德烈·卡爾涅耶夫,以及德國漢學家、中國汕頭大學文學院講座教授顧彬。

  回憶與中國結緣40年——

  “各方面的發展都超過了預期”

  環球時報:請問您第一次到中國是什麼時候?這麼多年過去了,中國在哪些領域取得的成就給您留下深刻的印象?

  李夏德:1974年,我第一次到中國。此前一年,我在維也納大學開始學習漢語。那時候,我申請了中國政府的獎學金,坐了十幾天的火車穿過西伯利亞來到北京,留學了兩個學期。45年以來我經常到中國,過去一年去一兩次,現在幾乎每個月去一次。

  在過去的40年間,國際關係和中國的情況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1974年我在北京讀書時,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爭霸,國際關係複雜。我記得當時中國也在積極應對戰爭威脅,政府希望用修建防空洞的方式保護老百姓。

  那時候,北京馬路上的車輛還很少,晚上城市很安靜。除了北京,外國人去其他城市會受到一定限製。當我們去一些小城市時,很多孩子會好奇地圍上來看我們。學校裡實行“開門辦學”製度,外國留學生也可以參加勞動。我曾在“中國-阿爾巴尼亞友好人民公社”參加過勞動,也在北京第二機床廠參加過“學工學農”的勞動。這些基本上就是我印象中上世紀70年代的中國,那時候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的影響。

  如果當時有人說,中國將來會超過美國,大部分人都不相信。但是現在的趨勢就是如此。中國目前在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發展都超過了我們幾十年前的預期,但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容易讓那些不瞭解中國的外國人產生誤解。

  讓我印象深刻的中國成就是,老百姓的思想與觀念受到了開放政策的影響。上世紀70年代,外國留學生無法與老師和同學自由地討論很多內容。我們如果想給父母打電話,就必須到長安街的電話大樓,等待近一個小時才能輪到自己撥通幾分鍾的電話。現在,無論我在中國還是奧地利,隨時都能用手機和微信等社交平台與同事和朋友聯繫。而中國與其他國家不僅外交關係得到長足發展,人與人之間的聯繫也更加密切。中國在交通領域取得的成績同樣令人矚目,如今高鐵、航空網絡遍佈全國。除了北京,其他城市的地鐵線路也很發達。

  卡爾涅耶夫:1985年我第一次到中國時,自行車、收音機、縫紉機、手錶這“四大件”還是成功人士的標誌。現在,我每次來到中國都會發現不一樣的變化。中國的經濟成就是人類曆史上最成功的發展成果之一。

  1981年,我進入莫斯科大學亞非學院學習中文。那時候我有點忐忑,擔心遇冷的中蘇關係會導致我們這屆漢語學生無緣到中國。大四的一天下午,蘇聯電視二頻道播放了一部蘇州工廠生產梳子的紀錄片,令我興奮不已,因為這是中蘇關係遇冷後難得在電視上看到關於中國的消息。那時我隱隱覺得,兩國關係開始回暖,去中國的夢想已經不遠。果然到了1985年,蘇聯再次派學生到中國留學。當時爭取留學名額的競爭十分激烈,我最終獲得在北大交流一年的機會。

  一到中國,我就被中國文化、社會深深地吸引。那時候蘇聯還是計劃經濟,而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已經實行7年。我們到了北京,明顯能感覺到市場經濟帶來的活力,市面上已經有不少流通的商品。

  1990年,我再次來到中國,在南京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研究民國曆史。時隔4年再次踏上中國土地,我深刻感受到中國取得的巨大進步。1985年時,城里的人都穿著粗布衣裳,在街上可以隨便將二手自行車、蘇聯製造的相機轉賣給別人。但是到了1990年,由於商品更加豐富,這些倒手的貨物已經不常見了。改革開放政策真的成績斐然,第一個十年就將商品從供不應求的緊缺狀態轉變為供求基本平衡的狀態。

  畢業後,我回到莫大亞非學院授課,今年調到高等經濟學院擔任東方學系主任。我認為,中國的發展在很多方面超出我的預期,尤其是基礎設施領域。上世紀80年代,北京只有兩條地鐵線,而現在北京已成為國際化大都市,舉辦過奧運會,有非常發達的立體交通系統和完備的基礎設施。

  談中國成功的原因——

  共產黨的領導與文化的長期積澱

  環球時報:您認為,中國共產黨對我們國家在這70年的發展發揮了怎樣的關鍵作用?

  卡爾涅耶夫:新中國成立70週年、尤其是改革開放40年以來,中國經濟社會突飛猛進,關鍵在於抓住全球化機遇、成功接軌國際體系,同時堅持立足本國國情、充分發揮自己的優勢應對國際化挑戰。

  中國共產黨選擇了正確的戰略,給中國發展立下了大功。人類社會發展經驗證明,只有物質變得豐富,民眾才能享受更多參與政治的機會。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便是因為始終關注民生,致力於提高人民收入與生活水平。21世紀之後,中國的政策關注均衡分配製度、縮小貧富差距、改善地區發展不平衡等問題。中國領導人將全面脫貧視為最重要的任務之一,現在中國的扶貧力度、脫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環球時報:您認為,中國有哪些發展經驗值得其他國家借鑒,尤其是能給西方社會帶來哪些思考?

  李夏德:中國取得的成就並非偶然,而是得益於幾千年的思想積澱。比如儒家認為,個人應該為集體或者國家做出貢獻,國家也應保護個人,這種思想也影響著現在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儒家傳統思想與道家保護自然的思想相結合,不僅對於中國,對全世界其他國家也有很好的借鑒意義,因為中國傳統文化也強調個人和國家對大自然的責任。

  當然中西方有著不同的曆史淵源,因此應該在交流中加強對彼此曆史文化的研究,建立各個年齡段人群交流的橋樑,在教育中注意培養國際化視野。

  卡爾涅耶夫:中國的改革成功地擺脫了激進的做法,充分發揮“摸著石頭過河”的精神,因地製宜、循序漸進。中國政府對國際形勢有相當冷靜的觀察,沒有太多幻想,不照搬外國經驗,堅持走自己的道路。

  顧彬:我認為,“西方”這個概念已經過時。比如俄羅斯不認為自己屬於西方、土耳其在政治與社會製度方面也存在問題。再比如,如果美國現在是西方的話,那麼德國就不算西方,白宮如今把不少西歐國家都看成敵人。我們主張合作,我們對社會主義沒有害怕的心理。

  環球時報:在中國迅速崛起的過程中,民主與人權是西方社會經常拿來批評中國的地方。您如何看待這一問題?

  李夏德:我們很關心這方面問題。中西方的發展模式不同,對西方來講,個人利益很重要;而中國更加重視集體利益,當然集體也是由個人組成。40多年前我第一次讀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時,留下了深刻印象。

  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中國在經濟以外的領域也取得長足進步,比如法製逐漸完善。現在中國法律的細緻和完善程度跟40多年前不可同日而語。歐洲國家大多沒有死刑,很多人認為中國也應該廢除死刑。但問題是,中國人口多,法律必須對人民予以保護。

  中國不僅養育著近14億人,而且在數十年的發展中讓7億人口成功脫貧,這是很了不起的成績。因此在評價中國人權狀況時,必須考慮這些因素,比如老百姓的生活質量得到提高。

  講述漢學研究重點發生轉向——

  “研究中國是一輩子的事業”

  環球時報:在您的國家,對中國的重點研究方向是否在最近數十年隨著中國的發展而發生一些變化?

  顧彬:20世紀90年代初前,針對中國文學和文化的研究占領了我們的漢學系、中文系,現在,高校學者的關注點集中在經濟、政治等領域。據我所知,德語國家如今沒有一個教授位置是專門針對中國古代文學設立的,以前有很多。

  李夏德:在上世紀70年代以前,歐洲漢學以古代漢語、古典文學和哲學為主,現代漢語研究是在70年代後開始的。2000年以後,我發現不僅在奧地利,很多西方國家的漢學研究重點已經轉向對於中國現狀的研究。這很重要,但我認為,要想更好地研究中國的現狀與未來發展,必須瞭解中國的曆史、思想史,以及超過2000年的哲學發展史。

  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很偉大,常常有外國人問我,中國如何在短短的40年內實現如此巨大的變化和發展。我回答說,中國有2000多年的發展和積澱,儒家、道家等思想的衍生與發展使這個國家形成了深厚的基礎和文化底蘊。在此基礎上,20世紀下半葉以來中國形成了獨立的發展模式。

  卡爾涅耶夫:在俄羅斯,以前中國問題受到的關注比較有限,但隨著中國崛起與影響力日益擴散,俄社會對中國的興趣不斷提升,越來越多的專家開始將目光投向中國,關注中俄關係、改革開放經驗、中國外交政策、中美關係等。

  雖然我與中國結緣已經近40年,但是我對中國的瞭解還不夠,這個國家值得下功夫的地方還有很多。相對於中國5000年的曆史,40年的時間太短暫了,研究中國是一輩子的事業。

  環球時報:您認為,中國今後的發展擁有哪些比較大的潛力,又可能面臨哪些考驗?

  李夏德:拋開漢學家的身份,我認為全世界應該為保護大自然而共同努力。中國已經在經濟建設方面取得了不起的成績,但在環保與法製建設領域還有很多進步空間。我相信,中國政府有能力應對這些挑戰。我同時建議,這些問題能在國際層面得到改善與解決。

  顧彬:中國的發展速度太快,其他國家想跟上比較難。一些中國民眾對於這樣快的發展速度可能也沒有做好相應的心理準備。另外,中國社會在進步的過程中會產生一些問題。比如人人擁有手機是件好事兒,但這卻讓書籍與報紙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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