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偉健:美國還有多少道義遺產可供揮霍?
2019年09月17日01:43

  原標題:席偉健:美國還有多少道義遺產可供揮霍?

  一個國家的興衰走向有時會受該國政治精英一念之差的影響。對於當前美國部分政治精英表現出來的政治任性,一個嚴峻的問題是,他們到底還能否與其他國家好好相處?

  根據經濟學學科的創新理論,科技革命會導致新一輪經濟週期的出現,在這個過程中,由於技術創新帶來“創造性毀滅”的影響,國家間實力也會此消彼長而出現轉移,進而表現為地緣政治格局的嬗變。早在1894年,美國的經濟規模就超越英國躍居世界第一,但直到1944年佈雷頓森林體系建立,美國才完成全球霸權體系的佈局與建設。在這個過程中,兩次世界大戰徹底改變了世界格局,戰火摧毀老牌帝國主義,也通過戰爭中日新月異的科技發展大大提升了人類社會生產力,引發“二戰”後的新一輪工業革命即信息革命,並塑造出一個與“漫長的19世紀”(1789-1919)完全不同的“短暫卻屬於美國的20世紀”(1919-1991)。所謂“美國夢”最出彩的篇章,也是在那個時代背景下譜就的。

  對眾多依附性小國的精英階層來說,能在美國獲得一個公民身份成了人生目標之一。在“開放社會”精心編造的政治謊言體系中,美國通過這類價值觀的宣傳完成對蘇東社會主義陣營政治精英的俘獲,為1991年結束“冷戰”做了絕佳戰略準備。伴隨“美國夢”玫瑰色幻影的則是美國式自由主義價值觀,到了上世紀80年代,哈耶克“自生自發秩序”(Spontaneous Order of LiberalSociety)的政治哲學體系被美國人“量體裁衣”地修剪為美國價值觀的內核,催生出“華盛頓共識”。以福山出版《曆史的終結》為標誌,一時間國際政治理論界沒有公開與之分庭抗禮的聲音,全世界沉浸在美國的價值觀“溫柔鄉”中。在上世紀90年代的中國,雖也間或有過“中國可以說不”的主張,但終究沒有學術思想和國家政治哲學層面的價值出現。

  可以理解的是,強國需要強國的政治哲學,帝國主義發展到組織化(壟斷)階段後,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主張自然要讓位於“命定擴張論”(Manifest Destiny)。佈雷頓森林體系一統天下後,雖然冷戰鐵幕迅疾拉下,但美國對於“計劃”和“市場”兩種體系和資源配置方式的熟稔運用,已讓蘇東社會主義陣營相形見絀——直到另一社會主義大國的領袖到了上世紀90年代提出“計劃和市場不是姓資姓社的本質區別”,認識禁區才被突破,兩種製度的競賽才翻開新的一頁。

  在典型的20世紀美國式價值觀中,對美國之外的世界,有一個最常用的表述就是“the rest of the world”。文明因多元多樣而美麗,但在美國式的政治修辭中,其他國家古老厚重、多姿多彩的文明就被這個語彙一筆帶過。在20世紀,如果沒有蘇聯和中國作為製度與其迥異的“時代巨鏡”的相繼崛起,美國人——廣義上說應該是英語國家的人們——大概也不會想到要停下來看看美國之外的世界。

  半個多世紀以來,美國人的自信與自負顯而易見:通過上世紀70年代能源危機中長袖善舞的一系列操作,美國人完成美元進入“無錨時代”(Fiat Money)後牢牢掌握世界霸權的全面戰略佈局。通過強大的主權貨幣全球運轉能力、對全球資源控製的能力、左右世界市場標準評級、引領全球產業佈局和技術創新、實現國家間的利益約定捆綁、建立具有全球傳染力的理論即“普世價值”,美國人牢牢抓住了這個世界的“飯碗”“話筒”“錢袋子”和“槍杆子”,建立起不可撼動的霸權,並且突破一切人類政治社會的倫理道德底線,把西方政治傳統中的馬基雅維利主義發揮到極致。為了本國利益的一己之私,像在經濟上輸出“不平衡”那樣在政治上輸出混亂與災難,美國損人利己的政治行為越來越引起世界的不滿與反抗,曾自詡為“第三羅馬帝國”的美國逐漸重新走上因窮兵黷武而招致滅亡的老路。

  當前美國政府的種種表現,使用互聯網用語中的“飛豬論”和“退潮論”來形容比較形象:美國因壟斷金融資本主義堅持“去工業化”四十年而導致國家製造業產業空心化,並引發系列社會危機,美國債台高築的一面終於赤裸裸地展示在世人面前。為克服這些危機、遮蓋“債務鍾”上殘酷的虧空數字,美國政客在全球範圍內開始“不顧吃相”,甚至對往日的親密盟友也毫不猶豫地下手,這些都導致美國國家形象和信用的加速破產,除個別過度依附美國的國家,多數被美國“剪過羊毛”的國家都開始表現出對美國的不信任和不滿意。就連曾被視為牢不可破的美日聯盟也在出現裂痕:本屆美國政府對國際地緣政治規則體系的不尊重,已經引起日本政治精英層的憤怒。

  歸根結底,如今的美國還剩下多少道義上的遺產,已經大成問題。它如何與“剩下的世界”相處,也是極考驗美國政客的一樁大事。(作者是哈工大(深圳)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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