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嗡嗡惹人煩,蚊子在人類世界還扮演了什麼角色?
2019年09月15日09:48

  文章來源: Nature自然科研

  地球上最凶殘的野獸是竟然是輕如鴻毛的蚊子。在它們傳播的疾病中,單單瘧疾就在2017年造成了43.5萬人死亡,除此之外還有絲蟲病、黃熱病、登革熱、寨卡和西尼羅熱等等,引得許多人為它“著書立傳”。那麼,這本直呼其名的巨著《蚊子》又能帶來多少新見解呢?答案是:很多。

  美國史密森尼自然歷史博物館展出的一隻小胸按蚊(Anopheles punctipennis)的多次曝光照片。

來源:Sarah L。 Voisin/Washington Post/Getty
來源:Sarah L。 Voisin/Washington Post/Getty

  軍事史學家Timothy Winegard的這本新作將帶領讀者踏上一段動人心魄的旅程,一路見證蚊子如何從遠古時代起就在衝突中扮演著不容小覷的重要角色。作者用事實證明,無論是龐大的帝國還是當代的戰場,如果能讓進攻者囿於蚊子滋生的沼澤地,就能獲取製勝的關鍵——在這些地方,瘧疾、黃熱病、登革熱為主的熱病會極大地削弱敵方的戰鬥力。透過這個角度,作者鉅細無遺地闡述了強權是如何興起與衰落的。

  我們從書中瞭解到,在公元前五世紀的希臘,雅典和斯巴達聯軍在普拉提亞戰役之前將波斯軍隊逼入了一片沼澤地,導致波斯軍隊潰不成軍。瘧疾(由按蚊傳播)和痢疾集體暴發,一舉擊倒了40%的波斯部隊。Winegard寫道,所以說,是“按蚊將軍”把希臘人從波斯統治下解放了出來,讓希臘哲學、科學和藝術得以繁榮發展——而這個“黃金時代”從某種程度上說,是整個西方文明的雛形。

  Winegard還將蚊子與羅馬的衰落聯繫在了一起。在公元五世紀之前的幾百年里,羅馬周圍的彭甸沼澤瘧疾肆虐,幫助其抵禦了迦太基人、日耳曼部落和匈人的進攻,但也使羅馬民眾的體質日益虛弱。在接下來的三百年中,瘧疾還幫助鞏固了神聖羅馬帝國。基督教教會醫院收治了大量的感染者,將治療過程變成了傳教手段,感化了異教徒,最終為查理大帝征服歐洲鋪平了道路。這種影響力一直延續到越南戰爭,當時,蚊媒疾病讓占領北越叢林地區的美軍難以立足。

來源:Smith Collection/Gado/Getty
來源:Smith Collection/Gado/Getty

  這張美國1920年的海報旨在敦促民眾加強自我保護,謹防瘧疾感染。

  儘管Winegard的一些創作手法有時稍顯寬泛而不夠嚴謹,但這不併影響全書的趣味性。他列舉了一些科學研究,比如為什麼有的人特別招蚊子。(目前這方面還沒有明確的科學解釋,但有證據表明,20%的人承受了80%的蚊子叮咬。參見T。 A。 Perkins et al。 PLoS Comput。 Biol.9, e1003327; 2013。)根本上說,Winegard最有力的論述是關於瘧疾改變世界的能力——不僅僅是帝國的興衰,還包括遺傳學、社會和政治之間的交彙。

  例如,他在書中探討了大西洋奴隸貿易以及瘧疾病原體“間日瘧原蟲”遺傳抗性之間的關係。血紅細胞上的達菲抗原是間日瘧原蟲的受體,也是感染的媒介,任何缺少這一抗原的人都對瘧疾有天然的抵抗力。95%的西非血統人口都擁有這種抵抗力,而大部分被擄走到美洲做奴隸的人多來自這一區域。極為諷刺的是,當農場主發現這些人對瘧疾的抵抗力後,強製他們付出更多勞動,這也成為了奴隸貿易的一個引火線。

  Winegard對自己的研究主題充滿熱情。有些時候,他甚至為了強調一些讓讀者記憶深刻的觀點,犧牲了事實背後的差異和準確性。其中一個例子是二戰時期的一段令人毛骨悚然的歷史。當時,納粹德國和美國都在開展尋找抗瘧疾藥物的人體試驗。

  Winegard提到了筆者的著作(《瘧疾計劃》(The Malaria Project, 2014)),並引用了其中關於德國瘧疾學家Claus Schilling故意讓達豪集中營中約1000個囚犯感染瘧疾的經過。Winegard稱有400人因此喪生。根據筆者的研究,38人死在了Schilling的醫療室里,都是因為兩種毒性很強的藥物。斑疹傷寒和痢疾可能也在其他囚犯被放回營區後害其喪命。

  與此相對,Winegard淡化處理了當時的美國也有一百多名醫生在開展著規模更大的同類試驗,試驗對象來自六家州立醫院和三間監獄的一萬名現役士兵和囚犯——其中包括芝加哥郊外臭名昭著的斯泰特維爾懲教中心。據估計,試驗的死亡率在10%到30%之間。Winegard沒有提到美國醫學史上這一駭人聽聞的篇章,等於錯過了一個印證他理論框架的絕佳機會:一種昆蟲竟然迫使這麼多醫生採取了不擇手段的非人道做法。

  Winegard另一個意義不大的斷言是說新技術將很快剷除世界上的蚊子。沒錯,一些進展看起來確實很有希望。比如上個月發表在《自然》上的一項研究就利用射線和細菌感染幾近根除了中國兩個島上的白紋伊蚊(Aedes albopictus)(X。 Zheng et al。 Nature 572, 56–61; 2019)。不過,蚊子專家Peter Armbruster對這項研究的擴展性和可持續性提出了質疑(P。 A。 Armbruster Nature 572, 39–40; 2019)。更複雜的技術還包括CRISPR和基因驅動,利用實驗室培育的蚊子將改造後的基因傳播到野生種群裡——不過,這些工作都還停留在理論層面。

  最後,Winegard看待蚊子的角度也值得注意。他單純地從人類角度去審視蚊子,將它描繪成人類的敵人,在自然界中別無它用。他大膽地論斷,約3000種蚊子的存在除了作為我們的“終極天敵”之外沒有任何意義,這種說法缺乏堅實的科學基礎。

  不過,他在《蚊子》中的主要觀點還是很有價值的,也是建立在可靠的學術和科研成果之上的。打從智人摒棄狩獵採集的生活方式開始,人類在與自然的抗衡中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隨著我們砍伐森林、耕種田地、改變環境,我們也創造了蚊子滋生的溫床。更確切地說,Winegard認為當我們用武力分割地球,在沼澤地中投放大型軍隊時,我們也為蚊子傳播疾病提供了理想條件。他講得很對,在人類改造地球的過程中,我們也幫助蚊子實現了物種多樣性,幫助它們適應環境並繁盛興旺。

  蚊子吸取我們的血液為食,卻還給我們它們攜帶的各種微生物。我們別無選擇,只能反擊。在這個意義上,這確實是一場我們與蚊子之間的戰爭,從耗資幾十億美元的抗擊蚊媒疾病的全球衛生運動(經費主要來自履行國際協議的富裕國家以及蓋茨基金會一類的捐贈機構),到很多人在自家後院噴灑的殺蟲劑都是我們的反擊方式。蚊子決定著我們的行為,因為我們還不具備控製它們的能力。Winegard在這個問題上的鄭重呼喚,將對蚊子的研究和打擊行動的嚴肅性提高到了應有的程度。

關注我們Facebook專頁
    相關新聞
      更多瀏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