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絲、明星、經紀的權力之爭:正主非主,消費者也不是上帝
2019年09月12日09:56

原標題:粉絲、明星、經紀的權力之爭:正主非主,消費者也不是上帝

與“影視寒冬”相伴相生的是娛樂圈的“多事之秋”。9月4日,帶有“藍V”標識的“楊冪官方粉絲團”通過微博帳號發佈消息,號召楊冪粉絲抵製楊冪參演所在公司嘉行傳媒的“自製劇”,並出現了楊冪粉絲在楊冪線下商業活動現場手舉標語的場景。9月6日,同樣帶有“藍V”標識的“楊冪中文網”也通過微博帳號重申“楊冪官方粉絲團”的訴求,抵製楊冪出演公司項目,要求公司安排楊冪接“外戲”。

9月4日楊冪官方粉絲團微博。

2018年9月6日“微博超話”的開通標誌著新浪微博開始了服務對象調整,微博開始轉向粉絲服務平台,播報明星和粉絲的動態成為維持和增加平台活躍量的主要途徑,粉絲對於微博變得重要,微博也成為粉絲活動的最主要場地。楊冪粉絲線上線下聯動式抵製活動很快成為娛樂新聞的焦點,一時間引發了廣泛關注,“粉絲”再一次被輿論扣上“烏合之眾”的帽子,成為輿論批評的主要對象。然而抵製活動引發的社會熱議並未推動嘉行傳媒與粉絲群體展開正面對話,楊冪粉絲的訴求一直沒有得到任何正式的回應。

楊冪粉絲並不是內地娛樂圈第一個以偶像名義對抗偶像所在公司的群體,類似的、聲勢浩大的群體抗議活動可以追溯到“大IP”時代來臨之前——彼時國內影視娛樂行業還是一片水草豐美的草原,各種力量野蠻生長。無論在IP熱潮中還是在影視寒冬里,粉絲從始至終都在社會輿論中扮演著非理性的、無知的配角,力量強大、能量無限,容易煽動又不可控,時而被視為是偶像與公司角力的工具,時而被視為拖偶像後腿的豬隊友。粉絲群體集體無意識地重塑了國內娛樂文化的表層生態,對於真正決定娛樂文化本質樣貌的那一小撮人而言,粉絲就像蠱毒,好用,但又十分危險。

愛的供養

楊冪粉絲與嘉行傳媒之間的對抗一時間難定勝負的原因在於,楊冪粉絲所抵製的恰恰是嘉行傳媒自詡的核心競爭優勢。

9月4日“楊冪官方粉絲團”對為什麼要抵製楊冪參演嘉行傳媒預備拍攝的《許你暖暖的晨光》展開論述,認為嘉行作品水平差、限製了楊冪的戲路,核心訴求則是反對用楊冪給同公司演員“抬咖”,即讓參演作品為演員加分,而不是消耗演員為作品打氣。9月6日“楊冪中文網”重申訴求時,反對楊冪給他人“抬咖”的意思表示更加清晰明確。簡而言之,粉絲只想讓偶像獨自美麗。

9月6日楊冪中文網微博重申粉絲訴求。

參演楊冪主演電視劇的同公司藝人被粉絲稱為“嘉行大禮包”,最大的“禮包”恐怕要數2017年熱播劇《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內含嘉行藝人九名,其中就包括後來依靠《漂亮的李慧珍》奪得金鷹獎視後的迪麗熱巴、因為韓國知名藝人金希澈的喜愛而被送上韓網熱搜的祝緒丹,等等。嘉行傳媒2017年年度報告公佈之前,《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和《談判官》兩部電視劇已經完成了拍攝和發行工作,這兩部被楊冪粉絲控訴為拉低楊冪業界口碑的劇集讓嘉行賺得盆滿缽滿。年報顯示嘉行傳媒2017年公司當年營業收入4.78億元,較上一年同比增長1.45億元,藝人經紀增長7290萬,影視發行收入增長8050萬,全年稅後淨利潤同比增長49.83%。藝人經紀和影視發行構成了嘉行傳媒經濟來源的重要組成部分。公司上市之後,各年度年報中都不難發現所謂“獨有的階梯式藝人培養方式”的一席之地,這種“獨有方式”呈現給觀眾的樣態就是“紅人”帶“新人”。這種模式建立在消費“紅人”人氣的基礎上,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明星紅不紅本就難以預測,對於公司,能夠推出更多市場認可的新人,更容易分擔風險,增加收入,對於像楊冪一樣早早成為公司股東的楊冪而言,能讓別人為自己賺錢豈不美哉?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製播期正是中國影視行業“大IP”概念最盛行的時期,影視行業發展迅速,幾乎所有人都試圖從這個領域分一杯羹,狼多肉也多,競爭激烈,但沒有肉吃也能有湯喝。去年年底進入影視寒冬之後,資源的減少加劇了同類型演員之間的競爭,新人紅起來就要和“紅人”搶飯碗,在這個熱衷於撕番位、撕名頭、撕數據的娛樂環境中,從既有的位置上跌下來比一直糊的狀態更容易成為他人嘲諷的對象。粉絲追的是“星”,不是老闆,明星收入豐薄,除了登上財富排行榜榜單,否則並不會被飯圈列為明星“實績”。

另外,楊冪粉絲抵製的嘉行“自製劇”是一個偽命題。傳媒領域所謂“自製劇”原指電視台在製播分離的模式下自行製作、擁有版權且可向第三方授權的電視劇,隨著網絡視頻平台的興起,“自製劇”的內涵也擴展到互聯網領域,指從策劃、創作、發行、播出一體的網絡劇。換言之,影視製作領域內關於“自製劇”的關鍵在於製作方本身擁有播出平台,而嘉行傳媒並不具備這樣的條件。對於播出平台而言,嘉行班底製作的電視劇屬於“版權劇”,在影視行業整體疲軟的當下,國內各大播出平台為了節約成本催生了大批真正意義上的“自製劇”,像嘉行這樣在製播分離模式下一度輝煌的影視公司,即便自詡擁有發行方面的優勢,也要面臨來自播出平台自製劇的競爭。

粉絲拒絕附帶“大禮包”的“自製劇”,相當於要求嘉行傳媒放棄兩大優勢,嘉行不會輕易向粉絲妥協。嘉行傳媒第一大股東為西藏嘉行四方投資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持股比例為38.37%,楊冪持有西藏嘉行18.75%的股份,換算一下,楊冪簡介持有嘉行傳媒7%的股份。在“大禮包”劇《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完結後,嘉行傳媒市值達到頂峰,市場估值高達五十億,僅過去半年這一數字便縮水五億元,2018年5月,嘉行傳媒終止新三板掛牌,11月時市值再縮水五億元。隨著楊冪離婚等消息放出,影視寒冬真正到來,嘉行腹背受敵,一方面要面對創收能力減弱的問題,另一方民也要接受去泡沫化的考驗。而無論興衰,嘉行最粗壯的搖錢樹仍然是楊冪,嘉行放棄楊冪需要破釜沉舟的勇氣,對楊冪而言又何嚐不是。接“外劇”的競爭壓力遠高於嘉行自產劇目,在這個僧多粥少的時代,要一個人放棄到手的滿鍋滿碗去和人爭食,實在太難。

粉絲的訴求或許並不是經過分析公司股權結構、研讀年度報告得出來的,只憑滿腔熱情與熾烈的愛意脫口而出,並試圖依靠聲浪震碎楊冪職業前途所有可能的阻礙。然而粉絲的理直氣壯絕不空憑一腔愛意,也有真金白銀砸出來的數據。經曆過“IP時代”的國產影視環境中,粉絲並不直接決定作品的質量,卻要負責為作品的埋單,創作者啟用擁有眾多粉絲的明星出演,有時不過是為腌臢包裹一層糖衣,粉絲許多時候只能閉著眼睛吃,不肯吃,作品的失敗就要歸咎於糖衣不夠美麗。“IP時代”就是一個消費粉絲的時代,這個時代名義上為粉絲賦權,實際上卻削弱了粉絲的權力,粉絲的聲量被放大,但經曆了IP時代的粉絲權力已經被架空。

用盡一生一世來將你供養

2014年10月,因出演《古劍奇譚》而人氣暴漲的李易峰因粉絲與經紀公司之間的產生糾紛而備受媒體輿論關注,粉絲控訴經紀人董可妍工作失職、敗壞藝人的媒體印象等問題,要求李易峰所在的歡瑞世紀予以撤換,公司回應不久,被指控嚴重失職的經紀人離開歡瑞。事件發生時,正值李易峰拍攝網絡劇《盜墓筆記》期間,這部網劇開啟了中國“大IP時代”的序幕,李易峰粉絲“手撕”經紀人也成為了粉絲干預娛樂公司活動的標誌性事件。2014年十月到2016年六月,李易峰三度更換經紀人,更換的動因皆來自粉絲的抗議。

在賦權理論中,權力被定義成“掌握資源並改善環境的能力”,那麼李易峰粉絲要求並實現更換經紀人的行為無疑是粉絲展示並行使權力的體現。互聯網的普及,尤其是社交網絡的發展為粉絲賦權提供了途徑,社交網絡為擴大了信息的來源,增強了粉絲獲取信息的能力和獲取信息的數量,從而平衡了由於信息不對等帶來的權利差異,同時,社交網絡的出現也使得粉絲與偶像之間互動對話成為可能。2009年新浪微博進入互聯網世界,為了擴大影響力大量邀請明星入駐,並致力於通過交換信息賦權來打造新的明星,無論是大V還是大粉都是通過賦權形成。隨著網絡賦權過程的突進,粉絲逐漸在互聯網上形成了有組織的權利團體,並開始積極伸張權利。

2014年到2016年是“IP概念”逐漸聚集熱能的時段,“大IP”本質上利用的是既有文本凝聚起的海量體驗者基礎,“大IP時代”表面上是一個創造的過程,但實質是消費和消耗的過程,“大IP”消耗既有的文本資源,同時也在消費既有的文本體驗。“大IP”啟用明星出演,成就明星與消費粉絲形成無限循環,成就明星的過程是粉絲賦權的過程,而消費粉絲的過程則是奪權的過程,隨著循環的減慢和停止,不再或很少有新的明星產生,賦權的過程減慢、所賦權力減弱,奪權的速度逐漸超過賦權的速度。奪權的最終結果是“無權”,無權狀態首先表現為權力的缺失,即個體和群體不再享有平等的權利,其次表現為情感上的缺失,無力、無助、內部疏離、容易失控,最初作為賦權途徑的信息平台從雙向的信息交流平台轉向單向的信息傳遞平台,話語從多元逐漸趨於一元話,粉絲群體的聲音變得單一,權力被架空,只剩下大嗓門喊話,音量與實際效力不再成正比。

2018年年初,IP狂潮走到強弩之末,章子怡被曝出參演“長篇古裝大女主”題材電視劇《帝王業》的消息,章子怡粉絲長篇論述接戲風險。也是從這一時期起,明星因為排斥粉絲對事業規劃或個人行為的干預“懟”粉絲,成為在互聯網輿論中彰顯個人“真性情”的標誌性手段,明星“懟”粉絲逐漸成為一種常態。明星與粉絲的正常互動、對粉絲需求的呼應,少不留神就會被貼上“媚粉”的標籤,粉絲之間發生摩擦但不幹預明星之間的關係被稱作“不上升正主”。這一系列話語的建立,都表明作為群體的粉絲與作為個體的明星之間不再是相對平等的關係,而是一種主從關係,粉絲被置於明星下位。另一項被“IP時代”改變的則是明星的工作方式,傳統的影視公司、經紀公司逐漸開始被明星“個人工作室”取代,明星個人意誌和公司意誌混同。意誌混同的同時,也讓影視經紀公司的地位淩駕於粉絲群體之上,粉絲權利通過IP消費被架空,消費的粉絲只是名義上的上帝,身披聖潔的名頭,實際上只是祭壇上的羔羊。

後“大IP時代”罹患“IP時代”的後遺症,粉絲成為大眾流行文化的客體,成為被觀察、審視、批判的主要對象,作品和偶像的存在不過是為粉絲的活躍提供了動機,粉絲成為舞台中心真正的舞者,作品和偶像的失敗意味著粉絲將成為被嘲諷的對象,偶像風評關聯的不再是個人品行能力,而是粉絲控評反黑的能力,粉絲的“佛”與“廢”比偶像的“佛”與“廢”更加可恥,偶像開始靠粉絲的存在和活躍來證明自己。客體與主體之間天然的權利不對等關係,清晰地表明了粉絲群體大面積喪失了一度被賦予的權利,粉絲的抗議和抵製活動從未消失,每一次成功都會被放大併成為粉絲干預創作的負面例證,多數失敗的抗議活動無聲無息地消失,輿論對於粉絲權利的幻覺進一步加劇,粉絲的實質權利架空過程持續加劇。

粉絲“用盡一生一世”將偶像供養,愛而生憂,憂而生怖,楊冪粉絲以愛為名,希望偶像能通過轉型度過艱難的冰河世紀,最後卻要被譏諷壞人好事,杞人憂天。若不愛了,脫粉便是,何必要多此一舉呢?說到底,還是因為曾經賦權留下的權力殘影讓粉絲群體留存一絲幻想,試圖依靠聲量震碎噩夢,以佐證這份愛不是虛妄。遺憾的是,現實並不如歌,不會賜人無限愛與被愛的力量,身為粉絲,註定無法在這樣的環境中靜靜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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