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靜之惡:雅歌塔的流亡生涯與移民寫作丨文化客廳
2019年09月12日18:31

原標題:平靜之惡:雅歌塔的流亡生涯與移民寫作丨文化客廳

雅歌塔簡潔而克製的語言風格是如何形成的?她的文學作品與她真實的經曆又有什麼樣的關係?她描寫戰爭里的殘忍,又對當下有什麼樣的意義?9月7日,在文化客廳的第十六場活動里,餘澤民和魯敏與大家聊了聊雅歌塔的作品和人生。

撰稿丨徐悅東

雅歌塔的語言為何是無法模仿的?她的語言風格又是如何形成的?為什麼她如此迴避用自己的母語寫作?她的文學成就是否跟移民的孤獨本身有關?在其他移民文學里,又有誰可以跟雅歌塔比較?她寫的二戰里的殘忍和黑暗,又給當下的讀者什麼樣的意義?

雅歌塔

9月7日下午,在文化客廳的第十六場活動里,新京報•文化客廳聯合世紀文景、單向空間舉辦了《不識字的人》的新書發佈會,並邀請到匈牙利語譯者、作家餘澤民、小說家魯敏,一起走進雅歌塔的作品與人生。

《不識字的人》,[匈]雅歌塔•克里斯多夫著,張蓀婧譯,世紀文景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4月版

為什麼雅歌塔那麼迴避自己的母語?

雅歌塔是一名匈牙利作家,但實際上她又不是一名匈牙利作家。她1935年在匈牙利出生,童年正值二戰末期,她看到了很多戰爭的場景,經曆了非常殘酷的生活,這都成為了她日後創作的素材。《惡童日記》就是基於這一段經曆而寫的。

雅歌塔在1956年逃亡到了歐洲的其他國家。她那時才21歲,抱著一個四個月大的嬰兒離開匈牙利。她先去了奧地利,又去了瑞士。她曾在瑞士的錶廠工作,當過售貨員,還當過牙醫的助理,在51歲時才出了自己的第一本書。餘澤民認為,這不是一個比較正常的作家經曆,她積累了豐富的生活經驗,卻寫出非常簡潔的文字。

她作為一名匈牙利作家,寫的是她在匈牙利的記憶,但是用法語寫作的。她的匈牙利語水平很高,十幾歲就開始寫詩了。到了瑞士之後,她拒絕用匈牙利語寫作。她甚至找別人把自己的法語作品翻譯成自己的母語。她為什麼要那麼迴避自己的母語呢?

魯敏認為,雅歌塔從二十多歲才開始學法語,這是一個非常艱難的過程。她跟孩子們一起學法語,模仿孩子的作業,用像孩子一樣的語言,完成了她的第一本小說《惡童日記》。這使得她的語言很笨拙,就像孩子寫作文一樣,句子很短,很少用形容詞和心理描寫,這給人特別不一樣的感受。

因為文學發展到今天,我們對語言的追求已經到了病態的地步。作家們會喜歡用那種比較典雅的、被打磨過度的、帶有光澤感的書面語,而雅歌塔語言笨拙而簡潔,其實也算是一種在技術上的精益求精。

此外,童年是一段在思維上比較接近“真人”狀態的時候。兒童可以用很冷酷的方式觀察世界。後來,雅歌塔用這樣的語言處理非兒童題材,效果就不如《惡童日記》這樣有力。因為不同的語言和不同的敘事內容之間的匹配,會造成不同的效果。

餘澤民認為,雅歌塔的語言是無法模仿的。她從一個兒童視角寫很殘忍的東西,並且她在一個特殊的地點里被語言限製住,這都造成了她語言風格的不可模仿性。她作為法語文學的闖入者,這種特殊性使得她能把法語簡化到這種地步,這也是很多法國作家學不來的。而她一旦回到她的母語世界,她也會忍不住去修飾。這也是她拒絕自己翻譯自己作品的原因,她這種語言風格連自己也是無法重複的。

語言的克製使得《惡童日記》如此震撼

雅歌塔的語言,除了給讀者造成陌生感和粗糙感之外,還有一種由於語言貧乏而造成的克製感。魯敏舉例說,在《惡童日記》里,一對雙胞胎的母親和妹妹死了之後,在地裡面埋了很久。有一天,他們的父親回來了,把墳刨了出來。父親喝醉了,外婆叫這對雙胞胎去把她們再埋起來吧,這一對小兄弟卻沒有埋起來,反而悄悄把媽媽和妹妹的骨頭撿出來,洗乾淨掛在床頭,聽骨頭敲打發出的聲音。這個情節非常驚悚殘酷,但可能是由於語言的貧乏,也可能由於特有的克製,雅歌塔用的都是非常平白和簡單的話,要換作其他作家來寫,這個地方也許會用五十頁來抒情。

《惡童日記》里還有一個類似的情節。兩個孩子的爸爸說,他要過國界線。孩子們說行。他們燒了特別好吃的東西給他們爸爸吃,並在他喝的飲料里放了安眠藥,然後把他所有的證件全都燒了,指點他們爸爸怎麼走。他們爸爸一走到那個地方,立刻被炸死了。這兩個孩子之所以要炸死爸爸,是因為如果地雷被踩炸了,後面的人就可以踏著他的屍體安全地往前走下一步了。這兩個孩子精心策劃地把他們的父親炸死,好幫助其中一個人安全地越過國界線。雅歌塔在寫這段時,用的語言也出奇的平靜。

《惡童日記》,[匈]雅歌塔•克里斯多夫著,簡伊玲譯,世紀文景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8月版

餘澤民也認為,這段是《惡童日記》里最震撼他的地方。餘澤民指出,其實《惡童日記》的書名翻譯是有問題的,“惡”給人一種先入為主的感覺,覺得這些孩子是壞孩子。其實,這有點誤導讀者。它本身是講一對雙胞胎在一個非常殘忍的環境下,如何學會生存的故事。這本書像戰爭中的生存手冊,兩個孩子先學會穿破爛的衣服,身上有各種各樣腐爛的味道,又學著怎麼殘忍,不動感情。因為只有這樣才可以生存下去。這已經完全不是“惡”能概括的了。

移民作家們分別是如何運用語言寫作的?

魯敏認為,雅歌塔為何會在全球得到那麼廣泛的傳播呢?除了跟她的語言和冷酷的敘事有關,也跟她流亡經曆以及不同文化背景有關係。帶有移民色彩的作家是現在整個世界文學版圖上很重要的構成,比如納博科夫、奈保爾、石黑一雄、魯西迪。

馬洛伊•山多爾也許最適合跟雅歌塔做比較,他是餘澤民翻譯到中國並引起了強烈反響的作家。他也是一個比較典型的有著移民背景的作家。有這樣類似經曆的作家,在處理與流亡相關的題材時,特別容易把一個人的困境放在一個大的時代的背景中來呈現,他們的作品中隱藏著隨時會被激發出來的孤獨感。

餘澤民

餘澤民讚同這種說法,馬洛伊確實是雅歌塔一個特別好的對照作家。他們兩個都離開了祖國,卻走上了完全相反的路子。雅歌塔在出國後完全拋棄了母語,用法語寫作。馬洛伊完全沒有放棄母語,直到89歲,他在沒有市場、沒有發表、禁止出版的情況下,還在用匈語寫作。但是,他們都達到了非常高的水準。他們兩個對語言的選擇,是由自己的經曆和要表達的素材而決定的。

米蘭•昆德拉也可以與雅歌塔相比較。米蘭•昆德拉是從捷克到法國,他的好書都是在他走之前寫的,他後來用法語寫的法國題材的小說就很失敗。因為他沒有抓住自己跨文化的特徵。而雅歌塔出於各種原因,選擇了法語寫作,卻走上了非常獨特的路。餘澤民認為,這三個人的比較研究可以當作博士論文的題目——“流亡作家如何運用語言寫作”。

在20世紀最後50年,有這樣背景的作家在世界文學上是非常重要的風景線,他們會用跨文化的眼光進行審視。雅歌塔在匈牙利文學里,有匈牙利讀者不瞭解的背景;在法國的文學里,又有法國讀者不瞭解的背景。她同時腳踩兩隻船,卻踩得非常穩,這是雅歌塔的特點。

匈牙利作家艾斯特哈茲•彼得曾經評論雅歌塔道,雅歌塔並不是一個匈牙利作家,她是一個瑞士作家或者法國作家,因為她用法語寫作,但是她的記憶是匈牙利的,她眼裡攜帶的風景也是匈牙利的,只不過她是從遠處去看我們從近處所看到的世界。她的視角很獨特,拉遠了距離寫自己記憶里的東西,所以會在語言中呈現出新的質感。

不過,在匈牙利,由於他們狹隘的民族主義心理,他們給雅歌塔的地位並不高。2002年,匈牙利作家凱爾泰斯•伊姆雷獲諾貝爾文學獎之後,有一個比較右翼的報紙的頭條的題目就是《凱爾泰斯不是匈牙利作家,是猶太作家》。這實際上體現了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心理。

雅歌塔首先在法國出名。她最早的法語小說是1986年出版的,但匈語版是1989年出版。在1989年之前,匈牙利人根本就不知道她的作品,也不知道她的存在。她的反響主要是從法國開始的。餘澤民推測,因為她是移民作家,不是用匈牙利語寫作的,由於民族自尊心,匈牙利人有點排斥她,覺得她不是個地道的匈牙利作家,才沒有那麼關注她。

此外,由於她用法語寫作,作品被翻譯成匈牙利語後,匈牙利人會覺得她的語言是很貧乏的,這就失去了對法國讀者那樣大的衝擊力,因為法國人不可能這樣使用語言來寫作。

雅歌塔在2011年獲得了匈牙利政府在文化藝術領域設置的最高獎“科蘇特獎”,她獲獎的時候應該是在3月份,那是她最後一次回匈牙利。她在獲獎之後回到了瑞士,三個月之後就去世了。有人問她獲了科蘇特獎高興不高興,她說很高興,因為這是個匈牙利頒的獎,但她對獲獎已經沒有感覺了。而且,科蘇特獎已經對她說了兩次要頒給她了,所以這一次當她的弟弟打電話告訴她獲獎時,雅歌塔的反應是,“怎麼又來了”。

這說明在匈牙利,這個獎頒給她是有爭議的。評委會曾經兩次通知過她可能獲這個獎,但最後爭來爭去都沒給她。在她去世前,她才終於得到這個獎。她這個身份在匈牙利是比較尷尬的,但現在匈牙利已經接受她了,在她的家鄉設了一個文學博物館。她去世之後,《惡童日記》被拍成了電影,代表匈牙利電影去競爭奧斯卡獎。匈牙利接受她的過程是很曲折的。

魯敏補充道,移民作家往往在他的新國家被接受,但這種接受是以他作為移民的方式被接受,所以在他的母國,反而未見得完全接受。《追風箏的人》的作者胡賽尼也是一個移民作家。他是從阿富汗移民美國的,在美國學醫。他寫的《追風箏的人》常年霸占暢銷榜,但阿富汗人對他一直帶有某種憤怒,認為他在賣阿富汗的恐怖主義、落後、階層歧視等刻板印象。

村上春樹在日本的評價也很奇怪,因為他們對村上春樹這種泛國際化的寫作形態頗有意見。在國際上,村上春樹又以日本人的身份來確定自己的坐標,這使得許多日本評論家並不以為然。這跟文學的品質沒有很大的關係,而跟身份所產生的一種獨特心理有關。

魯西迪說過一句話,關於移民的事情,他說我們是一種不完全的存在,我們的存在就是偏見本身。因為大家老是把魯西迪和石黑一雄、奈保爾稱為“移民三傑”,但他們特別討厭自己被別人這樣標籤化,好像自己在英國受到歡迎是因為他們是移民作家。他們也覺得,這種被標籤是無法避免的。許多人欣賞某種藝術也總是會歸類,這是一個同性戀題材或中東題材。魯敏認為,標籤是一個不可迴避的存在,存在有時是合理的,雖然它也會造成一點傷害。

雅歌塔的童年看到了人類最殘忍的東西,她必須要言說出來

餘澤民提到,在《不識字的人》裡面有一篇《昨日》,實際上就是寫雅歌塔移民之後的生活感受——孤獨,還有難以忍受的單調。那篇小說從一個很獨特的角度寫的,反映的是她的現實。在雅歌塔獲了科蘇特獎之後,她接受了人生中的最後一次採訪。別人問她,你能想像你當時沒有流亡嗎?她說她一直在後悔離開了匈牙利,因為她覺得離開之後,承受了太多的孤單和單調的折磨。如果她要留在自己的祖國,有可能生活會更加艱難,但至少不那麼孤獨。

餘澤民在匈牙利的經曆讓他特別能理解雅歌塔的孤獨:缺失聊天對象,語言的隔閡造成了無法排解的陌生感,朋友雖然能夠陪著你,但沒有人能跟你真正地溝通。雅歌塔正是在這種絕境下,才選擇了法語寫作,因為她必須要表達。

魯敏認為,這種難以言傳的孤獨生活,都成為寫出一個好作品的基礎。有時一些比較鬱悶的作家會說,真希望現在就遭遇一場巨大的災難。魯敏能理解那種心情,因為有時真的只有這種情況才能讓作家產生一點點文學的“分泌物”。

魯敏

餘澤民提到,雅歌塔的書里提到了伯恩哈德。伯恩哈德是雅歌塔的榜樣。實際上,她的文字跟伯恩哈德完全不一樣,但氣質是一樣的。他們都對社會和人類發出責問。雅歌塔之所以那麼喜歡伯恩哈德,也是因為他們有著相似的經曆。

伯恩哈德生在1931年,經曆了大屠殺。雅歌塔生在1935年,經曆了二戰的殘忍,也看到了大屠殺。他們童年都看到了最殘忍的東西,看到了社會和人性中最黑暗的東西,所以他們一輩子都想告訴人類有這種東西的存在。儘管伯恩哈德獲了好多獎,但奧地利政府並不喜歡他。甚至,在他去世之後還留了遺囑,禁止自己的作品在奧地利出版。

在雅歌塔剛去世的時候,餘澤民曾經寫過一句,雅歌塔作品最重要的東西是繼承了人類最殘忍的遺產,同時她又把這些遺產留給了我們。其實,這就是她作品的作用。

撰文整理 | 徐悅東

編輯 | 李陽

校對 | 薛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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