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丨周軼君:教育孩子,我們是不是捨本逐末了?
2019年09月07日07:06

原標題:專訪丨周軼君:教育孩子,我們是不是捨本逐末了?

周軼君

“我想擺脫上一代的語言,卻沒有新的詞彙”,“我們以慣性教育下一代,我們需要新的溝通方式”……

教育,是中國各個階層共同焦慮的話題。作為知名戰地記者、國際議題作家、電視主持人,周軼君在有孩子之前,認為“重複”正是為人父母乏味的一面,讓“教育”這件事默默成了一個不太討好的話題。它引發焦慮,尋求速決,很少令人身心愉悅。有了孩子之後,她自然也不得不面對,做父母更像“無證駕駛”,未來沒有標準答案,只能摸著石頭過河。

或許正是這樣的“私心”,促成了紀錄片中真實的代入感。她每到一處的發問,她的驚奇、她的質疑,她的感動甚至哭泣都是一位普通媽媽的真情實感,為人父母的觀眾很容易被本片吸引。該片在優酷上線兩集後,豆瓣評分高達9.1。

周軼君強調說,作為一部紀錄片,《他鄉的童年》並不是告訴大家,我找到了最好的一個辦法。“我希望最大的一個啟示是,‌‌如果家長願意去尋找不同的方式,你會找到對自己有一些啟示,而且適合你孩子的方法。”

她說,“認識自己,認識美,這是日本與芬蘭的教育,教會我的事。”已經播出的日本和芬蘭兩集,一方面我們能夠看到日本幼兒園強調孩子的獨立自主性,另一方面也注重孩子要有一個強健的體魄,而芬蘭更注重孩子自身能力培養,在去競爭化的學習氛圍里,芬蘭的孩子們更加容易自發地去學習,揚長避短髮現自己潛在的能力。

片中,沒有競爭的芬蘭教育,怎樣告訴孩子什麼是成功或失敗?貧富差距極大的印度,怎樣用網絡教育彌合孩子之間的差距?集體意識濃厚的日本怎樣讓孩子理解個人和團隊的平衡?影片從小孩的角度去體驗課堂,從家長的角度去感受不同的教育方式,也從不同社會的文化、曆史出發,去對教育作一個深刻思考。探尋的旅途上,周軼君同時回憶起自己的童年,也經曆了一次重新審視自身的旅程。【對話】

澎湃新聞

:以媽媽而不是記者的身份去探究,心態上有什麼不同?

周軼君

:就是私心比較重。我相信很多的父母跟我有一樣的問題,所以我沒什麼顧慮,哪怕是不恰當的問題,也是帶著我的思想軌跡。比如在芬蘭,我問了很多傻問題,‌‌森林課上老師‌‌叫學生們去聞各種樹木的味道,我本以為是要瞭解這是什麼樹,但人家只是讓孩子們憑想像去形容聞到的味道,沒有什麼知識點。我之前的預設是自然課不就是野外生存?因為我們(中國家長)第一反應都是你送孩子去學的東西一定是有用的,但他們不是。芬蘭的森林多,森林課是讓孩子們瞭解人跟環境的關係。‌‌跟我的預設不太一樣,結果造成了不同的觀念的衝擊,反而對我自己來說是非常好的一種修正。

澎湃新聞

:在拍攝過程中,有沒有反思自己的教育觀念?

周軼君

:今天早上收到鳳凰衛視記者胡玲發給我的一段話。‌‌她說她看過覺得自己沒有那麼焦慮了,她也有兩個孩子,老二比較不愛自理,日本那集有一個小孩早上自己刷牙洗臉疊衣服,胡琳的孩子看紀錄片看了十分鍾,馬上就自己去穿衣服了。這真是我聽到最好的一個反饋。‌‌她說‌‌我們有時候是可以跟孩子用一種更平等的方式去討論,‌‌包括一些‌‌規則,‌‌要他們做到的事情,能不能先問問他們到底喜歡什麼和不喜歡什麼?‌‌固然我們這一代家長已經覺得跟孩子的關係儘可能的平等了,但那個程度還不夠。

我在西安看了一個夏令營做的是批判性思維。大的主題是去思考秦始皇是個什麼樣的人,但開始的那個話題特別的小,“學校為什麼要給孩子佈置作業?”“‌‌你要不要做作業?”關鍵不是讓他們得出個結論,而是讓他們學會觀點和論據。過程中老師會告訴他們,我們只談這件事情,不要去發散,你會很驚訝當你把選擇權交給他們時,有的孩子會說學校可以佈置功課,有的孩子會反過來說可不可以給老師佈置功課?

有時候孩子也沒有要絕對自由,比如我出差這件事,我原本以為他們肯定都說不喜歡,我沒想到他也會告訴你,喜歡“你‌‌每次會帶回來一些新的事情來跟我們分享”。所以,多一點自由效果會更好,反倒抓得越緊就越叛逆。

澎湃新聞

:其實也不能說人家的教育很棒,我就能夠用到我自己家孩子身上,畢竟每個孩子都是唯一的。

周軼君

:你說得非常對,我一直強調說我拍這個片子不是告訴大家我找到了最好的一個辦法,我希望最大的一個啟示是,‌‌如果家長你願意去尋找不同的方式,你會找到對自己有一些啟示,而且適合你孩子的方法。

澎湃新聞

:我特別喜歡芬蘭老師說的那句話,“現在孩子都用電子產品,做什麼事情都很快,我的目的是讓他們慢下來,閱讀就是可以讓他們慢下來。”而中國的學生經常聽到都就是,快!你要去做什麼了……你怎麼看這種去競爭化的學習?

周軼君

:我到現在也沒有完全接納“絕對不要‌‌留作業”、“不考試”這種理念,那種絕對的自由,我也是有保留意見。舉個例子,我不在家的時候,我媽從上海帶來的數學題給我女兒做,我媽打電話和我說,你看你女兒一個暑假放回來十以內的加減法都忘記了怎麼辦?我說那做做做!我先生打電話和我說‌‌,你媽給她做那個題是學校以外的,比她現在學的高兩個年級,今天是星期天放假的。然後我先生還說,你看我們小時候沒有這樣學,我也沒有變得很蠢,我說你其實可以更好。哈哈,‌‌當然這個也是開玩笑,我就沒有去處理這個矛盾,我跟我媽就說你放鬆一點,她實在不願意做就算了,然後跟我先生那邊說,她要能做幾道題就做幾道題,我是一個比較中庸的方式。說‌‌到最後,我們家長‌‌再有好的辦法,最後的結果不是在你控製之內的,你也得放棄。

澎湃新聞

:紀錄片拍完,你對這幾個國家教育的直觀感受是什麼?

周軼君

:我覺得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的家長會那麼焦慮!六個國家,日本和芬蘭有點接近,而且地理上芬蘭是距離日本最近的歐洲國家,從語言系統、文化審美,包括一個人在社會上的表現等等,有高度相似之處。印度和以色列也有點像,表面都很混亂,各行其是,當他們不滿意一件事情,自救意識特別強。像以色列是創業之國,13歲的以色列孩子,遞上的名片是CEO(首席執行官)、Founder(創始人)。

中國和英國某種程度上是相同的。英國特別注重學科成績,這是剛性的。英國補課行業也是幾十億英鎊的一個大‌‌行業,但‌‌補數理化這種學科的主要是中國和中東家庭,英國人在外面補的就是彈鋼琴畫畫這類偏藝術的學科。中國式焦慮,印度可能最接近,這或許是經濟高速發展的國家面臨的共同問題。可能是經濟、社會的劇烈轉型,讓我們這些父母變成了跟過去父母都不一樣的一代,過去經驗的可參照性不強,未來又難料。中國人出人頭地的傳統思想又特別深,種種矛盾交織。

我一直覺得我們對於什麼是成功的人生的定義特別窄。清華北大然後是白領職位,是我們心中相對理想化的一個人生,人生怎麼度過?我們心裡都有個標準,社會有一種高度趨同性,做一個非主流是挺難的,別人都在補課,你不補嗎?‌‌你不焦慮嗎?

澎湃新聞

:家長都不想孩子太累,嘴上都在忿忿不平,可一再被裹挾,該交錢絕不手軟,補課補到天荒地老。

周軼君

:我一個大學同學說了一句很經典的話,“給孩子補課就像是下賭場,所有下賭場的人不管你賺多少錢,其實你總歸要輸的,除非你能夠不下去就贏了。”補課這件事我很難想像,因為我孩子才讀小學一年級,但我會想因為補課會失去什麼,第一個就是體能上的訓練。

日本孩子體育訓練多強,‌‌兩個‌‌年輕攝像師跟著孩子跑,都有點跟不上,長大以後的分別是看得出來的。中國孩子特別聰明,各種批判性思維都很好,‌‌一到走路,‌‌經常是走不動,體能訓練實際上是可以促進大腦發育。我上次在西安拍的時候碰到一個老爺爺寫毛筆字,我問他孫子輩會不會跟你學,他說孩子沒時間都去補課了,我就想‌‌咱們是不是有點捨本逐末了?

‌‌我在印度學到的一套很先進的‌‌教學方法叫做SOLE(自我組織的學習環境)。‌‌讓孩子直接上互聯網,提出一個大的問題,然後自己去找答案。‌‌其實家長也可以這樣,家長未必星期天送孩子去學英語然後就都在走廊里看手機,你會什麼就教什麼。‌‌比如說‌‌釣魚其實可以學很多水文、魚類……但你跟中國家長說都沒有用,釣魚又不高考!我高考作文分數特別高,我寫的就是釣魚,因為我爸爸會釣魚,你看其實還是有用的。

澎湃新聞

:因為中國的家長其實愛好也很少,時間不夠用,大家都在忙著掙錢。

周軼君

:這就是為什麼在芬蘭當時我有一個特別感動的事情,他們沒有什麼競爭,喜歡一個東西或你做一件事情,都不會意識到做得好不好這件事兒,不會因為做得好才會保持這個興趣,做得不好你就會去放棄,敬老院裡面老人家‌‌都會有自己的愛好。‌‌我看到就特感動,我說我在中國看到多少人‌‌在學校是好學生,找了個好工作,等到他退休的時候,你發現他沒有什麼愛好。

一個人‌‌在這種強烈競爭的環境下長大,因此不能保留興趣,‌‌你看到一顆心靈漸漸有一些枯萎,‌‌這個對我來說是最糟糕的一部分。‌‌我當時在芬蘭課堂裡面特別感動,我說他們真正的是為生活而學習。‌‌

澎湃新聞

:中國很多爸媽現在都有“把娃經營成事業”這個理念,你怎麼看?

周軼君

:‌‌我挺欽佩的。因為我常跟我的小孩說的話是,“別煩我了,媽有媽的生活。”他們都是比我更用心的父母。說實話,難以想像我的娃將來是個什麼樣,我今天塞給她所有‌‌我認為最精英的教育,是不是我的期待也就越來越高?當她不符合期待的時候,我該怎麼辦?我女兒一踢足球就快樂得不得了,也沒有人教他,她就踢得挺好的,我就覺得等人越來越長大的時候,‌‌單純快樂的時刻越來越少,‌‌那現在就讓她快樂著吧。

澎湃新聞

:日本初期教育蠻好,為什麼成人社會趨同性嚴重,很壓抑,出生率很少,自殺率也很高,你怎麼看?

周軼君

:‌‌是,我也看到了有不少觀眾在講這個問題。首先,‌‌沒有一個國家的教育是完美的,對吧?就像你剛才說的日本分學區,媽媽的表現其實特別重要。片子裡其實也提到了,在日本做媽媽很不容易,當然篇幅所限沒辦法挖得更深。據說日本有一個電視劇,講媽媽群裡面會因為爸爸的職業而產生等級之分,小孩子也會有這個意識,然後老公職位最高的媽媽經常去差遣老公職位低的一個媽媽,最後搞的那個媽媽壓力特別大就自殺了。所以日本社會的問題是這種高度要求人的趨同性,片子裡講到了霸淩的問題,也講到了他們不能表達情感的問題。

澎湃新聞

:做了這樣一部紀錄片,你認為如何學習才是“真正的學習”?

周軼君

:沒有人生來是不想學習的。一個學生數學不好,芬蘭的老師從來不認為是學生出了問題,而是老師教的方法有問題。‌‌他們會跟孩子玩一些他喜歡玩的東西,然在偷偷把數學加進去。他們相信那個“東西”在那裡,他們的辦法是把它激發出來。我‌‌在芬蘭就特別感慨他們人和人之間的信任感。‌‌老師相信學生、家長相信老師,整個社會也相信學校,就這種信任鏈條使得你不用去考試來強求,甚至老師怎麼教都沒有人監督,這種從底層發出來的信任,‌‌生命力會特別長久。好的學習,首先你得有好奇,你想瞭解什麼?這是最開始的一個動力,然後想清楚‌‌為什麼要學?最終目的是什麼?並不是今天寫這個字是為了明天交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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