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源、貿易與社會——第一屆洛杉磯中國考古論壇紀要
2019年09月05日09:24

原標題:資源、貿易與社會——第一屆洛杉磯中國考古論壇紀要

資源的開發、運輸、貿易及其與古代經濟、環境、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一直是考古學家關注的重要內容。為促進相關研究領域學者在上述問題上的溝通與交流,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中國研究中心的訪問學者籌備、組織了以“資源、環境與社會”為主題的第一屆洛杉磯中國考古論壇。與會學者主要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東大學、廈門大學、華東師範大學等單位,由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人類學系和亞洲語言文化系李旻副教授主持,藝術史系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擔任評議人。露絲基金會、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蔻岑考古研究所、東亞圖書館、中國研究中心等單位提供了經費與行政支持。

8月23日上午,論壇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圖書館舉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人文學院史嘉伯(David Schaberg) 院長和考古跨系博士項目主任沙格納(Gregson Schachner)副教授的開幕致辭從不同角度強調了對話的重要性。作為早期中國思想史學者的史嘉伯教授指出在多元化的校園與社會中,這種聚焦中國考古的會議是校內不同文化群體之間、學者與公眾對話的良好契機。研究美國西南部考古的沙格納副教授則根據自己與中國考古學者長期對話的經驗,指出跨地域交流為各自的理論思考與現象分析拓寬了視野。

論壇共分為三組進行。第一組議題為“早期中國的資源與交換”,由李旻主持。山東大學曆史文化學院博士候選人武昊做了題為《棗莊建新遺址大汶口中晚期的聚落與社會結構》的報告。他的研究在綜合前人研究成果和新近勘探結果的基礎上展開,按照從微觀到宏觀的邏輯順序對魯南地區薛河流域建新遺址大汶口文化的聚落形態和社會組織展開了綜合性的個案考察。研究中主要涉及到了居址與墓葬、社會組織與社群關係以及區域聚落形態三個層級,通過運用聚落考古、社會考古、經濟考古的研究方法,主要得出了以下結論:建新遺址反映的社會組織結構有四個層級,即核心家庭、大家庭、家族和宗族;建新遺址所屬的薛河流域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聚落群主要呈現三級結構聚落形態,大、中、小型聚落在數量上呈金字塔分佈,空間上整體呈現出以大型聚落為中心的向心式分佈形態。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高江濤副研究員提交了題為《早期文明之路視野下晉南資源與聚落》的報告。他認為,晉南地區作為中原地區中一處重要且特殊的地理單元,在先秦時期至少存在著中條浢津道、虞阪巔軨道、軹關陘道三條通道。通過研究觀察,他發現在這些道路所經區域明顯存在著遺址或聚落沿道路分佈的特點。此外,在這些道路上存在著明顯的控製點或樞紐,如清涼寺、虞原、亙方、召方等。其中中條浢津道和虞阪巔軨道除了人行和軍事用途之外,也是運輸鹽這一重要資源的道路,而軹關陘道可能是運銅之路。新近發現的西吳壁遺址和酒務頭遺址進一步說明了其資源之路的功用。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龐小霞副研究員題為《文化互動中的交通樞紐---二裡頭時期的淅川下王崗》的報告首先簡述了二裡頭文化“下王崗類型”的文化內涵和地域範圍,之後著重分析了下王崗遺址所處的重要地理位置:東西方向上,商洛至淅川的武關道是二裡頭文化與關中到甘青地區文化互動溝通的南線;南北方向上,方城、南襄通道則是二裡頭文化與江漢平原、漢水流域溝通互動的要道。下王崗遺址正處於東西、南北交通要道上的樞紐位置。二裡頭文化下王崗類型的形成不能單從資源的角度理解,其形成於早期交通和道路開闢和拓展的背景下,為其後商周乃至秦漢時期成熟的地理交通奠定了基礎。這種對於山川地理的認識、實踐與傳承對古代族群的流動與融合、對早期國家形成的意義非比尋常。在具體資源方面,下王崗類型的擴張則和商洛、鄂西北、江漢地區的銅、綠鬆石、硃砂礦有關。

李旻以《史前中國互動圈中的岷山通道》為題討論山川形勝對早期中國文化互動、人員遷徙、文化體驗,以及宗教活動的影響,在探討聚落模式的過程中突出了岷山通道對四川盆地和川西高原社會發展進程中的重要作用。北流的洮河、東流的白龍江、南流的岷江為仰韶晚期社會從岷山內外河穀向成都平原的拓殖活動提供了基本框架。成都平原早期聚落的出現與三星堆-金沙宗教傳統的發端是兩個不同的事件。後者的崛起是龍山-二裡頭社會現象,不會在成都平原出自仰韶晚期社會的史前傳統中通過文化演進獨立發生,而是在龍山時代之後輸入四川,並主張在其儀式行為與山川特徵之間的關係中尋找原因。通過分析岷山河穀的地貌特徵,特別是龍門斷裂帶地震=>導致山體滑坡=>形成堰塞湖=>水位上升導致潰壩=>對成都平原的洪水威脅這種聯動效應交互影響,李旻指出成都平原史前聚落認識和體驗他們所處的地理空間時的兩個重要特徵——岷江上遊的高山河穀既是祖先之地,又是洪水潰壩威脅的來源。因此,我們應該嚐試改變以成都平原為中心的研究視角,把岷江上遊河穀與下遊平原當成一個完整的岷山地理文化區域傳統來綜合解釋考古現象。三星堆-金沙遺址所保見的高地龍山儀式傳統代表了對岷山地質災害威脅的宗教性回應,由於岷山地理文化區域的結構性特點而持續發生。

羅泰認為武昊的研究較為系統地梳理了薛河流域大汶口文化時期的宏觀聚落形態以及典型遺址。在建新聚落的微觀聚落形態演變過程分析中運用了多種方法,是有益的嚐試。值得探討的問題包括,通過對薛河流域的區域系統調查,大汶口早期到中晚期的人口狀況是怎樣的?報告中談到運用基尼係數的分析方法分析社會分化過程,得到了怎樣的具體數據,這些數據揭示了大汶口文化早期到中晚期怎樣的發展傾向。高江濤從交通、地理、資源的角度生動完整的探討了晉南---史前時期一處至關重要的區域的經濟系統。目前的問題是,從消費流通的角度考慮,是否可以在二裡頭、鄭州、安陽等地找到考古學證據,以證實山西南部自然資源的流通去向。龐小霞生動的研究了二裡頭文化與東亞大陸上其他地區之間的溝通往來。關於這項研究目前主要有三個問題:哪些交通路線溝通了二裡頭、盤龍城、荊南寺等處重要遺址?峽江地區發現的二裡頭時期與二裡頭文化相似的陶器是否與文中提到的交通路線有關?為何二裡頭風格陶器傳統在峽江地區保持更久?是否與四川盆地內三星堆保持二裡頭的玉器傳統有關聯?我們都強調了江漢與中原之間的銅料貿易,錫作為一種產自南方的重要資源,它與上述交通線之間有沒有關聯?江西的錫礦開採是否能早到二裡頭時代?針對李旻概括的岷山地理文化傳統,羅泰指出從甘南到川西的高原河穀被分割形成無數小而空間上自成一體的壩子,每個作為社會政治與經濟方面相對獨立的社區,共同形成如馬賽克般的人文景觀。技術與文化從壩子到壩子之間的傳輸,沿途產生文化變異,導致四川陶器製作與農業傳統與甘肅源地的仰韶傳統非常不同。是否這種碎片化的社會狀態導致齊家文化傳統在四川一些地方延續的時間比其他地方久。在齊家、二裡頭之間早期北方的聯繫之外,能否進一步討論一下龍山時代和之後,西北齊家文化和江漢社會通過丹江流域發生的聯繫?

第二組議題為“儀式與社會”,由西方學院張楣楣助理教授主持。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考古博士候選人益田霧繪(Kirie Stromberg)在題目《早期國家形成視域中的音樂》的報告中認為,早在青銅時代歐亞大陸全球化過程中,多元的音樂傳統已經開始互相融合,來源於高原地區社會的音樂習俗逐漸傳播到黃河流域,滲透了中原國家形成的過程。她以一種經常被忽視的,來自於高原地區的樂器---口絃琴為例考察了上述問題。迄今為止,在石峁、陶寺、夏家店下層文化等遺址中已經發現了大約25件骨質口絃琴。然而,商代以後骨質樂器在中國早期國家中十分罕見,也並未列為周人的八音之一。雖然周代文獻中的“八音”只是一種理想化的音樂系統,並不能囊括當時所有的音樂習俗,但是包括口絃琴在內的這一類骨質樂器在陶寺等早期文化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以及被周人排除在“八音”禮樂傳統之外的過程可能代表中原文明形成過程中對北方傳統的排斥。

華東師範大學田兆元教授的報告《盟誓製度與中國早期國家形態》指出過去對中國早期國家的研究,習慣性運用氏族、部落聯盟、酋邦理論等概念,而忽視了作為中國早期國家形式的盟誓製度。盟誓製度是依照歃血為盟儀式,在天子與諸侯、諸侯與諸侯之間建立的從屬與合作的共同體製度,因此是早期國家的基石。

天子與諸侯通過盟誓封爵,分封土地、承擔責任,天子與諸侯於是形成互利關係與相屬關係。春秋霸王通過代理天子權力,管理諸侯,也以盟主身份與諸侯結成共同體形式。秦王朝靠盟誓從一個為天子養馬的附庸變成了諸侯,但是因其不守信用而被中原諸侯鄙視。秦孝公厲行變法,國富民強,並通過“逢澤之會”盟誓,被天子奉為霸王資格,得到諸侯的認可。隨後,秦國尚詐力,不守信用,通過盟誓欺騙諸侯,以武力統一了天下。秦王朝從國家整體層面廢除了盟誓製度。但秦代以後,盟誓依然是國家管理邊疆族群的製度,如漢與匈奴盟誓,唐與吐蕃盟誓,清與蒙古盟誓等;盟誓製度在多派勢力處於均勢,分治天下的時候,形成的相對鬆散的有秩序的共同體製度。盟誓製度貫串中國傳統社會始終,是一份重要製度遺產,應該成為世界上早期國家研究的一種模式。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亞洲語言文化系博士候選人李皖蒙的報告題目是《洞天福地中道教宮觀考古調查---以臨安洞霄宮遺址為例》,該研究基於2019年夏季在浙江省臨安市洞霄宮道觀的田野調查。本次報告集中探討了洞霄宮道觀所體現的早期文獻中關於“洞天福地”的描述與宋人理解中的真實情景下的“洞天福地”景觀之間的關係。為了研究這種聯繫,她總結了宋代以前文獻中記載的關於“洞天福地”的重要特徵,之後將這些特徵與洞霄宮道觀的影像材料進行了對比。影像材料主要包括田野調查中拍攝的照片、Google地圖影像、六十年代的衛星影像、古代方誌地圖等。在這些資料的輔助下,本研究揭示出宋代對於“洞天福地”的觀念認識受到道教與文學傳統的共同影響,它的變遷同時也受到地理環境的製約。基於這些原因,宋代“洞天福地”的觀念與前代相比寫實性的特點更加突出。此外,從衛星影像資料得知,洞霄宮道觀的實際範圍要大於之前的認知,可能是目前所知最大的宋代道教宮觀,但這個結論尚待進一步考古調查和田野工作的驗證。

羅泰希望霧繪在後續的研究中,從民族音樂學方面進一步探索中亞和西伯利亞民族音樂對青銅時代傳統的傳續。針對盟誓研究,羅泰提問:先秦時期的盟誓習慣和歐洲中世紀封建社會的盟誓習慣、日本德川霸權時代的盟誓有什麼區別?如何定義盟誓在先秦中國文化中的特徵?針對李皖蒙的研究,羅泰指出包括瑪雅文明在內的世界其他地區文明中也有類似的對於洞或通過隧道連接成一個整體的系統想像,今後研究中可以進行對比思考。此外,洞霄宮遺址的洞穴中有沒有什麼遺蹟存留?該遺蹟是否從某些角度反映了天、地、人之間的協同?

第三組報告主題是“海洋資源與網絡,”由廈門大學曆史學院考古系劉淼副教授主持。山東大學博士候選人曹洋做了題為《2018年渤海灣西岸地區鹽業考古調查及研究》的報告。為明確渤海灣西岸地區戰國以後鹽業遺址的分佈和保存情況,2018年春季山東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等單位在以黃驊市為中心的區域開展了鹽業考古調查。調查發現了一批戰國至明清時期的鹽業遺址,為今後研究本地鹽業生產的佈局、變遷、管理模式等提供了材料。她按照時代先後順序對本次調查發現進行了初步分析:戰漢時期遺址以製鹽作坊為主,空間上呈西北——東南走向,與貝殼堤一致。戰國時期本區為齊國產鹽區之一,調查區範圍為產鹽區的東緣,西漢時本區遺址和產鹽區都可能有東移的趨勢。隋唐時期多數在製鹽作坊周圍分佈有同時期的居址、墓葬,部分等級較高。這些現象與唐代鹽業生產更加專業化,且商業市鎮開始興起有關。從遺址點數量看,唐代遺址點較戰漢時更少,同時期城市分佈也更靠近內陸,可能與唐代處於曆史上兩次海侵交替影響期有關。唐末海侵結束後本區再未出現高海面的現象,為宋代以後本區的鹽業生產高峰期出現奠定了基礎。宋金時期遺址數量明顯增加且出現聚群的現象,從文獻材料中可知,本區宋金時期水運發達,市鎮增多,鹽業生產與港口貿易並舉。

劉淼的報告題目為《福建古陶瓷生產及外銷——安溪縣古窯址考古調查》。2018年4月至7月廈門大學等單位對安溪縣境內古窯址進行了全面調查,發現並確定宋元至清末近代窯址77處、窯爐遺蹟20餘處,並對明代早、中期的代表性窯址進行了重點勘探。此次調查工作梳理了華南地區從龍窯到分室龍窯再到橫式階級窯完整的窯業技術體系,以及從青白瓷到青瓷再到青花瓷器生產的發展脈絡,體現了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外銷瓷業技術體系完整有序的發展軌跡,揭示了宋至明清時期安溪地區的製瓷業隨著不同階段海外貿易的需要和特點而變化,參與不同階段海外貿易的過程。華東師範大學博士候選人周俊報告題目為《海洋命運共同體視野下的研究》。《更路簿》是20世紀七十年代,廣東省水產與考古部門在今三沙海域各群島調查時發現公佈。它是海南民間以文字或口頭相傳的往來於中國大陸沿海地區以及南海諸島之間的航海指南,詳細記錄了西沙、南沙、中沙群島以及海南島周邊海域的島礁名稱、準確位置和航行針位(航向)、更數和島礁特徵。周俊根據自己的海南田野調察以及文獻研究探討了《更路簿》的性質,社會文化網絡圖譜,文化價值等問題。海南漁民前往南海諸島作業是與商貿、移民、文化結合為一體的綜合性經貿文化活動。《更路簿》體現了風帆時代船長群體和廣大漁民的海洋文化自覺,對研究當時的社會經濟、政治、對外關係以及海上絲綢之路,具有重要意義。

針對曹洋研究,羅泰提出今後要繼續運用經濟考古、景觀考古、產業鏈理論開展後續的研究。鹽業考古研究中有關運輸、消費環節的內容也非常重要,從考古學的角度揭示這些問題存在難度。有關運輸環節的研究可以嚐試從曆史地理學的相關研究中尋找線索,涉及到的消費層面時,能否借助文獻材料或其他的方法可以計算製鹽的規模和鹽的產量;劉淼的調查材具有很好的學術價值,對海外貿易背景的分析很好,建議再進行更深入的分析,比如能夠細化到明確區分出海外發現的哪些瓷器資料是來自於安溪地區的產品;針對周俊的演講,羅泰提問:使用《更路簿》的南海漁民是否識字?這類資料是他們自己撰寫的還是請其他人代寫的?周俊認為該資料的創作和流傳過程是多元化的,因為南海漁民的文化水平差異,造成了現今流傳的《更路簿》有了不同的版本,不同版本中對同一地名會出現不同寫法。

三組考古專題報告之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亞洲語言文化系博士生杜琳以《攝影之眼的懷古與求真:西北敦煌文物考察照片研究》為題對早期中國考古實踐中的影像記錄進行了文化分析。她的研究將有關敦煌的影像作為一個切入點去考察考古與攝影之間的密切聯繫。借助影像媒介的傳播,從20世紀開始敦煌的佛教藝術就享譽世界。杜琳試圖回答如下問題:在考古探險中,攝影活動扮演了什麼角色?攝影藝術家和學者們是如何將考古攝影與救亡圖存連接起來的?她著重考察了中國和西方攝影師們所拍攝的考古影像中的一些關鍵特徵,認為敦煌的影像融合了媒體作為知識製造工具的功能性、廢墟的美學傳統和民族主義政治意識形態,因此成為現代藝術研究中一個嶄新而強大的新媒介。羅泰指出敦煌攝影影像的題目有很大潛力。中國方面羅寄梅的照片全部捐給了普林斯頓,在網上可以查到。關於國外探險家,伯希和、斯坦因、奧登堡和華爾納等人的探險背後的資金來源需要查明,像是伯希和、斯坦因、奧登堡以及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背後都曾有政府資金支持,華爾納背後有哈佛大學的支持。其中伯希和語言天賦極高,長於文獻研究。關於他的身世背景有很多爭議與猜測,這可能和他背後的政府支持有直接關係。

此次論壇為本屆中國考古範文學者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考古領域師生提供了一個良好的交流機會,使大家可以充分交流研究成果與思路,並因此促進了中國考古的國際化發展。從學者們提交的論文主題來看,時間層面上橫跨史前到曆史時期,空間上涵蓋了內陸與海洋,圍繞著資源、貿易與社會這個主題為聽眾們呈現了現今考古學研究中的諸多面向。同樣值得一提的是,多數學者有意識的運用了聚落考古、景觀考古、環境考古、經濟考古等不同的理論模式和多重視角對考古材料展開了深入分析,也代表著現今中國考古學發展的新面貌。正如兩位學者在開幕發言中所指出的,首屆洛杉磯中國考古論壇的召開為學術界內不同傳統之間,學術與公眾之間的深入對話創建了一個新的平台。通過論壇的組織與召開,新一屆的中國考古訪問學者群體將以此模式深入探索中外考古的對話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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