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擴招20年⑤大學之後,誰在讀研
2019年08月25日11:13

原標題:高校擴招20年⑤大學之後,誰在讀研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和教育規模的擴張,中國居民受教育水平逐年提高,越來越多的人獲得了大學教育。尤其是1999年高校擴招之後,中國高等教育逐步從精英教育向大眾教育轉變。根據教育部統計數據,普通本專科畢業生人數從1998年的84.7萬人增加到了2017年的736萬人。

隨著高校畢業生數量逐年攀升和經濟發展對高端人才需求的增長,本科文憑在勞動力市場中日益貶值,研究生教育逐漸成為獲得管理者和專業技術人員等體面工作的重要前提 ( Lindley and Machin, 2011),越來越多的本科畢業生選擇通過繼續接受研究生教育來提高自己在勞動力市場中的競爭優勢。

如下圖所示,1998年中國碩士研究生招生規模僅有5.73萬人,2017年碩士研究生招生規模已經達到了72.2萬人,而在2017年,國內研究生報名人數達到了201萬人,為當年應屆本科畢業大學生人數的52%[ 根據教育部,普通高等學校學生數變動情況(2017年)和當年考研報考人數計算而來。]。

與此同時,近年來出國留學已經成為一個相對平民的話題,海外留學成為大學生繼升學、就業之後的第三條出路,據統計,1998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約為1.76萬人, 2017年中國出國留學人員已經達到了60.84萬人。

註: 數據根據中國教育部網站1998-2017年教育統計數據整理。

在獲得了大學教育後,誰選擇直接進入勞動力市場?誰選擇繼續接受研究生教育?家庭背景和學業表現如何影響教育決策?國內和海外研究生教育機構收到的“中國生源”是否存在差異?中國本科生優秀人才是否流失海外?對於這些問題的解答具有重要學術價值和政策意涵。

在現代社會,研究生教育不僅關乎個體的生活機遇,更關乎一個國家的人才素質和創新能力的培養。一方面,教育在決定個人生活機會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誰能向上流動”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了“誰能獲得教育”。

家庭背景對教育獲得的影響是衡量教育機會公平的一個重要指標,也是社會分層研究的一個重要主題。另一方面,隨著中國對外開放和全球化的發展,人才的培養和流動也變得越來越國際化,研究生教育在培養和留住高級人才的競爭中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分析和比較國內外“研究生來源”的差異對於中國研究生人才的培養及其相應政策的製定都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

家庭背景與教育決策

在獲得了大學教育後,家庭背景對研究生教育機會獲得是否還存在顯著影響?關於這一問題的回答既有文獻存在著兩種競爭性的觀點:即“持續的不平等”(persist inequality)和“下降的不平等”(declined inequality)。

持續的不平等預測主要來自於“最大化維持不平等假設”(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女生I)和“有效化維持不平等假設“(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EMI)。

最大化不平等假設認為只有當上層階級在某一級別的教育中達到飽和,這一級別的教育不平等才會下降,然後在下一階段的教育中維持新的不平等。當越來越多的社會成員可以接受本科教育時,較高水平的研究生教育就可能成為“教育優勢”的一個重要區分,因此,來自優勢階層的成員更有可能選擇接受研究生教育來保持其地位優勢。

而有效化維持不平等假設則進一步關注同等教育階段的水平分化問題,Lucas(2001)認為社會優勢階層在任何教育階段中都會尋求質量更好的教育機會。由於國內外研究生教育機構在資源和設施方面都存在著顯著差別,因此,社會優勢階層更可能會選擇接受聲望更高、質量更好的海外研究生教育。

減弱的不平等預測主要來自於“社會選擇理論”和“績效選擇假設(merit-based selection)”。社會選擇假設認為,每一階段的教育篩選過程都會淘汰掉較多的來自於弱勢階層的學生,與上層家庭的學生相比,弱勢階層的學生更不太可能參加大學教育。經過前期的篩選,來自上層的大學生和來自下層的大學生在學習成績、個人抱負和能力等方面具有較強的同質性,因此在每一段的升學過程中,家庭背景的作用都在弱化。而績效選擇假設認為在現代社會個人社會地位的獲得主要是根據教育和資質等績效原則,先賦性因素如性別、家庭背景等作用會逐漸消失。作為培養高級人才的研究生教育,其選拔的主要標準是學業成就而非家庭背景,因此在研究生教育機會獲得中,家庭背景的作用會降低甚至消失。

最大化維持不平等假設和有效化維持不平等假設比較強調不同階層對教育優勢的需求,社會選擇假設和績效選擇假設比較強調家庭背景作用的社會條件(即教育篩選過程和標準)。實際上,持續性不平等預測和減弱的不平等預測爭論的焦點並不在於家庭背景是否會影響研究生教育機會獲得,而是在於家庭背景是如何影響個人教育機會獲得的。即在控製了前期教育獲得和學業成就下,家庭背景對教育機會獲得的影響是如何變化的?Breen和Goldthorp的教育決策理性行動模型則進一步考察了既定學業成就下家庭教育決策的階層差異。

教育決策的理性模型認為,個體決定是否繼續上學主要取決於其本人及其家庭對教育成本和收益的理性計算。一個人選擇繼續讀書或中斷學業取決於以下三個要素:一是繼續升學的成本,包括學費、書費和生活費等;二是成功升學的概率,主要取決於學業表現和競爭程度;三是在現有教育程度下,進入勞動力市場的預期收益。該理論認為不同社會階層對這三個要素的權衡和應對策略是不同的,其中一個主要的機製是“相對風險規避機製”( Relative Risk Aversion, RRA )。相對風險規避機製假定所有社會階層都會採取策略避免向下社會流動,但是上層階級和下層階級所採取的具體策略是不同的。社會上層採取的策略是,即使子女的學業成績不是很好,也會投入大量的資源來保證教育上的優勢;而下層採取的策略是將有限的資源投入到可以獲取短期向上流動的機會中,除非其子女的學業成績非常優異才有可能把資源投入到教育中。與大學教育被看做是向上社會流動的必要投資不同,研究生教育更像是為了獲得較高社會經濟地位的額外投資,因此,關於讀研的成本收益計算可能會更多地受到家庭資源的影響。

來自首都大學生跟蹤調查的發現

筆者通過對首都大學生成長跟蹤調查數據的實證分析,得出以下幾點發現:

第一,在當前本科畢業生中,約有三分之一的學生選擇了繼續接受研究生教育,而且選擇接受研究生教育的學生更多地來自於211高校,其家庭背景和學業表現都要顯著地優於畢業後直接就業的學生。

第二,本科就讀學校類型和學業表現是父母社會經濟地位影響研究生教育機會獲得的重要中介變量,隨著學業表現的提高,家庭經濟收入對研究生教育機會獲得的邊際影響在降低。

第三,在國內研究生教育機會獲得中,父母社會經濟地位的影響基本上是通過本科就讀學校類型和學習成績來發揮作用的,而在海外留學與國內讀研之間的選擇中,本科階段的學校類型和學業表現並沒有顯著的影響,主要是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在起作用。我們的發現,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持續的不平等假設,即當越來越多的社會成員可以接受本科教育時,較高水平的研究生教育就可能成為“教育優勢”的一個重要區分,因此,來自優勢階層的成員更有優勢通過選擇接受研究生教育來保持其地位優勢。

來自首都大學生跟蹤調查的基本發現,對於國內高等教育的發展尤其是研究生教育的招生和培養具有重要的政策意涵。

第一,隨著本科生就業壓力的增大和經濟發展對高端人才需求的增加,越來越多的大學畢業生選擇通過繼續接受研究生教育來提高自己在勞動力市場中的競爭力,33%的大學畢業生選了繼續接受研究生教育,這說明中國居民對研究生教育的需求是比較大的。但相關研究表明,中國大學生的讀研動機主要是迫於就業壓力的選擇,而非是基於學術研究興趣,這對中國以學術為導向和以應用型為導向的研究生教育發展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

第二,在國內研究生教育機會獲得中,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基本上是通過本科就讀高校類型和學業表現來發揮作用的,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國內研究生教育機會是相對公平的,即選拔的主要標準是學業成就。

2014年,中國關於全面取消公費研究生的改革,引起了公眾、媒體和學者的廣泛關注和討論,雖然教育部表示,研究生所獲資助總體上超過其應繳納的學費,不會增加新的經濟負擔。通過我們的分析可以推測,如果沒有配套的獎助政策,研究生收費改革可能會直接影響到寒門大學生讀研的機會。

第三,根據教育部的統計數據,2012年中國研究生在校生(包括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人數已經達到172萬人,超過美國成為了世界博士第一大國,然而國內的科學研究成果仍與歐美等發達國家存在著較大的差距。

有研究表明,海外留學的中國學生用於學習和科研的時間要顯著高於國內讀研的學生,而且,其對研究生教育質量的評價也高於國內高校的研究生。我們通過對國內與海外研究生教育機構“中國生源”差異的比較發現,雖然選擇海外讀研的學生更多地來自於社會經濟地位比較高的家庭,但是在學業表現上,選擇國內讀研和海外讀研的學生並沒有顯著的差別,國內外研究和創新能力的差異,或許主要是受到了研究生師資隊伍的質量、研究生課程設置、招生製度、培養機製、 學術氛圍等因素的影響。

(作者李忠路系深圳大學社會學系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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