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 | 林俊頴:嚴肅文學被邊緣化是共同的困境
2019年08月25日08:02

原標題:專訪 | 林俊頴:嚴肅文學被邊緣化是共同的困境

在上海書展上,台灣作家林俊頴帶來新作《盛夏的事》,收入他為《中國時報》專欄《三少四壯》所寫文章共55篇,包括“蜂巢”“夏天的合音”“大城小鎮”三輯,為《聯合文學》專欄《所在都有》所寫文章共12篇,以及另外兩篇散文。

努力適應但最終依舊逃離蜂巢般格子間的白領生涯,以祖父為代表的屢戰屢敗、屢敗屢戰的家族奮鬥史,以及對掙紮的都市人和異鄉客的代入式旁觀......在這本散文集中,1960年代出生的林俊頴記錄下自己在不同時段、不同身份下的觀世經驗。林俊頴的寫作算是“大器晚成”,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我不可告人的鄉愁》在年過半百時出版,當即名震文壇,並接連拿下2011年《中國時報》開卷十大好書大獎和2012年台北書展大獎。

在新書中,林俊頴繼續了他對職場的追思:“時時心不在焉,陷在那其實絲毫不可笑的生活保障感與明知自己所要卻踟躕不前的困局,惱怒自己的不能當下徹底,痛恨自己的遲緩”;也溯源了自己的鄉愁和血緣,記錄下對家鄉彰化縣放不下的牽掛。在精悍的文字中,遊動著時代的變遷和曆史的沉澱。

對於嚴肅文學,他保持一貫的信仰和憂慮,對於大陸寫作者,他亦不吝嗇讚美之情。借《盛夏的事》在大陸出版之際,澎湃新聞專訪了林俊頴。

林俊頴 圖片由主辦方提供

澎湃新聞:《盛夏的事》是一本散文合集,其中每篇散文的題材,你是如何確定的?

林俊頴:主編給我的空間很大,寫什麼都可以,但是所以我自己會列幾個主要的提綱:我以前在廣告公司工作,所以有一個主題是寫職場;我老家在彰化縣,一直和祖父母居住在一起,對家鄉的情感也很強烈,所以這也是我書寫的一個重要主題。我是一個寫作很慢的人,所以不會在最後一天趕稿,我會提前作規劃,有時一個月前就寫完了。

澎湃新聞:從《不可告人的鄉愁》開始,到《盛夏的事》,你對職場的書寫使人印象深刻。為什麼持續地書寫職場?

林俊頴:我覺得小說和散文最大的區別是,小說可以虛構,但散文必須把虛構的部分降到最低。在台灣,很早就有人會把散文寫得像小說,比如虛構出自己的父親是個計程車司機,抑或是哪裡的勞工,其實不是真的,只是他聽到的故事。

我覺得這是很怪異的,寫作不應該越過紀實的界限。即便是小說擁有虛構的特權,我也希望把事實作為跳板和支點,這樣最後的“跳水”才能跳得高、跳得漂亮。

我不相信完全虛構的東西。我曾經在廣告公司和媒體工作過十幾年,當了這麼多年的上班族後,很多感觸都在職場里,它就成為我創作一個完美的支點。

澎湃新聞:你對虛構懷有質疑的心態,如何看待虛構成分更高的文學作品,例如科幻、魔幻文學?

林俊頴:我覺得科幻是換一種視角來考量現實。現實太憂鬱,太焦慮了,所以作家們只能創造另一個烏托邦的世界。我沒辦法寫這樣的東西,我會看,但我承認自己寫不了。科幻就是把1%的現實作為支點,去創造賸餘的99%,但我做不到,我所能做的,只能是盯緊眼下的現實。

澎湃新聞:是什麼觸發了你的寫作?

林俊頴:我從小就愛看書,而且不僅是純文學,也有很多類型文學,甚至是言情小說。我記得在高中時,是我第一次讀到張愛玲,她讓我感到驚訝,原來小說還可以這樣去寫。

在我成長的1970年代,包括魯迅、沈從文等作品在台灣是被嚴格禁止的,只有張愛玲僥倖逃過一劫。因為張愛玲的作品披著鴛鴦蝴蝶派的外衣,容易被人誤認為是通俗的言情小說,因此沒有被封鎖,引進了台灣。

那時候,我主要看她寫的短篇集,她語言文字上的華麗感,在我成長的時代極為獨特,整個台灣都找不到另一個相同的作者是這樣寫小說的。看得多了,就自然而然想要模仿。但我後來逐漸意識到,自己可能從一開始就落入了語言表達和文字的魔障中。隨著看的書越來越多,寫作時間越來越長,我愈發不耐煩所謂的“美文”,作為寫作者,我們很容易落入美的泥沼中出不來。

從十年前開始,我就希望自己的寫作能夠變得更清淡,不要在文字上斤斤計較,不要像古人一樣煉字,而是更注重表達的內涵。有時候,我看那些文字簡樸,但內容特別紮實的議論性文章,會感到尤為的心動。

澎湃新聞:聽說你寫作特別慢,你有打磨文字的習慣嗎?

林俊頴:有啊,但我現在反而希望能夠擺脫這種習慣,我寫作很慢,有時候一天只能寫一兩百字,甚至幾十個字。我有一個壞習慣,如果我發現上一行有兩個字自己已經用過了,就希望下一行不會再用了,但我覺得這個並不是很重要。其實表達的內容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某些細節上的表述,所以感覺像給自己挖個坑,跳了進去。

澎湃新聞:你平時會看大陸的文學作品嗎,哪些作家是你偏愛的?

林俊頴:我特別喜歡莫言的《檀香刑》,他來自於農村,那裡有無數的神鬼傳說,這些也賦予他創作靈感。他早期寫的無論是散文、小說,還是閑聊,都特別好看。還有王安憶、韓少功的作品也是我特別喜歡的。

30年前,大陸的文學作品首次被引入台灣的時候,把我們好多台灣作家嚇到了。餘華、蘇童、韓少功、葉兆言......這些作家從大江南北彙聚在一起,帶來各自家鄉的故事,在台灣這座小島上,是無法想像的。台灣文學的視域沒有那麼開闊,畢竟我們就住在這片渺小的城市里,而城市向來不盛產故事。

澎湃新聞:你覺得大陸的文學作品和台灣的存在哪些風格上的差異?

林俊頴:我覺得大陸的文學相對更口語化一些,小說的表達宛如是在和讀者閑聊,而台灣作者普遍會在文字上更雕琢。我覺得這主要是我們太早就把故事寫盡了,當故事被寫盡之後,我們就進入沒有故事的狀態,不得不去重視細節,重視文字的表達,這是一個很大的差異。

澎湃新聞:怎麼看台灣的文學在這幾年的發展?

林俊頴:我覺得要分成兩級來看,排除通俗文學和類型文學的話,我覺得大陸和台灣都面臨共同的困境,那就是嚴肅文學在被邊緣化,大家的選擇太多了,它已經不再是生活的重心所在。所以,我迄今依舊敬佩同時代的創作者,大家都在同樣的困境里,卻依舊願意一頭栽到其中,專心致誌地寫作,不受到外界的干擾。

對我來說,現在面臨的最大困難是,是否還有獨屬於自己的題材,我希望自己寫的東西既不是在重複別人,也不是在重複自己。這是我的焦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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