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村孩子的回家路
2019年08月23日11:39

原標題:太陽村孩子的回家路

“創辦太陽村就是希望以後沒有太陽村,希望孩子們都能回歸家庭。”

11歲,袁磊面臨了人生第一個重要選擇——回家還是留在太陽村。他不去看在一旁哭著央求的媽媽,蹙著眉頭望著窗外,“我願意留在這兒。”

袁磊3歲來到太陽村。那年,媽媽因長期受到家暴,將丈夫殺死,被判刑8年。

像袁磊這樣的“事實孤兒”,全國有50萬。7月中旬,12部門首次出台加強“事實孤兒”保障工作出台的專門意見,從2020年的1月1日起,他們將可獲得政府統一發放的生活補貼、醫療救助及教育保障。

作為民間力量,開辦了25年的太陽村,給這些孩子提供一個臨時的家。創辦人張淑琴坦言,希望孩子們都回歸家庭。

可是袁磊不想回家了。

7月26日,午休後,太陽村的孩子集合準備上自習。新京報記者 侯少卿 攝

“特殊孩子”的暑假活動

徐越對媽媽的最初印象,是6歲那年去探監,那是她記事後第一次見到媽媽。

“根本就不認識,被人介紹這是媽媽。”她遲疑了,站在玻璃的這頭,兩個字含在口裡,叫不出來。

在徐越11個月大的時候,媽媽出事了。忍受不了長期家暴的母親,殺死了父親。近20年,徐越對母親的認知只是每年探監的幾個小時,以及偶爾的電話和信件。

2006年3月,6歲的徐越從湖北被接到了北京太陽村,“跟太陽村去探監,能直接見到人,我們十多個小孩一起去。”

太陽村是為服刑人員照顧未成年子女的民間機構,承擔孩子18歲之前的所有開支,每年還會組織孩子探監看望父母。目前,包括北京太陽村在內,全國共有9家這樣的機構。

徐越的媽媽在河北某監獄服刑,每次去探監,徐越都會和媽媽一起吃頓餃子,韭菜雞蛋餡的。每年見媽媽,每年都是新的、陌生的媽媽。會面短暫,尚未熟絡,就得離開,鐵閘門在身後緩緩關上,將她和媽媽隔在兩個世界。

探監,是太陽村孩子們暑假的“特殊活動”。每年暑假,太陽村會與當地監獄局聯繫,為孩子們提供與父母見面的機會。這是在父母收監後,為數不多的會面。探監是父母的節日,利於他們在獄中改造,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填補父母與孩子之間的空白。

今年夏天,太陽村的第一批孩子是去湖北探監。剛返回太陽村的上午,他們還回味著這趟短暫旅行帶給他們的“餘溫”。

豆豆還沒參加過探監,只能掰著手指頭倒數,“明天就要見媽媽了。”

2012年聖誕節那天,豆豆媽媽張麗和同居男友(豆豆爸爸)起了衝突,爭執中將男友刺死。那年,張麗 19歲,肚子裡懷著豆豆。

“豆豆不到一歲,他媽媽就收監了,一直是我養著。”豆豆姥爺老張告訴記者,養到4歲半養不動了,豆豆就來到了太陽村。

25年來,全國各地太陽村幫扶服刑人員的未成年子女超過一萬六千名。12歲的盼盼也是其中一員。

7月底,盼盼也去湖北看了爸爸,臨行前,太陽村誌願者方奶奶教她和姐姐做了小工藝品送給爸爸。她有一件苦惱的事,偷偷告訴了方奶奶:媽媽打電話訓了她,“再打電話讓我領你們、養你們,我就不和你們聯繫了,也不會去看你爸了。”

2011年,盼盼爸爸因盜竊罪入獄,家裡5兄妹最大的12歲,最小的4歲。媽媽去了廣東打工,80歲的奶奶一人無力撫養5個娃娃。太陽村創辦人張淑琴就從山溝溝裡把5兄妹接到了北京。

“有的孩子父母跑掉不管了,有的孩子目睹了父母一方殺害另一方。一個孩子爸爸長期家暴,媽媽忍無可忍把爸爸殺了,又追著孩子想跟孩子同歸於盡。被媽媽追著的一幕印在了孩子的腦海,一直無法釋懷。”這些年,張淑琴看了太多這樣的家庭悲劇。

7月26日,午休時間,在太陽村農場工作的老張來看外孫豆豆。新京報記者 侯少卿 攝

在太陽村,大家都是一樣的

好在,來了太陽村大家都是一樣的,這裏是他們的庇護所。

在這工作多年的蘇老師告訴記者,孩子一開始來到這裏會不適應,害怕別人知道自己的身份,後來發現大家都一樣,慢慢放下心來。

“太陽村是一個集體,大家都一樣,受影響的情況也少。而且在北京上學,同學大概也都知道我們的情況,但不會說,所以不會覺得尷尬。”徐越告訴記者。

這是一種無形的默契。

初二暑假,不能在北京參加中考的徐越回到湖北老家上學,她忐忑了。“只有我一個人是這樣的時候,就比較羞於說這件事。我跟同學很少談起家庭和父母,覺得他們還是不知道的好。”

他們清楚自己的“不一樣”,日常的許多個瞬間會觸動他們敏感的神經。

去春遊,食堂偶爾粗心忘記準備便當,背著癟癟的書包;和同學一起玩,拍照時沒有手機,只能在旁邊看著;填寫材料,到了父母這一欄,不知如何落筆;被不知情的人,不經意間問起爸爸、媽媽,難以啟齒……

“孩子們很敏感,他們知道自己的優勢和弱勢,他們有自怨自艾的時候,也有很自豪的時候。”方奶奶說。

上學班里放學值日,太陽村孩子值日的時候第二天教室格外乾淨。“只有我們值班的時候,教室最乾淨”“換季的時候別的小朋友都生病,我們不生病、不嬌氣”。

服刑人員子女的身份讓他們從小就比普通孩子更敏感和不安,太陽村是他們抱團取暖的地方。

7月26日,孩子們在玩互助遊戲。新京報記者 侯少卿 攝

急於擺脫的身份

出了太陽村,對“服刑人員子女”的身份,不少孩子仍然諱莫如深。

“小一點的孩子不在乎,到了五六年級,就慢慢有了意識。”蘇老師說。這次帶孩子們去襄陽探監是蘇老師帶的隊,“坐火車的時候,一個大點的女孩就跟我說‘蘇叔叔別人問起來能不能不要說是太陽村的’。因為提到太陽村大家都知道是服刑人員的子女,她不願意讓別人知道。”

2016年,得知從太陽村走出的兩個孩子要結婚了,張淑琴特別開心,特意為女孩買了戒指。

婚禮前一天,她接到了兩口子的電話:“張奶奶,您能不能不要來我的婚禮。”張淑琴的心一下子揪起來。“因為我一出席就證明了他的身份,我只好托我女兒把戒指轉交給他們。”

婚禮當晚,張淑琴從微信群看到他們婚禮現場的照片,熱熱鬧鬧的。她實在忍不住,發了一句話,“有沒有人想起張奶奶”。

熱火朝天的群聊戛然而止,不少孩子追問“為什麼不請張奶奶”“張奶奶為什麼不來”,男孩趕緊回覆,“張奶奶忙,走不開”。

隨即,男孩給張淑琴打來了電話。“我摁掉了。門外有個大堤,我走到大堤上放聲大哭。”她有些哽咽,“我也是有血有肉的人,這些年養育你們,只想找個角落看你們開心的樣子。”

這是張淑琴的心坎,也是孩子的心坎。“我覺得孩子們還是不夠勇敢,社會對他們也不夠寬容。”

小峰是少數接納了自己身份的孩子之一。離開兩三年後,他又回到太陽村,負責起接待工作。每有人到訪,他都會主動介紹,“我叫xx,是太陽村長大的孩子。”

也正是回太陽村工作,讓他徹底放下了包袱。他發現,身世背景並沒有自己想像的那麼重要。“我幫孩子錄檔案,錄完我就忘了,我選擇不去關注這些。”“長大了見識多了,接觸的孩子多了,和他們一起走到街上,他們一樣可愛的,家庭背景無所謂的。”

7月26日,周秀芝(左)和剛探監回來的小敏聊見父親的情況。新京報記者 侯少卿 攝

三成孩子有心理問題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兒童研究所所長孫宏豔認為,孩子們父母服刑後,就應該及時對他們進行心理疏導。

現實困境是,我國對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思想教育、管理和救助等方面的保護,尚無法律依據,尤其對未成年人與服刑父母之間的親子關係問題,幾乎一片空白。

2018年媒體報導顯示,一公益組織在福建省 18 所監獄對有未成年子女的在押服刑人員進行了摸底調查。這些人中,平均每家有一兩個孩子,共計17922個孩子。這些孩子的輟學率達26.9%,三成有心理問題,超過五分之一存在觸犯法律的行為。

為了幫助孩子們克服心理負擔,太陽村會反複告訴他們“你們是無辜的”“父母是父母,你們是你們”。

但特殊的身份和長年的分離,在這些從小就失去父母陪伴的孩子心裡種下了難以根除的負擔。

周秀芝剛出獄時就遇到了這樣的情況。“她(小女兒)也不叫我,兒子就很擔心‘媽我都擔心你和幺妹兒(的關係)’。請他們吃飯,我走在前面,她走在後面,我到後面,她走在前面。好陌生、好陌生的感覺。”周秀芝抹了抹眼淚。

到太陽村工作,成了她拉近和女兒關係的契機。現在女兒回到雲南讀高中,每週都會打電話問太陽村的情況。“幺妹兒打電話就問這裏怎麼樣啊,挺牽掛的。”

17歲的阿凱,一頭錫紙燙,初中時當過班長,那是他的“高光時刻”。初中畢業後去了西安讀職高,今年暑假又回來在太陽村夏令營當領隊。阿凱父母早已出獄,但他仍願意留在太陽村,“習慣了這裏”。5歲到17歲,他在這裏度過了12年。

平時幹什麼事都負責任的他,提到回家,甩手了,“想回又不想回,不想摻闔家里的事。現在有我哥頂著,他算半個戶主。”

孫宏豔說,缺乏父母陪伴的孩子,心理上大多自卑。他們成長中遇到很多問題、困惑,不知道跟誰說,還要背負爸媽犯罪的事實、壓力,心理上往往更孤獨、焦慮,缺乏安全感。

今年7月,12部門聯合印發《關於進一步加強事實無人撫養兒童保障工作的意見》,提出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等方式,發揮共青團、婦聯等群團組織的社會動員優勢,引入專業社會組織和青少年事務社工,提供心理諮詢、心理疏導、情感撫慰等服務,培養健康心理和健全人格。

這是我國首次就加強“事實孤兒”保障工作出台專門意見。

7月26日下午,孩子們在自習。

新京報記者 侯少卿 攝

誰是合格的監護人

但現實的困境,遠比白紙黑字的政策更複雜。

三胞胎來到太陽村的時候,距離2013年還有一天。剛來的時候,5歲的他們特別愛哭,常常擠在一起,低著頭。他們目睹過一場兇殺案。

2012年12月29日下午,三胞胎媽媽譚秀文因對丈夫酒後無辜毆打兒子不滿,用鞋帶將丈夫勒死。司法鑒定表明,譚秀文患有癔症精神障礙,案發時處於精神抑鬱狀態,評定為限製刑事責任能力。

根據譚秀文供述,丈夫是個酒鬼,喝醉後長期打罵她和三個孩子。為了保護孩子,她上班時都帶著孩子去。案發後,她主動報警自首。2014年,法院審理時認為,該案由家庭矛盾引發,被告人系限製刑事責任能力、有自首情節,判刑6年。

兄弟三個性格迥異,老大內向,不愛說話,老二愛和老三吵鬧,老三是三兄弟里最活潑的一個,總是笑眯眯的。

7月27日,他們在太陽村迎來12歲生日,媽媽也來到這裏為他們過生日。12歲的第一天,他們就面臨著普通孩子無法想像的困局:要不要和刑滿釋放的媽媽回家?

按太陽村規定,刑釋後的父母須將孩子接走以盡父母的責任。

“我媽已經刑滿釋放了。”老三露出兩顆大門牙,被問到回家與否時,他大聲說,“當然是要回家的呀。”

可是,譚秀文患有精神障礙,當年送孩子來的常營派出所也因問題棘手不願管。張淑琴擔心,“三個十二歲的男孩子交給有精神障礙的母親,交給誰監護?按照太陽村誰送誰接的要求,常營派出所撒手不管怎麼辦?譚秀文要孩子的問題怎麼解決?”

“監護人需要有完全民事能力。”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苑寧寧告訴記者,“首先需要認定三胞胎的媽媽是否喪失了民事行為能力。如果確係喪失了民事行為能力,那麼按照民法總則的規定,相應親屬、當地居委會等擔負監護責任,並應到法院提起監護人變更。”

苑寧寧認為,三胞胎母親如果有相應證據證明已經恢復監護能力,或者通過證明精神病得到控製,按照兒童利益最大化原則,三個孩子應當回歸家庭。

“孩子回去後,民政部門應當定期回訪瞭解撫養情況。一旦發現不能履行監護能力,存在危害被監護人身心健康的行為時,民政部門應當介入。”苑寧寧說。

生日那天,三胞胎看著媽媽又哭又喊,都沉默起來。被問到願不願意跟媽媽回去,老三喝著剛買的冰礦泉水,把冰塊嘎嘣嘎嘣咬碎,一言不發。

7月26日下午,誌願者在幫孩子們輔導功課。新京報記者 侯少卿 攝

希望今後再無太陽村

“從心理學上來說,父母是孩子的‘重要他人’,是成長中重要的支持者、陪伴者。小一點的孩子,父母為他們提供生活上的支持;大一點的孩子,父母提供情感的支持。有家,就有大後方、有港灣,出了問題爸媽可以幫助解決,心理上更安全。”孫宏豔說。

小峰比較幸運,在母親還在服刑時仍感受到了母親的情感支持和安全感。“我媽還在裡面時就常跟我說,‘出去後第一件事就是跟你聊一下,要跟你道歉,要把整個事情的原委一五一十講給你’。”

“跟我說了十幾回,”小峰笑笑說,“我跟她說,我從來沒怪過你。媽媽就是媽媽。”

7月出台的專門意見為這些孩子們的成長提供了很多幫扶措施,但在張淑琴看來,有了這些資助仍不夠,她呼籲國家成立研究機構,研究服刑人員子女的心理輔導和父母溝通等問題。

太陽村辦了25年,張淑琴說,最大的貢獻是轉變人們的觀念,逐漸消除對孩子的歧視,讓大家接受孩子們,不像原來避得遠遠的。但她希望,“創辦太陽村的目的是希望以後沒有太陽村,希望孩子們都能回歸家庭。”

8月,徐悅的媽媽到了上海太陽村工作,逐漸適應外面的節奏。在“裡面”待了快20年,她要補很多課,才能趕上女兒,趕上時代。

徐越耐心地一遍遍教著媽媽,存電話號碼要教三五遍,微信使用,徐越就截圖標註出步驟……“好在她願意學,沒有‘我就這樣了’的心態。”徐越說。

9月,徐越即將進入大學校園,最近正忙著辦各種手續。

這一切,對母女倆來講,都是新的生活。

(袁磊、徐越、林林、豆豆、張麗、老張、盼盼、周秀芝、阿凱、譚秀文、小峰均為化名)

新京報記者 王俊

編輯 陳思 校對 何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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