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如何才能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2019年08月23日16:37

原標題:中國如何才能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關於這個問題,首先要問的是中國是否會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在當前經濟動能轉換期,中國是否會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又與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是否會出現進一步失速有高度關聯。

中國“失速”

2012年,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系教授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等人發表論文“When Fast Growing Economies Slow Down: International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China”(快速增長的經濟體減速的案例對中國的啟示),這是關於中國經濟增長減速的較早一篇文獻,該文討論了二戰以後高速發展經濟體出現的速度下滑及其背後的原因,也指出了這些國家的經驗對中國的啟示,認為中國經濟減速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現象。

2017年,耶魯大學經濟學家法布里齊奧·齊利博蒂(Fabrizio Zilibotti)在歐洲經濟學會會長演講中的核心議題,也是中國經濟在增長動力轉換之際是否面臨巨大減速壓力。

2017年,斯坦福大學商學院教授星嶽雄,在清華大學CIDEG年會演講中也曾表示,與美國、日本和韓國比較來看, 總體上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和宏觀經濟學所刻畫的模式並無二致,即在遠離技術前沿的早期階段,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是比較快的;經過將近 40年的快速增長,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國經濟增速已出現明顯回調。換言之,中國經濟存在收斂現象。

但是他特別指出,中國經濟的另一個問題是增長減速得似乎有點早、有點快,也即在人均GDP依然較低,尤其是占美國人均GDP比重還不是那麼高的時候就出現明顯減速。

在齊迪博蒂看來,很多發展中國家經過一段較快的發展,到達人均收入水平占美國的25%~30%的時候增長速度就開始明顯下降,馬來西亞、阿根廷、巴西、泰國、秘魯都是如此,這正是這些國家長期徘徊在相對中等收入而不能上升到高收入水平的原因所在。

而真正突破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兩個經濟體——中國台灣和韓國,它們在人均收入達到美國的20%以後依然保持了比較高的增長速度。

就此而言,未來中國會按照哪一種趨勢發展非常重要。

為什麼會“失速”

如果中國經濟增速掉得太快,就可能重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覆轍。我們不能肯定地說,中國經濟未來一定不能實現高增長。中國經濟增速目前徘徊在6%的水平之上,假以時日,這個速度也足以讓中國跨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問題在於,有沒有會導致中國經濟增速未來進一步放緩的因素呢?答案是肯定的。

其一,投資驅動下資本積累的速度很快,但資本配置效率並不高。齊迪博蒂認為,不同發展階段的經濟增長驅動力是不一樣的,對於後發國家來講,離前沿技術比較遠,通過大規模設備投資,對物化的存量技術吸收和模仿,可以實現經濟快速增長。在這個階段,投資驅動就是最重要的驅動力。

據此估算,從1995年到2011年,中國資本存量的年化增長率為25%左右。按照多倫多大學教授朱曉冬等人的估算,在這個階段資本積累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大約為47%。

然而,各種研究亦表明,中國在實現快速資本積累的同時,企業的生產率表現卻並不太好,這削弱了資本積累本可以帶來的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推動程度。

中國企業生產率表現不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中國存在嚴重的資本誤配現象,芝加哥大學哈斯商學院謝長泰教授和斯坦福大學經濟學系克勒諾教授(Hsieh & Klenow,2009)的研究發現,如果不剔除價格因素,國有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TFP)低於行業平均水平的41.5%,剔除價格因素也要低14%;民營企業的TFP不剔除價格因素高於行業平均水平的11%,剔除價格因素則高5%;外商投資企業的TFP不剔除價格因素比行業平均水平低,但是剔除價格因素則高23%。

然而,正如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宋錚等人所指出,國有企業在中國正規金融市場占有更優先的融資地位。換言之,中國大規模的投資很大一塊是由效率相對更低的國有企業來執行的,這就拉低了中國經濟增長中生產率所做的貢獻。

二是,中國企業的生產規模在不斷擴大,但是管理效能卻很低。同樣多的生產要素,因為管理效能低,生產率受到不利影響,只能產生更低的產出。

斯坦福大學商學院布魯姆教授等人(Bloom et al.,2009)專門比較過不同國家企業的管理效能,發現中國企業的管理效能平均比美國要低接近30%。從他們給出的中國企業管理效能分佈圖上可以看出,有相當多企業的能效分佈在低管理效能區間,而幾乎沒有企業處於高管理效能區間。

三是中國有很多生產率低的企業未能退出市場而成為殭屍企業。我們(黃少卿、陳彥,2017)利用上市公司數據所做的研究就發現,2015年上市殭屍企業的資產規模占整個上市公司資產規模的10%左右。這些資產由於不能通過破產機製再配置到有效率的企業手中,同樣降低了中國經濟的生產率水平。

概言之,投資驅動對中國經濟增長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促進作用,與此同時,由於生產效率方面的一些不利因素,導致中國經濟每個百分點的人均GDP增長要花更多的投資才能實現。因此,一旦投資增速難以維持,總體經濟就會迅速出現減速。

中國現在人均GDP占美國的1/7,但是卻花了相當於美國1/3的人均資本存量。這意味著中國經濟的生產效率只有美國的3/7,這是更令人擔憂的問題。另外,齊迪博蒂認為,隨著一個國家人均收入的提高,其增長驅動力要從投資驅動逐步轉向創新驅動。在創新驅動方面,近年來中國做了大量努力,尤其中國在創新方面的投入增速非常快。根據官方統計數據,中國全社會研究與試驗發展經經費(R&D經費)在2016年是1.56萬億元,2017年達到1.76萬億元,且最近幾年大體保持在10%的增速,快於GDP增速。

但問題在於,這樣大規模的研發投入,是不是已經形成了增長動力向創新驅動的轉換呢?

我們可以拿另外一個指標來考察:當我們討論創新驅動的時候,信息技術的利用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維度。根據統計數據,中國信息通訊技術(ICT)資本的增長是極其驚人的,1997—2007年10年間,ICT資本存量的年化增長速度為35%,比總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還要快10個百分點。1987年索洛提出“索洛悖論”,認為信息技術的普遍利用並未顯著提高美國經濟的生產效率。這一悖論目前在中國似乎同樣存在。

不少研究認為,儘管中國對信息技術進行了大規模投資,信息技術在生產生活領域的滲透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進,但是正如索洛悖論,信息技術對於中國經濟和中國企業生產率的改進似乎並沒有得到明顯體現。譬如,有研究發現,ICT的使用並未帶來行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改進。如此看來,目前還很難說中國已經形成較強的創新驅動動力。

一方面,投資驅動下生產率狀況不佳;另一方面,創新驅動尚未充分顯現出生產率改進效果,因此生產率提升方面形勢嚴峻,有可能成為中國經濟未來減速過快的重要誘因。

清華大學經濟教授白重恩和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張瓊的估算表明,中國經濟全要素生產率的年均增速從1979—2007年的3.8%,大幅下滑到2008年以來的1.77%。這個變化是值得我們警惕的。

當前,中國勞動力增速接近為0,投資增長同樣乏力。在此背景下,如果全要素生產率——供給側三駕馬車的最後一駕——也難以維持在相對較高水平,那麼,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進一步減速,或者說過早放緩就將成為現實。

重構中國經濟增長的微觀基礎

為了防止動能轉換期中國經濟增速的過快下滑,我們需要重構中國經濟增長的微觀基礎。

第一,必須加快推進所有製改革和金融改革。

目前中國人均GDP只有美國的15%,這說明後發優勢和潛力依然非常大,而能不能用好後發優勢的關鍵在於體製機製改革。既然中國現在不能夠那麼快地轉向創新驅動,我們就應該設法提高存量資本的使用效率和新增投資的配置效率。

那麼,在引進設備、利用國外物化先進技術的過程中,如何使投資變得更加有效率?唯一的辦法就是讓那些效率更高的企業來獲得金融資源。我的研究發現,2007年所有殭屍企業中,國有性質殭屍企業雖然數量占比並不高,只有12%,卻占有將近30%的資產。

改進破產機製,加快競爭性領域國有企業的退出步伐,讓這些資產釋放出來得到更好的使用,可以改善中國經濟的生產率。

第二,必須改善中國的創新投入機製以提升創新效率。

中國的研發投入量很大,其中政府支出占有不小的比重,但是研發的產出績效並不理想。一個例子是,2009年國家科技部和其他幾個部委出台一項政策,鼓勵各個行業形成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從事共性技術研發。共性技術是企業應用技術開發的基礎,其研發活動是競爭前研發,對於提升企業的研發和創新效率非常重要。

那麼,這個以推進共性技術研發為目的的政策是否達到了預期效果?企業參與組建共性技術聯盟對於增加專利申請有顯著作用,但是,其所在聯盟被中央政府選為國家級試點聯盟——由此有利於得到政府各類資助項目——對於它們提升專利申請尤其是技術含量較高的發明專利申請,卻沒有顯著效果。

即便我們考察聯盟中的重要企業,也依然沒有發現對它們的發明專利申請有顯著增長的作用,而僅僅提升了技術含量不高、更多屬於應用性開發的實用新型專利的申請。顯然,國家鼓勵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的政策並未真正提升中國共性技術創新的能力,這一結果與政府的鼓勵方式和成效評估體製緊密相關,從而導致參與研發聯盟的企業存在策略性創新行為。

另一個例子是上海浦東新區科技小巨人扶持項目。一般認為,地方創新扶持政策很難有效果。有意思的是,我們的研究(郭洪宇、黃少卿,2017)發現,這項政策對於提升受資助中小企業的技術創新起作用了。具體而言,受補貼企業的當期利潤會下降,但是從第二年開始利潤水平會重新上升,到第三年將超過那些沒有得到扶持的小企業。中小企業的研發活動往往受到融資約束,想做研發只有把生產老產品的要素轉配過來,但由此老產品產生的利潤會下降,而新產品從研發到產生利潤需要一個過程,這個過程太長企業就可能死掉。因此,如果沒有政府資助,中小企業就寧願繼續生產老產品,儘管這不利於企業的成長。顯然,政府資助提高了企業度過“死亡之穀”的幾率,進而促進了它們的創新。

那麼,為什麼其他地方類似的政策效果不明顯呢?這同樣和扶持項目的治理機製有關。在上海浦東新區,受資助企業只有在三年後績效評估中被認為的確進行了有效研發,才能夠最終拿到這筆資助。這一機製保證了受資助企業更有動力開展實質性創新活動,值得其他地方政府借鑒。

第三,需要強調的是,國際經驗表明,為了提升一個國家的整體研發績效,還需要通過政府改革來提高政府質量。

我和同事(Ho et al.,2018)利用70多個國家40年的跨國數據的研究表明,金融深化促進技術創新的一個重要機製就是建立法治、提升政府質量。一個受到法治約束的政府,將更有利於金融市場將資源配置到創新活動上來。換言之,如果一個國家在金融深化的同時也提高了政府質量,那麼,包括風險投資、銀行部門和證券市場在內的金融市場的發展,就能夠顯著提升該國的技術創新表現。

可見,中國經濟發展到今天,一方面,我們依然處於技術追趕階段,投資驅動機製還有提升效率的空間,我們要儘量用好舊動能;另一方面,中國要形成新的依靠創新驅動的增長機製,就必須提高創新投入的產出效率,我們要加快催生新動能。在人均收入達到一定高位之後,中國經濟還能保持相對較高的增長速度,這樣才能避免中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本文作者黃少卿繫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副教授。本文原載於《探索與爭鳴》201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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