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其庸收藏里的363件文物背後,《瓜飯樓藏文物錄》首發
2019年08月22日07:26

原標題:馮其庸收藏里的363件文物背後,《瓜飯樓藏文物錄》首發

馮其庸先生是知名的紅學家,其實他也是一位熱衷於文物收藏的學者。

近日,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馮其庸《瓜飯樓藏文物錄》在滬首發,該書輯錄了馮其庸終身所收藏,經過反複篩選並請專家鑒定過的363件文物,它們體現了馮其庸先生作為書畫藝術家的審美眼光。馮其庸在書中說:“數十年來,我愛好文物,收藏文物,但卻與真正的文物收藏家不同,我的著眼點是曆史和社會,所以我不是收藏家,更不是文物家,我只是為曆史求證,為曆史社會求真。”

在近日在上海書展新書發佈會上,知名考古學家王炳華,文物書畫鑒定家尹光華,上海攝影家協會副主席丁和,共同講述了馮其庸先生的文物收藏故事。

馮其庸

馮其庸(1924-2017)是當代著名的紅學家、文史學家、書畫藝術家。他除以《紅樓夢》研究著稱,還涉足曆史、國學、文學藝術、考古、文物鑒定收藏等諸多領域的研究。近日,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馮其庸《瓜飯樓藏文物錄》在滬舉辦了新書發佈會。他的書信、收藏、繪畫、攝影作品等,均經親自整理校訂,收入十五卷本《瓜飯樓外集》。

《瓜飯樓藏文物錄》

《瓜飯樓藏文物錄》上、下冊,即《瓜飯樓外集》的第一、二卷,輯錄了馮其庸終身所收藏,經過反複篩選並請專家鑒定過了的大批珍貴文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戰國時期帶有長篇銘文的“ (我阝)陵君鑒”(已無償捐贈給南京博物院,定為一級藏品),明正德皇帝的《罪己詔》(已無償捐贈給第一曆史檔案館)等。此外還有原始陶器、彩陶、陶俑、騎馬俑,戰國至漢唐的文字磚、瓦當、造像磚,戰國至漢代的古銅印,北魏至唐宋造像碑,北魏至明代的墓誌銘原石,北魏至唐宋的金銅佛像、石刻佛像、佛頭,晉唐宋元明瓷器,侯方域題李香君小像硯搨本,宋、明、清墨等大量稀見的文物珍品。書中輯錄的363件文物,每件文物都傳達出濃濃的美感和文化氣息,體現了馮其庸先生作為書畫藝術家的審美眼光。

(我阝)陵君王子申青銅鑒,戰國 楚國

馮其庸在《瓜飯樓藏文物錄》中,詳細講解了所藏古代文物的大小、形製、來源及其文物背後的曆史文化故事。例如,其中有幾塊燕下都的大宮瓦當,是河北易縣燕下都遺址出土的,他說:“這樣的大瓦當,實在難得,這也可以使我們借此想像到戰國時燕國之狀況。”其中雍正五年範時繹的貢墨,馮其庸說:“雍正五年曹俯被抄家,奉旨抄家的人就是範時繹,所以這錠墨具有特殊的意義。還有一錠是袁枚的墨,也是乾隆,與曹雪芹同時。乾隆辛亥墨有二錠,這是《紅樓夢》程甲本刊行的年代,也特別有意義。”

《瓜飯樓藏文物錄》體現了馮其庸先生重文獻,重實證、重調查的治學方法。他說:“數十年來,我愛好文物,收藏文物,但卻與真正的文物收藏家不同,我的著眼點是曆史和社會,所以我不是收藏家,更不是文物家,我只是為曆史求證,為曆史社會求真。”在長期治學過程中,馮先生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習慣:一是重視傳統文獻,精研傳統文獻;二是重視相關的傳世文物和出土文物;三是重視地面調查和地下發掘。他往往從地面調查得到可靠的史蹟,從地下文物獲得曆史的新知和實證,從而與傳統文獻相印證。他以“求學求真之心”從事調查研究幾十年,因重視這三方面的工作,收集了大量珍貴的原始文化資料,得出許多重要發現和獨創的見解。

新書發佈會現場

新書發佈會上,考古學家王炳華,文物書畫鑒定家、畫家尹光華,上海攝影家協會副主席丁和,講述了馮其庸先生的文物收藏故事。

王炳華(考古學家、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長):研究中國文明不能丟掉邊疆地區

王炳華

這部書有幾個特點,跟一般的文物圖書不一樣,比如說編漢畫的,就有非常鮮明的統一性。這本書除了上下數萬年,還縱橫千萬里,囊括了許多方面。但是它很真實地看到不同時段、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的社會生活、生產情況、管理情況。這個特點體現了馮先生一生的追求,希望自己能夠為更好的認識中國曆史、中國文化奉獻自己的力量。這是馮先生唸唸不忘的追求。

我是搞考古的,考古、文物資料與文獻記錄,在認識曆史時,功能是既相通又不同的。文獻,凝聚著相關作者的理念、追求,是有主觀寄託的;而與考古密切關聯的文物,都曾是實際生產、生活中的用品。它們被用過了,損壞了,沒有用了,作為垃圾進入了地下;千百年過去,又因為十分偶然的因素,重現在了人間。它們呈現了曆史生活中曾經的存在,其具體、真實的細節,顯示了難以盡說的生活畫面。真正呈現在今天的文物,它的曆史文化價值,怎麼估量真的都不過分。這樣出土、又被找到、再進入我們的文物錄,跟當年曾經實際存在的情況,是非常不成比例的,可以說只占千萬分之一。億萬年前的東西重新呈現在我們面前就相當不錯了。這些文物有的很簡單,有的很生動,同樣成為那一時段的曆史文化。正因為它是表現當時普通民間的情況,所以跟曆史文獻紀錄是非常不一樣的,能夠給我們一個更完整的、對當時社會比較真實的反映。

彩繪陶鈁(對),西漢

比如說馮先生在敦煌西邊地面上撿的舊石器時代的砍砸器,舊石器時代拿它幹什麼都可以,就叫砍砸器,這是非常原始的。這件東西看起來是普通石頭,馮先生拿回來跟大家共享。通過這件文物我們可以想像,早於一萬年以前,確實曾經有舊石器時代的人們生存過,並留下他們日常使用的工具。這給我們很大啟迪。在甘肅從事考古工作的朋友,如果見到這個文物會根據線索在敦煌以西進一步做工作,完全有可能因為這樣的情況有更多更大的發現。

《鸛鳥啄魚圖》,這個圖像是很古老的,書中的圖像是漢代的,實際上在戰國以前就有。就是鸛鳥把魚叼起來,這是原始社會非常古老的記憶。後來常有畫鶴、鸛鳥,長長的、非常銳利的嘴是男性象徵。圖畫看起來是鸛鳥啄魚,實際上是表現男女交合、家庭幸福。這樣的概念從戰國時期開始,流傳了很久。阿爾泰山是很少有水有魚的,山上卻刻著同樣的圖像,時代很早,遠比漢代還早。而在河南、甘肅、陝西不同時期都有類似的圖像。一直到明代,人們還有這樣的概念。明代詩人高啟訂親後因為家道中落,他的老丈人想悔婚,高啟想見他未婚妻卻見不到。有一天他又到老丈人家去,老丈人避而不見。大廳牆上掛了一幅《蘆雁圖》,面對圖中寒冷淒清的沙灘、吹折了的蘆葦,想到心上人,詩人觸景生情,隨即提筆揮毫,在畫上留下了一首小詩:“西風吹折荻花枝,好鳥飛來羽翼垂。沙闊水寒魚不見,滿身霜露立多時。”其情真,其意切。老丈人終於被打動了,發現原先答應好的這門親事被自己耽誤了……鳥和魚結合,就是男女結合。《魚鳥圖》新石器時代已有,在西部阿爾泰山那邊也見到,而至明代仍見其精神。清朝光緒皇帝的老師陳寶琛說過一句話:“文明新舊能相益,心理東西本自同”。古代文明實際上是不會過時的,可以不斷影響子孫後代,不僅影響中國還可以影響世界。

書中收錄的銘文

這本《瓜飯樓藏文物錄》看起來有點零亂,從舊石器時代一直到明清。但實際上是包羅萬象的,對中國古代文化有非常深刻的關懷。他希望能通過自己的努力,經過自己的手能夠保存下去,這實際上正是馮先生的精神。我跟馮先生接觸三十多年,最深的感受是,他對國家、民族、人民深沉的愛。很多問題幾句話說不清楚,馮先生走之前,前半年我到香港待了很長時間,後來我去看他。當時我在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書,他是國學院創始人,非常有感情。他感覺研究中國文明不能丟掉邊疆地區,不能丟掉新疆、內蒙古、西藏,這是祖國不能分割的地方。他提出在國學院設立西域研究所,國家領導人都非常積極地支持,報告很快批下來了,經費4000萬元,很大規模。馮先生在那兒花了很多心血,辦了十幾年以後慢慢地多少偏離了他的初衷。馮先生當時離開了國學院。他跟我聊,我問這個事情將來怎麼做?他跟我說,我精力不濟了,無能為力了,說著緊抓著我的手不放,現在想起來都很難受。

馮先生對中國文明的感情,對過去的感情,讓人難忘。我把這些情況介紹給大家,因為這部書是我們值得收藏學習的書。非常有意義,能從裡面吸取到很多平常見不到的營養。

尹光華(文物書畫鑒定家、畫家):這些收藏,留下了馮先生生前最後一批文字

尹光華

我認識馮其庸先生在1975年,我三十歲,馮先生五十一歲。當時他已是國內傑出的《紅樓夢》研究專家、人民大學教授。他編的《曆代文選》曾受到毛主席的稱讚,是聲名赫赫的一代學者。但對我這個默默無聞的同鄉青年,他並不視我為晚輩後學,而是以朋友相待,以致他的兩個比我小不了幾歲的女兒,一直都叫我叔叔。這種寬厚謙和的長者之風,至今仍令我感動不已。

此後幾年,我去北京,常住在他寬街的家裡,他書房的一張鐵架單人床就是我的臨時臥榻。晚上,我們總在那裡閑聊,縱談古今書法繪畫,評騭當代書家畫家。十一點以後,他開始工作、讀書、寫日記及撰寫文章,直至淩晨兩、三點方就寢,次日早晨七、八點必定起床,因為他白天必須上班。後來我知道,他一篇篇文章、一本本著作,都是在深夜、在淩晨創作完成的。這樣的工作和作息習慣他堅持了幾十年,這種精神、毅力和充沛的精力,正是他獲得多方面極大成就的原因。當然,更重要的一點,正如剛才王炳華先生所說的,是他對祖國的愛及對中華文化的癡迷和執著,才有了他自強不息、至老不衰的精神和非凡毅力。

馮先生學術方面的諸多成就,源於他廣博的知識。博聞強記是大家對他普遍的印象。他的述作,總有這樣兩個特點:爬梳文獻史料,實地野外考察。兩者相輔相成,絕不偏廢。然後經過甄別篩選,作出符合邏輯的正確結論。他寫《曹雪芹家世新考》就曾千里跋涉赴河北淶水、遼陽千山等地,冒暑衝寒,尋荒墳、掃殘碑、搜宗譜,才撰寫成功的。為了研究《大唐西域記》,考證唐玄奘西行取經及東歸的路線,他十赴新疆,八十二歲時還曾多次穿越羅布泊,二上海拔四千七百米的明鐵蓋山口,終於考證落實了玄奘取經東歸的入境古道。在杳無人跡的荒漠,他遇流沙、逢山體滑坡和山洪爆發,艱難苦厄,凶險異常,他都能從容應對,從不言苦言累。終於探明並撰寫出《玄奘取經東歸入境古道考實》,解決了這個千古之謎。他的《項羽不死於烏江考》,亦是用他的知識與智慧,用雙腳丈量出來的。這些文章與他的經曆,震動了中國學術界,也震動了曆史。可以說,中國漢唐以還,金戈鐵馬、馳騁大漠、“不教胡馬度陰山”的護國壯士有不少。但像馮先生這樣八十餘高齡仍能置生死於度外,一而再、再而三地涉荒漠、登崑崙絕頂的年邁學者卻未曾見過。至少,我沒有聽說過。

古語磚——長壽安樂、富昌,東漢

馮先生的愛好是多方面的,他的成就也是多方面的。他愛好傳統戲劇,特別對京劇、崑曲情有獨鍾,寫過很多戲劇評論。“文革”剛結束時,他在江南看過一場崑曲,整個劇院觀眾只有二、三十人,他談起就感慨唏噓。但仍和這些演員交朋友,為他們寫文章,為傳統劇種的複興盡自己的力量。

他愛好書畫,涉獵甚早。我認識他時,他就寫得一手極好的行書,通信亦總是用毛筆。我覺得他的字極像董其昌,他卻說,他並未學董,認為董字雖好但未免軟薄。他說他還是喜歡二王,對清人査士標亦很讚許。我知道査士標書法也是學董,但因為曆經明清易代,國破家亡,胸中鬱勃之氣溢於筆端,所以別有一種雄邁之氣與董書有別。我想馮先生胸有豪氣,所以能與査士標誌趣相投。馮先生五十多歲時長於方寸小行書,此後拓為大幅,而且愈大愈壯。縱橫騰遝,揮灑自如,雖輕鬆而不失雄酣,而且秀氣內蘊,格韻非凡。十幾年前,中國美術館舉辦當代十位文人書法展,馮先生與啟功先生的書法,最為出眾,超越其他幾位甚多。

他自幼愛好畫畫,我剛認識他的那幾年,他畫的都是水墨葡萄,淋漓興會,筆墨恣肆。有時他半夜突然會作一幅寄我。我知道這是他寫作倦了,作此舒散疲勞。怡情遣興,落筆寄意,正是文人畫一大特點。此後,他畫的題材開始多了起來,紫藤、扁豆、葫蘆,也畫梅花、竹子等,他有詩:“青藤一去有吳廬。傳到齊璜道已疏。”道出了自己取法的途徑,是學習徐渭、吳昌碩和齊白石。當時他也偶作山水,亦是齊白石一路,碧波遠天,一帆輕揚,小山數點,都是即興的揮灑。八十歲後,他突然畫起大幅山水來,枯筆渴墨,淡淡皴擦,常作山深林密,幽深寬大之境。有一幅丈二匹大畫,竟不煩烘染達兩個月之久。我見了說筆法很像明末遺民戴本孝。他笑著說:“我臨過他的一本冊頁。”證實了他取法的對象。他的晚期山水,專用渴筆,與他水墨淋漓的花卉筆墨迥異,然氣度沉雄,風調仍是一致的。

小兒睛硃墨,明末清初,曹素功舊藏

馮先生也喜歡收藏,所藏的數萬冊書籍已大部分捐出。書畫藏品則主要是當代文人與書畫家投贈的翰墨。他也收藏古器物,著眼點是它們的文化含量而非經濟價值。1973年,他的家鄉無錫前洲農田中挖出五件青銅器,農民看不懂,亦無處可交,準備敲碎了作廢銅賣。馮先生知道後立即告知他侄兒馮有責(今天亦在場)一定要保護好這些銅器,並囑他將它們送到我家中,由我設法寄去北京,以便請專家鑒定後捐給國家。我買了兩個厚紙板箱,用舊報紙和畫畫寫字用的毛邊紙、廢宣紙將它們一個個包紮填塞好,並通過郵局的熟人寄去北京。1977年1月,馮先生收到拆封,五件青銅器都原封不動絲毫未曾損傷。馮先生還曾將每件青銅器上的銘文拓出並拍成照片,拿去請古文字專家唐蘭鑒定。唐老通過仔細辨讀,認定這是戰國時的楚器。因為楚器存世少,且多有長篇銘文,是極為重要的文物。過些日子,動盪結束,時局初定,馮先生決定將它們捐給南京博物院。南博領導大為高興,該院院長告訴馮先生,讓他自選一件留作紀念,其它四件該院將妥善珍藏並撰寫研究論文。馮先生認為這些珍貴文物應該由國家的博物館保管才是它們的最好歸宿。就這樣,五件青銅器在馮先生的先見卓識與謹謹護持之下,未曾像“文革”期間其他難以計數的文物一樣被無知和狂悖銷毀,終於逃過一劫。如今,它們被商務印書館編輯印製在《瓜飯樓藏文物錄》中,回憶它們的經曆,覺得特別有意義。

馮先生的收藏中,特別精彩的是他收集的石器時代彩陶與黑陶器,古樸大氣,沒有繁瑣多餘的裝飾,有一種簡拙的自然美感。這樣的器皿,放在現代的居室,不論哪個角落,都很美,都很協調。質樸大方,是古典與現代共同的美感。

馮先生還藏有不少漢磚及戰國瓦當,有些有紀年文字,有些有各種裝飾紋樣,從中可以窺見我國秦漢時代文字的漸變脈絡和審美情味的異同。不讓庸俗趣味出於自己的腕下,這種先民的高格調正是今人應該敬仰並時時學習的。

馮先生的收藏範圍很廣,不能一一盡述。但有一點值得道及,就是因為這些收藏,為我們留下了馮先生生前最後一批文字。他在九十多歲的晚年,長篇的考證文章已沒有精力撰寫,但趁著餘興,他為這批古器物藏品逐一寫了說明,文字簡練樸素,就像這些古物一樣,洗淨鉛華,卻閃耀著生命與知識的光輝。九十多歲了,還有這麼多文字留給後學,真是要感謝這些文物,感謝這位可敬的前輩,還要感謝商務印書館的編輯們。最後,我想說的是這本書印製精美,而它的裝幀,亦素雅大方,和馮先生的審美趣味正合。

丁和(上海攝影家協會副主席):馮老的提點,是我攝影創作的轉折

丁和

我和馮老相識緣於對攝影的共同喜好。2004年春季,我有幸認識馮老,當時馮老去新疆已經有八次了,之前在上海辦過關於西域文化的攝影展覽——“瀚海劫塵”。

巧的是,馮老一直想去羅布泊,而我在2004年春節剛剛從羅布泊攝影創作回來。馮老之所以想去羅布泊,是因為他已經多年研究西域曆史文化。那時候正在研究和考證玄奘西行的東歸之路,尤其是玄奘東歸進入祖國是從哪一個山口入境的這樣一個課題。這個在史書上還沒有任何有依據的定論,馮老一直在做這方面的研究。他看了我的片子,包括羅布泊的一些地貌圖片,跟我說,羅布泊裡面應該有三個典型的雅丹地貌,分別是龍城雅丹、白龍堆雅丹和三隴沙雅丹地貌。可見馮老師對羅布泊在尚未踏足之時已經是非常的瞭解,足見他對羅布泊以及古代西域文化的嚮往之情。

回想起來,我第一次去羅布泊,是出於被它的各種神秘感所吸引。我拍攝了雅丹地貌以及樓蘭古城、米蘭古城等等曆史文化遺址。在看到我拍攝的這些大畫幅膠片時,馮老表現得尤為激動。他一一把膠片從曆史文化的角度給我做出詳細的解釋,可謂娓娓道來。而一旁的我被這些深厚的曆史背景深深吸引。可見,老先生對於西域曆史文化已經研究了很長的時間,在最後,他還跟我講我的這組圖片里缺了什麼,應該再拍些什麼。他說:“你在新疆拍了很多風光,照片拍得非常好,很有藝術性。但是,我建議你,今後再去新疆創作的時候,以拍漢唐文化遺址為主,將文化主題作為創作的重心,風光只是作為輔助。”

我聽了以後,當時沒能真正領悟他老人家的意思。其實他就是說新疆的博大,風光只是極小的一部分,在它美麗的外表之下,有著幾千年的曆史文化積澱,包括無數的曆史文化遺址。這些才是新疆的靈魂所在。他希望我以原本的那種具有藝術美感的表現手法去記錄下這些西域文化遺址。讓我的西域攝影不但美,而且具有深意和內涵,去真實記錄曆史的一個片斷。這是一個重大的提點,也是我攝影創作的巨大轉折。文化攝影和風光攝影有著本質的不同,它背後需要的是曆史文化知識的積累。我感覺缺乏底氣。馮老此時給我打氣,他說我看了你樓蘭的片子,已經很有曆史神秘的韻味。他又說,沒有關係你繼續拍,我給你一些書看,不懂的你可以問我,我如果不懂的,可以介紹專家給你,讓他們為你解答。王炳華教授就是馮老給我介紹的專家,原新疆考古研究所所長。

有“宮”字的雙龍饕餮紋半瓦當,戰國 燕

拜識馮老以後,對我來說,實際上是一個飛躍。一直到現在,昨天我還在跟王炳華老師講,馮老實際上是改變我命運的一位長者。確確實實,這兒在座也有幾十年的兄弟也有幾十年的大哥,他們都知道我是攝影愛好者,也是攝影從業者。在攝影上真正出大成績是認識馮老以後。到了2005年我有幸得到機會跟隨馮老師一起進羅布泊,那是我第二次進羅布泊,就是剛才尹老師講的,我們和王炳華教授一塊去的。那次和我之前去的時候的感覺是大相逕庭,就是這一次讓我掉“坑”里了,真正掉“坑”里了。其中在樓蘭三間房遺址前,我在那裡拍攝,那裡有很多一兩千年的胡楊殘木,我通過光線斜影做前景,背景是三間房和佛塔。這樣拍攝樓蘭王國都城的方法能夠將其地點表現出來。就像人們到上海,怎麼樣在照片上一眼就體現出來是上海,那東方明珠就是標誌性的建築。樓蘭王國的都城也有標誌性建築,要麼是佛塔,要麼是三間房。我拍攝任何的文化遺址,一定是要把拍攝地點交代清楚。當時我在三間房遺址前拍攝取景,想要將幾根乾裂斷折的胡楊木柱作前景。王老師恰巧在一旁,他走到我面前,彎下腰來提起一塊木板翻了個身,用眼神示意我仔細看,此時我才恍然大悟,原來這塊木板和那乾裂斷折的木柱,是一個樁,一個柱,榫卯看起來還挺完整,依舊可以相契在一起。這一刹那的領悟,讓我心靈受到撞擊,這可是兩千年前的文明遺蹟展現在面前啊。接下來我所有的拍攝,都儘可能尋找這種學術的亮點。在以後每次去新疆拍攝,幾乎每天都會和馮老師通兩到三次電話,他是遠程指揮,我就是遠程請教,現在,電腦都有遠程修復和操作。那時候我們是用電話。還有一次,我去尋找和拍攝玄奘出境途經的別迭里山口,離開阿克蘇向西進發幾百公里後,找不到它的所在,於是趕忙又一次電話請教馮老師,電話那頭的他非常非常清楚,說你再往前開70公里,有一個烽燧,找到烽燧就能找到別迭里山口了。按照馮老的遠程指路,不多久,我真的就找到了別迭里山口。電話裡他強調跟我說,那個烽燧有一個東南向的位置,這個面你必須要拍。這完完全全出乎我意料,實際上他是在手把手的指導。那時候不像現在,我們網上可以查到資料,那時網上沒有什麼資料,而且網速非常慢,新疆幾乎沒有網。

畫像石搨本 鳳鳥、羽人、宴樂,東漢

後來由馮老師推薦,隨央視玄奘之路攝製組全程赴境外拍攝兩個月,我把玄奘取經之路境外這一部分基本完成了。後來又跟馮老師合作在上海辦展,我提供境外的圖片,包括烏孜別克、吉爾吉斯、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他展示國內部分的圖片。這都是馮老師在關愛中青年藝術家的成長,精心的在指導。不光是我,還有其他幾位,我們一些好朋友都是受馮老恩惠的。

其實,馮老師他本來就是一個攝影專家,我跟他出去拍過幾次片子。他拍片子有一個特點,那時候馮老師是用膠片拍攝的。長鏡頭、短鏡頭,身上掛兩個機子。馮老師每次出去跟著他的人很多,我也跟在他後面,出行時我們什麼東西都可以幫他拿,但相機他是不給你們拿的。後來我和他上黃山也是一樣,他相機總是掛在自己的脖子上,而且是兩台,一個長鏡頭一個短鏡頭。我說你只要一台就夠了,為什麼要帶兩台相機呢?他說不一樣,一個長鏡頭一個短鏡頭,雖然可以互換,但是我使用的膠片是兩種,一個正片一個負片。反轉片是用來直接印刷的,負片用來做照片,非常非常專業。

那次進羅布泊,他一路行走一路拍攝,爬過很多坐落在雅丹地貌上的遺址遺蹟以及小丘小坡,比如說紅柳包。一些落差很高的小丘他照樣爬上去,照樣背著相機。每到新疆他就百病全無,精神抖擻,在學術上,他非常嚴謹。他的記憶力是年輕人都比不上的。在羅布泊的那段日子裡,白天會探訪很多文化的遺址,地形地貌,晚上回到帳篷里,別人都休息了,他每天都會一一回憶,寫日記。身體的勞累可能被精神力量掩蓋了。還有一點是我記憶猶新,就是他在裝卸膠卷的時候,我提出幫他來裝,他不肯,說膠片我一直是自己安裝的,萬一你認為裝好了,我拍攝一個膠卷36張,看計數器的數字是動了,萬一是個假象!數字在走,膠片不走,就會什麼都沒拍上。他說他曾經遇到過這樣的情況,所以膠片的事情我不讓別人代勞。馮老不但治學嚴謹,對攝影技術的鑽研和細心也非常了得的。所以在馮老師身上我們學了很多。我昨天一直說,我經常和好朋友談起馮老師,我都會說,他是我的恩人,改變我命運的一位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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