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博講堂︱劉慶柱:“中和”理念與國家大一統觀念的形成
2019年08月21日10:19

原標題:國博講堂︱劉慶柱:“中和”理念與國家大一統觀念的形成

【編者按】中國國家博物館國博講堂為了推動公眾考古,推出“考古學人”系列講座,邀請考古學家分享自己的考古經曆,分享考古成果,普及考古知識。本文為該系列講座的第一篇,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劉慶柱先生在8月2日國博講堂的講座整理而成。

講座現場

關於“中”的考古發現

現代中國人對“中”的概念特別重視,比如老百姓過春節的時候,如果要拍攝全家福照片、家庭聚餐等活動,凡是坐在中間位置的,通常都是家裡輩分最高的。“中”代表的中心,這個空間位置如此重要,這種概念是在古代什麼時候產生的呢?

關於“中”的考古發現,過去有人認為,這是在戰國時代才有的。那時候有名的大富商範蠡,他說做生意必須得去有人氣、人多的地方,哪兒有人氣、人多呢?範蠡就選擇去陶這個地方,後來他被稱為陶朱公。陶在哪裡呢?現在的山東西南部的菏澤市,有個區叫定陶區,那裡就是當年的陶,《史記·貨殖列傳》記載:“陶為天下之中。”

考古發現的“中”,時間比這個要早得多。1987年在河南濮陽,考古工作者發現了6400多年前的墓地。墓葬遺骸周圍,用蚌殼擺成虎和龍,象徵著左青龍、右白虎的天文星座;下面還擺了一個象徵著北鬥、周髀的圖案,北鬥是天的中心,周髀就是古人用來“測中”的祖槷、槷表,後來也稱為圭表。有人提出,墓葬里的這個人可能是古代的“酋長”、天文學家。出現這種墓葬現象,可能意味著這個人活著的時候找過“中”。既然在6400年前的墓葬中發現了古人測中的證據,那就說明中國古人很早就有“求中”的觀念。

還有一個4000多年前的例子:在山西襄汾縣陶寺遺址,發現了兩座陶寺文化時期的墓葬,都出土了槷表,這是古代測中的儀具。當時為什麼要測中呢?這就跟陶寺這個地方的曆史定位有關。考古人員在這裏發現了宮殿、城牆、倉庫,還發現了1500座墓,其中8%是高等級墓葬,剩下的92%,有相當一部分只是一個墓坑埋一個人。這些墓地的差別能夠反映出當時的人在生前的財富和地位已經很不一樣了,這就說明在陶寺文明的那個時代,已經不是原始社會,應該是出現了階級社會。有了階級社會就進入國家,有了國家就有國都。怎麼證明這裏是國都?考古人員在陶寺考古發現了城牆、宮殿、宮城、宮門等遺址。曆史文獻記載“堯都平陽”,今陶寺城址所在地的襄汾古代稱為“平陽”,由此推斷,陶寺城址可能是堯都“平陽”,這應該八九不離十。

此後,古人尋找“中”的行動,伴隨著國都的選址仍舊在繼續。夏商時代,古人“求中”於河南嵩山,到了商代晚期又回歸到了河濟地區,也就是現在河南北部、黃河以北的河北南部以及山西東南部等地區。

據古代曆史文獻記載,周武王滅商之後,周朝為國都選址,又選到了河南嵩山這一帶。1963年,在陝西寶雞發現了距現在3000年的一件銅尊。當時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在這件銅器底部發現了12行122字的銘文,這件銅器因為記載了這位叫作何的貴族受到周王賞賜,因此被稱為“何尊”。何尊的銘文里就出現了一句話:“宅茲中或”(即“宅茲中國”),就是說都城要選在“中”的地方,也就是天地之中。而“或”實際就是指的地域的“域”,在“或”之外加上“口”就是“國”(國),現在也叫“宅茲中國”,也就是指代當時周成王遷都的洛邑,即現在的洛陽。這也是古人選擇“中國”(都城)於天下之中的一個佐證。

寶雞青銅器博物院藏何尊

何尊銘文搨本中的“宅茲中國”銘文

此外,因為東西南北的自然環境、風俗習慣不同,中國古代的政治家覺得,要管理國家還需要表現包容,必須讓這個國家的東西南北都覺得他的統治是公平的。古代的國王、皇帝要這樣做,主要是出於政治考慮,放在中間,也是為了表示對東西南北各地的公允、公平。文獻記載,當時要把國都建在國家中央,還有一個考慮就是便於收賦稅。現在我們交稅拿個手機就能辦了,但是古代不行,距離比較遠,因此國都要選適中的地方,便於經濟、政治、軍事各方面的管理。因此,“擇中建都”就成了一個製度。

由秦漢至唐宋時期,國家統一時期的都城基本都在“大中原”的長安、洛陽與開封東西一線,繼承了夏商以來的“擇中建都”的傳統。到了金朝徙都燕京,在金人看來“燕京乃天地之中”,並且都城之名就是“中都”,金朝海陵王強調“擇中建都”的意識由此可見,元大都、明清北京城都是在金中都規製的基礎之上,延續了前製。

古代都城“中”的概念擴展、強化與深化

先說一下,古人從“擇中建都”到“擇中建宮”的變化。

皇宮通常設置在古代都城的中央位置。北京城是中國古代都城文化的集大成者,是中國古代曆史的終結點,最後一個古代王朝的都城,北京的故宮就是設置在過去北京城的中央位置。這個傳統,它是逐漸形成的。

距現在3600年的鄭州商城與偃師商城,建於“天地之中”的“大嵩山”地區,考古人員發現偃師商城的王宮就在都城東西之中位置。因為都城是國家的政治中心,王宮是國家的政治中樞。到了北魏時期,皇宮就正式設在都城東西的中央位置了,它一直影響到明清北京城。

唐長安城的大明宮是個例外,它原來並不是皇宮,當初唐高祖李淵當太上皇了,他的兒子唐太宗李世民嫌他爸爸在皇宮里有點兒礙事,就說長安城東北角地勢高,那裡涼快,在那裡蓋一個別墅區讓他住在那裡。後來到了唐高宗的時候,他的皇后武則天又給他出主意,說你也到大明宮那個地方去,那裡的地勢高,對你的風濕治療有利。這其實是因為武則天想擺脫原來唐長安城宮城——太極宮“傳統”政治中心的羈絆。

到了北宋,都城選在現在的開封,這時達到從“擇中建都”到在都城“擇中建宮”,再於宮城“擇中建殿(大朝正殿)”,這時的都城、皇城、宮城、大朝正殿“擇中”而建達到最“全面”的時期。

所以我們說,都城“求中”這個原則,古人在幾千年里一直沒有變過,而且這個原則也在發展,從都城發展到皇城,從皇城發展到宮城,然後發展到了“大朝正殿”,越來越突出“中”的規劃理念。

比如我們現在參觀北京故宮,進了午門以後,為什麼對著的是太和門,太和門又對著太和殿,兩者中間為什麼空出那麼大的廣場?太和殿是古代君王辦公的地方,俗稱叫作金鑾殿,而在周代具備這個功能的建築,叫作路寢。到秦始皇的時候,更名叫作前殿,漢代也沿用了前殿的稱呼。到了曹操兒子當皇帝的時候,把前殿改名叫作太極殿。

北京明清故宮午門

在我看來,中國古代皇宮的金鑾殿有三個特點:居前、居中、居高。

前殿的名字,意思就是這個建築在皇宮的最前面,沒有別的建築擋住它。清代的北京太和殿也延續了這樣的規製,它的前面沒有建築,只有門:太和門、午門、端門、天安門、正陽門、永定門。這個前殿的特徵,是從秦始皇那個時候就傳下來的。秦始皇時代著名的阿房宮,史料說阿房宮以南山為闕,也就是說,它的前殿對著終南山,它和山之間是不可以有其他建築遮擋的。

至於居中,我們還是可以從故宮太和殿來看,它就是居中的,東邊有東宮,西邊是西宮。至於居高,當年北京城最高的建築,不算塔類建築,太和殿就是最高的。雖然還有一個跟它一樣高的,這就是太廟。但實際上,太廟的台基比太和殿要低,所以太和殿的絕對高度要比太廟高。王國時代宮城之中東西並列著宮殿與宗廟,二者“平起平坐”。但是隨著封建王朝的建立與發展,代表血緣政治的宗廟地位逐步下降,代表國家地緣政治的大朝正殿越來越往上走,大朝正殿就比宗廟建築高了,政治上也更重要了。

另外一個發展變化就是“一門三道”。《周禮·考工記》說國都九經九緯,就是城中的東西南北各九條路。門是一邊三座,一個門三個門道,因此形成都城之中的主幹路為“九經九緯”的說法,實際上是“三經三緯”,因為都城之中的主幹道每條道路是“一道三塗”結構,即一條道路分成左、中、右三股道而已。這正如我們現在城市道路是“一道二股”,即一條道路分為“上下”兩股道。

到目前為止,除了全國八大古都之外,所有發現的古代“地方”城市的城門,沒有一個城門是三個門道的。只有古代的都城,它的城門、宮門(宮城一般是正門),才是“一門三道”,中間留出來的那條路是幹什麼的?有人說中間這條路是走車的,實際上,中間這個門道什麼也不承擔,它不是一般人走的,它是國家的象徵,皇帝也不一定走。前些年,考古工作者在西安發掘漢長安城直城門遺址,那裡的遺蹟也是三個門道。這個城門保存得較好,兩邊的門道上都有車轍。中間的門道上卻沒有發現車轍,發掘者認為中門道與其他門道的地面明顯不同,其為抹泥地面,表面光滑平整,基本看不到使用痕跡,他們認為中門道屬於馳道,為皇帝專用而很少使用。它的存在,折射出以帝王為代表的國家的至高無上。

“一門三道”製度也不是一直固定的,它也是發展的。中國人對國家的認同理念越來越強化,這個強化表現在幾個方面,門道就是其中的一個方面。

從考古發現來說,“一門三道”這種規製,距現在約3700多年前就出現了,但那時候還沒有用在城門上。二裡頭遺址中考古發現的一號宮殿建築遺址,其宮殿院子的南門就是“一門三道”。距今約3600年前的偃師商城遺址中,宮城的宮殿和宗廟院子的南門也是“一門三道”。在楚國首都紀南城遺址的南城門與西城門之中各有一個城門,考古人員發掘之後發現也是“一門三道”,但是從都城城門規製整體上來看,這時還未形成製度。

到了漢代首都長安城,都城各城門的“一門三道”正式成為了規製,為以後曆代都城所沿襲。後來還出現了“一門五道”,這是從唐代開始的,都城城門由“一門三道”發展為“一門五道”,門道越多,說明國家觀念越強化。

講座現場

“中”與“左祖右社”和“中軸線”

我們現在參觀故宮,它的正門並不是天安門,而是午門。進了天安門之後還不算進皇宮,只算進了皇城。天安門的東邊是太廟,西邊是社稷。太廟叫祖,社稷叫社。這也就是“左祖右社”,這個左右是相對大朝正殿——太和殿而言的,它倆分別在太和殿的東南和西南。

既然“左祖右社”,那麼誰在中間呢?在中間的是代表國家最高權力機構的大朝正殿。

這個“中”原來是沒有的,考古發現中的早期王城的宮城之中東西並列有宗廟與宮殿,這時的宮城是“雙軸線”。到了秦始皇的時代,以國家為大,在這種理念之下,古人就把宗廟從都城的宮城之中遷到了外面,而把代表國家“政權”的宮殿保留在宮城之內,並置於宮城中央。

從“擇中建廟(宮廟)”到“擇中建殿(大朝正殿)”,這也是從“王國時代”到“帝國時代”不同社會形態變化的重要考古學標誌。古代都城“擇中建殿”相應出現的“左祖右社”佈局規製,反映的是國家政權由先秦時代血緣政治與地緣政治並重,到地緣政治為主、血緣政治為輔。

正因為中國古代有這樣的思想,國家的理念越來越強化。隨著封建王朝的發展,如果國家認同觀念不是越來越強化,“大一統”的中華民族國家就不可能實現“中華五千年文明”的“不斷裂”。中華民族發展的曆史見證了對國家認同的理念是逐漸強化的,這也體現在都城從“中”到“中軸線”的發展。

通過研究都城“中軸線”的出現和發展,我認為這體現了一種理念,也就是不同時代的中國古人把國家放在一個什麼樣的位置上。王國時代很可能是血緣政治與地緣政治的二元認識,比如二裡頭遺址的宮城之內分佈著東西並列的宗廟與宮殿建築遺址,它們可能分別對著宮城南部的兩個門,形成宮城之中的二元軸線。帝國時代的都城出現以大朝正殿為基點的“一元”的“中軸線”,形成規整的都城中軸線規製在北魏洛陽城,這一製度一直沿襲到明清北京城。其間隋唐長安城的都城中軸線達到中國古代都城中軸線的“極致”,隋唐長安城中軸線以宮城——太極宮之中的太極殿為“基點”,由此向南依次為宮城正門承天門、皇城正門朱雀門、都城正門明德門。明清北京城中軸線則以故宮太和殿為基點,由此向南依次為太和門、午門、天安門、正陽門、永定門。中軸線的出現,導致宗廟移出宮城,體現國家理念的強化。

複原重建後的隋唐洛陽宮城正門應天門

陵墓的都城之“中”

為什麼我們談都城,又要談陵墓的話題呢?在古人的認知中有兩個世界,一個是陰間,一個是陽間。2000多年前的《呂氏春秋》就提出“陵墓若都邑”。凡是建都的地方,都有帝王陵墓,就像安陽殷墟的西北崗商王陵、秦都鹹陽附近的秦王陵與秦始皇陵、西安地區的西漢十一陵、唐十八陵、河南鞏義宋陵、北京周口店的金陵、昌平的明十三陵、清東陵與清西陵等,這些陵墓同樣體現了古人的生前“居中”的思想,死後進入“陰間世界”也把居“中”的理念帶到那個世界。

陵墓中最早的“中”,我們是在安陽西北崗3000年前商代的王陵中發現的。我們發現墓是方形的,四邊各開了一條墓道。按道理來說,古人當時修墓的時候只需要挖一條墓道就足夠了,當初商朝人為什麼要挖四條墓道?我曾經仔細思考過這個問題。

從考古發現來看,在東漢以前,凡是國王、皇帝的墓葬,都是四條墓道的規製。比如秦始皇陵、漢武帝茂陵等等。我認為,四條墓道的設置,跟宮城四面開門是一個道理,從功能角度來說墓葬其實只用一條墓道,但是它需要四條墓道來表示,它是面向四方的。舉一個例子,《史記·秦始皇本紀》寫秦始皇陵是“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上述記載也就是把秦始皇陵當成國家縮影考慮。

其實在古人的概念中,都城也是一個微縮的國家。清代北京城有中南海、北海的設置,這種把湖泊稱之為“海”的做法,實際是從唐代沿襲而來的。唐太宗李世民的皇宮里就設有四海池,即“東西南北”四海。而這種設定實際上是從漢武帝那裡延續而來的,漢武帝到北地、山東、河北等地視察,回去以後就在皇宮里修了池子,叫太液池。“太者大也,液者水也”,“太”的意思就是比“大”還要“大”。

結果就是在考古發掘中,這一時期(從殷商到西漢)只要是帝王的陵墓,一般是四條墓道,也就是考古學家所說的“亜字形”墓。

在夏商周時期,宮城是不開四門的,到了秦漢時期,宮城開四門就成為一個製度。宮城四面開門,都城也是四面開門。到了戰國時期開始出現君王陵園,那時候的陵園並沒有四個門,到了秦漢的時候就變成了四個門。

在戰國時期,沒有哪個國家的君王修墓設置有四個門道的,只有秦始皇他們家這麼幹。原來我們以為是當了皇帝才能有四條墓道的規格,從目前考古發掘的資料來看,不僅是秦始皇有野心,其實秦始皇的祖先也挺有野心的。

我注意到秦國這種四條墓道的規製,只有在它把國都從鳳翔遷到了鹹陽以後才出現。當初為什麼要把國都從鳳翔遷鹹陽?因為鳳翔在西邊,鹹陽要靠東一些,把國都搬到這裏,就是想吞併六國更方便一些,這是一種生者的政治抱負。後來,既然活著的時候想當皇帝沒實現,那麼死後,秦始皇的先祖們仍舊按照皇帝的規製來設置陵墓。

後來到了東漢的皇帝陵墓,又變成了一條墓道的規製,我們稱之為“甲字形”墓葬。不過陵園仍舊保持四個門的設置。

武則天的乾陵陵園就是東西南北四個門,宋代皇帝的陵園也是四個門,依舊保持著跟古代都城一樣的設定,這意味著“陵園就是皇宮”象徵的認知。陵園前面設立的石人、石馬等石像生,象徵著上朝的朝禮,就像站在午門外頭。西漢十一陵、唐十八陵、鞏義宋陵、北京房山金陵、昌平明十三陵、清東陵與清西陵等帝王陵墓的“司馬道”或“神道”實際上就是死者生前都城的“中軸線”。

“中”的觀念的傳承

古代都城及宮城佈局形製所呈現的這種“中”的觀念,我們之所以稱它是“中華曆史文化基因”,就是因為在中華五千年曆史發展中,它被中華大地的各個民族所認同,考古發現與古代文獻記載均佐證了這一曆史:鮮卑人建立北魏王朝,徙都於“天地之中”洛陽,繼承漢長安城、漢魏洛陽城佈局形製,營建北魏洛陽城,使都城的“中和”觀念更為深化,開創了中國古代都城的“三城製”,完善了都城“中軸線”,弘揚了先秦、漢魏都城的宮門門闕形製,北魏洛陽城宮城閶闔門佈局形製對後代產生深遠影響。中古時代以後北方族群女真、蒙古等入主內地,先後建立了金、元、清王朝,他們定都北京,其都城形製承襲了幾千年形成的“中”的傳統。

在古人的概念中,既考慮以“中”為核心,又考慮到公平、公允的“和”,形成“中和”理念,把大家團結在一起。最後想達到的目的,就是古人所秉持的國家認同、國家的穩定和大一統觀念。

(本文演講資料及圖片,均由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院提供。全文原載於《光明日報》2019年8月17日第10版《光明講壇》欄目,澎湃新聞經授權發佈,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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