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衛榮︱今天我們依然是香格里拉的囚徒嗎②:內部的東方主義
2019年08月20日10:24

原標題:沈衛榮︱今天我們依然是香格里拉的囚徒嗎②:內部的東方主義

二十年前,洛佩茲說“我們都是香格里拉的囚徒”,可“我們”中的大多數卻對此大不以為然,他們不但至今依然癡迷於香格里拉的神話,而且還堅持要香格里拉化整個西藏。與過去的二三十年相比,今日西方的“西藏熱”看起來或已難以維持以往的那個熱度了,但西方主流 “西藏話語”的基調則依舊保持不變。不管是官方,還是民間,他們針對西藏和“西藏問題”的看法和做法都沒有特別明顯的改變,“香格里拉的囚徒們”依舊還大有人在。

詹姆斯·希爾頓著《失落的地平線》

於此,我且先不去妄自揣測西方世界之“香格里拉的囚徒們”的數量今天究竟是減少了還是增多了,但若從全球範圍來看,我敢說它一定是大大增加了,而其中新增加部分的大多數就出現在我們這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的中國。洛佩茲二十年前所說的“我們”肯定是不包括我們中國人的,甚至也不包括“住在西藏的西藏人”(Donald S. Lopez, “Author’s Respons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Vol. 69, No. 1 [Mar., 2001], pp. 203- 213.)。 在那時的西方人看來,正是中國人(漢人)破壞了世外桃源,所以,他們才會如此情緒激昂、奮不顧身地要去為實現“西藏的事業”而奮鬥。頗具諷刺的意義的是,不管是在《失落的地平線》中的那個香格里拉,還是在今天被實錘了的那個香格里拉中,中國人,特別是漢人,都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或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在《失落的地平線》中,我們沒有見到任何一位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的西藏人角色,卻另有兩位不是藏族的“中國人”於其中佔據了相當顯要的位置。其中一位是香格里拉的大管家“錢先生”,他代表香格里拉的神王——那位住在喇嘛廟之巔峰、深居簡出的“高喇嘛”(High Lama)——全權處理香格里拉日常的所有內外事務,他是保證香格里拉這個山間小國正常運行的一位最重要的“幹部”(las byed pa),他的文雅、幹練、細緻和世故都給讀者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另一位則是一位漂亮、迷人的“滿洲小姐”,雖然這位格格的實際年齡已接近百歲,但看起來卻還像是一位芳齡十八的少女,直令那位剛被劫持到香格里拉的年青英國外交官對她一見鍾情,二人很快墜入了愛河。這兩個人氣味相投,都無法忍受瀰漫於香格里拉上空的那股虛幻和精靈之氣,決意要回歸真實的人間文明,遂合謀逃離香格里拉。結果,當有人在香格里拉腳下的雪山穀底發現她的遺體時,竟不敢相信這世上怎麼會有如此衰老不堪的女人呢?原來這位漂亮的“滿洲小姐”把香格里拉拋得越遠,她的老年衰態就變得越明顯,最終被徹底打回了一位百歲老媼的原形。

《繪製[界定]香格里拉》

大致就在《香格里拉的囚徒們》一書出版至今的這二十年間,本來與香巴拉一樣遙不可及的天上人間——香格里拉,居然最終在雲南迪慶藏族自治州的中甸縣內被發現和認定。緊接著,圍繞著這個香格里拉神話,大張旗鼓地開始了一系列宣傳、界定、設計、建構、建設和聖化等工程,努力要使一個本來不在三界之內、五行之中的靈山仙界轉化成為一個可觸可摸、可觀可賞的人間桃源(關於雲南香格里拉的發現、界定和建構的較全面的研究,參見Emily T. Yeh and Chris Coggins, Mapping Shangrila: Contested Landscapes in Sino-Tibetan Borderlands,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4)。 想來或令人唏噓的是,今天努力在將這個西方殖民主義想像中的烏托邦轉化成為全球化背景下一個人人嚮往的人間仙境的主角,竟然全部都是我們這些包括漢人、藏人和其他民族同胞在內的中國人,原來我們中國人才真的是當代香格里拉的創造者和建設者。或問今天的我們為何對香格里拉如此的熱衷呢?莫非我們也全都是香格里拉的囚徒了?

修喜[金剛]佛圖

喜金剛佛雙身像

“想像西藏”是一個延續了多個世紀的國際性大工程,以東方主義式的視角認識“他者”絕不是西方人獨家的專利。在漢族曆史文化傳統中,西藏和藏傳佛教也是被長期想像的對象,同樣出現過對它們妖魔化和神話化兩種截然不同的傾向。自元朝以來,藏傳佛教常常遭受漢族士人的巫化和情色化,通過諸如“演揲兒法”和“秘密大喜樂禪定”等一系列匪夷所思的故事的廣泛傳播,被想像成為一種蠱惑人心的淫戲和房中術(沈衛榮:《從“大喜樂”和“演揲兒”中還原曆史》,《文彙報·文彙學人》,2015年8月28日)。西藏也長期被視為一個野蠻、荒蕪、愚昧和迷信的地方,所謂“地廣而險遠,民獷而好鬥”。與此同時,西藏喇嘛無所不能的神通和西藏地方各種變幻莫測的靈異傳說也在漢族文化傳統中留下了深遠的影響。總之,西藏是一個魔幻、神秘和充滿了靈性和魅力的地方。這樣的刻板印象於後世不斷被加深和戲劇化,1963年拍攝的電影《農奴》給觀眾於視覺上和精神上都造成了巨大的震撼,電影中所表達出來的殘忍的西藏農奴製度和虛偽的藏傳佛教信仰等都令人難以忘懷。1987年,作家馬建在《人民文學》上發表了一部“紀實體小說”——《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蕩蕩》,它以五個不倫內容的故事,重又刷新了人們對一個情色的、愚昧的和神秘的西藏和藏傳佛教的古老記憶(參見沈衛榮、汪利平:《背景書和書之背景:說漢文文獻中的西藏和藏傳佛教形象》,《九州學林》,香港城市大學,2009年11月)。

電影《農奴》,1963年。

大致說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正處在一個崇尚科學技術和現代化的時代,人們對西藏和藏傳佛教的看法基本上是負面的,普遍認為西藏是一個極端落後和不發達的地區,藏傳佛教是一種迷信,是麻醉老百姓的精神鴉片。與此同時,漢族知識分子在與藏族等邊疆少數民族的交往中,也明顯地表露出了那種被西方人類學家們稱為“內部的東方主義”(Internal Orientalism)的傾向(參見Luisa Schein, “Gender and Internal Orientalism in China,” Modern China, Vol. 23, No. 1, 1997, pp. 66-98)。他們從當時自己所處的社會和精神生活的現狀和需要出發,以去邊疆少數民族地區採風的方式,按照他們自己的想像和設計,去尋找和建構各少數民族特有的社會生活習俗和文化傳統。所以,他們筆下的少數民族總是能歌善舞、激情奔放的,不像我們漢族長期被頑固的封建思想和生活習俗束縛,他們的生活態度和方式也與我們截然不同,與我們禁錮和乏味的日常生活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上述馬建小說中對藏族同胞日常生活的充滿情色的描寫,即是這種“內部的東方主義”視角下的“西藏想像”。

到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中國全面進入了一個可與西方後現代社會媲美的“新時代”(New Age)。隨著全球化潮流的不斷推進,西方主流社會思潮、文學藝術、娛樂時尚、生活方式、話語表達等等,都很快地傳入和影響著中國。歐美肇始於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新時代”運動即自那時開始在中國重演和發展,歐美“新時代”社會的各種典型特徵和現象都可見於當下的中國社會,今天中國人日常的物質和精神生活,無不體現出西方新時代運動所留下的種種痕跡。與這種大趨勢相應,被人稱為“後現代精神超市”的香格里拉神話非常快速地傳入和影響了中國。最近一二十年來,國人的西藏和藏傳佛教形象隨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西藏不再是一個地處邊鄙的愚昧落後的地方,而是人人嚮往的最後一塊人間淨土;藏傳佛教不再是迷信或者騙人的把戲,而是能夠滿足新時代人一切精神追求的“宇宙宗教”。在此背景下,藏傳佛教被高度神話化,不管你追求的是精神的解脫,還是世俗的利益和加持,追隨喇嘛上師、信仰藏傳佛教都是一條善巧方便的捷徑。

顯然,如今國人對西藏和藏佛教的想像已經徹底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坊間曾有傳說稱今天北京朝陽區有十萬,甚至三十萬仁波切,這顯然是誇大其辭。但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確實有很多仁波切居住在北京,而且每個仁波切身邊都擁有大量的信徒和粉絲。或許我們不應該忘記的是,北京漢人信仰藏傳佛教的曆史相當悠久。早在明朝永樂年間(1403-1424),由於永樂皇帝本人信仰藏傳佛教,並首開容許喇嘛居京傳法之先例,當時長住在北京傳法的西番喇嘛竟有數千人之多,藏傳佛教的修習一度於北京城內相當流行,曾引起過言臣們的激烈批評。而眼下在北京民間居住的喇嘛或不止這個數目,他們於此所受信徒和追隨者的禮遇和追捧或也是前所未有的。當然,這樣的現象還絕不僅僅出現在北京,而可見於中國所有的大中型城市內。與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從北美開始的西方新時代人相比,目前國人對藏傳佛教的熱衷和癡迷已可謂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香格里拉和西藏的熱度在眼下的中國都已經遠遠超過了西方。

倉央嘉措

國人對藏傳佛教的熱衷是目前中國民間社會一個能見度很高的現象。不管對藏傳佛教的信仰到底有多深切,當代社會各界都有很多人與藏傳佛教結下了很深的緣分,其中不乏各行各業的明星大腕,也有很多成功的企業家、商人和高級白領等等。他們追隨一個或多個仁波切,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實踐和表現他們的藏傳佛教信仰。而更多的人,即使不算是仁波切們的入室弟子,但或多或少受到了這種氣氛的熏陶,同樣對藏傳佛教充滿了無限的嚮往和想像。例如,近十餘年來,本來命運多舛的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1683-1706)竟被國人捧成了空前絕後的情聖,他的情歌不斷被重新翻譯、解釋和篡改,已經徹底被演繹成容易讓世人迷醉的情感雞湯。目前市面上流行的六世達賴喇嘛情歌成千上萬,各種各樣的新譯、新版,一本接著一本地面世,其中大部分與出自六世達賴喇嘛之手的藏文原作相差何止十萬八千里,但世人照樣讀得如癡如醉,柔情滿懷。多年前,我曾寫文章呼籲要破除人們對六世達賴喇嘛和他的情歌的盲目崇拜,還它們的本來面目。我還曾發表文章專門解釋瑪吉阿米其實不過是一位被人捏造出來的倉央嘉措的情人,她並不是一位曆史上真正出現過的人物。但是,世人對瑪吉阿米的故事至今依然津津樂道,並大多信以為真(沈衛榮:《瑪吉阿米:一個被捏造出來的情人》,《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4年4月27日)。 “瑪吉阿米”變成了一個響噹噹的商業品牌,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值得指出的是,當下國人對西藏和藏傳佛教的熱衷不但其表現形式與西方新時代運動中的“西藏熱”有頗多的類似,而且他們對西藏的想像、認識和設計也與西方之東方主義視角下的西藏觀有了非常緊密的關聯。當代中國大眾傳媒對西藏的宣傳,特別是對藏傳佛教的宣傳,明顯受到了東方主義影響下的西方主流“西藏話語”的深刻影響,有些甚至是全部照搬了西方人慣常使用的那一套說法。換言之,西方近幾十年間盛行的這套“西藏話語”不知不覺間已經在中國被很普遍地內化了,它們似乎已經被轉化成為國人對西藏和藏傳佛教的共識了。一方面我們持續不斷地在用很激烈的言辭批判西方對西藏的種種想像和偏見,而另一方面我們卻深受其影響,自覺不自覺地把西方的這套“西藏話語”照搬了過來,變成了我們自己的西藏認知的重要內容。於此,我們不得不驚歎一種世界性“話語”的霸權力量是何等的強大!

電影《岡仁波齊》(2015)中英文海報

兩年前,一部由張揚導演的電影《岡仁波齊》曾經風行一時,亦引出了不小的議論。於哥倫比亞大學攻讀西藏曆史和文學的博士生、海外藏胞日噶(Riga)先生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對這部電影做了十分犀利的批判,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篇文章說:“在如今全球資本主義的形勢下,我們正面臨著圖像的氾濫。當我們傳播厚重圍裙背後虔誠的朝聖者們在雪地中勇往直前的圖像時,我們正在消費和再生產關於藏地和藏人特定的描繪。如今的西藏已然變成‘信念’‘信仰’‘純淨之地’的象徵,而這樣的描繪實際上是將主體從其自身日常的情景中移除,使他們變成了盛放外界觀眾和其所處的曆史時空中存在的焦慮、恐懼、慾望和想像的容器。”(日噶:《影像的表達和商品化:關於藏地題材電影的一些思考》,山美譯,微信公眾號“山美龍石”原創,2017年7月3日)而這樣的批評本來都應該是指向西方有關西藏和藏傳佛教的文藝作品的,它也正是洛佩茲《香格里拉的囚徒們》所要表達的主題。1997年,荷李活拍了兩部與西藏有關的電影,除了馬丁·斯科塞斯導演的《袞頓》(Kundun),另一部即《在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講的是納粹分子、奧地利登山運動員海因里希·哈勒(Heinrich Harrer, 1912-2006)二戰期間在西藏七年生活的故事。這兩部電影都是非常典型的東方主義影響下的西方文藝作品,其中的情節設計和語言表達凸顯出西方“西藏話語”的典型特徵。令人吃驚的是,眼下國內出版的有關西藏的影視或者文學作品,它們的語言表達和故事情節設計已經與西方同類的作品相差無幾了。而且,這與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出現的“內部的東方主義”現像已經有了本質的差別,因為它不再只是基於漢族社會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而對西藏和藏傳佛教所做的想像和設計,而更多的是將西方東方主義視野中的西藏和藏傳佛教觀念內在化了。

海因里希·哈勒

不可否認,國人眼下對於西藏和藏傳佛教的認識和宣傳,已經受到了誕生於西方的香格里拉神話的深刻影響。如前所述,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香格里拉”於雲南迪慶藏族自治州的中甸縣被發現和認定,2001年中甸縣被批準正式更名為香格里拉。雖然,這一系列舉措的動機或是為了旅遊宣傳和推動這個地區的經濟和商業發展,或可視為一種“賤賣傳統”(tradition for sale)的行為,哪怕這個傳統本來就是被想像和創造出來的,但於此事件背後隱含的政治上的不正確性卻是不應該被忽略的。而更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眼下國人對香格里拉的想像和嚮往並沒有僅僅停留在對雲南迪慶的這個香格里拉的設計和建設上,顯然我們還正在努力地香格里拉化整個西藏。在對整個西藏和藏區的未來發展藍圖的設計中,香格里拉的影子已經無處不在。人們似乎很希望將整個青藏高原建設成為一個國家級的自然保護區,此即是說,要把整個青藏高原建設成為香格里拉。由此可見,進入了“新時代”的中國人不知不覺間也已經成了香格里拉的囚徒了,雖然資格不如西方的囚徒們老,但顯然我們的人數更多,力量更大,足以從此徹底改變香格里拉囚徒們的民族成分和文化面貌。

關注我們Facebook專頁
    相關新聞
      更多瀏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