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卡夫卡的反面 | 迪倫馬特的古怪偵探小說
2019年08月18日12:30

原標題:探索卡夫卡的反面 | 迪倫馬特的古怪偵探小說

在1950至1958年間,迪倫馬特寫下了大量的偵探小說。這段時期,也是迪倫馬特喜劇創作的巔峰期。這些偵探小說可以視為迪倫馬特對自身思想的補充。傳統偵探小說的迷幻戲法和皈依現場都不會出現在迪倫馬特的筆下。它們又悶又冷,需要讀者耐著性子去啃讀。

撰文 | 新京報記者 宮子

01

老鼠民族與大象的幻想

試想一個這樣的場景:你走在大街上,看到一隻老鼠咬死了另外一隻老鼠。那麼,你看到的事件本質是什麼,是一場蓄意的謀殺,無差別殺人,恩怨的清算,還是某種維持大自然運行的天道法則?從現場來看,倒在地上的老鼠遺體不能給你提供任何線索,那就是一隻開膛破肚的死老鼠,和死於老鼠藥與地洞的其他屍體沒有區別。你看著那個活下來的,滿嘴同胞血肉的老鼠,明白自己口中那更高級的人類語言無法和老鼠們交流。於是你想,哦,算了吧,不過是兩隻老鼠的撕咬罷了。但你轉身離去的時候,發現周圍的暗巷角落到處都在上演這一幕。最恐怖的是,當你要逃離這個地方,經過大街上某個櫥窗的時候,你無意間看到了自己的倒影,發現自己的樣貌其實也是一隻老鼠,或者說,鼠人。

這是迪倫馬特偵探小說里的工作氛圍,以及那些自以為有能力捍衛司法與道德體系的小人物的處境。

“一隻老鼠,當它獨自待著時,它只會當自己是老鼠。一旦它知道自己身處百萬隻老鼠中間,就會覺得自己是隻貓,而身處億萬隻老鼠中間,它就會把自己當成大象。最危險的是五千萬隻老鼠民族(五千萬是一個數量級)。老鼠民族雖然都認為自己是貓,但它們更樂意當大象。這種過度的自大狂不僅對直接相關的老鼠們是危險的,而且對整個老鼠世界都是危險的”。《司法》中的施派特先生如此形容一位熱愛交響樂——最危險的音樂體裁的作家。這種自大的情緒會讓人聯想到二戰時期的德國與它的盟友們。迪倫馬特所在的瑞士雖然保持著特殊的中立國身份,但身處德語區的他必然對這個國家人民的情緒深有感觸,就像伯恩哈德毫不留情地把抨擊辱罵澆在奧地利人頭上一樣,迪倫馬特也以非類型化的偵探小說探索著卡夫卡的反面。卡夫卡筆下的人近乎絕望地毫無選擇。迪倫馬特則讓我們意識到,選擇有時能創造出更可怕的氛圍。

《迪倫馬特偵探小說集》,作者:(瑞士)迪倫馬特,譯者:韓瑞祥等,版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8年12月

人可以不帶價值判斷地閱讀小說,但人不太可能用不帶價值判斷的方式去閱讀曆史。今天我們在閱讀任何關於20世紀的曆史時,我們的姿態也就像是一個法官,閱讀不同知識分子寫的訴訟狀或辯護詞,查找隱藏在兩次世界大戰、納粹德國與極權社會中的線索,尋覓真兇,給出自己的判斷。這種審視是必要的。但我們有時會忽略掉證人、陪審團還有法庭上的聽眾,彷彿整場審判和評價一部電影的流程也差不多。

在迪倫馬特的一些偵探小說中,我們也會發現,在罪案現場,證人總是以各種方式缺席。例如在《司法》里,柯勒教授的犯罪過程再明顯不過了,他大搖大擺地走進餐廳,朝著被害者開槍,然後鑽進轎車離去。後來到了警察局,他也完全承認自己的罪行。看上去這根本構不成一個偵探小說,既沒有兇手身份的懸疑也沒有複雜的手法。然而在“正義秩序”的審判里,還是有兩處殘缺,一個是沒有找到凶器(的確是一把槍,但殺人的教授拒絕告訴警察那把槍去了哪裡),另外則是殺人動機,對此兇手也一詞不提。所以原本清楚的犯罪過程反而變成了一個謎:他為什麼殺人?是蓄謀已久還是一時衝動?在餐廳案發的當時,坐著幾十位證人,但他們對此也毫無幫助。身處曆史現場,他們目擊了發生的事情,但並不知道發生了什麼。

而證人缺席的另一種意味,則在小說《承諾——偵探小說的安魂曲》中表現出來。探長馬泰依接到報案,有個小女孩在村子中被殺害。他們只是根據現場調查,抓獲了一名嫌疑人。而在村民眼中,無需證明與審判,那個嫌疑人肯定是最終的犯人。“我們要的就是公道”,這便是他們的宣言。馬泰依在憤慨的人群前只能稍作誘導,他讓案發現場的當地村民來錄口供,並且表示如果證據證明小販就是嫌疑人,他就會把這個兇手交給當地村民處置。結果,在審判的過程中,所謂在場的證人卻記憶模糊,經過車輛的顏色、車型、路上有沒有其他人都記不清楚。

迪倫馬特的偵探們都是在這種不可能條件下展開自己的工作。他們不會找到自己的證人,哪怕是阿加莎小說中那種巧言令色、滿嘴謊言的證人也沒有,與其說那些在場的人別有用心,倒不如說他們是徹底的愚笨或罪行的細菌培養皿。在罪惡發生之前,他們對於環境的變化沒有絲毫感受,在罪惡發生之後,他們需要的也只是對某個特定兇手的懲罰。

“要是他們有警覺的話,悲劇就不會發生了。可是他們無憂無慮,因為他們壓根兒就沒料到還會發生這樣的犯罪”。迪倫馬特小說中的探長獨白,似乎正是對著德國、瑞士、奧地利、匈牙利這些國家喊出的。

迪倫馬特。

02

是否需要一個“超人”偵探

那麼,如果陪審罪惡的聽眾們本身是愚昧的,犯人在世界上消匿無蹤,伸張正義成為不太可能的一件事,我們又是否需要一個具有堅定意誌的探長,用尼采哲學中所謂的“超人意誌”,淩駕於庸人之上,用強硬手段建立新的道德秩序呢?對解決罪案來說,這貌似是唯一的方法。我們也在許多硬漢派小說中見過這種偵探,比如達希爾·哈米特的斯內德或錢德勒的馬洛。借鑒哲學家的說法,偵探小說的終極任務就是讓混亂的因果鏈回到現實秩序中。而在迪倫馬特的偵探小說里,我們能感到他對此的強烈質疑。迪倫馬特小說的偵探主角,幾乎都有這麼幾種特徵:衰老、臨近退休、本身便沒有強烈的生命力。似乎只有這樣,他們才能在涉足案件時維持自身的純潔性,而不是像齊澤克所描繪的硬漢偵探那樣,“越是干預這個世界,就越是以邪惡的方式捲入這個世界”。

“超人意誌”是可怕的。再次閱讀《承諾——偵探小說的安魂曲》,便更加能感受到迪倫馬特所設置的矛盾。馬泰依在別人的回憶中出現,他在那時候還是個年輕有野心的探長——主角中為數不多的例外。因此他尋找正義裁決的過程要比其他人更冒險,我們會質疑他究竟是在追捕真兇還是在犯罪。在故事里,因為那個殺害小女孩的兇手遲遲沒有被抓到,馬泰依便使用了“誘餌”,將另一個無辜的小女孩騙到了案發地點,重現上一個案件的情景,期待著兇手再次下手,然後馬泰依自己就能從後面跳出來,給予其最後裁決。他就這樣一天又一天地耐心等待著……

我們可以說馬泰依是在村莊和警察局中唯一的清醒人,尤其在別人都不相信還能找到真兇,查明真相的情況下,看慣了兇殺的醫生對馬泰依發出了勸誡——“你努力做的事是不可能實現的……因為這樣的人太多了,他們只是由於偶然的原因才沒有殺人”,但他還是像條鬥牛犬一樣死死咬住自己的信念。我們也可以說,他是個給法庭看守大門的冷血動物。被他收留的母女二人誤以為馬泰依是真心照顧自己(他也是這麼承諾的),而最後卻發現不過是馬泰依破案的釣餌的時候,他毀掉了兩個善良人的心靈,讓她們不再相信世界。

所以,迪倫馬特才會給這部小說加上了那個副標題——“偵探小說的安魂曲”。這倒是他想用戲劇性的表現去真正摧毀的東西。我們真的需要這樣的偵探嗎?我們真的有能力去審判曾經發生過的罪惡並伸張正義嗎?在荒誕的背後,迪倫馬特小說給出的看法是悲觀的。偵探們倒是往往被黑暗的漩渦反噬進去。在他的第一部偵探作品《法官與他的劊子手》里,偵探和嫌疑人互相把對方推向絕望的境地。在與二戰集中營有關的《嫌疑》中,那個暮年偵探的失敗就更加明顯。他無力對眼前那個曾在集中營進行活體手術的醫生進行審判,在談話中他意識到這真正的兇手不是一個單獨的人,“凡是在德國曾經發生的,只要一出現某些條件,便在任何國家都會發生……沒有一個人,也沒有一個民族會是例外”。接著,他只能躺在病床上閉上雙眼,讓這個醫生消失在和平寧靜、沒有戰犯的瑞士。

《法官和他的劊子手》,作者: (瑞士)弗·迪倫馬特 ,譯者: 張佩芬,版本: 群眾出版社 2012年8月

迪倫馬特在偵探小說里是期待著我們能夠去審判一些東西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那種能憑藉著一個人的意誌來支配並改變世界的“超人”慾望,這也包括偵探們自己。這種意誌模糊了善與惡的界限。探長無力抓捕《嫌疑》中的納粹醫生,正是因為在納粹醫生的自白中,他將自己描述成了一個給猶太人帶去最後希望的救世主——若是留在集中營內做勞役,等待他們的就只有死亡,若是自願參與活體手術,他們還有一絲生還的機會。“當我置身於令人軟弱的任何人類法規之外時,我便會獲得自由,我變成了某個瞬間……從我的手術刀下的顫抖不已、軟弱無力的白色皮肉上,映襯出的只有我的勝利與我的自由,除此之外別無他物”。

在這種意誌的映襯下,那衰老的探長和司法的空架子一樣,成為令人懷疑的對象。這個世界的道德依靠罪與罰的邏輯來維持,但在迪倫馬特的偵探小說中我們會發現二者之間的錯位對應,“罰”降臨在個人身上,而“罪”散落在周圍的集體當中,探長,施虐者,甚至被害者與死者都成了它的一部分。若是以戲劇形式表現出來的話,它就是荒誕的:例如,被害者發現是自己殺掉了自己;兇手發現自己是個崇高的劊子手,等等。若深入其思想,我們便能從荒誕中理解到迪倫馬特對社會的絕望。

作者 | 宮子

編輯 | 餘雅琴

校對 | 趙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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