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物互聯 數據驅動 平台壟斷 矽谷巨頭如何主宰城市?
2019年08月17日13:41

原標題:萬物互聯 數據驅動 平台壟斷 矽谷巨頭如何主宰城市? 來源:澎湃新聞

矽谷是美國舊金山市和聖何塞市之間一塊約80公里長、16公里寬的狹長地帶上密集分佈的城市群。這裏是世界科技經濟的中心,NASA基地和斯坦福大學也坐落於此。

“星際殖民”“工業4.0”“物聯網”“人工智能”,人們很容易聯想到科幻電影,認為這裏是一個由機器和算法控製,與人類現實生活同時存在的平行世界。但事實上,無論選擇哪種App出行,車輛仍然行駛在公路上,網上訂購的商品還是在工廠中生產,在全世界的物流倉庫之間流轉,數字化趨勢帶來革命性的創新和巨大的生活便利同時,也意味著實實在在城市空間結構的改變,這些改變並不總是盡如人意,例如士紳化,住房危機,階層驅離,交通擁堵,地方文化身份的喪失等等。

數字技術和互聯網模式,作為一種巨大的變革力量,淩駕於城市之上,矽谷的發展模式在遭遇越來越多的批評。2018年3月,《紐約時報》發表了文章《矽谷已死》(Silicon Valeey is over, says silicon valley),報導了一批矽谷投資人受邀考察了包括正在複蘇的底特律在內的幾座鏽帶城市,矽谷已然不再是唯一可以創立優秀公司的地方;大型科技公司正在離開,Google、臉書等科技巨頭在科羅拉多州的波德和波士頓設立辦公室;亞馬遜第二總部考慮選址在維珍尼亞州北部的水晶城;記者Timothy Egan提出“灣區惡托幫”(Dystopia by the Bay),認為Battery私人俱樂部中的巨頭已將舊金山變成一座單一維度的城市,僅為城中百分之一的人群服務;矽谷地區房屋價格已經使得普通的中產階級不堪重負,很多人甚至無家可歸,這裏的收入不均衡問題是全美最突出的,交通和物流運輸也是一團糟;舊金山的原居民開始對科技產業從業者抱有敵視態度,Google班車成為被攻擊的對象,而過於同質化的精英群體也令矽谷失去了創新的活力。

在這些批評的背後,並非單純的保守主義和對科技的恐懼,相反,這裏提出的問題相當嚴肅:我們應以何種標準考量科技產業的成功?技術型創業者和科技公司在享有政策扶持稅收福利的同時,為城市帶來了什麼?在其創造了大量億萬富翁的同時,是否維護了社會的民主和公正?提升了城市空間的品質?科技手段有能力重塑城市嗎?

城鄉接合部既視感的科技園區烏托邦

第一次來到矽谷的人,會對這裏平庸無奇的城市面貌感到失望,世界上從沒有一座權力和文明的中心如同矽谷這般隱匿無形。無邊無際的城市蔓延:棋盤網格式街道,低密度、非連續性的聯排房屋,高速公路,超大型購物中心以及存在感極低的城市中心。帕洛阿爾托,門羅帕克,山景城或者庫帕提諾這些不起眼的城市里坐落著蘋果、臉書或Google的全球總部,AMD、思科、英特爾、惠普等享譽世界硬件巨頭也遍佈於此。然而,這裏沒有宣示財富威嚴的摩天大樓,沒有令人驚歎的前衛地標,沒有氣勢宏偉的道路軸線、紀念碑,幾乎沒有任何建築物可以反映出這裏蓬勃發展的經濟、技術和政治實力。

矽谷地區的城市密度極低,互聯網巨頭的總部幾乎都是以園區(Campus)的方式聚集在這裏,無論是辦公室還是生產廠房,研發部門全部都是以聚落式分散、內部開放、建築與景觀相結合的園區形式規劃,園區(Campus)在這裏是一個重要的概念,因為這可以營造出一種斯坦佛大學校園般的田園牧歌氛圍。

被人們津津樂道具有傳奇色彩的矽谷車庫文化早已成為過去。如今,一個科技巨頭園區的標準配置是,24小時開放的餐廳,提供全世界不同國家的美食,健身房、瑜伽教室,遊戲室,理髮館,洗衣房,牙醫診所,蛋糕房,冰淇淋店,這些設施對員工完全免費,員工可以在工作時間內享受這一切。Google所在的山景城園區內,彩色公共自行車隨處可見,可以隨意停放,備有充足充電樁的電動汽車,供員工們在園區中穿梭;聖胡塞的三星總部內,設有12個提供不同風味美食的餐廳,每兩層辦公空間之間都設有貫通式的屋面花園,員工可以在WLAN全面覆蓋的庭院中工作、健身;蘋果在庫帕提諾新建的巨大環型總部,為60公頃公園所環繞,其中9000平米的健身水療中心打破了矽谷的記錄。

虛擬世界的萬物互聯與現實空間的光榮孤立

社區和公共(community & commons),是矽谷企業中被提及最多、極受推崇的理念。而諷刺之處在於,這裏所謂的公共和社區是一種向內開放、向外封閉的企業閉門社區(corporate community),每個公司總部都如同一座獨立的王國或城市。在矽谷本不具都市性的城市空間里,形成無數自成體系的平行空間。園區內辦公空間開放自由,社區功能完整,休閑娛樂一應俱全,免費的有機食品品類豐富,處處體現著企業獨有的文化品味,帶來家庭般的歸屬感。矽谷文化的一大特點就是工作和生活界限模糊不清,工作即是休閑,工作即是身份認同,因此長期以來以工作時間長而著稱,企業通過對工作環境的營造不斷強化這點,996或007不再被視為一種企業對員工的剝削,而是個人為了實現崇高目標而付出的勞動熱忱。這樣的目標,吸引著年輕人從世界各地湧入矽谷,接受“奮鬥宗教”的洗禮。

企業的光榮孤立,在矽谷既是一種信仰,也是一種策略。這種孤立,讓技術企業顯得更民主,更具有先知先驗“改變世界”的理想主義氣質。而這種孤立造成的一個直接的結果,就是企業園區內的繁榮與其外城市的冷清形成對比。科技企業辦公室抬升所在區域地價和房租水平,同時,由於提供從免費餐飲到洗衣、理髮等等福利,令其所在區域的商業功能全面萎縮。由於矽谷居民的公共交流多發生在辦公園區之內,也直接導致城市公共區域的消解。舊金山非贏利城市研究機構SPUR研究人員表示:科技產業的辦公園區會對現有城市結構產生破壞影響。一個研究項目跟蹤分析了2011年至2013年之間Google班車停泊點步行範圍內居住空間在同一時段內由於租金上漲,69%的原有居民解除了租約搬離該區域。城市人口結構日趨單一化,都市生活的多元活力被削弱。

將這種孤立表現到極致的,是蘋果在庫帕提諾即將建成的新總部大樓。2009年,喬布斯委託英國著名建築師諾曼·福斯特為其設計,如今項目已經基本落成。這座巨大無比的閉合環形建築令人聯想到中世紀的城防堡壘或宇宙空間站,其直徑達到460米,可為12000人提供工作位置。為了實現建築與周邊環境的隔絕,建築師環繞大樓四周築起了土丘地障,將建築隱藏於其後,暴露於公共視線內的一部分建築局部,也因弧形玻璃幕牆的反光達到消隱於環境中的目的。環形的中心為一座公園,是所有內環辦公空間視野的中心。一棟建築同時具備了全景監獄般反烏托邦意味和末世樂園的烏托邦氣質,這也是矽谷敘事的一個絕妙隱喻。

城市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公共領域的“優步化”

記者MATT OBRIEN在文章中指出,“2018年也許是科技反烏托邦趨勢越發清晰的一年,從臉書信息泄露干擾選舉開始,智能手機成癮,YouTube算法將年輕人引向極端主義、基因編輯技術等等問題,矽谷試圖連接一切的理念逐漸暴露出其陰暗的一面。”矽谷過去良善、不作惡、開放的形象不再,公眾越來越意識到技術存在問責危機。

矽谷最弔詭之處就在於,它具有西海岸特有的嬉皮士公社精神和NASA政治背景的雙重基因。一方面是混雜了控製論、自由市場經濟和反主流文化的“加州意識形態”,以及由其衍生出的帶有無政府主義色彩的信息自由信仰,認為可以通過純粹技術手段實現烏托邦的賽博文化;另一方面卻是國家大規模的政策傾斜和政治干預,西海岸高科技工業群一直享受著美國曆史上最豐厚的撥款。“所有這些公共資金都對矽谷和其他高科技產業的後續發展產生了極為正面的影響,儘管這些都從未被承認。”(The Californian Ideology,Richard Barbrook和Andy Cameron)

這樣的背景催生了今天矽谷的科技寡頭。2018年,臉書(Facebook)、蘋果(Apple)、亞馬遜(Amazon)、Netflix和Google母公司Alphabet五大科技巨頭市值合計超過3萬億美元,超過標普500總市值的10%。

FAANG以及矽谷當下最具活力的初創公司Uber和Airbnb都具有一個特殊的身份——平台企業,其背後是近十年來最大的商業模式創新。平台聯繫兩個及以兩個以上群體,作為一種基礎設施協助用戶進行數據交換。臉書和Google鏈接廣告商、開發者、企業和日常用戶;優步連接駕駛員和司機;亞馬遜將買家和賣家連接在一起。這種極為強大、以數據為中心的“平台範式”,正在全世界迅速的擴張,對經濟進行重組,一種可以被稱為“平台都市主義”的新型城市生活形態應運而生。

城市中幾乎所有服務行業,都在經曆著“平台化”,或被稱為“優步化”(Uberisation),工作和服務被轉化為分散的任務,隨需應變。灣區的公共交通體系落後,同時又是長距離通勤百分比最高的地區,為優步和Lyft這樣出行平台提供了巨大的市場機遇。今天,灣區某些城市甚至開始秘密縮減公共交通預算,因為協作出行平台構成的多式聯運交通模式表面看來已經對公共交通系統進實現了補充。Airbnb短租平台最初創立方便了市民共享自家的閑置空間給遊客,平台發展至今已在全球19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10萬個城市房源數量超過600萬,是世界最大酒店集團萬豪集團客房總數的4.5倍,幾乎顛覆了整個酒店行業。由於Airbnb房主更傾向於從短期租賃中獲利,原本出租給市民的房屋被從市場上撤下,從而加劇了住房市場緊張。家政管家平台“Hello Alfred”是勞動力眾包模式的代表,“Alfred”管家每週會在指定的時間上門,提供房間打掃、澆花、超市採購、送洗衣服、收寄包裹和打理寵物等服務。然而,管家們基本上無法承擔其服務街區的生活成本。平台範式產生的零工經濟(gig economy),看起來勞動者可以自由安排自己的時間,但是從事零工經濟的大多是中下層勞動者,每天只能等待並且競爭企業平台所派發的任務,不可能掌握自己的時間,有時工作時間還要遠超8小時。更因為他們不受僱於企業,無法享受醫療保險和失業保險等福利。有評論者認為,零工經濟是一種數字時代的新型剝削形式。

在全球視角下,平台逐漸變成一種製度化模型,平台的權力和影響力甚至超過政府和公共機構,成為城市真正的主宰力量。他們具有文化影響力,主導政治話語,主宰了我們的生活方式,還在迅速改造著醫療健康、教育、基礎建設、能源、太空旅行和物流系統。而這種權利和壟斷僅僅來自對信息的採集、分析、儲存和交換。“平台”策略著眼於人們的行為,也就是如何吸引更多人,如何將所有人納入平台生態,最大限度發揮網絡效應。平台用戶越多,人們在平台上逗留的時間越久,平台就對用戶越重要,越能滲透進用戶的生活,從而提取更多數據。而對數據的控製提高了市場進入壁壘,形成贏者通吃的壟斷局面。

而平台並非中立,權力掌握在設計平台,管理和壟斷數據的企業手中,平台上的每一次互動都成為一個被捕捉的數據節點,平台成為一個數據的“鑽井”。而用於吸引或挽留用戶的評分以及推薦機製,所謂的大數據,雲計算背後往往是人工操縱的算法黑箱。

巨頭主導新城規劃

今天的矽谷科技巨頭為了贏得數據市場上的軍備競賽,不斷擴張自己的商業版圖。亞馬遜除了電商業務外還是企業級雲服務的供應商,同時積極佈局金融服務和金融科技領域;Google除了是一家搜索引擎公司,也在不斷轉向智能家居和無人駕駛領域。而城市作為信息交互彙聚的場所,成為科技巨頭們競逐的商業戰場,巨頭主導新城規劃成為一種潮流。

Google母公司Alphabet旗下的Sidewalk Labs,正在多倫多港口區域規劃一座325公頃的新城區,第一期項目將耗資5000萬美元對Quayside(碼頭區)進行改造,計劃核心是覆蓋整個基礎設施的數字網絡,用以打造終極智慧城市環境;矽谷山景城的知名科技孵化器Y Combinator在2016年7月提出了一項城市研究項目,計劃建造全新的城市;比爾·蓋茨投資公司的子公司Cascade Investment LLC在亞利桑那州購買土地,建造智慧城市;堪薩斯城也在與思科、Sprint合作打造智慧城市走廊。

然而,在全球範圍內觀察,智慧城市運動的效果一直不盡如人意,所謂的智慧城市只是智慧項目的個例。部分原因就是傳統的城市環境過於複雜,很難展開手腳,而那些從零開始打造的智慧新城——例如韓國的鬆島——更加難以成功運行,因為人們不願意搬去那裡生活。更多時候我們遇到的問題是如何修復現有的城市,而不是去尋找或創造一座新的城市。

知名的城市規劃專家和科技思想者亞當·格林菲爾德(Adam Greenfield)在他的《反對智慧城市》(Against the smart city)中指出,“智慧城市理唸作為一種完整意義上的當代形式,不是源自在城市規劃理論和實踐上做出過貢獻的任何黨派、團體或個人,而是起源於那些科技巨頭。”

被過度包裝營銷的“智慧城市”概念之所以大行其道,背後是在我們時代的精英中盛行、幾乎統治了現代經濟學大半江山的“技術官僚主義”和“功利主義”,以科學和理性的名義,把問題簡化成概率和統計,簡化成技術問題,將城市空間視為推動經濟發展,攫取利益的工具,這在大數據時代愈演愈烈。在“技術官僚主義”者眼中,幾乎沒有什麼比大數據更瞭解人們和城市的了,哪怕“大數據”樣本數量和精確度經常小得可憐。平台將城市的基礎設施和服務商品化、市場化,所要做的只是以最有效的方法、最小的花費達到最大的效果。然而,市場並不等於社會,市場只需要將一切用金錢來計算,社會還有其他的目標。

在矽谷,我們感受到了技術帶來的巨大的革新力量,也感受到技術與傳統人文價值之間的衝突。這裏發生的一切深遠地影響著世界上數不清的城市和地區,因此更加值得深思。

關注我們Facebook專頁
    相關新聞
      更多瀏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