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詭筆記|譚嗣同曾預言照相機能拍“鬼影”
2019年08月17日16:00

原標題:敘詭筆記|譚嗣同曾預言照相機能拍“鬼影”

鴉片戰爭後,列強侵華愈深而國門漸開,雖然各種為害日甚一日,客觀上卻也促進了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引入中國。對此等情狀,固然有保守勢力叫囂“豈知中國三千年以來,帝王代嬗,治亂循環,惟以德服人者始能混一區宇,奠安黎庶。表正萬邦者,要不在區區器械機巧之末也”(語出方浚頤《二知軒文存》),但槍炮勝於刀矛終歸是鐵的事實,因而最終國人還是對各種“洋人造的稀罕物”從排斥到接觸直至接納。這一過程,細察中國人的心態,往往能感受到別樣的複雜、忐忑和矛盾,比如攝影術,就是很好的一例。

一、攝影師成了“催命鬼”

1839年法國人路易·達蓋爾發明攝影術以後,很快風靡世界。恰好此時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簽訂後,大批外國商人、傳教士從通商口岸湧入中國內地,打通了攝影術的傳播渠道——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對攝影術的引進和發展,乃是與全世界同步的。

攝影術在中國最早的應用,乃是清政府的外交活動中。1943年兩廣總督耆英會見英國人璞鼎查時,璞鼎查贈送給他一張自己及家人的照片。耆英認為這可能是一種外交禮節,便請以法國海關總檢察官身份來華的埃及爾用銀版照相機為自己拍照,並在次年到澳門同法國使臣拉萼尼談判時,將四張個人小照贈送給對方。大約同一時期,學者福格在筆記《聽雨叢談》中留下了中國較早的關於攝影術的文字記錄:“海國有用照相,塗以藥水,鋪紙揭印,毛髮畢具,宛如奇人。其法甚妙,其製甚奇。”

《聽雨叢談》

19世紀50年代後期,外國人開始在中國一些大城市開設照相館,兼以銷售攝影耗材和照片。如法國人李閣朗在上海開設第一家照相館,專門給當地人拍攝肖像照片,名揚一時,事事要領風氣之先的廣東人對不需繪畫就能出現人的容貌的攝影術更是感到驚奇不已,爭相觀看和嚐試。宦遊粵東的廣西桂林人倪鴻曾寫過一首《觀西人以鏡取影歌》描述道:“竿頭日影卓午初,一片先用玻璃鋪,塗以藥水鏡面敷,納以木匣藏機樞,更複六尺巾冪疏,一孔碗大頻覘覦,時辰表轉剛須臾,幻出人全軀神傳。”

很快,聰明的中國人就發現,洋人不僅僅用照相機拍攝人和景,還用於軍事目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後,郝福森撰《津門聞見錄》有云:“英匪入天津時,誌頗不小,心亦過細。凡河面之寬窄,城堞之高低,所有要緊地方,無不寫畫而去。尤可異者,手執玻璃一塊,上抹鉛墨,欲象何處,用玻璃照之完時鉛墨用水刷去,居然一幅畫圖也。如望海樓、海光寺、玉皇閣,皆用玻璃照去。”這更加快了那些誌在報國的開明人士努力學習攝影技術的步伐。

但也就在這時,一些可怖的謠言開始不脛而走了:洋人的照相機其實是一種“攝魂器”,可以把人的魂魄奪走,封印在那麼薄薄一張紙片上,而被攝走魂魄的人或者死去,或者聽命於洋人的驅使為非作歹……可以想見,這些謠言出自那些持排外論者的臆想,再借助愚昧無知的民眾加以傳播,“效果”自然是“極好的”。在拍照時曾經遭遇圍攻的英國攝影師約翰·湯姆遜回憶:“那些有知識有地位的中國人向人群散佈謠言,說照片會‘攝’走人的精氣神。人在拍照後就會命喪黃泉……作為一名攝影師,我扮演的角色有些像‘催命鬼’。”

隨著時間推移,當人們發現拍照並不會要人命的時候,那些荒唐無稽的謠言也就不攻自破了。不過,由於攝影術早期發展不夠成熟時導致的照片模糊、虛影,加之國人普遍對攝影術的原理不夠瞭解,導致另一種說法很快甚囂塵上,那就是照相機不經意間常常能拍到“鬼影”。

二、轟動長沙的“鬼影照”

狄葆賢,字楚青,清末民初著名學者。他年輕時曾經到北京來遊學,結識了梁啟超和譚嗣同等人,與他們保持著非常好的關係。隨後的戊戌變法中,他積極參與,變法失敗後他東走日本,1900年回國參加了維新人士唐才常組織的自立軍大起義,擔任軍火採購工作,“惜內部事機不密,功敗垂成”。之後他再次逃往日本,以“平等閣主”的筆名在報紙上發表文章,回憶往事故友,後來結集成《平等閣筆記》於1914年出版,其中談到了一樁譚嗣同與攝影術之間的趣事。

“丁酉(1897年)春間,譚壯飛君過滬”,狄葆賢那時恰在上海,熱情地接待了好友。譚嗣同與他閑聊時說,長沙的一家照相館,“一日為一人攝照,忽人側多現一影,其影較人短而怪,蓋鬼影,偶不及避,為鏡光所攝得也”。這件事在長沙引起不小的轟動,人們議論紛紛,譚嗣同別有見解,“謂能攝一鬼之影,則凡鬼必皆可攝,日後必有人能製鏡,專為攝鬼之用者”。

狄葆賢和在座的朋友們聽了譚嗣同的話,並沒有當回事,誰知十年之後,狄葆賢在報紙上看到,“(歐洲)某博士創製一新法——照相鏡,能攝鬼之影以驗其形狀”,不禁懷念起好友的預言來,“其時人頗疑其言,不意僅隔十年,此言竟驗,今壯飛已宿草,惜不複見……”

事實上,歐洲當時確實颳起了一股“通靈風”,個別騙子用重曝或剪紙黏貼的手法拍攝出了“鬼魂照”、“精靈照”,就連著名偵探小說作家柯南·道爾都上過當,替他們鼓吹,這也就難怪思友情切的狄葆賢會輕信其言了。

《平等閣筆記》

《平等閣筆記》中還記錄過狄葆賢的好友宣子野聽聞的一樁怪事。光緒二十三年秋間,高郵馬棚驛有個名叫陸家莊的地方,有個農夫嗜賭,但經常賭輸,挨老婆的罵。這一天他又在賭場賠了個精光,他知道自家床頭還藏有銀兩,不敢返家去拿,就讓表弟找個別的理由去代取。表弟來到他家,恰是夜晚,不知道表嫂睡下否,便隔窗一窺,“見農人婦正坐燈下紡紗,身後則立一衣冠人”,表弟以為那人是表嫂的姘頭,正不知如何是好,卻見表嫂專心紡紗,似乎對身邊那人毫無察覺。詫異間,見那衣冠人手持一短杖,杖末微曲,“以曲端勾所紡紗,紗輒斷,婦複連綴之,連斷至五次”。表嫂歎息而起,飲泣良久,解下衣袋掛在房樑上便要伸首投繯。表弟一看也顧不得什麼禮數了,大吼一聲衝進屋裡,表嫂驚倒在地。聽聞喧鬧,附近的鄰居們紛紛趕來相助,也都能看到那衣冠人的形象:“僵立如木偶,冠纓帽,衣馬褂並有馬蹄袖,胸前掛一方袋,面有微鬚。”膽子大的後生上前推之,“空如煙霧,手過後一仍其舊,無絲毫損壞之跡”。大家都知道這是個來表嫂家“討替代”的鬼,多虧表弟及時喝止,不然只恐這家人要辦喪事了。四五天后,那鬼還在,只是影像淺了一些。宣子野聽說此事後,“乃設法往遠處借得照相鏡具,馳至其地”,本想拍到一段鬼影,誰知這時距事發已經二十餘天,“但見有黑影一段,矗立屋中央,如一人形狀而已,遂無從攝影”。

本來就是荒誕不經的故事,狄葆賢偏偏還要給出“科學”的註解:“此鬼於聚精會神之際,忽遇人聲之震嚇,其幻形乃僵,其幻色乃凝結而不能驟散”。這解釋雖然可笑,但從另一個角度說明,在西風東漸的時代背景下,清末的人們對鬼神之事,不再是“存而不論”,而是力圖給出合理的答案,也算是曆史的進步。

三、照片上驚現“蓬頭鬼”

1892年,遼寧法庫人任景豐在北京開設了第一家照相館——“豐泰”,標誌著照相業進入了中國的封建統治中心,得到了“官方”的正式認可。從此,中國的照相業開始興旺發展,一張張照片“飛入尋常百姓家”,對國人在家居生活和思想意識上加快現代化進程,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只是“照片鬼影”的說法依舊存在,宛若啟蒙後時隱時現的混沌一般。

中國第一部電影《定軍山》就是由豐泰照相館拍攝的

僅僅在郭則沄著《洞靈小誌》一書中,就有兩則相關的故事。一則說有個姓許的官員在甘隴官廨與眾僚友會飲,之後拍照留念,拿到照片一看,“見照片山石外板橋間,一女子影佇立,若遙窺者”。大家都很驚訝,官廨內從來沒有這個女人。一個武弁看到了,忽然失聲喊道:“她怎麼來了?”大家訝而問之,武弁說是自己的亡妻,生前跟自己的妹妹不合,妹妹便攛掇母親虐待嫂子,母親跑到自己跟前來告兒媳婦的狀,武弁一怒之下,不問青紅皂白,一槍把媳婦打死了,然後才知道一切都是妹妹在背後搞鬼,卻已追悔莫及,“不圖其追隨至此”。

《洞靈小誌》

另一則寫有京城有個“以刀筆殺人”的律師,攜一家老小到廊房二巷的照相館拍全家福。等到日子去取照片了,照相館道歉,說是沒有拍好,照片有汙損,得重新拍攝一次。律師沒辦法,只好帶著全家老小又去照了一次,誰知再去取時,又說沒拍好,給不了照片,得重拍。律師大怒,帶著一群人去“砸館子”。照相館老闆實在沒辦法,告訴律師說:“第一次拍照時,我們洗出照片一看,見你身後站著一個蓬頭垢面的厲鬼,正扼著你的喉嚨,所以才讓你重拍,誰知照片出來還是老樣子。”說完就把兩次拍的照片拿來給律師看,果然如此!律師當場昏厥,醒後才悟出大概是被自己害得蒙冤難雪的鬼魂來算賬了。

兩則筆記,歸根結底,講的都是冤死的鬼魂心有不甘……這一點與曆史上所有因冤成鬼的故事,並沒有什麼本質上的不同。當然,進步也是有的,至少在“表現形式”上,鬼魂由平面的文字變成了更具觀感的圖像,或許在“教化人心”上更有震懾作用——當然,所有這些“照片鬼影”也終究不過是穿鑿附會或臆想杜撰罷了,可怖儘管可怖,卻無礙照相館的生意,不妨攝影術的傳播,畢竟對於國人來說,由攝自家魂魄到伸他人冤屈,接受起來要容易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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