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信用懲戒泛化是一種權力失序行為
2019年08月16日21:22

  原標題:南財快評:信用懲戒泛化是一種權力失序行為

  8月16日,國家發改委新聞發言人孟瑋回應“信用機製可能會被濫用”的問題時表示,要防止失信“黑名單”認定和實施失信懲戒措施的泛化和擴大化。針對個別地方將不適用於失信懲戒機製的行為納入個人信用記錄的行為,孟瑋強調了,推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要始終堅持依法依規以及合理適度。可以說,發改委發言人的這一番表態一定程度上是對我國過去幾年間在信用體製發展過程中的“跑偏”之處進行“撥亂反正”。

  近幾年來,我國的“社會信用”製度發展可以說是一日千里,但是這個過程中不乏非議與反思的聲音,背後的原因就在於“信用”一詞的內涵被人為地、有目的性地無限擴大了。以一般學理的含義來說,信用實質上是在信息不對稱的前提下,市場主體基於各種交易行為而形成的聲譽資源。所以,簡單來說,信用機製的建立與完善是降低商業活動中各項交易成本,促進市場活躍度的必要舉措。

  然而,非常遺憾的是,過去幾年間,我國一些地方開展的社會信用體製建設(包括立法活動、行政執法活動和輿論宣傳與引導)已經很大程度上偏離了為市場交易服務這一原始目標,而異化成了便利行政監管部門行使市場監管權力的一種“有效”的管製社會的手段,以至於我們會看到在不少地方,所謂的“失信”行為的定義被人為地扭曲了,不再是對市場主體履約和守信情況的一種有效評價機製,而是讓“失信懲戒措施”演化成為了受到各個政府部門歡迎並津津樂道的“影子行政處罰措施”,甚至出現了動輒有這種說辭,若出現違規行為則將被記入“黑名單”,影響今後申請貸款、報考公職、子女入學等等。

  從效果上來看,似乎這種套路的“社會信用體製建設”也在客觀上能夠一定提升相關公共部門的執法效能,尤其是在解決法院判決執行難的問題上似乎還頗有見效,但所謂的“失信懲戒措施”畢竟與公法上的“行政處罰法定”、“一事不再罰”、“比例原則”、“正當程序”等基本法治規範存在矛盾,實踐中的“高效率”是以突破“政府——市場”合理邊界為代價去對修飾與掩蓋公共部門現時執法能力的欠缺與執法資源的不足,這也可以說是一種特殊的“懶政”。這是不合適的。例如曾有部分政協委員和政府官員就主張,對於沒能做到“常回家看看”的子女,政府可以將相關信息歸入信用信用平台,以對其工作與生活造成種種不利影響。

  考慮到我國的市場經濟發展是在曆史上計劃體製的基礎上進行的轉型,因此公共管理部門在信用環境打造方面發揮較為積極的作用是可以完全可以理解的,但這並不意味著所謂的“社會信用體製建設”就是公權力部門可以四處出擊。從各國的發展經驗看,信用體製的建設是一個長期且艱巨的過程,決非一蹴而就的形象工程。國外成熟的社會信用體系都經曆了幾十年甚至上百年才逐步建立起來,信用體系建設的目標不是建立起一個由政府控製和主導的公共管理體系,而是營造一個高效的、面向市場的徵信體系(比如,美國的三大個人徵信機構覆蓋了95%人群的信用評分)。從國際經驗看,市場化的徵信服務機構與公共管製機構之間是可以形成良好互補關係的,在注重公共信用服務系統建設的同時,也要重視商業化信用服務機構和市場的發展,形成公共徵信機構與社會性徵信機構互為補充、共同發展的信用製度體系,而不是簡單地把建設信用體系理解成為便利公共部門行使監管權力並以此來進行社會控製的一套“有效”機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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