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ctoria時代“至暗時刻”:大惡臭與物種起源理論的登場
2019年08月16日14:27

原標題:Victoria時代“至暗時刻”:大惡臭與物種起源理論的登場

馬賽、畫展、謀殺案、離婚案……1858年,似乎並不是英國曆史上的重要年份,但那一年其實至關重要,不管對於國家還是個人來講,都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炎熱的夏天伴隨著撲鼻惡臭,居住在倫敦是什麼感受?在阿什頓的微觀視角之下,倫敦又發生著什麼?

1858年6月16日,星期三,倫敦陷入了烈日的烤曬之中,最高溫度達到32.5攝氏度,但這在當地是一個破紀錄的溫度。那年夏天,是英國曆史上最為炎熱的夏天之一。承載了兩百多萬名倫敦居民的汙水和排泄物的泰晤士河及周邊地區“臭氣熏天”,持續的高溫令惡臭不斷加劇,這便是倫敦曆史上最為出名的“暗黑史”之一——大惡臭

(The Great Stink)

1858年倫敦的夏天,因為天氣酷熱導致泰晤士河惡臭熏天,成為史上最為有名的“大惡臭”(The Great Stink)。

Victoria時代,原本是大英帝國的黃金時代。它的傳奇和曆史,吸引著無數作家、學者競相講述。但在1858年的酷夏,羅斯瑪麗·阿什頓

(Rosemary Ashton)

發現了在大惡臭背景之下英國更為複雜的剖面。1858年,似乎並不是英國曆史上的重要年份,但事實上,那是一個至關重要的轉折年,不管對於國家還是個人來講,都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阿什頓——倫敦大學學院英語文學的榮退教授,以惡臭的泰晤士河和倫敦汙水系統為切口,結合當年通過的《泰晤士河淨化法案》、《醫療法》和《離婚法》等多種法案的產生過程,講述了狄更斯、達爾文和時任財政大臣迪斯累里在那一年豐富而曲折的經曆。

“大惡臭”為何爆發?倫敦的這段“暗黑史”,有哪些經驗教訓以供借鑒?遭遇了“中年危機”的文學巨匠狄更斯、科學巨擘達爾文和政界翹楚迪斯累里等人,又是否能夠扭轉命運?我們又該如何閱讀和寫作微觀史?

近日,資深英國文化研究者、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陸建德與《大惡臭:1858倫敦酷夏》

(One Hot Summer: Dickens, Darwin, Disraeli, and the Great Stink of 1858)

的譯者、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研究員喬修峰,以“1858·Victoria時代倫敦的‘至暗時刻’”為題,就英國史、倫敦史以及微觀史寫作等問題展開,探討了1858年倫敦那個酷夏發生的一些曆史過往。

資深英國文化研究者、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陸建德(左)與《大惡臭:1858倫敦酷夏》的譯者、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研究員喬修峰(右)。

高溫使得泰晤士河汙染狀況尤為突出

在19世紀中期之前,泰晤士河的汙染問題一直存在,特別是在1850年至1858年這近十年間,泰晤士河的汙染更是達到了一個非常嚴重的程度。喬修峰提到,這其中最為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倫敦人口的快速擴張,“在18世紀早期,倫敦人口有50萬人左右;,到19世紀初,人口在100萬左右;但到1858年,倫敦的人口已經達到了250萬。”在如此短的時間內,經曆快速擴張,一個非常直接的表現就是市政建設的落後。

喬修峰說,這種落後,不僅包括經常在文學作品中看到的19世紀的貧民窟,也引發了大量的環境和衛生問題。事實上,19世紀的英國,正處在一個“改進”的時代。當時英國家庭的排泄物主要通過化糞池,但隨著人口的增加,化糞池的處理往往並不及時,造成了倫敦市區氣味難聞。在此種背景之下,英國衛生改革家查德威克主張使用抽水馬桶,而這直接令倫敦的用水量翻了一番。更為可怕的是,抽水馬桶排出的汙水,都經由下水道直通泰晤士河,加重了河水的汙染程度。

《大惡臭:1858倫敦酷夏》,(英) 羅斯瑪麗·阿什頓 著,喬修峰 譯,東方出版社2019年3月版。

高溫的到來,使得泰晤士河的汙染狀況顯得尤為突出。1858年夏天,英國迎來全國性的高溫。在這個夏天,惡臭瀰漫於倫敦城。《大惡臭》一書的作者,羅斯瑪麗·阿什頓從這個事件入手,再現了這年夏天發生的故事。在書中,阿什頓提到6月16日位於泰晤士河南岸的羅瑟希德背陰處最高氣溫達到了94.5華氏度(35攝氏度)。

Victoria女王頂著高溫和惡臭,參觀了熱門景觀——布魯內爾的“大東方號”,但在6月26日寫給女兒維琪的信中,她提到:“泰晤士河臭得要命,差點沒把我們毒死。”《笨拙週報》在7月3日提供了一份《消暑良方》:“不要再看議會辯論記錄,儘量保持涼爽……遠離蠟燭店……拒絕公共宴會……寧肯多走一半的路,也不要坐烤箱似的公共馬車,否則會被烤熟……在這個大腦冒泡、全身關節烤得通紅的天氣里……穿著老式靴子……和緊身衣,太遭罪了。”

主持人黃珊珊對這一背景進行補充,雖然當時令倫敦人難以忍受的酷熱只有32攝氏度左右,這在氣溫動輒達到四十攝氏度高溫的今天似乎很難想像。對於當時的英國人來說,三十餘攝氏度已經是極高的氣溫——那個年代沒有空調、電扇,英國人還一向有穿著正裝的習慣。黃珊珊說,書中講到了一些例子,比如有一個人去警察局報案,但接待人員認為他沒有穿正式的外套,因此拒絕接待;在六七月份的法庭中,律師向法官請求摘下假髮。除此之外,炎熱的夏天還讓倫敦人脾氣暴躁。

達爾文和華萊士同時作為物種起源理論創始人亮相

在《大惡臭》的序言中,陸建德提到,1858年的泰晤士河大惡臭對倫敦乃至工業革命敲起警鍾,環保意識正是通過類似的醜聞逐漸產生和加強。事發後,英國議會以最快的速度組建調查委員會,審批治汙方案,於8月20日通過《泰晤士河淨化法案》。倫敦市政工程委員會總工程師約瑟夫·巴澤爾傑特的設計方案勝出,他沿泰晤士河在地下攔截汙水,又建造了專門通道把汙水引到泰晤士河的入海口。

倫敦昂貴的下水道工程局部,Crossness泵站。

同時,陸建德認為,這場倫敦的高溫,促使政府立法啟動下水道改造。在這之後的一百多年來,泰晤士河的綜合治理未曾間斷。反觀中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上海的蘇州河也因生活和工業汙水的肆意排放而以黑臭著稱,經過二三十年的截汙治汙以及河道疏濬,蘇州河水質改善,魚類群落漸漸恢復,兩岸已沒有異味。但是,全國總體水質下降的趨勢是否根本扭轉?城市下水管道的鋪設是否跟得上建造高樓的熱潮?在他看來,我國的環境整治和生態修復,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當然,在1858年的夏天,不只有泰晤士河的惡臭。除了這件事以外,阿什頓還觀察到了這一年5月到8月期間的諸多事件,譬如達爾文在這一年的六月寫信向英國植物地理學家約瑟夫·胡克求教,同時收到了華萊士寄來的信和論文,這促使他迅速寫出了便於閱讀的單卷本《物種起源》。而狄更斯、迪斯累里也跟達爾文一樣,在危機中收穫了成功,成為Victoria時代的代表人物——在這一年的夏天,狄更斯遭遇了婚姻破裂,並和薩克雷發生了一場衝突。

在活動現場,陸建德特意講了達爾文和華萊士之間的故事。1858年,達爾文收到了當時正在東南亞做調查研究的華萊士的信和論文,他發現華萊士這篇不過幾千字的論文中所描述的學術觀點與自己的研究成果十分相似,甚至其中所使用的術語同自己手稿中一些章節的標題一模一樣——而這意味著論文一經發表,華萊士將成為第一個提出物種起源理論的人。

達爾文已經為物種起源學說準備了20年,而當時華萊士還是一個年輕人,也沒有那麼大名氣。好在,這場似乎不可避免的學術爭端,在兩人的溝通和協調之下得以消弭,兩人決定在林奈學會

(Linnaean Society)

同時公佈各自的理論與觀點,共同作為物種起源理論的創始人亮相,最終成功化解了原本可能會出現在那個酷暑的一場危機,也被傳為一段佳話。陸建德認為,這正是科學研究所需要的精神,也是Victoria時代的獨特魅力。

遊蕩在倫敦泰晤士河上收割生命的死神。

那麼,微觀史寫作如何成為可能呢?陸建德提到,羅斯瑪麗·阿什頓在寫作《大惡臭》一書時,使用了四五十種19世紀的報刊。在過去,19世紀的報刊並沒有電子化,因此找到這些資料是極為困難的事情。但現在,報刊資料的電子化,讓我們可以通過網絡來完成資料的檢索蒐集,這為今天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也是支持阿什頓寫作這本書的一個先決條件。

陸建德補充說,英國的檔案史料儲存方面做得非常好,比如晚清時期中國從英國購買的船隻,現在仍然可以在英國查詢到詳細的資料。這一點,非常值得我們國家的圖書館學習。只有這個機製做好,才會有一個比較充實的基礎,才可以在此基礎上進行各種研究。

作者 | 新京報記者 何安安

編輯 | 李永博

校對 | 翟永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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