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雙重壓抑與抵抗:重新發現詹姆斯·鮑德溫
2019年08月16日10:20

原標題:他的雙重壓抑與抵抗:重新發現詹姆斯·鮑德溫

《下一次將是烈火》是美國作家、社會活動家詹姆斯·鮑德溫(James Arthur Baldwin)1963年的作品,出版後,鮑德溫名聲大噪,一度成為《時代週刊》封面人物。這本書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為他通過兩篇非常有力的散文回答了“美國黑人到底需要什麼”的問題。

鮑德溫登上《時代》雜誌封面(1963年5月)

時隔四十餘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該書的中文版,希望幫助讀者進一步瞭解詹姆斯·鮑德溫的個人經曆,他對種族政治的批判,以及他同時作為黑人和同性戀者,需要表達的“雙重抵抗”的姿態。

《下一次將是烈火》作者:[美]詹姆斯·鮑德溫,譯者:吳琦,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

在詹姆斯·鮑德溫已經去世三十年後的當下,為什麼重新“發現”鮑德溫再次顯得重要?他能帶給我們今天的讀者哪些共振?哪些啟迪?

8月3日下午,“詹姆斯·鮑德溫的雙重抵抗:《下一次將是烈火》新書發佈會”在單向空間舉行。翻譯家王家湘、本書譯者吳琦就這些問題進行了分享與對談。活動由單向空間、上海九久讀書人、人民文學出版社主辦。九久讀書人高級編輯索馬里擔任主持。

活動現場,左起:索馬里、王家湘、吳琦,供圖:活動主辦方

詹姆斯·鮑德溫個人意識的轉變

詹姆斯·鮑德溫童年坎坷,常常受到繼父的責罵。少年時期,他成為一名牧師,但在17歲後隨後放棄宗教信仰,前往紐約格林威治開始寫作生涯。他很早就意識到自己的同性戀傾向。1948年,飽受種族和性取向雙重歧視的詹姆斯·鮑德溫前往更為開放的法國。在那裡,他寫作了大量小說,並在文壇嶄露頭角。1962年,鮑德溫決定再次回到美國,投身於反對種族政治、越南戰爭的民權運動當中。

王家湘認為理解詹姆斯·鮑德溫寫作的前提是瞭解他身為黑人的“群體潛意識里的恐懼”。在曆史上,美國白人對黑人長期實行種族壓迫政策。許多南方黑人只允許說英語,而不被允許學習書寫英文,這造成了黑人英語與白人英語有著很大不同;嚴禁種族通婚,更嚴重的是,黑人男子與白人女子如果發生關係,這名黑人男子就很有可能被處死。

作為一個黑人同性戀者,鮑德溫的性與愛被壓抑到了極點。這一方面是因為他的宗教背景,另一方面則是他同性戀者與黑人的身份帶來的雙重壓抑。而這也體現在他的小說《另一個國家》的創作中。

兩位嘉賓和主持人都認為,鮑德溫的散文和小說創作十分坦誠,他的個人意識的複雜性甚至是分裂性都在其作品中得到了體現。例如,他在1953年寫作《向蒼天呼籲》時,還是認為愛可以緩和(種族)衝突,而當他60年代從法國回到美國南方參加民權運動,又開始認為爭取白人的認同和“融合”是不行的,“暴力也不是不可能”。

索馬里補充介紹,鮑德溫去往法國之後,個人意識發生了微妙的變化,這是因為,由於他的美國公民身份,他相比由阿爾及利亞進入法國的黑人又更受人尊重,他重新開始思考自己與美國之間的關係。而吳琦則認為,“美國是他血液當中必須處理的東西,如果他不面對自己過去那些難以面對的東西,就很難成為他自己。”

美國女星雷吉娜·金憑藉《假如比爾街可以作證》獲今年第91屆奧斯卡最佳女配角獎。該書是鮑德溫的第五部長篇小說

在索馬里看來,1963年的《下一次將是烈火》和1968年的《告訴我火車開走了多久》是分別標誌了鮑德溫的轉變的兩本著作。如果說早年的他更像一個“布道者”的話,他60年代的作品中,性與愛的位置則漸漸凸顯,不再完全被仇恨或者暴力佔據。例如,在他1968年接受《時尚先生》(Esquire)雜誌的採訪中,鮑德溫呼籲黑人“不要去仇恨白人,我們沒有時間仇恨白人。”他也表達過“白人並非一個事實,而是一個態度,是一個選擇,而美國黑人也並非一個事實,而是一個條件”。鮑德溫帶給人的獨特震撼在於,在雲波詭譎的六十年代,他是少數如此來看待黑人解放的人。

詹姆斯·鮑德溫的寫作風格

《單讀》主編,同時作為本書譯者的吳琦說,他在翻譯這本書的時候,感受到了強烈的共振,這來自於鮑德溫的文字的魅力,和隨筆這種文體“交織了個人經曆、情感與現狀評論”。吳琦覺得,雖然當下中國的年輕人無法感受到黑人那種切膚的疼痛和不公,但是鮑德溫的寫作仍然回應“對世界心存改變願望”的人,並且“毫不迴避地給出了答案”。

王家湘提到,與為他撰寫悼文的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不同,詹姆斯·鮑德溫在語言使用上十分直接,這與英語大量使用修飾功能模糊的從句的寫作方式切割開來。

吳琦則補充道,除了“直來直去”這一特質外,詹姆斯·鮑德溫的寫作實際還呈現出更多面向。在他的小說中,詹姆斯·鮑德溫的語言簡潔有力;而在他《下一次將是烈火》一類的隨筆中,詹姆斯·鮑德溫的語言則充滿辯證色彩,習慣於在判斷句後自問自答,從正反兩方面回答問題,以表示自己考慮過判斷與行動的後果。吳琦認為,這種寫作風格不一定是好事,其來源很可能是在種族政治下,詹姆斯·鮑德溫長期受壓迫導致的謹慎思維,他總是在自我懷疑中試圖給出一個完全不能被反駁的解釋。

詹姆斯·鮑德溫自己的回答則可能揭示了他思想的關鍵——索馬里提到,在詹姆斯·鮑德溫生命後期接受的採訪中表示,他希望自己的寫作擁有藍調音樂的特質。從這一角度上來看,這恰恰與“雙重抵抗”相契合:他的寫作風格像黑人藍調音樂一樣具有黑人自己的獨創性,但另一方面又有著審慎的特質。

政治正確作為“錯誤的標記物”

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的非裔美國人民權運動到現在,半個世紀已經過去。如今,在形式和事實層面,非裔美國人的權利都已經得到較大改善。然而,包括非裔美國人的抗爭在內的民權運動,究竟給美國和這個世界留下了什麼?在意識層面,“政治正確”一詞應運而生,並越來越呈現出隱微的貶義色彩,它包括一系列多指在言辭、行為、政策中避免對社會中的某些群體造成冒犯的意識。 如何看待“政治正確”?幾位嘉賓分別給出了自己的看法。

王家湘認為,任何“政治正確”都不能脫離曆史與時代。在特定的時代背景中的“政治正確”,諸如美國取締種族隔離學校、中國對少數民族的高考加分政策、在語言層面去除歧視性因素,都是為了合理才提出的。但同時,她也指出,政治正確在現在的美國已經“有些過頭”。這一方面造成了像“某部劇作中必須要有黑人”的現象;另一方面,也導致特朗普借美國中產階級對“政治正確”的厭惡成功上台。

就“政治正確”問題,一位觀眾提到,在音樂圈、影視圈內,“政治正確”現象尤為突出,大家對此的認識也各不相同:有的人認為這隻是一味迎合美國黑人的行為,有的人認為這影響了他們對於作品的欣賞,有的人認為這恰恰體現了美國所嚮往的、自由平等的精神。

索馬里認為,美國黑人運動在曆史上的確遇到了一些問題,但不能簡單粗暴地去觀察。她援引1968年《時尚先生》(Esquire)雜誌對鮑德溫進行的採訪《詹姆斯·鮑德溫:如何冷卻它》(James Baldwin: How to Cool It)。採訪中提到,當時黑人運動群體內部已經被分為“snipers”(狙擊手,被認為是真正的革命者)、“bomber”(向白人建築扔炸彈者,被認為摧毀了美國的政治象徵和權力體系)、“looters”(搶砸櫥窗者,被認為是受到消費主義荼毒的小偷)三種。而鮑德溫認為,不能用這樣粗暴的方式去對一個根本不瞭解的群體分類。索馬里提到,密歇根大學曾因設置黑人入學比率的行為而被白人起訴,但是最後大學勝訴並繼續按照配額製招收有色人種學生。她指出,實際上這並不是密歇根大學講求“政治正確”的結果,而是在美國憲法體製內部經過充分辯論、也是一個充分鬥爭的結果。

吳琦指出,政治正確常常是此前的社會運動或者正在醞釀的社會運動,在話語層面的遺留或者表徵。換言之,“政治正確”本身更像是錯誤的標記物,提醒人們,還有哪些應該被改變的未被改變,本質上它的存在意味著問題本身沒有徹底被解決。

“政治正確實在是一個太虛無縹緲的東西。”吳琦說,“人們之所以需要政治正確,恰恰是因為人們不願意麵對現實生活中的那些矛盾,而又想爭得利益,同時維護自己的冠冕堂皇。”他繼續強調,“我們應該意識到政治正確的這種臨時性,並在它的基礎上開啟更深刻更本質的反思和行動。而這也就意味著需要鮑德溫那種力度的追問,不僅追問他人,也追問自己,追問事情到底是哪裡不對。否則,很可能一切就都只停留在動動嘴皮子的層面。”

在吳琦看來,鮑德溫對於美國民權運動有著獨特的價值,因為他讓身處漩渦當中的黑人和白人都意識到,在“政治正確”的名義下行錯誤之事、並把皮球踢給對方是有嚴重後果的。鮑德溫讓人們真正去改變自己的內心,讓人願意在日常生活中讓渡或是規範自己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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