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人逃離大城市,就能開始新的生活嗎?
2019年08月14日20:35

原標題:年輕人逃離大城市,就能開始新的生活嗎?

“逃離北上廣”、“到終南山隱居”,這些逆城市化的嚮往,從側面揭露了新生代白領在物質與精神層面所遭遇的危機。當影視劇中的都市白領逃離都市時,現實生活中的年輕人亦不免為之所動。年輕人逃離大城市,就能開始新生活嗎?

撰文 | 王一平

近日,日劇《凪的新生活》

(又名《風平浪靜的閑暇》)

熱播,引發一定的討論。劇中主角大島凪是28歲的東京社畜,在工作、戀愛與人際交往等多重壓力之下,她決定辭職來到鄉下開始新生活。在某種程度上,這部劇也反映了當下都市白領所面臨的困境與選擇。

日劇《凪的新生活》劇照

在劇中,多處細節都展現了當下年輕人在都市生活中的經濟窘況,諸如狹小的出租屋、餘額不足的銀行卡,乃至為了省電每天拔插頭等。此外,還有高強度的工作量、需謹慎拿捏分寸的工作交際和努力經營的情感生活等精神層面的壓力。

面對這諸多問題,劇中主角決定放棄一切,逃離大城市,開始新生活。城市化的浪潮過後,高物價、交通擁堵、環境汙染等城市病亦接踵而至,在這種狀況下,逃離大城市開始成為一種新的趨勢。然而,真實的鄉下未必等同於想像中的桃花源。物價低、空氣好的另一面,是基礎設施的不完備與就業資源的稀缺。

那麼,小城市是否正在成為第三種選擇?在城鎮化發展的政策引領下,小城市是否已經具備足夠的能力來吸納待業的年輕人?劇中人物的困境與選擇對當下的年輕人又是否具有借鑒意義?

城市化與逆城市化:湧向都市與逃離都市

關於“城市化”的概念,卡爾·馬克思在1858年發表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中寫道,“現代的曆史是鄉村城市化”。此後,“城市化”的概念被不斷完善,而人口從農村湧向城市,正是城市化的重要標誌之一。這一點在諸多影視作品中也有所展現。

如1983年由侯孝賢導演的電影《風櫃來的人》。上世紀八十年代正值台灣經濟騰飛之際,故事的幾個主角成長於小島“風櫃”,在成年後無所事事的日子裡,他們來到了工業城市高雄。電影所講述的,正是鄉土與都市的碰撞,以及幾個年輕人身處其中的迷茫與期許。在2007年的電視劇《奮鬥》中,同樣有一對來自鄉下的姐弟,他們的願望則是能夠在北京立穩腳跟。

電影《風櫃來的人》劇照

城市化往往伴隨著經濟的飛速發展,但與此同時,城市化不僅僅是階段性的社會進程,更是時代變遷下的個體試圖以個人努力實現階級跨越的載體。就當下而言,在早期城市化進程中,戶籍等政策相對寬鬆、房地產等市場性資源亦較為有利,因而湧向都市的年輕人能夠較為穩當地在時代的東風之下實現個人的財富積累、階層跨越乃至自我價值的實現。

然而,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深,新一代的年輕人在湧向都市時卻面臨著更多的阻礙。在李強和丁輝文發表於2018年的《某特大城市高科技園區白領階層案例研究》中,他們指出,新生代白領

(80後、90後)

在向中產階層的過渡過程中發生了極大的分化,而造成這種差異的主要原因是家庭背景等先天性因素,學曆等後天努力則作用不大。

因而,其中約三分之一的新生代白領,在邁向中產的過程中被邊緣化,更通俗地說,也就是成為了“月光族”。高房價、戶籍政策斷層、住房福利缺位等正是其中主要的阻礙因素。這些只是當下的年輕人在物質層面所面臨的窘況,再加上工作難題、交際負擔、婚戀壓力等多重因素,《凪的新生活》所描繪的這種逃離都市,重新開始的願景無疑應和了年輕人的某種心態。

《凪的新生活》劇照

這也正是逆城市化的重要表徵之一,即人口由城市向農村的流動。布萊恩·貝利

(Brian J. L Berry)

教授最早對“逆城市化”作出概念解釋,他通過數據統計分析發現,20 世紀70年代美國大都市區人口增長率不及非大都市區,城市人口向郊區以及農村回流,並將這一現象稱之為“逆城市化”。與之相關的社會背景,則是此時西方的大城市相繼出現交通擁堵、環境汙染、治安混亂等“城市病”。

換言之,在“城市病”的影響之下,逆城市化發生了。中國此前的逆城市化,主要表現為農民工返鄉與戶籍的“非轉農”。在當下,出現了一種新的趨勢,慢慢到達而立之年的新生代白領們一方面沒有趕上時代的紅利,在大都市獲得房子等物質資源,另一方面又要面臨工作與生活中隱形的“大齡歧視”。在這種狀況下,像大島凪一樣逃離都市、放飛自我未嚐不是一種選擇。

想像中的桃花源與真實的鄉土社會

在漫長的農耕文明進程中,桃花源代表著中國人最為樸素的小農願景。《桃花源記》中所描述的“土地平曠,屋舍儼然”、“阡陌交通,雞犬相聞”、“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正是理想狀態下自給自足的小農生活。它所寄託的既是對外部紛繁混亂的逃離,亦是對井然自得的內部秩序的追求。

隨著曆史的發展,中國逐漸開始走上工業化的道路,在這個過程中,鄉土中國與現代中國、鄉下人與都市人不可避免地產生了衝擊與碰撞。沈從文的鄉土文學作品便表現了這種矛盾,他對理想田園的追溯既源於其個體作為鄉下人漂泊於都市的錯位感,更與時代背景下的家國危機有所關聯。在他看來,都市給人帶來的麻木感與情感癱瘓需要依靠鄉村的野性與活力進行治癒。

然而,另一方面,他作品中的鄉土中國並非全然如《邊城》般美好與靜謐,在《湘女瀟瀟》中,他便以一個童養媳的故事展現了理想田園的另一面——落後與愚昧。這種一體兩面的矛盾最終呈現在作品中,被沈從文以文學化的手法幻化為一種“美麗而悲傷”的情境。

1986年電影《湘女瀟瀟》劇照

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對這種矛盾做出了進一步的闡釋,他認為,鄉土社會是以親密的血緣關係為基礎而維繫的,而現代社會則依靠地緣關係——從商業中發展出的以理性為主導的社會關係。基於這種差異,當年輕人逃離都市來到鄉村,相關的問題也隨之出現。

由於鄉村的現代化程度相對較低,習慣了大都市便捷生活的年輕人在鄉村需要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物質資源上的相對不足。如《凪的新生活》中所展示的,女主角初來鄉下,一方面為便宜的房租感到高興,同時也要面對隔音效果差、沒有空調、出行不便等問題。或者說,當年輕人已經習慣了網購、滴滴和外賣,回到電風扇與自行車的階段,是否還能完全適應?

除此之外,鄉村的交際以血緣和鄰里為核心展開,多是熟人社交;都市的交際則更加克製和界限感明確。換言之,城市中的交際雖然“淡漠”,但便利有效且留給個人足夠的私人空間。在計劃生育政策影響下,新一代的年輕人多為獨生子女,應付都市社交或許綽綽有餘,但一旦將生活環境轉移至鄉村,重構社交關係網也將會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更宏觀層面的問題,是當下中國鄉土社會的失序狀態。社會學教授李遠行認為這直接導向了鄉村的欠發展問題。通俗一點說,則是在現代化的進程中,鄉村人口既沒有轉換為工廠的工人,亦沒有成為從事大規模的生產的農場主或企業家,而是呈現出一種原子化的失序狀態。本地人口尚且面臨著這樣的問題,更不用說從城市來到鄉村的年輕人。

劇中的女主角決定開始新生活後,坐在書桌前冥思苦想一下午也不知道自己在鄉村到底想幹什麼。換言之,都市白領到鄉村以後,可以做什麼?在一定的財富積累下,年輕人或許尚且可以負擔得起鄉村生活中的悠閑時光。然而,另一方面,不事生產雖然可以帶來短期的歡愉,卻也消弭了個人價值實現的滿足感。

因而,田園生活本是一體兩面,正如電影《秋菊打官司》的一面是鄉村的野性、活力與淳樸,另一面卻是法製的缺失與人情社會的弊端。年輕人或許會為了桃花源般的鄉土想像逃離都市來到鄉村,但與此同時也要承擔這個選擇的另一面所帶來的問題。

1992年電影《秋菊打官司》劇照

折中的可能:小城的浪漫與現實

小城市處於大都市與鄉村的中間地帶,對於想要逃離大都市的年輕人來說未嚐不是折中之選。這種過渡性的位置,同時給予了小城文化意涵上的曖昧與複雜,就像鄧麗君的名曲中所唱的,“小城故事多,充滿喜和樂”。想像中的浪漫與複雜,正是小城的吸引力之所在。正如出生於上海的韓寒執著於書寫小鎮文藝青年,出生於四川小城的郭敬明則執著於書寫上海一樣。在想像的世界中,小城的面貌,宛若賈樟柯電影《任逍遙》中披著紅面紗的巧巧,迷離又神秘。

賈樟柯的另一部電影《小武》,同樣構建了一個經典的小城形象。在電影中,頗具知識分子氣息的主角小武,同時又是一個遊手好閑的扒手,這種反差的張力從個人進一步延伸到整個空間,一邊是現代化的道路、汽車與暴富者,另一邊卻是農田、自行車與無所事事的漫遊者。這也正是小城的曖昧性的魅力之所在,血緣與地緣的結合中含有差異與包容,浪漫的想像空間亦由此構成。

電影《小武》劇照

然而,另一方面,文藝作品給予小城的獨特魅力不單是浪漫,也是頹廢與蒼涼的,如雙雪濤的一系列“東北書寫”中所展示出的,在沒落的工業城市瀋陽、在“介於城市和鄉村之間的”豔粉街,破敗的街道、荒廢的工廠中,犯罪者、追夢者與沉淪者並存,共同構建出一種蒼涼的詩意。在美學之外,雙雪濤的東北書寫亦是社會寓言,正如王德威所言,其指向的“是東北作為國家重工業基地的興衰始末,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轉型的沉痛表白”。

不僅是東北,鄉村振興策略下的中小城市與城鎮發展,同樣面臨著諸多問題。最突出的問題,則是產業的不夠發達以及由此帶來的基礎設施薄弱,公共服務水平低等。如上海社會科學院關於中小城市發展困境的研究中所指出的,“小城鎮的經濟結構還處於比較初級階段,主要職能是服務三農、提供初級工業品和日常生活服務等”。換言之,無論是已經在大都市有過一定工作經驗的新生代白領又或是年輕的大學畢業生,在小城市就業的選擇範圍上都將面臨很大的限製。

2014年電影《白日焰火》亦聚焦於沒落的東北工業區

儘管文藝作品中的小城總被賦予別樣的美學表徵,從現實層面上,對於年輕人來說,小城卻仍然算不上是十全十美的去處。中小城市與小城鎮看起來承擔了城鄉二元對立中的緩衝帶,卻也承接了城鄉矛盾中的問題。

僅就房價而言,雖然相比於一線城市,中小城市房價較低,但在二三線城市房市鵲起的趨勢之下,房價相比於收入而言仍然不算輕鬆。如《南都週刊》在《南陽是如何成為爛尾樓之都》一文中指出當地一家甫開盤就被搶購一空的樓盤價格高達1.2萬元/平方米,而根據南陽統計局的數據,2018年南陽市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20824元。

不過,在父輩的幫助下,年輕人回到小城雖然無法事事順心,經濟上或許仍可順順噹噹步入中產的行列。至於精神層面的妥協或適應,則取決於個人抉擇與現實考量。當然,現實可能永遠無法如鄧麗君的歌聲般甜美,小城的故事里,有喜與樂,自然也會有哀與愁。

總體而言,無論社會進程與現實經濟狀況如何,所謂逃離與否,對個人而言更多隻是一個選擇。這種傾向的背後投射出的則是曾經的年輕人即將到來的中年焦慮。無論是不需要中年人的互聯網公司,還是日益上升的房價和都市婚齡,新生代白領在都市生活中浮沉數年後,卻發現儘管已到了而立之年,物質基礎與精神支柱雙雙迎來了考驗。

逃離當然是一種勇敢的灑脫,但更多隻是現實生活的你我在影視劇中所投射出的虛擬人生。在通勤的地鐵上,睡前的放鬆時光里,我們在虛構的故事里看到一種可能正在發生,心中或許會為之一振。可是走下地鐵,來到公司,社畜的生活依然還會繼續。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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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一平

編輯:徐悅東 校對:薛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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