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和70歲“垃圾王”王維平聊了聊垃圾分類的學問
2019年08月13日16:24

原標題:我們和70歲“垃圾王”王維平聊了聊垃圾分類的學問

“生活垃圾分得越細、後期處理越方便、可回收垃圾越值錢。”

要論今年環保領域的熱門詞,生活垃圾分類無出其右。

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正式實施。《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也修訂在即,草案預計10月提請市人大常委會一審。

首都垃圾條例修法的背後,有一位70歲老人,半生歲月都與垃圾“為伍”。

他是北京專業研究垃圾分類最早的一批人。1986年,他放棄醫生職業轉學環境衛生,隨後自費去日本早稻田大學進修,1995年學成歸國後,開始管理北京的垃圾場,和十數萬拾荒大軍成了朋友,一點點摸出了垃圾治理的方式。

他叫王維平,目前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參事。在當前垃圾分類的熱潮下,王維平冷靜地指出,各地自然條件、垃圾特點不同,不宜全國層面出台統一的分類方式。而且,生活垃圾分類方式將來有必要進一步細分,“分得越細、後期處理越方便、可回收垃圾越值錢”。

王維平,

北京市人民政府參事。

曾任北京市市政市容委副總工程師,並撰寫《關於北京市生活垃圾問題對策的調研報告》、《關於北京市生活垃圾資源回收利用和相關產業問題的調研報告》等著作,為城市垃圾治理提供對策。

談垃圾分類

分類方式取決於當地垃圾特點等因素 不可“一刀切”

新京報:做好生活垃圾分類需要什麼基本條件?

王維平:居民在前端進行分類,是為了便於後續分別處理各類垃圾,分別回收利用,同時能以此為切入點,提高全民環境素養。

前端的垃圾分類方式主要由後端的處理方式決定,因此做好生活垃圾分類,首先要具備分別處理各類垃圾的設施,以及分別回收利用的產業體系。其次,居民對生活垃圾分類的知曉率需要達到85%以上。政府、企業、公眾、社會組織也要形成合力,特別是基層的鄉鎮街道、居委會、物業、社工群體要加入垃圾分類的隊伍。

新京報:北京把生活垃圾分為廚餘、可回收、有害和其他垃圾,上海分為干、濕、可回收和有害垃圾,怎麼評價兩種分類模式?是否應在全國層面製定統一的分類標準?

王維平:兩個城市的自然氣候條件、垃圾特點和後端處理手段不一樣,難以直接對比。北京的垃圾四分法,是根據全市垃圾後端處理手段和加工利用體系,以及本地垃圾的理化性質決定的,上海也一樣。

生活垃圾管理不能“一刀切”,不宜規定全國統一的生活垃圾分類方式。

但現行的垃圾分類標準還需要進一步明確。比如什麼是干垃圾?嚴格來說垃圾含水率起碼低於20%才算是干垃圾。用列清單的方式難以涵蓋數千種垃圾成分,而且也不利於居民記憶。更重要的是,後端要有分別處理的手段。

新京報:目前各地生活垃圾多分為四類,有沒有必要進一步細化分類?

王維平:要細化,分得越細,後期處理越方便,可回收垃圾也越值錢。比如塑料就有100多種類別,有聚酯的、聚乙的、單色的、雙色的、硬軟塑料等。其中最貴的是可樂瓶,回收加工以後可以做成西服的襯裡、提包。

但具體分得多細,根本上還取決於後端處理水平,只有處理設施和手段達到了相應標準,才能往下細分。

此外,生活垃圾分類方式應遵循由簡入繁,循序漸進的原則,不能急功近利。對各個分類要標註明確,易於居民理解和操作。1989年東京正式實施垃圾分類,最初只分兩種,可燃和不可燃垃圾,可燃的送焚燒廠發電,不可燃的送填埋場,經過幾十年,現在東京居民生活垃圾分類增加到13類。

新京報:北京很早就開始推行生活垃圾分類,為什麼多年來實際成效不明顯?

王維平:1995年,我剛從日本回國,那時國內一些社會環保組織已經在發動生活垃圾分類,政府也很支持。但當時大家對生活垃圾分類的系統性、需要的條件、合理的分類方式缺乏全面認識,沒意識到後續的產業形成需要一個過程。多方條件還不具備的情況下,前面分類,後面混裝混運,混合處理,沒有意義。

2008年,北京選了3000多個小區作為試點,實現居民分別排放,各類垃圾分別運輸,分別處理和加工利用。這時後端的各種處理設施和產業鏈已經形成,條件就比較成熟了。

法律製度不完善是另一個問題。1995年4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固體廢物汙染環境防治法》實施,此前沒有關於垃圾的法律,但該法律沒有涉及垃圾分類。2005年這部《固廢法》第一次修訂,2013年和2016年又二度修訂,但修訂後沒有提及垃圾分類。

2017年,全國人大組織《固廢法》執法檢查,這部法律再次進行大面積修改。今年6月,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了修訂草案,明確要求加快建立生活垃圾分類投放、收集、運輸、處理系統。

今年,《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修訂草案也將提請至北京市人大常委會進行首次審議。法律法規將進一步完善。

這些條件都具備了,垃圾分類才開始有法可依。

新京報:個人不按要求分類投放垃圾,是否應該進行處罰?

王維平:以日本為例,日本的垃圾分類與誠信記錄掛鉤, 影響升學、就業、貸款、簽證等各個方面,效果顯著。我們也應從製度上加以設計,在宣傳教育的同時,推行鼓勵和處罰措施, 不能用獎勵完全代替處罰。

不過在實際管理過程中,要以引導為主,處罰為輔,注意穩定社會情緒,求得多方配合。特別是作為全國政治中心的北京。

西城區新風街一號院,居民將垃圾丟進人臉識別智能垃圾桶。攝影/新京報記者 鄭新洽

談垃圾問題

全國超1/3的城市面臨垃圾圍城

新京報:目前中國的垃圾問題到底有多嚴峻?會帶來什麼問題?

王維平:隨著國家人口、城鎮化率、居民消費水平增長,垃圾問題越來越突出。根據住建部此前披露的信息,全國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城市被垃圾包圍。

帶來的首要問題是汙染。垃圾汙染土地、水、空氣,影響人體健康,造成呼吸道疾病、痢疾、癌症等疾病發病率提高。

其次是資源浪費。垃圾填埋場使用的土地,填滿後成為一座垃圾山,徹底喪失使用價值,不能蓋房子,也不能用於綠化。垃圾中混有大量玻璃、金屬、塑料紙等可回收利用資源,如果不加分類直接填埋,會造成資源浪費。

越來越多的垃圾還需要投資購買更多垃圾車,建設處理廠,給社會增加經濟負擔。

新京報:怎麼解決垃圾圍城問題?

王維平:最優對策是減量化,即在生產、流通和消費過程中減少垃圾產生。1989年,東京的垃圾產生量達到峰值,由於推行了垃圾減量化行動計劃,垃圾產生量逐年遞減,到2018年,東京垃圾產生量比1989年減少了56%。

還有兩個對策是資源化和無害化。資源化就是把垃圾中有價值的部分進行再利用;無害化是在垃圾收運、儲存、處理的全過程中減少或避免對環境和人體健康造成不良影響。

談農村垃圾處理

應探索適合農村的小型垃圾處理設施

新京報:你近期主要在關注什麼話題?

王維平:2006年起,我開始關注農村垃圾處理問題。北京行政轄區面積16400平方公里,其中建成區約2700平方公里,目前的垃圾管理統計數據只是這2000多平方公里的建成區。餘下的農村情況,剛剛開始介入管理。

農村垃圾的管理與城市迥然不同。農村面積大,人口少,居住分散,人員結構相對簡單,垃圾怎麼分類、運收和處理一直是個難題。大型垃圾焚燒處理方式,低於600噸/日,垃圾焚燒不能產電,填埋場要達到1200-2200噸垃圾/日,使用壽命20年以上,每噸處理成本才最低。但農村沒有那麼多垃圾產量,運輸到其他地區處理,需要付出昂貴的運輸和處理資金。

新京報:怎麼解決農村垃圾處理的問題?

王維平:我認為要探索適合農村的小型垃圾處理設施,就近就地解決,得有因地製宜的管理方式,摸索運營經驗,當然更應該明確統一的責任部門,統一核算。

7月11日,石景山區啟動垃圾分類校園推廣活動

學生現場演示可回收垃圾的智能投放。石景山區城管委供圖

談北京拾荒大軍

一年為北京節省38億元 也給社會治安等埋下隱患

新京報:聽說你以前常在週末跟拾荒大軍一起撿垃圾,為什麼這麼做?

王維平:在垃圾填埋場時,應該在上風側還是下風側抽菸,你知道嗎?得站在上風側500米處。因為下風側有垃圾產生的甲烷,一點火就爆炸。這些書本上沒有,不實踐就不知道。

我們統計出的數據都不是從網上搜的,是一點一點摸出來的,對垃圾問題的看法也是幹出來的。如果理論不來源於實踐,也不能被實踐印證,就毫無價值。

新京報:據說你跟拾荒大軍的“幫主”們都成了朋友,拾荒者是怎樣的一群人?

王維平:我研究拾荒者隊伍已經有20多年,他們由民間自發產生,來自偏遠貧困地區,整體文化素質低,以生存、掙錢為目的。

這支隊伍是利弊共存的無序蔓延。好處是他們能回收資源,減少垃圾,降低財政開支,解決一大幫人的就業問題。目前廢品回收的主體還是拾荒者,我曾經做過調查,國務院批準的663座城市中,這一群體有230萬人。北京在廢品回收業的低穀時期,有8萬多名拾荒者,高峰時期達到17萬人。

2016年,北京通過垃圾處理廠處理和拾荒者處理的垃圾體量基本相同,均為760萬噸左右。當時在北京四環路到五環路間一圈,有82個廢品交易地,拾荒者在這裏交易完以後,廢品被運往河北省加工再製造。金屬運到霸州、塑料運到廊坊市文安縣、紙類運到保定、鞋底膠皮運到定州、玻璃運到邯鄲。

每處理1噸垃圾需要500多元,如果沒有這支拾荒隊伍,當年北京垃圾處理支出將增加38億元。

拾荒者隊伍的弊端也很明顯,可能造成社會治安不穩定。這些人以同鄉形式聚集,形成了10多個幫派,彼此間常為了爭奪地盤和生意發生械鬥,七成人進過拘留所或監獄。很多人因為長期接觸垃圾,身患肝炎、痢疾等傳染病,加上人員流動性強,給公共衛生埋下隱患。

新京報:有人認為應該把拾荒隊伍收編,統一規範管理,你怎麼看?

王維平:近十年來都在說要收編這支隊伍,事實上很難。拾荒者文化素質低,能翻垃圾桶,能上門回收,唯一的動力是錢。要是被政府收編,每月固定發工資,就會缺乏工作積極性。我認為這種發工資的收編方式,對於拾荒者群體斷然行不通。

談人生經曆

棄醫轉行研究垃圾 “治理環境一點不比治病作用小”

新京報:你最初學了八年醫學,到北大一院當了傳染科醫生,但1986年忽然轉到北京市環境衛生研究所研究垃圾這一全新領域,為什麼做出這麼大跨度的轉型?

王維平:當醫生時,我發現一些怪病發生率特別多,比如口眼乾燥綜合徵、神經脫殼症,這都是很少見的病。後來發現這些病和環境汙染有關,治理環境才能從根上解決問題。

還有一個原因,是希望這一輩子能做出點成績。醫學領域有的是專家,但垃圾治理在當時是個全新領域。30多年前北京連一個標準的垃圾處理廠都沒有,垃圾方面的專家更是鳳毛麟角。

新京報:放棄多年學習的專業,轉到全新領域,家人支持嗎?

王維平:家裡人不支持,不理解,那時管我叫“臭垃圾”“大糞局的”。改變需要勇氣,我就咬牙堅持,人這一輩子總得嚐試吧。家裡人愛說什麼說什麼,我還是堅定自己的想法,就這麼幹。

現在看出來了,治環境的病一點不比治人的病作用小,中國的經濟高速增長,環境問題越來越突出。

新京報:剛轉行時有沒有不適應?

王維平:本來我以為在學校學過環境衛生學,適應起來不會太難,但一到環境衛生研究所就傻眼了,人家都是搞工程搞機械的,我一個搞衛生的就邊緣化了,只能去做科研服務。

後來我一咬牙,1992年自費到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用三年從頭學習環境化學、環境工程。

新京報:那段時間有沒有過情緒波動?

王維平:去日本留學時,我已經43歲了,在日本過得很辛苦,得自己養活自己,又要交學費,國內家裡孩子上小學,我還得往家寄錢。一天就睡四個小時,八個小時上學,八個小時打工,路上來回折騰。但就這樣咬牙挺下來了。

1995年底,我學成回國,從日本的家到東京成田機場開車三個多小時。我父親居住在日本,捨不得我走,送我的時候一路上問了我一遍又一遍:“想好了?一定要回去嗎?留下來行不行?”

我對他說,日本的環境問題基本解決了,我學環境的在這兒沒用,但中國面臨著嚴重的環境問題,我得回去。

回國以後我到了北京市環衛局,開始管理垃圾場,包括垃圾場的選址、建設、管理、檢查等。

回國不久我父親就重病了,我又到日本把父親接回國,父親去世後埋葬在了北京。

新京報:你曾經擔任十二屆至十四屆北京市人大代表,也在媒體上獲得了“垃圾王”的稱號,你怎麼看待這個稱號?

王維平:我沒有多少貢獻,是個很普通的人,我姓王,不敢稱王。

新京報:你剛剛度過70歲生日,有什麼話想告訴年輕人?

王維平:四句話,也是我的人生格言:堅持,哪怕是屈辱漫長;積累,哪怕是點點滴滴;希望,哪怕是一線微光;當止,哪怕是榮耀輝煌。

新京報記者 黃哲程

編輯 張暢 校對 吳興發

關注我們Facebook專頁
    相關新聞
      更多瀏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