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重刑犯的7000次談話
2019年08月13日18:39

原標題:和重刑犯的7000次談話

到了看守所,楊旭東會問在押人員三個問題:你是什麼身份?你為什麼被抓進來?你來這裏是幹什麼的?

早上是重刑犯監區最安靜的時候,重刑犯依法加戴腳鐐,整條通道的監室都聽得見鐵質的腳鐐撞擊地面的響聲。每天早晨,像醫生查房一樣,楊旭東要進入監室檢查,觀察在押人員的氣色,細緻檢查死刑犯的腳鐐,以發現他們情緒的蛛絲馬跡,防止發生意外。

有需要進行律師會見的、面臨開庭的重刑犯,也將由楊旭東帶著法警,路過一個個監室“提人”,所有情況里,死刑犯最不願意麵對的是執行死刑。

杭州市看守所分為男性監區、女性監區,每個監區內有數量不等的監室,為了安全,每個監室內有數量不等的重刑犯和其他在押人員。楊旭東是重刑犯監區前監區長,工作的十多年里,他累計與死刑犯開展談話7000多人次。

幾年時間里,管教的工作都在為整個訴訟服務,讓重刑犯平複心態、接受法律賦予他們的判決結果。

每天早晨,楊旭東進入監室檢查。 新京報記者 常卓瑾攝

穿黃色衣服的人

看守所有嚴格的安全系統,進入看守所需要通過武警站崗的A、B兩道鐵門,這一項目被叫做“鐵桶工程”,除此以外,牆上有高壓電網,進入監區則需要通過掌紋鎖,監室大門也有鎖封閉著。

楊旭東走出看守所,這道大門被稱為“鐵桶工程”。 新京報記者 常卓瑾攝

一進監區大門,消毒水的氣味從鼻子裡湧進來。2004年,楊旭東剛從特警支隊調職到看守所的時候,舊看守所建在山邊,七層樓高。南方空氣潮濕,到處是氤氳的水汽。抬頭往上看,灰色的牆面、狹窄的天空,圍牆上裝有高壓電網,站在最底層,像掉進井裡被困住的青蛙。

搬遷到現在的地址後,看守所變大了,園區內種著樹,到處顯得寬敞明亮。不過,對在押人員來說,監室永遠是七八米高的牆壁,和從屋頂上鑽出來不足五平米的一小片天空。每天,在押人員有兩小時的室外活動時間,三十多平米的場地成了他們和外界接觸的日常空間。

還未判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關押在看守所,重刑犯監區的則大都是刑期長或已判決死刑的,等終審判決結果下來,他們或被送往監獄服刑,或直接被執行死刑。因此,重刑犯監區關押的也是最難管理的在押人員之一。

在押人員的衣服用顏色標記身份,以便對在押人員進行安全風險等級評估。綠色是疾病人員的標誌,紅色意味著新進入人員,黃色是最糟糕的顏色,穿黃色的都是重刑犯。

到了看守所,楊旭東會問在押人員三個問題:

你是什麼身份?

你為什麼被抓進來?

你來這裏是幹什麼的?

這三個問題的標準回答是,我是犯罪嫌疑人,我因為涉嫌犯罪被抓進來,我是來改正錯誤的。

即便是重刑犯也有交流的渴望,楊旭東發現,有些重刑犯甚至努力表現得和別人不一樣來引起民警的關注,這樣能被叫去談話。

和重刑犯談話

在重刑犯監區工作的時候,談話是楊旭東每天做得最多的事。

早晨上班後、傍晚下班前,楊旭東都要去監室查監,觀察在押人員的氣色,以發現他們情緒的蛛絲馬跡。有一次,有個在押人員遇見楊旭東到監室門口,把腦袋低下來了。楊旭東找他談話,又向同監室的人打聽,才知道他看見自己家裡的來信放在管教的桌子上,沒給他。

每一封寄往看守所的來信都要經過民警的檢查,透露案情的、影響在押人員情緒的會被暫時扣留,由相關部門進行審查,而對在押人員來說,這是他們和家人直接聯繫唯一的渠道。除此以外,家人送來的東西也要經過嚴格安檢,帶鐵絲的、硬塑料的、內衣的鋼圈,都要被處理掉。

為了安全,監室內取消了高台,勺子換成了特製的矽膠軟勺,筆用的是定製的紙殼。

楊旭東最擔心意外事故,“這會影響到審判和執行的程序。”

每個監室口都有兩間談話室,看起來像普通辦公室,有辦公桌、旋轉座椅和電腦、書櫃,唯一不一樣的是中間透明硬玻璃的牆面和正對面白色的談話椅。透明牆面是方便隔壁房間的人隨時觀察動態,而談話椅是在押人員的座位。

安全是看守所的最高要求,鐵質的談話椅手臂旁邊掛著手銬,在押人員們坐在上面,要用手銬把他們和椅子臨時固定在一起,以確保安全。

辦公室內的手銬。 新京報記者 常卓瑾攝

杭州市看守所女子分所所長李紅覺得,自己的工作像是居委會大媽,“調解矛盾、化解矛盾,每天一個個的談話,瞭解案情、瞭解家裡的情況、身體情況,如果情緒不穩定還要開導安撫。”

通過談話,民警留意在押人員的情緒,監控室的黑板上,記錄著要重點觀察的在押人員,收到裁決書的、律師會見的、判決剛下來的。有在押人員告訴民警張軍,他討厭自己的父母,覺得他們對自己毫不關心,法院開庭的時候,他要求父母離場才願意開口,但是他信任張軍。有在押人員告訴張軍家事,他在外面的情人、他隱秘的初戀、小時候和父親的仇恨……民警成了他們的傾訴者。

每天早晨民警上班,都要回放前一晚的監控視頻。張軍發現,在押人員也會躲在被子裡哭,會把家裡的來信翻來覆去的看。

張軍遇到過一個被判處死刑的殺人犯,每天蜷在被子裡哭,還企圖自殺。張軍找他談話,反反複複勸他找到生命的希望,一次要花兩個小時才能讓他冷靜下來。管教的談話是為了讓他們“放鬆一點”,從案子、對家庭的思念里掙脫出來。

並不是所有的重刑犯都願意談話。為了在談話時讓在押人員開口,有民警為一位信佛的在押人員找來了佛經,有民警為了聾啞在押人員學啞語,有民警學了醫務知識和畫畫,楊旭東曾經輾轉要來在押人員兒子的照片,還自己掏錢給他們買蘋果吃,女子分所民警杭國琴在監獄里給在押人員過生日。

那是個特殊的生日會,半個月前,一位在押女孩的媽媽給女兒寫信,在信里“希望管教能給她一個擁抱”。杭國琴買了蛋糕和生日帽,第二天,在看守所的會議室里組織同監區十多個在押人員一起給她唱生日歌。

有重刑犯給杭國琴寫信,說她“比家人更像朋友,比朋友更像家人”,等出獄後,“我會第一時間請你吃蛋糕”。

投送監獄前,在押人員留給管教民警杭國琴的信件,寫著“不要忘記我”。 新京報記者 常卓瑾攝

女性監區關押的在押人員比男性監區少一些,男性監區的牆上寫著《論語》、《弟子規》,女子分所的牆上寫的都是和“愛”相關的主題,教導他們“兼相愛”、“愛人若愛其身”。有一面通往監室的牆,用三十多種字體寫了“愛”,拚成一個巨大的愛心。

女警們能數上來每個重刑犯的名字和年齡、家庭成員,有個小女生偷偷生了孩子,剛生下來兩天就把孩子丟到外面,最後孩子死了,她被定了故意殺人罪,送到看守所里的時候還沒出月子,民警給她準備了紅糖、紅棗,每天有雞蛋湯喝。

在看守所里,在押者在極度的恐懼情況下容易生病,感冒、發燒、心慌。有的在押人員不願意配合治療,“治不治也沒什麼意義了”。管教像哄孩子一樣勸說他們,在法律上,死刑複核還未通過的重刑犯享有平等的生命健康權。去年,看守所關押了幾個在押人員,向管教反映沒有書看。每個季度,在押人員還有一次買書的機會,可以自己從送來的書單里勾選書目。

死刑案件都必須經過三級法院的審判和複核,流程複雜,在看守所關押的時間長達數年。按照規定,民警需要對重刑犯進行每月至少兩次的談話,這意味著每個死刑犯在看守所羈押期間,從入所、到判決、執行死刑,管教民警要進行一百多次談話,楊旭東覺得,對他們甚至比自己的兒子都關心。

生的希望

死刑犯最難管理的是,他們已經失去生的希望了。李紅勸他們,法律沒有最後裁定,就還有希望。

每個監區門口都大門緊鎖,牆壁上張貼著宣傳標語,勸導向善。 新京報記者 常卓瑾攝

有個女性在押人員,因為販毒進了看守所,自認為不嚴重,幾年就能出去。一審開庭後,判了死刑,她接受不了,一下子垮了,從法庭送回來的時候垂著頭,步子緩慢,別人叫她也沒反應。

李紅每天去看看她,監室里,大家都在看書,只有她坐在監室內一動不動。李紅找她談話,坐在椅子上,她耷拉著頭,只願意“嗯”幾聲。李紅著急,擔心她尋短見。最後從同監室的在押人員那裡得知,她經常提到自己的小兒子。李紅找了她的丈夫,小兒子還不會寫字,給她在紙上畫了一幅全家福,送到看守所,她笑了。

李紅順勢勸她,要想想自己的小兒子,積極改造,主動立功,說不定還有活下去的希望。

投送監獄的時候,在押人員往往會感謝自己的管教。各個監區各有分別,剛入所進入過渡監區,而根據疾病情況或身體狀況,有專門的愛滋病監區,等判決下來、還未進入監獄前,有已決監區。所以,在押人員往往待過多個監區,由不同民警管理過。在送往監獄時,會挨個叫出來民警的名字,對他們表示感謝。

李紅希望,自己是真的能幫到他們。她記得一個販毒的女人王琪(化名),被抓住的時候,不願意供出自己的上下線。李紅帶著民警、還有她的律師輪番勸她,勸了兩個多月,從她的男朋友談起,聊到她在看守所的經曆,王琪表現得也挺配合,什麼都願意聊,唯獨問到案情,低著頭不說話。

後來,李紅打聽到,女孩家庭環境複雜,小時候,被父母送了人,由養父母帶大。李紅找到了她的養父母,拿了幾張她小時候的照片。李紅告訴王琪,她被捕後,養母生了場病,每天哭著說想她。看到照片,王琪哭了。

當天晚上檢查監室的時候,王琪主動向李紅報告,願意揭發自己的上下線。

因為立功,王琪從死刑改判為死緩。

按照法律規定,死刑犯需要戴著鐵質腳鐐,宣佈改判那天,李紅帶著另一個民警,把王琪的腳鐐卸掉了。

李紅覺得自己像老師,“管的是特殊的學生,表現好我們要表揚,表現差也要嚴格懲罰。”

“如果有來生,我一定不會去犯罪”

判決後,死刑犯已經知道了自己的結局,但要到哪一天被執行死刑,就連看守所民警也得當天才知道。

死刑犯執行當天,楊旭東早上到了看守所,一旦收到通知,等法警到來後,一起去監區“提人”。押解警車有麵包車大小,看起來莊重、嚴肅,送死刑犯走完最後一程。

重刑犯比其他在押人員更敏感,民警忽然對他態度變好了、變差了,哪天多看了他一眼,都很緊張。曾經有個生了病的重刑犯,為了他的身體好,民警向看守所所長審批同意給他加一個雞蛋,結果他看著雞蛋不願意吃,哭著問,“是準備送我上路了嗎?”

有個死刑犯一審被判處死刑後,心裡感到絕望,時常頂撞民警、違反規定,一次,大叫著問民警,“我已經這樣了,還要怎麼樣”。楊旭東找到了他的家人,勸說家人給他寫信,還在他生日的時候買了個小蛋糕。直到一年後執行,這個死刑犯再也沒有違反監室規定。他給楊旭東留了一封信:“謝謝楊管教,如果有來生,我一定不會去犯罪”。

楊旭東在監區走道內。 新京報記者 常卓瑾攝

在看守所里,民警扮演著家長的角色。愛滋病監區的在押人員給楊旭東起外號叫“楊媽媽”,另一位姓錢的民警是“錢嬤嬤”,曾經,有個年輕的重刑犯持續不聽管教,楊旭東輾轉找到了他的母親,進入看守所以後,母親不願意再見他。

楊旭東把其母說動了,兩個人見了一面,從此那個小夥子願意聽話了。

張軍和同事們管理的在押人員里,有部分是年輕人。談話的時候,張軍發現,他們大都埋怨自己的父母。楊旭東記得一個因為搶劫入獄的年輕人張歡(化名),在看守所的三年時間里,疼愛他的姥姥、姥爺相繼去世,楊旭東給他的媽媽打電話,希望能來看看他,讓他對生命重燃希望。

希望是看守所最珍貴的東西,民警們鼓勵家人多來看望在押人員,李紅髮現,有在押人員收到了家裡送來的衣服會開心,連續幾天都表現得積極主動。

張歡的母親接起電話來,楊旭東剛開了個頭,說自己是杭州市看守所的民警,對方馬上掛斷了。

張歡被帶離監室的時候是個冬天,楊旭東聽到消息跑過去,看到了押解警車前的張歡,張歡眼眶紅了,離著楊旭東幾米遠,喊著請求他,“如果我以後能有個墳,希望楊隊有空來看看我。”

那是楊旭東和張歡的最後一面。

人生終點,法律裁定

“整個法律有訴訟過程,我們要保證在看守所羈押期間不出問題。”楊旭東說,五年前,他遇到過一位因販毒被判處死刑的犯人洪方(化名),洪方被押解到看守所時,前來對接的民警提醒楊旭東:“這人身體不好,之前住院時企圖挾持護士,你們當心點。”

洪方是愛滋病人,楊旭東第一次去到愛滋病監區,身上穿防護服、手上戴一次性手套,監室里的在押人員不願意理他,低著頭沒人說話。兩個多月時間里,愛滋病監區成了最難管理的。為了拉近和愛滋病在押人員的關係,民警們開了個會,決定要從心裡放下對愛滋病的恐懼,要“零距離”管理,親手給他們剪指甲、理髮,每天進監室裡面對面談話。

此後,他們脫了防護服,只戴著手套進監區。

用了一年時間,楊旭東乾脆把手套脫了,現在,進愛滋病監區和進別的監區沒什麼兩樣。

2018年,因為愛滋病併發症,洪方被查出肝功能異常,住了好幾次院。

每一次洪方就醫回來,楊旭東都會去看看他——臉色越來越黑,瘦了,臉上能看出來骨骼的形狀,連吃飯也變少了。但是,“為了維護法律的正義,只要他的死刑複核程序還沒下來,他就是個病人,必須全力給他治病。”生病以後,民警圍著他跑。一個司機,一個保安,加上至少三個民警輪班看護,從早到晚。

最後,洪方在HIV病毒終結他的生命之前,被依法執行死刑,他的人生終點是法律裁定的。

楊旭東在監控室查看在押人員情況。 新京報記者 常卓瑾攝

楊旭東記得一位在看守所呆了六年的毒販陳凱(化名),他的案件證據確鑿,他卻堅持不肯認罪,一審判決死刑後,陳凱不願意接受,一直堅持上訴,直到案件由高級法院發回重審。

陳凱在押的時間里,楊旭東和他談話上百次,“比我跟我兒子聊得都多”。陳凱在監室里表現得規規矩矩,楊旭東已經習慣了每天早晚查房的時候能看見他。突然,重審結果下來了,依舊是死刑。

執行死刑當天,楊旭東接到通知,去監室看了陳凱最後一眼。他剛吃過早飯,像往常一樣,盤腿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楊旭東走到門口,透過鐵門,陳凱抬頭看了看他,又低下了頭。

腳鐐碰在地上的聲音又一次響起了。

新京報記者 衛瀟雨 編輯 胡傑 校對 李立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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