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丨江濤:教育不平等下的階層固化和特權暴力
2019年08月12日16:31

原標題:專訪丨江濤:教育不平等下的階層固化和特權暴力

最近,北大因退檔過線貧困生而惹起爭議,背後體現出人們對教育公平的焦慮。寒門真的難出貴子嗎?勞倫·A. 里韋拉在《出身》里研究了美國不平等的選拔體系與精英的再生產,美國的問題又能給我們什麼樣的啟示?

采寫 | 徐悅東

最近,北京大學因為退檔過線貧困生在網上惹起了爭議。今年北大在保障貧困地區農村學生進入重點高校的國家專項計劃中,向河南省理科投放了8個招生名額。排名第八的考生過線了,也服從調劑,被北大提檔。但是很快,北大就以考生入學後完成不了學業會被退學為由申請退檔。在引發輿論的關注之後,昨日,北京大學招生委員會決定按申請程序補錄已退檔的兩位考生。

有人認為,北大此舉涉嫌歧視,也違反高招規則,但也有人認為,北大有錄取學生的自主權,北大不過放棄了自己的一個招生計劃而已。北大退檔考生一事是否違規也許還需探討,但是此舉引起網友爭議的原因在於,對於一個確保教育公平的國家專項計劃和北大這樣的公立大學來說,此舉違反了教育倫理。其背後顯示的是人們對於教育公平和階層流動的普遍焦慮。

儘管“教育減負”這個話題早已不新鮮了,但是許多課外補習機構依然賺得盆滿缽滿,孩子們在課外時間里仍然要奔波於各種補習班以及興趣班。與此同時,“寒門難出貴子”的論調不時出現,刺激著許多家長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神經。

這是因為大家都知道,在階層流動與精英生產中,教育扮演著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這使得許多家長大量投資孩子的教育,除了報補習班興趣班之外,價格高昂的學區房、“超級中學”現象、“虎媽”的教育模式等,都是其產生的衍生現象。這甚至會像一位母親在TVB里的一檔節目總結得那麼極端,要“讓孩子贏在射精前”。

其實,白熱化的教育競爭,並不只在東亞盛行。在美國,教育同樣是實現精英再生產的渠道,正因為如此,教育公平一直是許多人所關心的問題。今年3月,美國司法部史上最大的高校招生腐敗案被媒體披露出來,其中涉及荷李活演員和企業高管的孩子。

為什麼這些社會精英會“鋌而走險”讓他們的孩子進入名校?名校對於美國的孩子來說意味著什麼?其中,收入很高的精英行業在招聘的過程中對名校的偏向,又給美國社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為什麼有些出身是進入精英階層的捷徑,而其他人只能靠更多倍的努力和運氣?

在《出身》中,美國西北大學凱洛格管理學院副教授勞倫·A. 里韋拉

(Lauren A. Rivera)

,通過訪談和參與式觀察的研究方式,研究了精英行業的招聘過程。他發現,這些美國國內收入最高的工作的比拚,極大地偏向有社會經濟特權的孩子。

這個不平等的選拔又是怎麼樣的?它與不平等的教育體製一起,是如何實現美國精英的再生產和自我複製的?到底什麼樣的評價標準才是合理的?美國選拔體系的問題又能給我們帶來怎麼樣的啟示?為此,我們採訪了《出身》的譯者、首都師範大學教師教育學院講師江濤,一起談了談教育與平等的話題。

《出身:不平等的選拔與精英的自我複製》,勞倫·A. 里韋拉 著,江濤、李敏 譯,理想國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年6月版。

經濟特權的代際傳遞,很大程度是通過教育體系完成的

新京報:今年3月,美國司法部史上最大的高校招生腐敗案被媒體披露出來,其中涉及荷李活演員和企業高管的孩子。當時有許多人不解,他們作為美國社會的精英,他們的孩子已經能繼承到很好的經濟特權,為何他們還需要通過賄賂等手段讓他們的孩子進入名校?在美國,名校對於美國的孩子來說意味著什麼?

江濤:《出身》的第一章里就談道:“以往,美國精英再生產的形式是父母將對公司的掌管權或者是家庭財富移交給成年子女。今天,經濟特權從一代傳給下一代採用的是更間接的方式,很大程度上通過教育體系完成。”

為什麼會這樣?因為,在現代社會中,精英地位的繼承,可不僅僅需要錢。文化資本、社會資本、符號資本等都是必要的。

一方面,單就錢而論,變成文化資本,融入孩子血液里,恐怕比放進孩子口袋里更好。這樣不僅穩妥,還能增值。更何況,“有文化”本身就是公認的優點。

另一方面,這些資本,本身都是精英地位的必要支撐。在一個相對成熟的社會里,這些資本分屬不同的場域,相互之間不能直接替代和直接兌換。比如,不能直接拿錢買文憑,而只能在社會規則之下間接轉化。

為什麼一定要進名校?因為,名校可以成為各種資本集中轉換和傳承的有效場所。父母投入大量人力財力培養孩子,自己的各種資本轉化為孩子的文化資本。孩子進入名校後,不僅文化資本會增加,校友網絡、名校光環等等也不斷積聚加持。

《出身》揭示出,在美國,要想獲得頂級的工作,應聘者的畢業學校的聲望是特別重要的決定因素。正因為利益巨大,所以才會有人在招生環節鋌而走險。

江濤

美國的“學區房”製度是怎麼產生的?

新京報:在《出身》中,作者提到,經濟資本為孩子提供教育優勢的一個重要途徑就是擇校。美國是少數幾個公立中小學的教育資源主要取決於特定區域房產價格的西方工業國家之一。這種類似的“學區房”製度,使得好的教育資源集中在房產價格高的富裕片區。美國的這種“學區房”製度是怎麼產生的?與其他西方國家相比,有沒有很好解決“學區房”的方法?中國的“學區房”問題,能否從中吸取到什麼經驗?

江濤:美國的學區房製度是植根於曆史而形成的,並且來自於得到憲法保障的地方自治傳統,也體現了教育自由化的精神。市鎮社區自主舉辦學校,家長自由擇校。

更直接地,美國的學區房製度與其教育財政製度緊密相連。美國公立學校的經費主要來源於學區徵收的房地產稅。學區的學校好,富人就會蜂擁而至,就會推高房價;房價越高,房產稅和學區教育經費也就會更充足,學校辦學資源就會更豐厚,辦學質量就會更好,這樣就形成了循環。

美國人並不認為自己的公立學校系統很成功。美國公立教育系統的經費在發達國家中名列前茅,但教育質量並不理想。美國的教育製度,尤其是教育財政製度也與中國有很大不同,這是參考美國學區房製度時需要注意的。

學區房製度是一種教育資源分配機製,反映的是更根本的社會競爭狀態和機製。學區房價格奇高的直接原因,是優質教育資源供不應求。直接的應對策略是擴大優質教育資源,這絕非一日之功。

另一方面,有限的教育資源用什麼機製分配,總是需要一個規則的。抽籤?金錢?地位?分數?各種方法都有人用,但沒有完美無缺的方法。關鍵是需要分辨不同的資源分配方式背後的價值取向,也要反複掂量不同的資源分配方式帶來的多重後果,尤其是那些非預期的後果。

新京報:近年來,哈佛大學因基於種族“配額”錄取學生,限製亞裔學生人數,以高標準“非法歧視”打壓亞裔申請人,被“公平錄取學生”組織起訴。在一項庭審中,哈佛大學被指故意使用模糊不清的“個人評價”來拒絕亞裔美國申請人而照顧其他種族背景的學生。在《出身》里,作者也提到,在上世紀二十年代以前,一個人能否進入哈佛等著名高校,主要取決於學科測試所展現的智商,但是隨著猶太學生數量增加,優點的定義發生了改變,對智力的選拔變成了關注一個人的“個性”。如今對亞裔學生的招生“歧視”,是否也跟當年對猶太人的招生“歧視”一樣?

江濤:種族歧視問題,一直是美國社會的重大議題。《出身》第二章、第九章和第十章,都討論了美國投行、律所、諮詢公司在招聘過程中的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問題。在分析這個問題時,作者反複用了“刻板印象”這個概念,比如招聘面試官們對黑人男性的刻板印像是缺少社交技能,對女性的刻板印像是不擅長數學。

在美國,抗議大學“非法歧視”亞裔申請者的示威者。

正因為有這些刻板印象的存在,所以在面試中男性與女性犯了同樣的計算錯誤。面試官會認為,男性犯錯是因為失誤,所以會再給機會;女性犯錯是因為無能,所以會直接拒絕。

從公開的報導看,哈佛大學等高校對亞裔申請人可能也有特定的刻板印象。刻板印像是一面鏡子,無論是評價者還是被評價者,都能從中看到自己。當頂尖工作和頂尖大學的守門人判定亞裔被動、缺乏個性時,我們能從中同時增加對亞洲人和美國人的理解。

招生標準不僅僅是一個價值判斷,必須要具備可操作性

新京報:你認為,什麼樣的招生評價標準才是合理的?

江濤:招生標準的背後,最根本的是一個價值判斷,是一個社會和時代對理想人格的嚮往。我們今天到底覺得什麼樣的人是好的,是最好的?對“人”的判斷標準既有功利的社會性的一面,比如他頭腦好,能編寫程序,能解決問題,能掙錢,很成功,是個“有用”的人。判斷標準,還有審美的超越性的一面,比如這個人能歌會畫愛運動,是個“有趣”的人。

在生活中,我們經常用這兩個標準。在《出身》中,作者寫到那些頂級的公司招人時也要用這些標準,他們不僅要看學曆智力,還非常重視應聘者的課外活動和特長,他們要尋找跟自己一樣有趣的人。

但是,不同的社會群體,對這兩個標準的感知是不一樣的。在《出身》中,也談到,低階層的人更注重職業的實用價值,高階層的人相對更注重職業是否有趣。同樣地,不同群體對人和相應的教育的理想也是不同的。應試教育和素質教育之爭,與此有關。

招生標準,又不僅僅是一個價值判斷,作為一種理性的社會建製,它必須具備操作性。這雖然是個技術層面的問題,但非常重要。比如,高校想要招有潛質的孩子,而不是題海戰術練出來的孩子。那麼,真有潛質的孩子和只會應試套路的孩子到底有什麼區別,我們用哪些標準或指標進行識別?

再比如,想像力和創造力,可以用哪些辦法考察?即使只能採用“英雄識英雄”式的面試或哈佛等頂尖名校招生時採用的“整體考量”

(Holistic Consideration)

法,其中的每一個環節和做法,也需要理性地小心翼翼地審視。

《出身》最後一章特別談到,未來的研究,要探明招聘實踐與企業業績之間的關係。同樣,如果想建立更好的招生評價標準體系,研究評價標準與被評價者的發展狀況之間的關係,也是很有必要的。

哈佛大學

新京報:在《出身》里,作者提到,美國高校的錄取委員會,會明顯地偏向校友子女,以及給學校大量捐款的家庭的孩子。這兩點,一直以來被許多進步人士詬病。這個問題是怎麼產生的?這個問題有沒有解決的可能?

江濤:包括常春藤學校在內的美國私立大學,普遍採用了“繼承錄取”

(Legacy Admit)

的政策。也就是說,如果你的直系親屬曾在這所大學讀書,那麼這所大學將優先錄取你。這不是潛規則,是公開的政策,這一點可能出乎我們的意料。常春藤學校繼承錄取的比例,常常是普通錄取的幾倍。近些年,這個政策飽受詬病,但沒有大的改變。

美國大學,以私立大學為主。一方面,這些私立大學有製定招生政策的權利,只要政策不違反憲法精神和條款,政府和法院不會幹涉。另一方面,這些大學的辦學資金很大比例來自於捐贈基金,尤其是校友捐贈。繼承錄取,能幫助學校與校友建立穩固的關係,從而獲得捐贈。這些校友子弟也很可能資質優秀,但同樣需要經過學校的選拔。

新京報:在《出身》里,作者主要考察了投資銀行、諮詢公司和律師事務所這些頂級專業服務公司的招聘中的精英再生產。作者提到,這一行業招聘的許多“潛規則”,比如知名學校的出身、高地位的課外活動、文化契合度、自我實現的敘事能力、光鮮的互動風格等,這裡面就已經蘊含了不平等和偏見。作者的建議是,用更結構化的面試形式和對評審人加以培訓,來增加員工的多樣性。但是,有人認為,結構化的面試依然減少不了偏見,表現較好的依然會是精英階層的子弟,若減少面試的比重而更看重簡曆,精英階層的子弟的簡曆也許還會更有優勢。此外,還有人認為,這些公司有自主決定權,他們沒有責任增加員工在經濟背景上的多樣性。你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江濤:《出身》等研究揭示出,精英階層子弟的優勢非常大,甚至無論你用什麼方式來招聘,他們都有優勢。私人公司追求員工多樣性的動力有限。這讓人有一種無力感。該怎麼辦呢?《出身》最後兩章討論了這個問題,提出了一些應對辦法。

其實,跳出來看的話,《出身》本身就昭示了一種出路。在美國,許多家長給《出身》的作者寫信,向她諮詢如何保障自己的孩子得到投行、諮詢公司等頂級工作。其中,有一位母親讓作者為自己尚未出身的孩子製定職業規劃表。換句話說,《出身》本身可以作為一份職業指南,用來增加閱讀者的文化資本,從而增加求職競爭中的勝算,而不論你的出身如何。

這其實是文化資本獨立性的一種體現。雖然許多研究表明,文化資本的獲得與經濟資本、社會資本等方面有很大的關係,但是,窮孩子即使不能上課外輔導班,還是能自己讀書的。由此積累來的文化資本,可能比不上言傳身教,但還是很有用的。

在教育雙軌製下,學生家長很可能會變成孩子的“經紀人”

新京報:在中國,許多人在呼籲要實行“素質教育”來選拔人才,改變備受詬病的“應試教育”。但是,也有人認為,“應試教育”才相對公平。對於父母受教育程度、經濟地位不那麼高的家庭來說,全面發展的“素質教育”、各種的課外活動和特長班意味著巨大的經濟負擔。你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江濤:我們為何認為“應試”與“素質”是對立的?素質能不能通過相對客觀的考試來考察?目前的考試有沒有考察出學生素質,或者說,考察出的學生素質對於當代中國人而言是關鍵的嗎?“高分低能”是事實?偏見?想像?或是多年前的故事?這些問題需要紮實的研究。

新京報:衡水中學、毛坦廠中學等“超級中學”經常引發網友熱議。許多人批評這些“超級中學”過於嚴苛的半軍事化管理。但是,也有人認為這種學校是窮人家孩子實現階層上升的少有機會。你怎麼看待“超級中學”的現象?

江濤:“超級中學”內部是分化的。按照北京大學黃曉婷等人的觀點,“超級中學”有兩個核心特點:一是壟斷當地的優質教師和生源,二是壟斷一流大學

(尤其是北大和清華)

在該省的錄取計劃。按照這個標準,衡水中學和南京外國語學校都是超級中學。

“超級中學”。

這兩類超級中學是很不一樣的,某種程度上代表了中國中學當前的兩種類型。前一類學校更嚴厲、更平民化,後一類學校更寬鬆、更精英化。後一類往往側重素質教育,強調“減負”,結果卻並沒有避開“應試”,也沒有減輕學生負擔,而是造成了公立學校教育的退卻,以及渠敬東所說的“教育雙軌製”。學生在學校里輕鬆了,家長會去外面找輔導機構補回來,付出幾倍的金錢和精力。

在教育雙軌製下,學生家長,尤其是母親就會變成學者楊可說的“經紀人”,投入極大的人力和財力,全面規劃管理孩子的教育。在這種情況下,每個孩子的成長都有賴於“公立學校”、“影子教育”兩條軌道,以及每隻腳站在一條軌道上的父母。而且,目前雙軌製下的教育,總體仍是應試導向的。

衡水中學模式則不是這樣的。寄宿製,是非常嚴格的管理,學校全面負責孩子的一切,從每一個知識點到睡覺的姿勢。學校做家庭的代理人,教師做父母的代理人。父母和學校不僅僅是合作關係,更是託付關係,學校和教師是高權威的。學生接受的,是一整套無微不至的教育。學生在其中是非常累的,教師和學校也非常累,甚至更累。這種教育模式,在中國有很深的傳統。

這種模式的不足顯而易見,但他們做對了什麼卻需要探討。考試中的成功,絕不是那麼簡單的事,也不是毫無價值的事。

貧富問題是極端重要的,但不是命運的唯一主題

新京報:在《出身》中,作者認為,家裡不太富裕的人在職業選擇時更注重薪資和穩定性,而家境富裕的人更看重工作過程中的滿足感、樂趣以及個人表達等抽像的價值。但是作者也提到,之所以大家都想進投資銀行、諮詢公司和律師事務所,也是因為它們的薪資高,能還貸款,以及生活方式的光鮮靚麗。而有機會進入這些行業的學生,恰恰也是來自經濟收入較高的家庭。這兩種說法是否矛盾?

江濤:不矛盾,《出身》第三章講了這個問題。投行、律所和諮詢公司的工作,不僅提供了很高的薪資,而且提供了有品位的生活方式,還提供了有趣的同事和被廣泛認可的社會符號。所以不同出身的人都想獲得這些工作。

新京報:在《出身》里,作者認為,強調個人選擇、自由和獨特性的敘事風格時,更符合美國中產階級和上層階級的世界觀。認為一個人能掌握自己的命運是典型的美國夢的建構方式。但是,作者也戳破了這種美國夢式個人奮鬥的神話背後的不平等體系。你怎麼看待在全世界貧富差距越來越懸殊的當下,這種個人奮鬥式的神話的未來?

江濤:美國式個人奮鬥的神話,有著深刻的文化內涵與曆史根由,其中國版本往往就是突出“奮鬥”,而不是個人選擇、自由和獨特性。比美國式的個人奮鬥夢能否實現或如何實現,更根本的問題是,為什麼一定要實現美國式的個人奮鬥夢?

美國夢是美國式的個人奮鬥神話。

通過個人奮鬥實現階層跨越,做人上人,什麼時候成了我們社會主導性的夢想?神話

(myth)

又稱迷思,我們今天的夢是一種迷夢嗎?一個社會人人都想做人上人,如何實現?傳統中國精英追求內聖外王,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我們都想出人頭地稱王稱霸,“內聖”的“人格理想”完全丟失了?中國百姓講求的“過日子”,過和美順當知足有尊嚴的一生的“人生理想”,為什麼不再被當成理想?貧富問題是極端重要的,但不是人的命運的唯一主題。

弱勢群體被社會結構限製,精英被名望符號的暴力困住

新京報:在書中,作者表示,在全球化贏者通吃的分層體系下,與寒門出貴子並列於報端的,是美國城市父母努力為孩子爭取優質幼兒園的位置的新聞。許多父母,甚至從孩子蹣跚學步開始,就為孩子報各種課外活動,這催生了繁榮的學前教育諮詢業。這種現象,在東亞似乎比較常見。你怎麼看待這種現象?

江濤:現在教育競爭日趨激烈,確實需要調整和緩解,但也不必過於悲觀。它反映了人們對自己和子女地位的焦慮,但恰好證明社會結構還沒有完全固化。隨著經濟和社會發展,人們加大對教育的投入也是很自然的事。無論是清代皇子的教育,還是民國大家的教育,那都是投入了非常大的資源和心力的。教育和學習可以是快樂的,但從來就不是一件輕鬆的事。

新京報:《出身》里批評的美國的不平等的選拔和精英的自我複製,能給在中國的我們怎麼樣的啟示?我們能從中吸取什麼樣的教訓?

江濤:人們都關心不平等的選拔和精英的自我複製對弱勢階層造成的不利影響,但自我複製對精英就一定有利嗎?這類似於近親繁殖,精英群體的行為和思維在自我複製中高度趨同,這又反過來加劇自我複製。

《出身》里引用的數據顯示,大約一半的哈佛畢業生選擇了投行、律所和諮詢公司的工作。高度趨同的光鮮道路,怎麼可能恰好適合每一個精英?在不平等的選拔中,弱勢群體被迫失去了發展的空間,精英是不是無意識地放棄了人生更多的可能呢?自我複製的精英,會不會也成為單向度的人呢?

《出身》第三章講到,本來對諮詢公司的工作沒有興趣的學生,看到其他人都爭先恐後地去參加招聘會,就“開始覺得如果沒在這樣的公司工作,自己就沒那麼成功”,然後他“迷失了”,“去參加諮詢公司的面試”,“完全背叛了自己”。“從這個過程中出來後,你想的全是名望”。弱勢群體被社會結構限製,精英也容易被名望等符號暴力困住。社會拋棄弱者,精英背叛自己,弱者和精英相互隔絕怨恨,這是我們要留心的。

記者 | 徐悅東

編輯 | 安也

校對 | 翟永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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