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牙塔之巔|美國的中文博士:鄙視鏈的底端,兩種文化的夾層
2019年08月11日11:41

原標題:象牙塔之巔|美國的中文博士:鄙視鏈的底端,兩種文化的夾層

【編者按】

對於以學術為誌業的人而言,博士生涯是他們必須走過的一段漫長旅程,朝向知識聖殿的光亮,艱辛而孤獨地前行。象牙塔之外的人們看向博士的眼光是複雜的,有仰慕歆羨,有敬而遠之,隨著從女博士的汙名化到博士生的心理問題等負面話題的反復出現,更多的是疑慮和不解。

在這樣的背景下,澎湃新聞思想市場欄目特別推出“象牙塔之巔”專題,邀請不同國家不同學科的博士們講述自己的經曆、研究以及對這段生涯的反思。相比於“為什麼讀博”和“讀博有什麼用”,本專題更希望回答“讀博的意義是什麼”這一問題。在一系列文章中,我們將看到個人的困惑和抉擇,學科的樣貌和特色,也會看到更大的社會結構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和個體的學術經驗聯結成整體。

人文學科是“少數派”?

約翰·軒尼詩

當“矽谷教父”、後來的“圖靈獎”獲得者約翰·軒尼詩(John L. Hennessy)還是斯坦福大學校長的時候,我是斯坦福東亞系一個恍恍惚惚的小碩士。之所以說恍恍惚惚,是因為我本科念的是比較文學,那時候美國著名漢學家倪豪士教授(William H. Nienhauser, Jr.)受邀到中國教一門海外漢學,講《史記》、講英譯王維的詩歌,我算是他喜愛的一個學生,於是受鼓勵申請到美國,從一直被人問“你這個專業畢業能找什麼工作”到斯坦福大學的研究生,好像是一件有面子的事,但終日除了翻閱沉得能砸死人的學術專著、腳下生風地穿梭在總讓人迷路的大校園里趕場一般地上課,就是瘋狂地敲擊著鍵盤趕作業。和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古都北京相比,矽谷是曆史文化的荒漠,下課以後無處可去,也交不到一個有共同語言和愛好的朋友:周圍中國人一律是聰明絕頂或自認為聰明絕頂的理工科學生,每天討論著實驗室、發論文、實習、教職、創業……在一般的中國人眼裡,斯坦福就跟麻省理工沒有什麼區別,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理工類高校,我在這裡實在有一點“雞立鶴群”,也難怪學校其他文科生都用“少數派”(minorities)這個詞形容自己。

還記得2014年的某天忽然收到一封郵件,校長邀請幾位學生代表吃飯,有意參加者請把要問校長的問題交上去,問題最有意義的學生能得到和校長面談的機會。我當時點開裡面的鏈接,想都沒想就在對話框里敲:“作為一所世界頂尖的綜合大學,斯坦福在人們心中卻還沒有完全擺脫理科強校的印象,文科生在這裏感到被邊緣化、不受重視、難以融入整個學校的氣氛,您對此有何看法?”當時寫下這段話的時候,與其說是提問,不如說是詰問。還記得剛入學時,校長在自家院子裡有個招待學生的餐會,他發表講話說:“作為斯坦福大學的學生,你們要‘投入’學校的一切,不要只是單純的‘參與’。舉個不太恰當的例子:在經典早餐‘培根炒雞蛋’里,雞隻是參與了一下,而豬投入了!”。當時大家都笑得沒心沒肺,後來我才覺得理工科在斯坦福占盡風流,而文科生呢,除了本系的功課,這裏的一切似乎都跟我沒什麼關係,我們在這感覺可有可無,連陪襯都算不上,還不如培根煎蛋裡的雞蛋呢。後來我就把“質問斯坦福校長”這件事忘記了,直到有一天收到通知,讓我作為學生代表之一去參加晚餐會。

飯前大家都踩著柔軟的厚地毯陷進舒適得長沙發里,軒尼詩校長還像剛入學見到的那麼笑容滿面,總有一種既輕鬆又專注的氣質,把周圍人的注意力都聚攏在他身上,能參加這個活動我不驚訝,也許因為我是文科生,可以增加學生代表的多樣性(diversity)吧,令我驚訝的是,我的問題被當作了一個重要話題。會前我們就收到通知,因為時間有限,校長不太可能聊到每位學生的問題,但令我驚訝的是,見面沒多久,他就主動把話題引到文科上,針對學校多麼重視人文學科、人文學科取得了哪些卓越成績、而人文學科又是多麼重要侃侃而談了很久,大約占他講話的一半時間。那天他談完話,很多學生問了問題,大多是“您最喜歡和崇拜的名人是誰”和“您晚上失眠的時候都會想些什麼”這一類,我是全場唯一一個沒有再舉手提問的學生,因為我唯一想問的問題,就是當時寫下來的那個,而他已經主動答過了,最重要的是,我還是覺得文科生是這個學校里的二等公民,也沒有多少人真正關心我們的存在和訴求。不自信讓我沉默。當時的我,對於自己和自己的專業,其實處在一種自我懷疑和焦慮的迷惘中,一直到今天還是如此。

人文學科在大學里不受重視的地位由來已久,和軒尼詩校長吃飯的時候,我至今記得他本人一直對文科博士的低畢業率感到唏噓。一個學科的發展前景可以從博士的畢業率看出來,因為博士是一個領域的頂尖人才和推動學科發展的中堅力量。在美國博士的畢業率本身就很低,而文科博士的畢業率更是低的驚人,只有不到50%,美國曆史最悠久和地位最崇高的學術中心——美國人文與科學院的項目“人文學科指標”顯示,人文學科博士畢業率的中位數42%,與數學和物理相近,工程、生物、健康科學則擁有所有博士項目中最高的畢業率——50%。可見與更加“實用”的科學相比,基礎學科普遍門庭冷落。在人文學科博士看似不算太差的42%中,戲劇和表演專業以中位數56%拉高了平均水平,而比較“硬核”的語言、社會、文化專業則擁有最低的畢業率33%,意味著只有三分之一的學生能夠最終拿到學位。

不能畢業對學校和學生來說都意味著巨大的損失。首先,博士學位是學術圈的“準入門檻”,博士生放棄學業意味著放棄學術生涯,那麼其付出在科研上的時間和精力將付之東流。而與此同時,因為博士大多接受來自系里的全額獎學金,一個博士生如果中途退出,系里在對其教育和培養上的所有投入就前功盡棄,而這些資源原本可以提供給另一個之前有意完成博士學習的候選人,博士生退學率的增加,會拉低一個系甚至一個學校的排名和名譽,也會影響一個學科的健康發展。

為什麼美國博士的畢業率一直很低?做學者是一份永不下班的工作。讀博士的高強度、低收入、激烈競爭是普遍現象,除此之外,文科博士還要承受更大的壓力——理工科的研究從本質上講更容易轉化成生產力,資金的投入可以帶來更多的利益。導師和實驗室可以通過科研項目獲得資金,而資金可以養活更多的博士和項目,這就是為什麼許多人說理工科博士和導師的關係與員工和老闆有些相似:“老闆”可以通過招收更多的“員工”承接更大項目,賺到更多的錢,進一步加強壯大自己的團隊,理想狀態下這是一種良性循環,至少是一個穩定而可持續發展的模式。人文學科則不然,文科的研究並不具備快速“變現”的能力,因此導師和學生基本依賴於學校的撥款,每年能夠招生的人數因此受到嚴格的限製,這也就是為什麼人文學科的博士生要比理工科少得多。因為資金的短缺,人文學科的院系能夠聘請教授和開課的數量也會受到限製,這樣就致使新畢業生找不到教職。在美國讀博士的時間成本是驚人的,文科博士需要6年以上才能畢業,一個人二十多歲的大部分時間都用在了這個學位上,而拿到這個博士學位之後,失業的危險還如影隨形。

理工科的博士在畢業以後可以申請的教職更多,即使不從事學術工作,也可以在業界尋找機會,而文科博士幾乎沒有這樣的選擇。斯坦福大學宗教學系系主任柯嘉豪(John Kieschnick)教授是美國研究中國佛教最出色的學者之一,成為他的學生是很多人夢寐以求的,而他對於學生畢業後的去向也並不樂觀:“即使對於斯坦福大學這類學校的畢業生來說,畢業以後在學術界找到工作也被證明是很難的。學生必須樂意在畢業以後到這個世界的任何地方去,有時還需要一直當‘臨時工’,直到找到一個穩定的職位。我有一個出類拔萃的學生今年畢業,但是到目前為止沒有找到任何工作。在讀博士的時候,你需要思考的問題是:也許博士學位能夠幫助你找到學術圈外的工作?”

在一個學科深造之前就要做好不能從事這一學科的心理準備,是如今司空見慣的事,但能做到在專業以外找到工作甚至也不容易。對於學術圈外的工作,博士學位並不是必要的,文科博士尤其如此,博士階段過於精專的專業知識在職場沒有用武之地,甚至可能造成“資曆過高”(overqualified)的問題,一個碩士或者本科生就能勝任的職位,是不會找一個博士來做的,因為博士被認為擅長的領域狹窄、缺乏工作經驗、還可能會要求更高的薪水或者很快跳槽。

俄亥俄大學東亞系的吳妙慧(Meow Hui Goh)教授讀本科時是新加坡家喻戶曉的新聞主播,不僅學術做得好,也很有人格魅力,談到帶博士生,她曾經說:“我告訴我的學生,現在別人都能陞官發財,念博士卻時間長、出路窄,面對這種落差,要調整好自己的心情,以免日後壓抑想不開,產生心理問題。”當你立誌做一件事情,要先記住自己會一直受到世俗眼光的打擊,個中滋味,也許外人是體會不了的,這也許就是為什麼超過一半的博士會有抑鬱症的原因。

不過隨著理工科博士頻頻爆出自殺的新聞,文科博士中似乎暫時沒有如此極端的例子,原因可能是學生從系里得到經濟支持而不是從導師手裡拿錢,因此博士生的生存境況並不會繫於導師一人,與此同時,因為文科的學術研究基本只需要圖書館,不受設備器材等外界條件的束縛,導師和學生的研究相對獨立,導師不需要學生“打工”,學生畢業也不是導師一人獨斷專行之事,不得不說這得益於“清水衙門”中沒有那麼多利益牽扯。

東亞系學生:為什麼到美國學中國文化?

這個問題應該是我到美國東亞系以後回答最多的問題,有時候別人直接用嘴問,有時候用疑惑的表情問、有時候用不屑的眼神問、有時候用同情的微笑問。

如果被允許的話,我想用梁漱溟的觀點來回答這個問題:想要認識中國文化,必須對於人類過去的曆史,未來的前途,能夠全盤觀測,而尋出中國文化在那裡面的價值。過去的中國人,不易於認識中國人文化,因為他們“處在局中,又缺乏其他不同文化的對照”,當時圍繞著中國的鄰邦外族,文化沒有中國高明,因此中國人的心裡是自大的。到了近代,剛有了比較對照,又似乎被其他文化嚴重打擊,茫然無措,陷於過分氣餒,凡為此自餒心裡所蔽的人,一樣無法瞭解中國文化。想要找到中國文化在整個人類文明中的價值,有時候需要把角色從“當局者”轉換為“旁觀者”。

但是我很少這樣答,因為別人問的時候,不是設問,只是反問,一種表達沒興趣和看不起的反問。

斯坦福大學

記得在網上看到過這麼一件事——主持人蔡康永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電影專業畢業的,他回憶起父親的友人問他:“兒子在美國念什麼?”父親小聲地說:“電影”,朋友沒聽清楚:“電腦? ”父親更難為情地說:“電影”,對方追問:“什麼?電機?”父親頭都抬不起來地說:“電影”,說第二個字的聲音越來越小,彷彿這是一件無比丟臉的事。

人文學科,在科學技術開始高速發展的現代社會,總顯得玄乎、縹緲、百無一用,近代以後,中國人從文化自大一下被西洋大炮轟到認為文化無用,而更看不起本國的文化,就像梁漱溟所說:“若問他中國文化的短處何在,都能說出許許多多;若問他中國文化的長處何在,則不免口囁嚅而心躊躇了。他至多說中國文化過去的光榮,過去的價值,然而這有什麼意義呢?”

這種自卑和自大交融的複雜心態一直影響今天的中國人。因為自卑,所以學中國文化就被中國人看不起,因為自大,在美國學中國文化更被中國人看不起。

那麼學習中國文化在美國的地位如何呢?至少到了今天,在美國的高校中,還沒有一個真正的“中文系”,學習葡萄牙語、西班牙語、俄語、法語當然都有自己的系,但中文研究依然和日本研究、韓國研究一起擠在“東亞系”。我曾問過我的老師、斯坦福大學東亞系系主任艾朗諾教授,在可預見的未來,美國大學里會不會有“中文系”,他回答說,許多很小的歐洲語言都能自立門戶,而中文專業始終是東亞系的一部分,顯然體現了西方社會以“歐洲為中心”的傳統,如今很多西方語言系的規模一直在萎縮,東亞系人數卻日見增多,看似有條件單獨出來,但是直到今天,沒有任何苗頭或是風向表明,會有一個中文系的出現。

即便中文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語言,即便美國大學甚至高中的中文選修課飽受歡迎,中文的學術研究依然沒有自立門戶的資格。以至於在美國高校里,許多人還覺得東亞系就是由幾個中國人、幾個日本人、幾個韓國人湊在一起,自以為自己的文化很重要的地方。即便是學習日漸消失的拉丁文,在西方社會的地位也要崇高很多。我在學校專攻法語、西班牙語、比較文學的學生身上,都能看到一種東亞系學生從來沒有的自豪和心安理得。如果問我,我會說東亞系的學生受的是“夾板氣”,他們的專業在中國和美國都沒有得到足夠的理解、重視和尊重。

人文學科在美國的“不景氣”,卻不能阻擋越來越多的中國學生到美國讀東亞系,從前的美國東亞系幾乎沒有中國大陸的學生,而現在受到“留學熱”的影響,中國學生在母語上的優勢和對出國的熱忱讓他們攻占了美國大學的東亞系,從生源上來講,提高的是數量和不是質量,另一方面,自費讀碩士的學生激增,但是能夠拿到獎學金的博士名額和大學里的教職並沒有增加,也就造成了更多的學生“畢業即失業”,而這一情況則加劇了東亞系學生在學校里和社會上為人所輕視的現狀。

如今在美國功成名就的漢學家,大多是美國東亞系誕生之初的第一批學生,也是在美國最先進行中國問題研究的學者,那時候東亞系精耕細作培養人才,就業前景樂觀,海外中國學研究也像是一片空場,大家可以隨意地“跑馬圈地”,而如今這一學科的擁擠不堪和良莠不齊使前代漢學家的成功之路變得不可複製,新一代學生的前途出路依然渺茫。

如果在矽谷看,則一切顯得更糟

我到美國學習生活至今已有7年,有6年住在矽谷,如果在這裏看,人文學科的學生生存環境則顯得更糟,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最近的一次調查,美國家庭收入的中位數是$61372,而媒體計算過,在舊金山灣區這樣昂貴的地方生活下去,每個家庭每年至少需要賺夠30萬美元,這一數字,一個矽谷普通軟件工程師的年薪加股票可以輕鬆達到,相比之下,一位公立大學教授的年薪,只在10萬美元上下,而一個博士生的月薪大概在2000-3000美元,在灣區這樣高科技新貴雲集、物價時時飆升的地方可以算是“低保戶”了。隨著美國簽證政策的日益縮緊,留學生畢業後想得到工作簽證越來越難,而STEM(科學、技術、工程、數學的縮寫)專業的學生則可以享受優惠政策。

舊金山矽谷蘋果總部

這就解釋了在斯坦福上學時,我曾經親眼看到一個怪現象:個別東亞系的同學們即使得C也要跑去選修計算機系的課程,然後氣喘吁吁地跑回我們系,和我們一起坐下來敷衍地讀讀宋詞,外界的誘惑已經讓學生變得空前浮躁,無論他們從前學習何種專業,現在都想轉行學計算機、做工程師,而大多數時候驅動力並非理想,而只是利益。

說到和斯坦福前校長、也是Alphabet前董事長約翰·軒尼詩一起吃飯,我曾經聽過他在斯坦福文學院的一次講座,題目是“我為什麼閱讀偉大的文學作品”,台下聽眾人頭攢動,都想一睹這位矽谷教父的風采。說實在的,我已經忘記他對這個問題的具體答案了,但記得看著他眉飛色舞地講起自己正在讀的俄國小說,滔滔不絕地敘述文學名著帶給自己的震撼、感動和啟示,我忽然想起天文學家張衡的《四愁詩》:“我所思兮在桂林。 欲往從之湘水深,側身南望涕沾襟。 美人贈我琴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 路遠莫致倚惆悵,何為懷憂心煩傷”,何其工整、優美、細膩,想起愛因斯坦和陪伴他一生的小提琴,無論科學如何發展,機器都不能代替人類去體驗和抒發情感,許多天才的科學頭腦,都擁有超凡的藝術感悟力,但如果此刻是一個人文學科的教授在這裏講同樣的話題,則沒有這麼多的聽眾,如今人文學科需要世俗眼光中“成功人士”的加持,才能提高一點它的地位。即便是在少數幾個關注文科的時刻,人們也總世俗地把人文素養和談吐、氣質聯繫在一起,把它當成一件昂貴的首飾或是漂亮的衣服,一位同專業的朋友說:“我很不喜歡好多碼農似懂非懂地說自己對文學詩歌的興趣,彷彿文學詩歌的作用就是被有錢人拿去裝點門面,角色調換一下,如果文科生敢這樣誇誇其談自己對物理、數學驢唇不對馬嘴的理解,只能招來理工科學生的嘲笑,彷彿只有他們的學科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人們都說矽谷的許多潮流代表著人類的未來,人文學科從業者的發展前景似乎也能在這裏窺見一二。社會的發展並沒有使人們開始尊重文科生的專業性,人們願意花費幾百甚至上千美元購買律師和醫生的一個小時,但是寫作、編輯、翻譯、社科方面的研究即使是在滿地流油的矽谷也只能拿到一小時二三十美元的低工資,而這樣的工作機會甚至也不多見,矽谷似乎只需要他們所創造出來的氛圍和“文化”,而完全不需要曆史的觀照和人文的情懷,難道這也預示著科技高速發展後人類的未來?人文學科的落寞造成龐大群體語言文化水平的低下,而低水平的標誌就是無法意識到一門學問的作用、以及自己和這一領域頂尖高手的差距。理工科面對文科的優越感由來已久,其中一大原因應當是當今社會的急功近利——不能讓人一夜暴富、成為“人生贏家”的學問和技能,就不值得投入時間和精力。柯嘉豪教授曾經評論斯坦福新建的冥想屋:“那介紹里寫著:這裏可以讓你逃避繁雜和快節奏的日常生活,得到內心的寧靜,從而讓你在冥想之後提高工作效率。這就是典型矽谷的思想:做一切事都是為了提高生產力。永遠不能理解內心的寧靜本身就是一種追求,冥想本身就是一種意義。”

人文科學的學生處在鄙視鏈的底端,正如錢鍾書在《圍城》里說的:“理學院的學生看不起工學院的,工學院的學生看不起文學院的,文學院的學生裡外文系的看不起中文系的,中文系的看不起哲學系的,哲學系的看不起社會學系的,社會學系的看不起教育學系的,教育學系的學生沒有學生可看不起,只好看不起系里的先生。”從前理科看不起文科,基礎學科看不起應用學科,我想今天這個情況有所改變,工科生因為工作最好找、薪水最多,傲視群雄,文學哲學這樣的學科比不上如今炙手可熱的教育了,應該處於墊底的地位。不過這個鄙視鏈是一個閉環系統:理工科是看不起文科的,因為他們比文科的生存環境要優越,頂層的理工科生又崇拜文科生,因為科學的研究到了極致,就開始思考哲學的問題,物質得到滿足後,就有了精神的追求和美的嚮往。

《史記》中說,春秋末年,孔子四處遊說,在禮崩樂壞的時代,在權力、野心、享樂空前膨脹的時期宣傳自己對道德和思想崇高的追求,顯得那麼的不合時宜,他處處碰壁,飽受譏誚和白眼,猶如“喪家之犬”。今日讀聖賢書的人當然不敢以聖賢自比,而在美國做一個中文博士,讓我得以切身體會到失去了精神家園和文化土壤,在社會上無立錐之地的感覺。

如果有人問我在美國做一個中文博士是種什麼樣的體驗,我會說,我們生活在社會鄙視鏈的底端,中西方文化的夾層,有時候被視為逆時代而行的怪胎,有時候被看作可有可無的隱形人,但我們面對和忍受的所有困境,至少證明了理想的純粹。不錯,這隻是一個小到可以讓人心安理得地忽視的群體,這是一個沒有話語權、讓人可以盡情嘲笑的群體,然而,對這一群體生活空間的壓縮,本身就是這個時代發出的一個意味深長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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