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討|夏文化探討的方法與任務
2019年08月09日13:55

原標題:研討|夏文化探討的方法與任務

2019年7月15—20日,河南大學國際合作與交流處、河南大學研究生院、黃河文明省部共建協同創新中心、河南大學曆史文化學院聯合主辦,河南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河南大學曆史文化學院考古文博系、河南大學公共考古中心共同承辦的第二屆“夏文化”國際研討班在河南大學開班。

研討班遴選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吉林大學、西北大學、山東大學、鄭州大學、河南大學等國內30多家高校和科研機構的50名研究生、10名本科生、韓國崇實大學25名本科生,學員以考古學專業為主。研討班邀請了中國考古學會夏商考古專業委員會主任劉緒教授、日本中國考古學會會長宮本一夫教授等國內外研究夏文化的頂尖學者授課並研討。本屆“夏文化”國際研討班共六天,前四天在河南大學進行課堂講授與研討,後兩天赴登封、偃師、洛陽等地進行學術考察。

第二屆“夏文化”國際研討班開班合影

鼓勵與期許

“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李伯謙先生給研討班發來賀信。他說商代之前有個夏代,是幾千年來學術界和國人的一致認識。“夏商周斷代工程”通過運用古代文獻記載、考古遺蹟遺物解析、古代有關天象記錄的現代測算和相關含碳標本的14C年代測定等綜合研究,證明夏是中國古代開啟廣域王權國家曆史的第一個王朝,夏的信史地位是客觀存在的。

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河南大學學術委員會主任王巍先生通過錄音在開幕式上致辭。他指出,經過大量的考古發掘,商王朝之前有個夏王朝是比較明確的。二裡頭遺址的時間範圍相當於夏代的後期,是全國同時期規模最大的一個遺址,大多數從事夏商考古的考古學家都認為二裡頭遺址就是夏代後期的都城,文字並非確認夏王朝存在的必要條件。

態度與方法

劉緒教授結合近些年夏文化研究的現狀,講了《夏文化探討的形勢與任務》。他指出,從叔夷鍾、秦公簋、秦公鍾、豳公盨等青銅器銘文可知周代普遍推崇禹和夏,並認為“處禹之堵”和“宅禹之跡”是神聖和輝煌的。夏文化探討的新動向:一是受測年數據的影響,回歸舊說——二裡頭遺址西亳說,二裡頭文化前半是夏文化,後半是商文化;二是受西方學者的影響,反對或拒絕探討夏文化。夏文化研討急需解決的問題,一是夏文化之首,主要是新砦文化的問題;二是夏文化之尾,涉及到二裡頭四期與二里崗下層文化的關係;三是關於夏代積年與王世問題。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孫慶偉的講座題目《夏文化探索——態度、方法與證據》,討論了對待夏代信史地位的基本態度、考古學探索夏文化的基本方法和論證夏文化的基本證據。“沒有文字,不等於沒有曆史”,對夏史的信或疑,要用證據說話。夏文化的考古學探索主要有兩種方法,一是以安金槐代表的“夏都法”,過於依賴王陵、文字等“鐵證”;一是以徐旭生、鄒衡為代表的“夏墟法”,局限是難以確定夏文化的上下限。考古學家應在曆史語境下,梳理出夏王朝的時間、空間、人群及曆史動因等曆史背景,才能區分出廣義和狹義的夏文化。在夏王朝核心區域內、與夏紀年相當的考古學遺存主要有兩類,一類是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另一類是二裡頭文化,它們共同組成了廣義夏文化。考慮到伊洛河流域主要是夏後氏的活動區域,可把這一地區的河南龍山文化王灣類型、煤山類型以及二裡頭文化二裡頭類型視為狹義的夏文化遺存。在二里崗文化下層階段,鄭洛地區最引人注目的變化是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的始建,以及大師姑和望京樓等二裡頭文化城址的改建,這種城市建設異動的最大可能就是在此時間段內完成了王朝的更替,夏商分界應該就在二裡頭文化四期晚段和二里崗文化下層階段(不排除兩者略有重疊)這一時間節點上,二裡頭文化在主體上應屬於夏文化。河南龍山文化晚期階段和二裡頭文化一至四期在時間上覆蓋了整個夏王朝,它們也就是一般意義上所說的夏文化。

河南大學曆史文化學院副教授劉中偉的講座題目是《理論與方法視野中的夏文化》。將夏文化探索曆程中的理論與方法總結為四種:一是對證法,時間、空間、社會狀況、文化特徵、考古學文化變遷與重大曆史事件相互對證;二是都城界定法,先認定商湯亳都所在,以此向前推定;三是文化因素分析法;四是聚落考古學和多學科交叉的綜合研究。以徐旭生、鄒衡為代表,將考古學文化的分佈與曆史上所知的族群聯繫起來,用考古學材料建立起一個地區的文化與曆史,是夏文化探索中的文化——曆史主義。張光直將聚落考古學引入中國,被學界運用到夏文化探索的實踐。直線進化論、文化傳播論、曆史主義考古學、多線進化論、後過程主義考古學、聚落考古學等理論,在不同時段對夏文化探索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1990年代後聚落考古理唸成為夏文化探索的基礎理論之一。中國考古學對夏文化的探索經曆了民族主義向曆史實證主義的轉變,經曆了證經補史向重建上古史的轉變。

認識與推定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方燕明的講座題目是《王城崗城址和瓦店聚落與早期夏文化探索》,認為整合文獻史料和考古材料,重建早期夏史、探討早期夏文化是可行的,但文明與國家起源框架下的早期夏文化探索任重而道遠。王城崗、古城寨、新砦、郝家台等城址的使用時間均較短,內部功能區劃變化頻繁,表明內部結構不穩定,反映當時的社會動盪不安。大型公共設施的出現是新技術的成就,但更意味著社會動員、組織能力大幅度提高。龍山晚期的祭祀性建築、殺殉和卜骨的發現,顯示當時存在著明顯的社會分層。龍山晚期粟、黍、稻穀、大豆和小麥等農作物的種植,為社會文化發展奠定了穩定的物質基礎。飼養的豬、黃牛、綿羊、狗等家畜則是肉食的主要來源。手工業作坊專門化程度高,有些本地不見的原料可能交換自外地,精美的白陶、蛋殼陶等技術為社會上層所壟斷。整合考古學文化譜系、文獻記載的三代編年和 14 C絕對年代,可將夏代文化分為前後兩期:王灣三期文化晚期、新砦期為前期(即早期夏文化);二裡頭文化一期至四期為後期(即晚期夏文化)。登封王城崗的大城可能為“禹都陽城”、小城可能是“夏鯀作城”,禹州瓦店的環壕聚落可能為禹之陽翟、亦可能為啟“鈞台之享”之地。

河南大學曆史文化學院副教授魏繼印的講座題目《新砦文化研究》。認為整個新砦文化可分三期,《新密新砦》的第二期早段為早期,第二期晚段為中期,第三期為晚期,分別與王城崗遺址的四、五、六期(二裡頭文化一期)相當。其絕對年代大致為1900~1800BC。新砦文化遺址主要集中分佈在環嵩山地區的東半部,即原王灣三期文化的東北部。新砦文化早於二裡頭一期文化,相當於王灣三期文化的晚期階段,是與王灣三期文化並存約百年的一種考古學文化。新砦文化陶器群可以分為明確源於造律台文化者、明確源於王灣三期文化者、新砦文化的創新者和各地龍山文化共有者四群。統計各群的種類與數量之後,可以斷定新砦文化的陶器群絕大部分源於豫東的造律台文化。新砦文化最終發展為二裡頭文化。新砦文化的年代與夏代早期文化的年代基本一致,其分佈範圍正是《竹書紀年》、《穆天子傳》等文獻記載的夏啟的活動範圍,新砦遺址擁有面積100萬平方米、帶有三重環壕、有大型的祭祀遺址等,說明新砦遺址具有臨時都城的性質,新砦文化的情況跟夏代早期大體相當。啟在建立夏王朝之前當生活在今豫東地區,聯合各方諸侯從今豫東一帶出發攻殺避於嵩山附近的伯益,建立了夏王朝。造律台文化為先夏文化,新砦文化為早夏文化,二裡頭文化為晚夏文化。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許宏的《二裡頭遺址與夏商文化探索》。介紹了二裡頭遺址的考古工作和自己對夏商文化研究的看法。《二裡頭》(1999~2006)僅提了一句“二裡頭遺址是探索夏商文化及其分界的關鍵遺址”。發掘報告編寫風格的轉變顯示了中國考古學的學科轉型。在學科轉型視角下可將二裡頭遺址的發掘與研究曆程分為兩大階段:1959-1999年,主要是建立文化分期,發掘宮室建築、鑄銅作坊、貴族墓等高等級遺存,文獻與考古材料整合基礎上進行夏文化探索和夏商分界研究;1999年以來,主要是探索聚落佈局及演化過程、多學科合作以最大限度獲取信息。二裡頭文化是從多元走向初步一體的重要節點,二裡頭文化是東亞大陸最早的廣域王權國家。考古學和文獻史學是兩大話語系統,殷墟甲骨將兩大系統合流,殷墟之前的話語系統之間的對照只能是推論和假說。以往論爭各方大多為“可知論派”,以夏王朝真實存在為前提去討論具體事件和都城,許先生則是“有條件的不可知論派”,以夏王朝未必真實存在為前提,認為即便存在也無法在考古學上得到確認。

河南大學曆史文化學院副教授侯衛東的“先商文化探索”。鄭州商城宮城的營建引起王畿區域的巨變,呈現廣泛的整合與重組。鄭州商城內城的營建使其成為唯一的區域中心聚落和頂層社會組織,此前的眾多城邑響應鄭州商城的營建而重建或改造,反映了鄭州商城代表的國家控製了此前二裡頭文化傳統的城邑、牢固控製了王畿區域,鄭州商城取代二裡頭都邑的地位而成為廣域範圍內的都邑和頂層社會組織。漳河型文化因素的湧入,打破了鄭州地區的文化格局和穩定態勢,主導了鄭州商城所在地的考古學文化向典型二里崗文化的轉變,商族的主脈應是以漳河型為主體的下七垣文化代表的人群。漳河型文化與商先公及其代表的族群和勢力有關,主導了鄭州商城的營建;嶽石文化與文獻中的東夷有關,是營建鄭州商城及其建立國家的重要盟友;輝衛文化代表的人群與商族或友或敵。

河南大學曆史文化學院教授張立東的“鄭州商城與偃師商城”。指出鄭州商城是早商時期規模最大的城市,偃師商城遠小於鄭州商城,但遠大於已知的其他同時代商城。鄭州商城的總體規劃是內四外八,內城則是六門三街式。偃師商城的小城是四門十字街式,大城則是六門三街式。鄭州商城廢棄之後,後世又有兩次興建城市;偃師商城廢棄之後則沒有再建城市。鄭州商城的內外城牆、手工作坊、青銅重器、原始瓷器、精美陶器等都反映了鄭州商城是一座名副其實的“城市”;偃師商城手工作坊分佈在大城之內。鄭州商城與偃師商城是商代1/3多時段的兩個都城,鄭州商城的始建稍早於偃師商城,二者廢棄時間差不多。鄭州商城是早商時期的都城“亳”,是推定早商文化、先商文化和夏文化的出發點,是夏商文化研究的樞紐;偃師商城是當時的別都“湯”,對於研究夏商文化的年代分界具有特殊的價值。兩座商城的定向是商革夏命在城市規劃方面的表述,其背後則是太一居於北極的天文觀念。

熱點與冰點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曆史與地理學系教授秦照芬講座的題目是《台灣的夏文化研究》。1940年代,董作賓對中康日食進行研究,以推測夏朝的終始。1950年代,教科書將夏代列入“傳說時代”。1960年代之後,夏史研究的領軍人物是王仲孚先生。現在考察夏史,是在肯定的前提下,結合考古和文獻資料,探索曆史上的夏代是什麼樣子。夏代考古的關鍵是夏代文字的出土,辯別偽書沒有錯,但不是所有偽書的內容都不能用。古史雖貌似層累,但對曆史的記載源於時代的需要。文獻記載的夏人的活動地區、夏王朝的年代與二裡頭文化暗合,二裡頭文化應是夏時期的文化,但無法確定是哪一族的文化。研究上古史應重視文獻,走出疑古,重新解讀古文獻,並與地下材料相結合。中國學者在研究上古史時要有文化自信。

宮本一夫教授講座的題目是《日本的夏文化研究》。飯島武次的《夏殷文化的考古學研究》(1985)認為二裡頭文化第三、四期是商前期。岡村秀典的《夏王朝——王權誕生的考古學》(2003)認為二裡頭文化相當於夏王朝。宮本一夫的《從神話到曆史:神話時代、夏王朝》(2005)認為二裡頭文化相當於夏文化。飯島武次的《中國夏王朝考古學研究》(2012)轉認二裡頭文化相當於夏王朝。宮本一夫、白雲翔主編的《中國初期的青銅器文化的研究》(2012)從青銅器的鑄造技術來討論從陶寺文化、二裡頭文化到二里崗文化的變化,認為二裡頭文化是早期國家階段的萌芽期。他通過對鑄造技術的分析,斷定二裡頭87VM1出土的鼎與斝均屬商代。

美國達特茅斯學院教授艾蘭(Sarah Allan)委託河南大學曆史文化學院副教授韓鼎代為講授《歐美學者的夏文化研究》。韓鼎梳理了歐美學者對夏文化的看法。顧立雅認為周人引用夏代的傳說具有政治目的,不存在傳統意義上的“夏代”,應存在用“夏”命名的“國家”,其文化在邊界之外具有一定的霸權,商繼承併發展了“夏”的文化傳統。艾蘭認為周代關於夏的記載是從商代神話中衍變來的,夏商二元對立及商湯滅夏被用來構建朝代循環的理論。貝格利認為周對夏的引述很大程度上是對其合法性的證明,很可能是杜撰的,不能因為文獻中記載的商王世系是可信的,就認為文獻中夏代的世系也是可信的。張光直認為由夏到商應該是政治上的朝代更替,這種變化應該反映在如宮殿、城牆及青銅器、玉器等與統治者有關的高規格遺存上;地域上位於夏人活動的地理範圍之內、時代上約當夏代的考古學文化,就具有當作夏文化考慮的資格,二裡頭文化的時間和空間均與夏代相當吻合。杜樸認為中國學者關於二裡頭遺址是夏的推論缺乏關鍵的出土文字證據。羅泰認為夏是否存在是文獻曆史學問題,從純粹考古學的立場來說,二裡頭是否為夏都並不重要,應該從社會複雜性的角度去解讀二裡頭文化是否進入國家階段。劉莉認為有足夠的證據表明二裡頭文化代表一個國家水平的社會,提倡從社會複雜性角度分析二裡頭的霸權統治和貢賦系統。吉迪認為《夏本紀》充滿了神話,而“夏”的觀念直接影響到對考古遺存的認知。李旻認為龍山時代晚期的動盪,為後世提供了記憶的素材,在以後的時代中,這些素材不斷被利用來塑造符合他們目的的記憶,來塑造社會秩序和共同價值。

韓國崇實大學人文大學教授金正烈簡要介紹了韓國的夏文化研究。韓國學者高度關注夏文化研究,充分認同二裡頭文化在中國文明形成過程中的地位,以及在東亞文明史中占有的重要地位。相對於個別遺址的曆史歸屬,多從文明史的角度進行文化解釋。

主旨與未來

研討班班主任、河南大學公共考古中心主任張立東教授指出第二屆“夏文化”國際研討班有13場講座式授課和研討,以及登封王城崗遺址、偃師二裡頭遺址、偃師商城博物館和洛陽博物館的現場觀摩授課,辦班主旨是促進夏文化研究者之間的交流,滋養未來的夏文化研究者,推動國內外夏文化研究的提升。本班也是各種學術觀點在青年學子面前充分而集中的展示,對中國台灣、日本、歐美和韓國等地區夏文化研究的介紹,大大開拓了學員們的學術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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