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SARS時代,中國準備好了嗎?
2019年08月03日19:20

原標題:後SARS時代,中國準備好了嗎?

2003年“非典”後十多年間,中國衛生應急快速成長,日漸完善。如果“非典”重來一次,我們準備好了嗎?

2020年,來自X病毒疫區——A國的XD930航班降落在寧夏銀川河東機場。

航班上一名旅客在通過入境檢疫通道時,被體溫監測儀探測到發熱。海關衛生檢疫人員引導該旅客至醫學排查室。實驗室快速檢測結果顯示,該旅客X病毒陽性。

機場海關立即啟動口岸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響應,向銀川市衛生健康部門通報信息。隨後,海關工作人員初步確定該旅客的密切接觸者名單,登記密切接觸者的個人信息和聯繫方式。

衛生健康部門接到海關通報後,上報上級主管部門和同級政府;疾控人員到達機場核實疫情,旅客相關標本送往中國疾病預防控製中心(以下簡稱“中國疾控中心”)複核;傳染病專用救護車抵達機場,將感染者和家人送往醫院……

這不是科幻電影中的場景,而是2019年國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演練中的片段。這次演練通過模擬突發急性傳染病突然傳入中國的情景,對我國衛生應急體系進行“全面體檢”。

這是“非典”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國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演練。

2003年的“非典”——那場奪取了眾多生命的大疫情,像一道“分水嶺”,影響至今。中國衛生應急體系建設由此發端,並在此後十多年間快速成長,日漸完善。

如果“非典”重來一次,我們準備好了嗎?

看不見的敵人

只有在電子顯微鏡下才會現形的微生物,尤其是病毒,是人類看不見的敵人。

它們以不斷進化的自我繁殖方式,逃脫人的免疫系統,並在徹底擊垮感染者之前不斷進化,與時間賽跑,尋找新的宿主。

流感病毒、SARS(非典型肺炎)病毒、MERS(中東呼吸綜合徵)病毒、伊波拉病毒……人類與病毒的抗爭從未停止,病毒引發的疫情一定會來,但什麼時候、以何種形式,難以預料。

16年前,SARS疫情就是這樣突如其來,給了人們沉重一擊。2003年春天,SARS自中國廣東肇始,隨後一路北上,在北京集中暴發。

回首往事,不少親曆者對“滿城儘是口罩人”的畫面記憶猶新,國家衛生健康委衛生應急辦公室主任許樹強更是曆曆在目。當時,他擔任副院長的中日友好醫院被劃為專門收治“非典”患者的定點醫院,他曾在抗擊“非典”的前線,和SARS病毒短兵相接。

疫情肆虐的初期,從政府到醫療機構,處於被動應對。醫護人員的防護裝備只有口罩、帽子充足,目鏡、拖鞋、隔離衣短缺,也沒有防護服,工作時眼睛、耳朵等都暴露在外。工作分區也較為簡單,消毒設施簡陋。一段時期後,各項醫療防護裝備才逐步齊全。

官方權威信息缺席,流言四起。恐慌在人群中蔓延,貨架上的板藍根、食醋、口罩被搶購一空。

“應急準備、資源調配、新聞發佈,都存在不少的問題。”如今回想起來,國務院應急管理專家組組長閃淳昌毫不諱言“非典”應對中政府暴露出的不足。

在他看來,當時中國政府缺少系統應對突發傳染病疫情的準備和經驗,“我們沒有絲毫準備,從來沒有碰到過這種突如其來的疫情。”

各部門也缺乏配合與協調溝通,“中央和地方、醫療機構之間互不通氣,感染病人的數字都統計不上來。”

在當時,政府因未及時公開“非典”疫情信息而飽受詬病。閃淳昌坦言,“非典”初期,信息的確不夠公開透明,除了拿不到真實統計數據的客觀原因外,政府也缺乏公開透明的意識,“當時沒想到要把突發事件的真實情況及時、如實地向社會通報。”

生死時速

此後多年間,許樹強一再經曆這樣的危機時刻,但情景早已今非昔比。

2016年美洲暴發寨卡疫情。這種主要通過伊蚊叮咬感染的病毒,尚無疫苗可預防,患者感染後會出現皮疹、發熱,極少數重症患者有生命危險。2016年2月1日,我國先於世界衛生組織啟動了由18個部門組成的應對寨卡病毒病聯防聯控機製,做出防控工作部署,加強輸入疫情監測,為疫情防控爭取到了主動。

2月7日,正是除夕夜,許樹強的手機被此起彼伏的拜年短信轟炸。鈴聲響起,以為是一通尋常的拜年電話,但聽筒里傳出的急促語氣讓他緊張:江西發現一例疑似寨卡病毒感染病例。

患者從寨卡病毒疫情發生國委內瑞拉旅行回國,返回江西老家。“這名患者公民意識很強,他入境時沒有症狀,回到家開始發燒,立馬跑去醫院,並告訴醫生自己是從寨卡疫區回來的。”許樹強回憶說。

2月8日,患者相關標本被送至中國疾控中心複核檢測。

次日,患者確診,這也是中國首例寨卡病毒病例。隨即,原國家衛生計生委向社會公佈疫情信息,並及時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

與此同時,中國疾控中心和江西省衛生部門分別組織專家進行風險評估,認為此次輸入病例引發傳播並進一步擴散的風險極低。

短短幾天后,廣東省發現首例寨卡病毒病例。患者梁先生從委內瑞拉回國,在廣州白雲機場入境檢驗檢疫時,現場紅外測溫儀報警,衛生檢疫人員將梁先生帶入醫學排查室作進一步流行病學調查,依據相關方案和技術指南,初步判定疑似感染寨卡病毒。

此後,北京、河南等地陸續出現寨卡感染病例,多數患者是從疫區歸國,在入境時即被查出。經醫院隔離治療後,發現的感染病例全部康復出院。

衛生應急體系的快速有序運轉,化解了一次次危機。

2015年5月,韓國人金先生經中國香港入境到廣東惠州的一次普通的商務旅行,將MERS病毒帶入中國。這個於2012年在沙特阿拉伯被發現的新型冠狀病毒,致死率近40%,一度被稱為“類SARS”病毒。

出門前,金先生曾陪護住院的父親,與韓國首例MERS病例共處同一病房2小時。

接世界衛生組織通報後,廣東省開始尋找感染者。5月28日淩晨2點,距通報僅4小時,疾控專家就根據線索在酒店找到金先生,將他送往醫院隔離。

金先生的密切接觸者也必須找到。廣東省疾控中心副主任宋鐵告訴記者,當時衛生部門與檢驗檢疫、邊檢、民航、交通等部門聯動,獲得患者在飛機上、公共交通中的接觸者名單,並向社會發出預警,請曾與患者同坐相關交通工具的旅客速與當地疾控部門聯繫,最終37名旅客通過電話主動申報。

“當時,我們調用了海關、交通、公安等國內多部門力量,精準掌握了密切接觸者路線。”宋鐵說,1周內,廣東省內的78名密切接觸者全部找到並隔離。

“後進生”給出中國方案

從疲於應付到從容應對,從各自為戰到多方聯動主動防控,“非典”後的十多年里,中國已建立覆蓋全國的衛生應急體系。

而“非典”,正是這一切的起點。

在描述“非典”在中國衛生應急中扮演的角色時,許樹強和閃淳昌不約而同地提到一個詞:里程碑。

“這是我國公共衛生應急成體系建設的起點。”許樹強告訴記者,這樣的應急體系由管理、資源、行動3個維度構建而成。

其中,管理指的是應急預案、體製、機製、法製,也就是通常所說的“一案三製”;資源包括裝備、資金保障以及人員、隊伍保障;行動則涵蓋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對、預防準備、監測預警、處置救援、善後評估等全鏈條和各環節。

在閃淳昌看來,以“非典”為發端,我國的應急管理髮生了質的飛躍,其間的轉變顯而易見。

2003年5月,在抗擊“非典”的關鍵時刻,國務院頒布《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我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處理進入法製化軌道。

兩年後,由閃淳昌等人起草的《國家突發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案》出台,並在日後的演練和實戰中不斷完善。

應急機製也從單一走向協同。如今,以衛生健康部門為主,公安、交通、農業、海關、工商等多部門聯防聯控的工作模式已經成為衛生應急的常態,並在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2009年流感大流行、西非伊波拉疫情防控中“大顯身手”。

2014年3月,伊波拉疫情在西非突然暴發並快速蔓延,成為繼SARS疫情之後,全球範圍內最為嚴重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國境內尚未發現感染病例,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就能置之度外。

“我們得防住,伊波拉疫情不能傳入中國。”許樹強認為,聯防聯控機製在這一役中起到了關鍵作用。當年,伊波拉病毒先後傳入美國、英國、西班牙等全球多個國家,但中國實現了疫情零輸入。

中國疾控中心副主任馮子健解釋說,簡單來說,聯防聯控就是在不同政府層級、不同部門間的協調機製,通過跨部門的密切協作,以便於及時溝通和分享信息,也有利於資源的快速調配,能夠去應對複雜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

在中國搭建應急體系的地基——“一案三製”的同時,還快速建成了全球規模最大的傳染病疫情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網絡直報系統。

據許樹強介紹,這套網絡直報系統自2003年“非典”之際著手搭建,至2004年建成,共投資11億多元。目前,網絡直報系統覆蓋了全國所有縣級以上疾病預防控製機構,同時覆蓋98%的縣級醫療機構和96%的鄉鎮衛生院。

借由網絡直報系統,各級醫療衛生機構一旦發現規定報告的傳染病或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可以直報至國家層面。傳染病疫情信息報告的及時性大為提高,平均報告時間從原來的5到7天縮短至2到4小時。

馮子健說,在網絡直報系統中,各級政府、各級衛生行政部門和疾控機構,可以同時掌握疫情信息,這對各地發現異常的苗頭,及時啟動預警,採取防控行動都非常有利。

不僅如此,2003年以來,我國突發急性傳染病快速檢測技術的進步飛速,從發現疫情到確診疫情的時間窗口也在縮短。“不單可以確認是什麼病,而且病毒的基因序列、傳播方式以及疾病的臨床特徵,都可以在幾個小時內搞清楚,並快速向世界披露。”馮子健說。

人員的配備也逐步升級。目前中國有58支國家衛生應急隊,可以應對傳染病、突發中毒事件、核輻射事件、災害事故等不同情況的突發公共事件。

在58支國家醫療隊中,有5支是經世界衛生組織認證的國際應急醫療隊。中國的衛生應急隊伍開始走出國門,參與全球重大公共衛生應急行動,傳遞中國衛生應急經驗。

“誰知道下一個會是什麼?”

病毒隨時可以席捲全球。

“如今各國緊密相連,病毒通過一次飛機旅行都可以傳播,就在不久前世衛組織剛剛宣佈剛果(金)伊波拉病毒爆發成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世界衛生組織專家Chin Kei LEE 說。

中國衛生健康部門一直在為傳染病大流行做準備,“突發急性傳染病仍在不斷出現,像SARS、MERS、2009年流感大流行、西非伊波拉,這種情況可能出現在任何一個地方,我們要為此做充分準備。”傳染病的暴發難以預料,但又隨時會發生,這讓許樹強如履薄冰。“輸入性傳染病疫情仍然是衛生健康領域需要防範和化解的重大風險,需要保持高度警惕,一刻也不能鬆懈”。

應急演練就是其中一環。為檢驗應急預案的有效性,國家衛生健康委在今年7月25日進行了“非典”以來,我國最大規模的一次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演練。

馮子健是這次演練的“設計師”之一。他介紹說,以往的國家層面演練多半都是針對重大自然災害、事故進行演練,而且多半是現場演練。這次是針對突發嚴重傳染病的應對控製,是相對比較複雜、較難應對的一種局面。

他為演練設置了若干環節:發現疫情的省份,該如何上報疫情信息?為防止疫情擴散,如何判定感染者密切接觸者?疫情一旦擴散,醫療機構該如何應對數量驟增的患者?政府如何和媒體公眾做好溝通交流?演練現場的問題“隨堂考”,檢驗地方在信息報告、聯防聯控、醫療救治、疾病防控、生物安全、風險溝通等方面的能力和水平。

演練採用全國同步視頻連線的方式,31個省(區、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衛生健康委,以及部分地市、縣級衛生健康委,共8200餘人參加了演練,規模空前。

如果“非典”重來,中國可以從容應對了嗎?“我們一定會比2003年有巨大的進步。”馮子健給出了肯定地答覆,但他同時提醒,病毒會以不同的面貌出現,不會重複,“它總會找到我們一些新的弱點,出其不意”。

許樹強還告訴記者,國家衛生健康委正在編製突發事件衛生應急“十四五”規劃,對提升綜合監測能力、病毒檢測能力、加強應急隊伍建設和監測哨點建設,都進行了綜合謀劃,以保障衛生應急能力適應未來的發展。

據他介紹,下一步國家衛生健康委還將建設綜合、航空、海上、水上緊急醫學救援基地。今、明兩年預計建6個救援基地,包括四川華西醫院、湖南湘雅醫院國家綜合緊急醫學救援基地;北京大學人民醫院、上海瑞金醫院航空緊急醫學救援基地,以及國家水上緊急醫學救援基地(重慶)、國家海上緊急醫學救援基地(海南)等。

“誰知道下一個會是什麼?”在馮子健看來,衛生應急工作是一條不能停歇的征途,“敵人在進化,我們的應對能力也要不斷改進,要預測到會有什麼問題,識別新的威脅,然後找到我們的脆弱之處,進而增強能力。”

新京報記者 許雯

編輯 陳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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