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佩恩談古代全球史研究:一個新的“芝加哥學派”?
2019年08月02日10:08

原標題:理查德·佩恩談古代全球史研究:一個新的“芝加哥學派”?

理查德·佩恩(Richard Payne) 是芝加哥大學曆史系副教授,主要從事晚期古代伊朗和中亞曆史研究,是目前世界上晚期古代研究中年輕一輩學者中的代表。自2009年來到芝加哥大學任教後就致力於打破研究不同古代文明學者間的界限,希望芝大由此成為未來的古代全球史研究中心。芝加哥大學一向以學派出名,在經濟學和社會學等人文社科領域都有著名的芝加哥學派,那麼在古代史領域,佩恩教授如何使古代史研究帶有芝加哥特色?他對古代全球史研究有何期待和思考?圍繞這些問題,澎湃新聞特約記者何彥霄對佩恩教授進行了專訪。8月5日,佩恩教授將做客複旦大學曆史系,為師生帶來一場講座。在此之際,澎湃新聞刊發這篇訪談,以期讀者對佩恩和芝大的古代史研究有更多的瞭解。

理查德·佩恩教授在辦公室

澎湃新聞:你的主要學術認同是晚期古代曆史學家,在曆史研究的眾多子領域里,為什麼選擇晚期古代研究作為你的領域?

佩恩: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同時也不容易回答。簡單地說,首先是一個偶然性,一切開始於一門課,這門課的教授非常有魅力,他的課讓我意識到無論是曆史研究還是晚期古代在智識追求上都非常有趣。有一些可以達到哲學層面的問題讓我著迷,比如像宗教與社會、宗教與權力之間的關係。而晚期古代,或者說公元第一個千年里,我們可以真正說,這是一個存在宗教的時代,在這個時期宗教成為一種有界限的現象,與政治、社會和經濟相區別。宗教的興起同時意味著一種排他性和獨特性的形成,無論是基督教、拉比猶太教、伊斯蘭教、摩尼教都如此。這些都讓我對這一時期非常有趣。這些宗教觀念從何而來?更重要的是,宗教觀念如何與社會政治變遷相聯繫,在羅馬的曆史語境中,則是宗教與羅馬帝國結構衰落的關係。也就是說政治、社會如何與宗教相關聯。

澎湃新聞:因此,在你進入研究生院前,你已經知道自己想要研究晚期古代曆史?

佩恩:沒錯,在我還在大一的時候,為了研究曆史,我就把專業從商科換成了希臘文。在很早的時候,我就確信,我要研究晚期古代曆史,而希臘語和拉丁語則作為曆史研究的準備。後來我在普林斯頓的導師彼得·布朗(Peter Brown) 的作品對我也有很大影響力,如果我有時會質疑晚期古代史作為一個智識上令人激動領域話,他的書立馬將我這念頭打消。布朗本人也使這個領域非常有活力,他提出了許多到現在我們還在研究的問題,無論在美國、歐洲還是其它地區。晚期古代研究這個領域歸功於布朗的影響。

澎湃新聞:你可能知道,彼得·布朗在中國也有很大影響力,中國的西方古史學者也非常熟悉布朗的著作,但他們也許不那麼熟悉布朗本人。你能不能談一下作為布朗的學生是什麼樣的體驗?

佩恩:我覺得包括我在內,彼得的學生都認為他是一個非常有啟發、非常慷慨的人。在我讀博士時,人們常說彼得說的話是德爾菲的神諭,他經常說出讓你難以預料的話,他也可能推薦一些和你研究完全沒有關係的著作。但他總是能讓你知道你在解決什麼樣的問題,你在處理什麼樣的問題,他讓你知道用什麼的方法和工具去處理你研究中涉及的材料。因此,他對我非常有啟發,他也極其慷慨,無論是他的時間還是自己的資源。他讓我非常崇拜的,還有他在智識上非常大度,他讓我明白如何找到每一篇文章、每一本書、每一場講座里的優點,去和不同的學者一起合作,去聆聽他們,去和他們交流,認識到他們擅長什麼。而在學術界里,我們通常對別人的學術都比較挑剔,經常給出負面的評價。這是彼得給我最大的遺產——學會去創造一個智識環境,在這個環境里每一個人的觀點都可以受到重視。

彼得·布朗的《晚期古代的世界》,該書為晚期古代研究的開山之作

澎湃新聞:除了布朗以外,普林斯頓還有哪些曆史學家對你有重要影響?

佩恩:當然,威廉·喬丹(William Jordan, 普林斯頓大學中世紀史專家,編者按)對我也有同樣的影響。威廉是一個更實際的人。在布朗給你動力的時候,威廉會給你關於如何提煉曆史問題、去思考你研究中所使用證據的範圍和局限。不過他也像彼得一樣,對於曆史著作持有理想主義和人文主義關懷。除了威廉外,還有約翰·海爾頓(John Haldon, 普林斯頓大學拜占庭史專家,編者按),還有高等研究院的帕特里婭·科羅娜(Patricia Crone,伊斯蘭史專家,編者按)——她不屬於普林斯大學,研究院是獨立的。帕特里婭·科羅娜是一個極好的人,但她同時也是彼得的反面,對於你的研究,即使是對於他不同意的觀點,彼得總是非常友善、非常客氣;帕特里婭則喜歡爭辯和質疑。從性格上來說,我和帕特里婭相處得很融洽。她經常讀我的作品,來解構我,問我許多非常難以回答的問題。我從她這一爭論性的風格里學到很多,這一風格對我也很有影響力。同時,沒有帕特里婭話,我也不會有勇氣進入伊朗史研究,去處理近東的材料。這要歸功於帕特里婭。

澎湃新聞:《混合之態:晚期古代的基督徒、襖教徒和伊朗政治文化》(A State of Mixture: Christians, Zoroastrians, and Iranian Political Culture in Late Antiquity),是你在普林斯頓學習的一個成果,這本書是一部研究基督教群體如何融入薩珊伊朗的社會史,廣受認可,比如去年被伊朗政府授予年度圖書獎。你能不能介紹下這本書?

佩恩:這本書是由我的博士論文修改而成,我的博士論文則直接是基於材料和文本。我給學曆史的研究生們的建議一直都是:不要輕視史料,跟著材料走。只有在有足夠史料支撐你的曆史問題時才可能進行曆史研究。我閱讀了很多敘利亞文獻,我意識到大量敘利亞文本是在伊朗寫成的。相反,大家通常更重視羅馬語境下寫就的敘利亞文本,對此有不可勝數的文章和出版物,而伊朗出來的材料則通常被無視。因此,我認為這是極其有趣的一個領域。我就此讀了大量相關材料,從中看出很多問題,這使我意識到我可以從自下而上的視角去寫作伊朗社會史。我可以從那些基督教群體的視角去研究伊朗史。對於古代伊朗曆史,材料缺少是一“老大難”問題,無論是與晚期羅馬、拜占庭還是早期中世紀西方相比。對於古代伊朗,很多材料都是到了早期伊斯蘭時期才寫就,但基督教材料則是一個例外。這些敘利亞文獻是在薩珊語境下同時寫就。就我和布朗與喬丹所學而言,我知道從基督教聖徒傳來研究社會史是可行的。因此,我借鑒了他們研究晚期古代其它地區的很多方法。我將他們研究地中海和歐洲的方法轉到研究伊朗。而在古代伊朗研究領域,大多數學者對這些方法是不熟悉的,我將他們介紹進來。因此這本書除了讓伊朗史學者意識到敘利亞基督教文獻重要性外,也引入了這些在地中海領域已經非常成熟的研究範式。

《混合之態:晚期古代的基督徒、襖教徒和伊朗政治文化》,該書獲得2017年美國哲學學會頒發的文化史年度獎和2018年伊朗政府年度圖書獎

澎湃新聞:你的第一本書已經成功將薩珊伊朗史方法論和問題上帶入晚期古代研究。現在你在寫作第二本書。在這本書里,你正在研究瑣羅亞斯德教製度和伊朗族群性問題。從語文學的角度而言,如果你的第一本書處理的是敘利亞文材料,這本書處理的則是中古波斯文材料,同時也涉及許多伊朗學的經典問題,無論是瑣羅亞斯德教、巴列維文獻還是阿維斯塔。但你的目標非常明確,這本書仍然是晚期古代曆史範疇。你是如何平衡曆史學和語文學?

佩恩: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從傳統意義上來說,研究古代伊朗就是研究古代伊朗語言,他們通常不會涉及亞美利亞文或敘利亞文,但實際上,對於研究晚期古代伊朗而言,這兩種語文和中古波斯文同等重要。因此,任何研究這一領域的學者都需要學會如何平衡這些不同的語文學領域。同時,在我的第一本書里,我遺漏了阿拉伯語,很多重要的中古波斯語文獻以阿拉伯語翻譯殘篇倖存下來,但是阿拉伯對前伊斯蘭伊朗的視角可能是未來最重要的一個領域,我認為這一問題還沒有被足夠重視。近些年來,在語文學家的工作下,很多伊朗語文學材料也變得容易處理。如果沒有其他學者的工作,比如瑪麗婭·瑪祖赫(Maria Macuch,德國伊朗學家,編者按)在《一千個案例》(Hazār dādestān)的工作,這是一份極其重要的中古波斯文法律文獻,我的工作就很難完成。我的工作是建立在這一代和上一代伊朗學者的研究基礎上, 在他們校訂的文本基礎上。這也是古代曆史領域一直會遇到的問題,我們需要同時處理已經出版的校訂的文獻和和沒有校訂的手稿,這也是一個挑戰,因為曆史學家的曆史研究工作和語文學家的文本處理工作是非常不一樣的。至於平衡,我可能就說,主要困難在於學術分工,語文學家處理文本,曆史學家解釋它們。

澎湃新聞:除了在古代地中海和伊朗外,你對古代中亞、印度和中國都有廣泛興趣。在伊朗和中亞關係問題上,你已經發表了兩篇文章。是否也是你對伊朗的興趣使你對這些其它的前現代社會感興趣?

佩恩:我已經提到過,曆史學家需要跟著他們的證據走。就我的情況而言,在我處理敘利亞文、中古波斯文等材料時,這些文獻帶我到伊朗以外的地方。它們把我帶到中國、帶到印度,使我注意到泰國地區還有中古波斯文銘文出土,以及在泰國海域附近的波斯沉船的發現。因此,當我們隨著證據走時,我們會走到很遠的地方,離開自己感到舒服的領域。這使我想到我在讀博士時,當我開始閱讀伊朗材料時,我感到非常困惑,這對我是一個全新領域。我需要自學很多伊朗曆史的基礎,使我能夠處理這些材料。當我開始不局限於伊朗,研究古代伊朗商人和東南亞關係,伊朗和中國的外交關係,我面臨同樣的問題。對於這些問題,我的目的不是去寫一本面面俱到的晚期古代全球史,而是促使研究不同材料的學者們有對話。這也是我從伊朗曆史研究中總結出來的經驗。在過去,曆史學家們喜歡掌握他們所有感興趣問題的材料和他們需要學的語言。我們需要意識到我們自己的局限,認識到我們不知道什麼,這更加重要。比如促使伊朗史學者和中國史學者進行對話, 而不是讓伊朗史學者去完全掌握漢語。當然, 如果能掌握是非常棒的一件事。作為人類,我們都有人類本身的局限,我們不可能完全掌握所有的語言。那麼,就研究全球史而言,我們需要合作,沒有人能真正寫完整的前現代全球史。這對於現代全球史,又是另一回事。很多學者都可以同時掌握法語、德語和英語,然後做很多工作。如果有人只用荷蘭語材料去研究荷蘭基督徒商人從台灣到賓夕法尼亞的全球貿易網絡,這是可以的。但是,對於前現代,這很難做到。晚期古代伊朗和斯里蘭卡關係非常重要,但閱讀斯里蘭卡那些古代銘文是一項非常特殊的技能。因此,我認為為了研究像諸如伊朗商人在南印度這樣的問題,伊朗史學者沒有必要去掌握相關的東方語言,而是通過不同領域學者進行交流,認識到不同領域的史學家們各自的技能,來看大家能合作什麼。我對這一合作很樂觀,尤其對於中國史,在中國曆史書寫傳統里,對伊朗和東南亞就有持久的記載,我因此覺得中國史學者們對於從事跨區域史研究比有些領域學者更開放。這也是晚期古代史一個問題,晚期古代作為一種分期,我們如何對不同地區進行分期是一個問題。但是,作為一個學術群體,晚期古代曆史提供了一個機會。這同時也是布朗的一個遺產,當然不局限於他,大家都非常開放,對不同文明都感興趣。在過去,如果你說你是古史學家,那麼你學的只有希臘語和拉丁語。而晚期古代研究是古代史里第一個對語言開放的領域,鼓勵大家學不同語言,鼓勵大家和研究不同區域的學者交流。這是一個非常開放的學者群體,和很多古代研究領域都不一樣,比如古代近東研究,它更重視小圈子的內部交流。我在普林斯頓時,我周圍同學有研究科普特語文獻的,有研究猶太阿拉伯文獻的,儘管我們用的語言文獻非常不一樣,我們都認為我們屬於一個群體。我認為晚期古代研究造就了一種非常不同的學者文化。這是一個機會,我也非常支持這樣的學者文化,不只把地中海看作古代世界中心,而是將其它區域比如伊朗看作中心。這不僅僅是因為伊朗地處歐亞大陸中心,而是當你研究古代伊朗時,你會思考,在中國、印度發生什麼, 在地中海發生什麼。從邏輯上講,伊朗研究應該成為這些不同古代研究領域的一個橋樑,這是我希望在芝大看到的未來。

澎湃新聞:在很多你提到的領域里,歐洲,尤其德國和法國,比美國有更深的傳統和積累。同時,你也提到合作的重要性,你與歐洲學者有很多的聯繫。你可能知道,古代史在中國處於發展期,越來越多的中國學生希望以後到國外在古代文明領域深造,他們需要面臨在歐洲和北美之間的選擇。根據你與歐洲學者的合作經驗、自己的經曆和觀察,你如何看待歐洲和北美研究傳統的區別?

佩恩:對於博士生來說,在北美你讀曆史學博士可以得到學校獎學金多年的資助,全力支持你讀個六七年——這是一個很實際的問題,在這點上北美有極大的優勢。而無論在英國,還是德國、法國,你的博士期限只有三年。我認為這是兩地在研究生訓練上的主要區別,也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就學術傳統而言,我認為每一所大學都有自己的傳統和文化,這是需要考慮的。當然,總體上說的話,主要區別是曆史和語文學上的。如果你主要興趣在語文學,法國和德國有非常活躍的研究群體和項目,尤其是在古代伊朗和中亞的研究,這毫無疑問。巴黎和柏林將是你從事相關研究極好的環境。當然,還有牛津。但如果興趣主要在曆史上話,尤其是社會史,美國學校會比歐洲學校更支持你結合語文學和曆史學訓練。這是一個本質上的不同。你知道,我鼓勵我自己的博士生儘可能多往歐洲跑,這是有現實考量的。現在芝大和巴黎高等研究實踐學院(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EPHE) 有一聯合博士項目,這為結合兩個學術傳統提供了機會。尤其對研究古代伊朗和中亞而言,我們的學生就有機會去巴黎和研究古代伊朗語言的學者、研究敘利亞文獻的學者學習。而在芝大,我們相關研究重心和項目是在曆史學上,而不是語文學上。從理想上而言,大家應該同時有曆史學和語文學訓練,而這在以前的古代伊朗研究還是沒有的。

原巴黎大學文學部和理學部所在樓“索邦”(La Sorbonne),巴黎高等研究實踐學院也位於裡面

位於索邦樓里的高等研究院,該機構從19世紀末成立以來就成為法國人文學科股肱,感謝周之桓先生提供照片

澎湃新聞:你的回答涉及到歐洲和北美之間學術傳統的區別,即語文學上和曆史學。在美國,尤其在曆史系,曆史學博士生的訓練通常在曆史學方法上。而在歐洲的古代研究領域,即使你的目標是成為曆史學家,你也能得到更多的語文學和文本上的訓練,而曆史學方法卻沒有那麼得到重視。中國的情況是,很多學生意識到古代語言學習對古代史研究的重要性,他們投入很多時間和精力學習希臘文和拉丁文。但是,作為曆史學家最重要的,仍然是你問什麼樣的曆史問題,你用什麼樣的方法去處理這個問題。在曆史學方法訓練和古代語言學習上,你能不能給古代史學生一些建議?

佩恩:是的,就時間而言,這是一個挑戰。古代史學者需要比研究其它時段的學者做更多的工作,除了現代學術語言外,我們還有古代語言要掌握。就古代史學生而言,當他們進入博士生階段,他們往往已經具備希臘文和拉丁文的閱讀能力,幸運的話外加一門現代學術語言,古代史項目也對學生的語言能力有相應的要求,這意味著古代史學生需要比其它曆史研究學生要花費更多時間在語言上。就我通常給的建議而言,你需要明確你要學習什麼語言,然後是你安排相應時間,我認為學生通常應該每天抽出一個小時閱讀自己和研究領域相關的古代語言,這不僅能提高你的語言水平,同時還拓寬了對古代文獻的閱讀量。你不僅應該讀和你寫作的論文相關的文本,你也需要瞭解在此之外還有哪些文本和信息。因此,我的建議非常實際,就是合理安排時間。當然,我在語言學習上也持實用態度。我認為古代近東研究一個問題是,大家對語言本身過度狂熱,將語言學習等同於智識追求。我不認為是這樣,如果有人能在多門古代語言取得非常高的水平,那固然是好事。但同時,更重要的是,你要清楚你需要用你掌握的語言來做什麼。如果學一門語言對你研究某個領域沒有直接幫助的話,我不認為你需要學它。我在普林斯頓時,有這樣一個謠言,蘇聯史專家斯蒂芬·考特金(Stephen Kotkin)要寫一本關於日本史的書,他休假僅僅是為了去學日語以在下一年里利用日文檔案。因此,我認為曆史學家的方向不應該被自己博士期間學習的語言所局限。未來當你處於研究生涯的某一階段,你意識到需要學某種語言,你就應該去學。因此,語言能力只有在與曆史研究項目相關時才是重要的。如果你將晚期古代伊朗作為你的主要領域,你需要掌握中古波斯文,但你不需要達到可以校訂中古波斯文的能力,你同樣不需要去獨立閱讀中古波斯文紙草,除非你要專攻晚期古代埃及和薩珊關係。我曾經嚐試校訂一中古波斯文紙草,我花了一個星期,才完成了5行。這是一項無比技術化的活,只有在你的研究項目需要的時,花時間掌握這些技術才是值得的。就古代近東研究領域而言,很多學者將語言能力和學術能力劃等號,這不是曆史學家所同意的。對於從事古代埃及研究的曆史學家,你不需要把古埃及語學到傳統埃及學家所期望的那個水平。如果有曆史學家希望成為埃及學家,其往往就沒精力去提升自己曆史研究能力,也沒有時間深入思考自己研究的項目,而後者對於曆史學家才是本質性的工作。語言能力很有可能成為一種遊戲,大家炫耀自己有某種技能,這不是我所感興趣的。

澎湃新聞:就語文學而言,芝大可能是美國學校里語文學傳統最深的學校,無論在亞述學還是印度學,無論是漢學還是埃及學,在這些領域,芝大也有比其它美國學校更多的學者,因此你曾經說過,芝大更有條件發展古代全球史。而你的目標就是使芝大成為古代全球史中心,為此,你建立了芝加哥晚期古代全球研究項目( Chicago Initiative of Global Late Antiquity),最近又打算將這一項目改名為絲綢之路研究中心。能不能更進一步談下你對這一項目的計劃?

佩恩:確實,芝大在古典學、古代近東研究、南亞研究和東亞研究上都有曆史悠久的語文學項目,這為發展晚期古代全球史和絲路研究提供了非常好的條件。在這裏,可以學到很多非常小眾的南亞語言,最近我們也新聘了一位南亞史學者,為我們南亞研究錦上添花。我們同時還教古突厥文和古典亞美尼亞文,這些語言在大多數美國學校都是學不到的。是的,芝大有這樣的資源,但並沒有被充分意識到。這些相關學系通常都各自為政,他們只讓學生關心南亞、關心東亞或關心近東,系與系之間沒有聯繫。因此,這一項目的一個目標是使對跨區域、跨文化研究感興趣的學生有機會充分利用這些資源。我鼓勵我的學生將不同領域結合,比如伊朗學和漢學,或伊朗學和印度學,就後者而言,伊朗和印度在政治文化層面有極其多的交流和共通點。達吾德·阿里(Daud Ali ,賓夕法尼亞大學南亞史專家,編者按)已經研究過在公元第一個千年,伊朗和印度之間在製度、儀式等諸多方面共通點,很少有學者從事過相關研究。如果有學生對伊朗和印度文明同時感興趣,希望在伊朗和印度語言基礎上研究印度伊朗的跨區域史,芝大會是一個極其理想的環境。或者就你本人來說,你對希臘羅馬和東方交流感興趣,我們會對此大力支持。但是傳統的系科大多沒有在跨區域研究上的支持,甚至它們有時候還會對此設置障礙,這是很多機構面臨的問題,機構通常在製度上都是保守的。從事全球史研究、從事絲綢之路研究則需要跨越這些傳統上各自分家的領域。這無論對於芝大還是其它學校都是一樣的。因此,我絲綢之路研究計劃的目標是鼓勵學生跨越這些界限,去做跨區域研究。這是一項五年計劃,希望五年之後,芝大比美國其它學校給學生提供更多做跨區域研究的空間。這一計劃的另一目標是與歐美之外的學者建立聯繫。在古代史研究領域,我們通常只與我們所熟知的大學打交道,而美國的相關國際學術會議則實際僅僅意味著有來自牛津、巴黎、柏林或萊頓的學者。我們領域內的會議很少有來自拉丁美洲、中國、日本和俄羅斯的學者參加。當然,現在與中國學校的交流合作已經有了火候,比如,我知道,普林斯頓與北大有很好的合作。但這在古代中世紀史領域還不普遍。在這一方面,我認為我們可以做更多工作。當我用絲綢之路這一概念時,這一方面指公元第一個千年存在的交流,無論是陸上還是海上交流,另一方面我也將絲綢之路看作一個關於更大範圍內文化交流的隱喻,指不同國家學者間的交流。因此,我們這個項目已經和巴西、阿根廷學者有聯繫,我也希望未來與中國學者有更多聯繫來發展一領域。我們的曆史研究應該更國際化,我希望以後我們的曆史書寫能更多考慮像中國學者、巴西學者的聲音,而不僅僅只從歐美視角出發。我們通常都說,我們要克服西方中心論,但到了最後我們的曆史研究還只是站著美國和歐洲的角度。因此,古代曆史需要注入新鮮血液。古代全球史研究不僅僅在關注領域上需要全球化,在參與學者上也需要全球化,更多反映世界各地學者的聲音,而不僅僅只是反映美國精英大學學者的。

芝加哥大學東方學研究所(Oriental Institute),為世界重要古代近東語文學和考古學研究中心之一

澎湃新聞:你能不能進一步專門說下與中國學者合作對你這一項目的重要性?

佩恩:我之所以把我的項目稱作“絲綢之路”的部分原因是使古代和中世紀的文化交流與當下結合。現在大家把“絲綢之路”這一曆史敘事用來作為中國政府與外部關係政策的指稱,對於研究相關曆史的我們來說,我認為需要思考我們研究的曆史與當下語境中這些曆史被運用的關係,我希望以後雙方能有這樣的交流。在美國,我們對此還沒有充分意識到,全球史意味著從非美國角度來講述曆史,我們對於當下中國學者和大眾怎麼講述他們的曆史、怎麼講述世界曆史並不瞭解,在有美國視角的全球史的同時也有中國視角的全球史。我的絲路研究計劃一個目標是,為中國學者在美國學校用英語講述中國視角的全球史創造條件,這對於我們雙方都非常重要,不僅僅對於用漢語寫作的學者,這是我非常期待的對話。我也計劃與我東亞系的同事們一道定期邀請中國學者來芝大,讓中國學者的成果為漢學界以外的英語世界所瞭解。所有這些都是在學術日常活動的偶然中產生,當我還在曼荷蓮學院(Mount Holyoke College)任教時,基於學院與北京學校的聯繫,我被院長要求去北京教一門課,我在北京有非常好的經曆,我面向很多非曆史專業的中國學生開授伊朗史課,他們對我的課有極大熱情,他們問了非常好的問題。這使我意識到,伊朗曆史在中國語境下有其獨特意義,比在英國、法國、德國和俄羅斯語境下都要重要。相反,這在美國語境下不那麼重要,這裏“美國”指的是美國的曆史學家,他們非常不熟悉伊朗曆史。因此創造空間讓中國學者來交流,他們的觀點可能可以和我們互補,也可能相左,但一定在智識上可以碰撞火花。因此,我希望通過我的項目來支持美國和中國學者從不同角度來研究絲綢之路曆史。我現在考慮了諸多方案來實現這一對話。

澎湃新聞:最後一個問題,在與中國史學家交流時,也意味著與一種不同的曆史研究傳統交流。就古代史來說,最初是50年代蘇聯學者幫助中國建立了完整的古史研究體系,作為國內古代史研究積累最深的東北師範大學的世界古代文明研究所就可以追溯到蘇聯專家來華。但是,自80年代後,中國的古代史研究又一邊倒,倒向西方,尤其是美國。在美國的古史學者中,你可能是為數不多的仍然重視閱讀俄語文獻的學者。就你的視角來看,我們至今是否還可以從蘇聯的古代史和考古學傳統得到洞見?

東北師範大學世界古典文明研究所,為國內古代史重要教學科研機構

佩恩:當然,當我們說蘇聯史學傳統時,我們需要注意,蘇聯史學家與美國史學家一樣多元,尤其是從60年代到80年代。不是每一位用俄語寫作的蘇聯學者都用同樣的套路來研究,而是非常的多元。有一些學者的寫作更像馬克思主義理論探討而非傳統的曆史研究,這樣的研究可能學術壽命不長,但對於那些從事經驗研究的學者們,他們有時會使用一些概念,比如說當“封建主義”這一概念出現時,我們需要持懷疑態度,但是除去封建主義的標籤外,其餘的具體探討是極其重要的。就伊朗研究而言, 我注意到的是,在英語、法語和德語文獻中,對於古代伊朗真正的曆史學研究的文獻是非常少的,正如我提到,古代伊朗研究為語文學和考古學所主導。比如,像就晚期古代伊朗稅收、土地製這些問題,在西方文獻中相關研究文獻非常少,但在俄語文獻中相關研究就多得多。馬克思主義史學框架有效之處在於,他們會鼓勵曆史學家,用老一輩曆史學家的話來說,去思考曆史的物質基礎,去研究土地製度,去研究稅收。當然,他們用的概念從我們今天的角度來看是值得懷疑的,是過時的,比如封建主義,但是他們具體的工作則做得非常好,對於今天仍然非常重要。就我的領域來說,更重要的是,他們是古代伊朗社會史的開創者,有一蘇聯學者對我學術生涯影響非常深——尼娜·皮古勒夫斯卡婭(Nina Pigulevskaya),她是二十世紀中葉蘇聯首屈一指的東方學家和中世紀史學家,在聖彼得堡大學執教,在那個時候,無論在歐洲還是美國,近東研究的重要職位中很少有女性。她的學術生涯是從非常傳統的東方學開始,比如校訂敘利亞文獻,但是由於她對某一種馬克思主義流派的執著,使她在30年代和蘇聯當局產生衝突,她被送去古拉格一段時間。當然,後來她被釋放,回到那時的列寧格勒,也從納粹對列寧格勒的占領下倖存,她不少工作都是在這一時期完成。後來,她有了高產的學術生涯。在30年代到50年代期間,她轉向了社會史。她對古代伊朗的城市化問題、奴隸問題首先進行了研究,她還對古代伊朗的長途貿易寫了專著。作為國家主導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成為她去從事社會史研究的動力,寫就了對於今天仍然非常重要的作品,儘管她有時使用的概念已經過時,但是她的經驗研究和她論證曆史的方法是極其重要的,諸多她提出的重要議題還沒有被進一步研究。我還可以想到類似情況的其他蘇聯曆史學家。當然,我們對蘇聯史學傳統的判斷過於簡單化,在美國學者中有傾向將蘇聯史學看作僅僅是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宣傳,他們的作品不值一文。這也成了大家不讀俄語文獻的藉口,為自己不學俄語找到理由,這特別是我們古代史方面存在的問題。對於中國史學傳統,我們也有這樣的問題。我們需要意識到語言問題,我不認為大家都應該來學俄語、來學漢語,但我們需要有互相交流的機會。當然,我知道我所有中國同事都能讀我們的研究。也許一代人之後,情況會有不同,我希望是這樣。我希望30年後繼承我現在職位的人可以閱讀漢語。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需要一個空間,讓大家討論自己的曆史研究範式,我們可以分享我們不同的曆史研究範式,這尤其是大家說中國和蘇聯學術都是政治的產物的時候。我認為這很多時候都是一種先入為主的觀念,這是不對的。當然,有時政治也會對學術有積極的影響。正如我介紹尼娜·皮古勒夫斯卡婭的情況,她轉向社會史是基於自己的馬克思主義信仰。因此,我認為我的絲綢之路計劃的確應該讓美國和中國學者同處一室,介紹自己研究曆史的方法和不同的研究成果,消除美國學者對中國曆史學家的一些誤解。

尼娜·皮古勒夫斯卡婭院士(1894-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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