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週報|“毛坦廠”引熱議;英國新首相鮑里斯是誰化身
2019年07月29日09:10

原標題:澎湃思想週報|“毛坦廠”引熱議;英國新首相鮑里斯是誰化身

【國內】涉嫌虛假宣傳的“毛坦廠中學上海高複班”為何引人熱議

一週來,關於涉嫌虛假宣傳的“毛坦廠中學上海高複班”的事件,劇情跌宕起伏。先是在7月22日晚間有新聞曝出,如石破天驚,引出哀鴻一片;繼而於次日7月23日,從事件可能造成的影響到新聞事件真實性本身在方方面面遭到各方面的質疑;再於一日後的7月23日,由權威機構通報該事件涉嫌虛假宣傳,相關項目取消;此後兩天,亦陸續有國內媒體回顧相關事件,並評價其影響。

事件的前後很經過很簡單,根據披露的背景可以瞭解到其內情也並不複雜,為什麼如石擊水,短時間里造成巨大回聲?

教育、商業、高考,三個關鍵詞在這同一起事件中,在三伏天共同編織出了一張晤熱了我們的焦慮的被面。

據7月22日晚,最新曝出的消息稱,該項目本擬招生300人組成“上海班”,去毛坦廠中學上課,2019年8月15日正式開學。最先出現的新聞中有標題為《“高考工廠”毛坦廠中學首次在上海招生,學費一年6萬“要做幾千套試卷”》的。

對於高複班的現象,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教授在接受澎湃新聞記者採訪時表示:“高複班並不是一個新現象,但需要關注的是複讀現象回潮的問題。從根本上看,考生選擇複讀是為了進更好的大學,支撐考生複讀的是‘名校情結’。因此,如果不能在升學階段給學生創造多元選擇,那複讀的需求將會一直存在。這就需要辦好各種類型、層次的高等學校,讓每一類型、層次的高校,都值得學生選擇。”

澎湃新聞對此亦發表“馬上評”《毛坦廠中學對外擴張:“高分複讀”愈演愈烈》,文中評說:“毛坦廠中學要‘向外擴散’,讓人五味雜陳,一個飽受爭議的應試教育訓練基地,居然開始向代表著教育現代化水平的大城市進軍了——雖然,僅僅是學曆教育體製之外的高複班。”文章最後針對“高考工廠”,認為:“高考工廠模式的存在有其合理性,而其之所以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在於它迎合了以分數為主要依據的錄取製度,並且這種應考模式在一些地方有愈戰愈強之勢。毛坦廠中學的“對外擴張”在提醒我們加快破除唯分數論,深入推進以綜合評價、多元錄取為方向的招考改革。”

《中國青年報》試圖釐清《“毛坦廠中學上海高複班”為什麼掀起軒然大波》,在文章最後寫道:“我國高考製度一個最大的現實就是:以省為單位,形成了相對獨立的教育模式和招生標準。一旦毛坦廠模式“入侵”上海,勢必會對當地的教學、考核、評價體繫帶來影響,對此,相關教育部門是否有足夠的準備?雖然,從更長遠的利益來看,教育公平的指向,依然是打破區域間的壁壘,但在此之前,小範圍內破壞規則的行為,只會製造新的不平等。”把問題引向高考與有關規則和平等的討論。

《科技日報》則更加不客氣,直指《毛坦廠中學教學模式 是種需要警惕的教育“技巧”》,文章寫道:“當我們看到這所學校里軍事化管理的作息表、看到用以瘋狂‘刷題’的幾千張試卷、看到毫無休息可言的學生生活,就必須指出,即便把毛坦廠中學視為一種‘成功’,這種‘成功’也是絲毫不值得提倡、更不值得複製的。因為它並沒有提供以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為目標的育人經驗,只不過是反映了我國教育資源分佈和發展水平還不夠均衡、教育體製和人才選拔方式還不夠完善的現狀,以及在這種亟待改變的狀況下的某種生存‘技巧’罷了。”

不僅如此,文章還把這種現象引申到整個教育產業:“除了淪為‘高考工廠’的中學,這幾年,小升初‘占坑班’屢見報導,‘考研工廠’式的大學也浮出水面,這些都可看作不同教育階段里的‘毛坦廠中學’,其共同的錯誤是抽離教育的靈魂、把教育片面化為‘升學’。”

巧合的是,7月23日“界面新聞”刊發了對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劉雲杉教授的專訪,話題由“美國司法部起訴最大規模的入學舞弊案”事件而引出。在訪談中,劉雲杉針對教育公平與激勵競爭這一對概念說:“原本我們期待基礎教育是一個社會團結、社會整合的機製,期待高等教育能充當社會安全閥,今天教育完全變成了一個賭場。本來我們希望能夠教育能點石成金,但是它已經是一種布爾迪厄所說的“社會煉金術”。社會煉金術的要害在於:形式上是資本持有者即個人的成就性特徵,實質是以家族為單位的積累、傳承與努力的結晶,學業的成就與相應的文憑,成功地將先賦地位與後天獲得的成就性因素結合在一起。既用後者掩飾了前者,也為先賦地位留下了既隱秘又多元的博弈空間。”

澎湃新聞於今年6月刊發的講座整理紀要《劉雲杉談教育的“精約”與“博放”:有關龜兔同場競技的喻言》同樣也是對上述話題所進行的充分解釋。試節錄如下: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經濟快速增長,一方面社會結構趨於穩定,另一方面也出現了財富階層,整體上來說教育成為家庭地位與財產的保護機製。特別是獨生子女政策下的第一代獨生子女的孩子也進入學校,教育的焦慮越發深重,整個家庭的希望都寄託於此。此時的教育已經變為現代社會核心利益分配的權威代理,也是社會地位代際傳遞的主要渠道。教育實際上開始依賴於以家族為單位的積累與投入……在當下的中國,精約教育深植在政治經濟結構中,博放教育則嵌入觀念和民情結構中。可以說,前者有多嚴苛,後者就有多虛妄。全球化裹挾之下,人民對教育的期待中不僅有平等主義的訴求,也有經營、投資乃至階層洗牌的策略,當然還包括精英教育對繼承人的嚴格傳承與庇護。從這一角度觀察,“二代”們面對的其實是各種社會力量對‘素質教育’的定義和博弈的結果。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基礎,更是社會公平的結果,但如果試圖以教育公平的微薄力量推動社會諸多層面的公平進展,無異於螳臂當車,也會擾亂教育的內部秩序,當下的教育亂象正是這種結果的表現。

【國際】鮑里斯·約翰遜究竟是誰的化身?

當地時間7月23日下午,鮑里斯·約翰遜成為新一任英國首相。近年來,這位前倫敦市長、前外交大臣作為“脫歐派”領軍人物而為人熟知,鮑里斯曾堅稱自己不可能當上首相(他曾表示自己轉世成一顆橄欖樹/被香檳軟布塞射瞎/被鎖在廢棄的冰箱里/被一個飛盤斬首的可能性都要比當上首相更高)。當不可能成為現實,鮑里斯其人成為了輿論場上熱議的話題。在眾多形象中,究竟是“英國特朗普”,還是“當代丘吉爾”,抑或是他的偶像、古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Pericles)更接近真實的鮑里斯?

數字新聞網站Quartz日前刊登了一篇題為“不,鮑里斯·約翰遜不是英國的唐納德·特朗普”的文章,從政治觀點、職業經曆、個人生活、民意基礎、領導風格等五個方面將二人進行了對比,得出的結論是兩人的總體相似度為62%。

政治觀點方面,該文援引歐洲政治分析人士Constantine Fraser的說法稱,種種跡象都表明特朗普是一個篤信貿易保護主義的獨裁者,而鮑里斯似乎是個奉行不幹涉主義的保守自由主義者,問題在於,鮑里斯甚至比特朗普更樂於說任何需要但不切實際的話,比如聲稱脫歐可能讓英國人更富有、更健康、更安全。特朗普是美國保守黨中的局外人,而鮑里斯則是英國保守黨內部的一頭野獸,持有財政上保守、社會議題上有些自由化的政治觀點,外交上則支持自由貿易、俄國懷疑論和開放的世界體系。問題在於,我們無法確定鮑里斯是否會延續其過往的政治立場,尤其是一旦無協議脫歐引發某種形式的貿易戰,而他當選後在內閣成員的選擇上已經體現出迎合脫歐黨支持者的傾向,這可能威脅保守黨的未來。

兩人在職業生涯中的共同點則是“不稱職”,如同特朗普被揭露從稅收欺詐中獲利數百萬以及在生意上損失慘重,鮑里斯的媒體和從政生涯也充斥著混亂、謊言、不忠、笨拙和浮躁。不同之處在於,特朗普當選前的從政經驗幾乎為零,而鮑里斯則在長達20年的時間里扮演過倫敦市長、外交大臣等一系列的保守黨職務。個人生活上,兩人都以好色輕浮著稱,都有至少五個孩子,現任伴侶都比他們小24歲。兩人都出生在特權階層,但特朗普的父親是在紐約依靠房地產發家致富的德國移民後代,鮑里斯則來自傳統的上流社會,他的曾祖父是奧斯曼帝國政府內政部長,前者的家庭較為本地化,後者則更具全球視野。當然,雖然都很富有,但特朗普的個人財富要比鮑里斯多出幾百上千倍。

輿觀(YouGov)調查網的數據顯示,鮑里斯的粉絲傾向於同時喜歡奧迪車、英國低酒精啤酒和布萊克本足球俱樂部,大多是40歲以上的男性。特朗普的支持者除了喜歡中檔的帝王牌混合蘇格蘭威士忌,還喜歡所有的美國本土品牌,大多也是40歲以上的男性,而且往往十分富有,而不是流行說法聲稱的被剝奪的的白人工人階級。兩人的支持者似乎都不太在意兩人頻繁的性別歧視和種族主義言論,儘管在言論的出格程度上鮑里斯遠遠不及特朗普。而在領導風格方面,兩人都不在乎準確性,不喜歡讀備忘錄和瞭解細節,都始終和真相保持距離。但儘管兩人的形象都十分卡通且高於生活,但鮑里斯是一種精心設計的“傻帽風格(silly style)”,而特朗普則討厭被嘲笑。自詡莎士比亞專家和古典愛好者的鮑里斯的語言風格是華麗冗長的,而特朗普的笑話則往往是刻薄粗鄙的。然而鮑里斯似乎有意向特朗普學習,在成為首相後的一次會議上他許諾“使英國成為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

鮑里斯當選後,著名學者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在《紐約時報》“觀點”欄目撰文,標題為“溫斯頓·丘吉爾會鄙視鮑里斯·約翰遜”,批評這位新首相可悲地誇大了他的國家在退出歐盟後的重要性。

布魯瑪說,“溫斯頓·丘吉爾的幽靈仍在華盛頓和倫敦上空徘徊。”美國總統們常常以這位英國戰時領袖為榜樣,小布殊也是愛慕者之一,在伊拉克戰爭的醞釀階段,時任英國首相的布萊爾曾借給他一尊丘吉爾胸像,因為在白宮放了幾十年的那尊送去維修了。而當奧巴馬遵照他當選前就以定下的約定,在舊塑像修好後歸還新塑像時,一名英國政治家指責他這麼做是出於怨恨,出於他“祖傳的對丘吉爾所熱烈捍衛的大英帝國的厭惡”——這名英國政治家就是鮑里斯。

布魯瑪提到鮑里斯為丘吉爾寫的充滿恭維的傳記,以及他身上處處體現出的對這位偉人的認同:上流社會的舉止,笑話,對於宏大的熱愛,以及以 “敦刻爾克精神”迎接後脫歐時代的呼籲。儘管丘吉爾確實是大英帝國的捍衛者,也的確持有一些種族偏見(尤其是對於他厭惡的印度人),但他也是一名國際主義者,因為不願英國在1940年春的敦刻爾克大撤退中孤軍奮戰,丘吉爾甚至認為英法應該合併成一個國家來對抗希特勒。

特朗普也是丘吉爾和鮑里斯的仰慕者,他把後者成為“英國特朗普”,鮑里斯的一些支持者從中看到了一種特殊的英美關係的複蘇。布魯瑪指出,英國與美國的特殊關係確實是丘吉爾的思想,丘吉爾的母親是美國人,他篤信“說英語的人民”的偉大,但這種關係出於極端的需要,丘吉爾知道沒有美國的幫助英國無法打敗納粹德國。而羅斯福儘管不喜歡英國帝國主義,但他清楚第三帝國主導下的歐洲將給美國帶來危險。在1940年,大多數美國人都不想為了幫助美國而參戰,反對最激烈的是右翼孤立主義者,其中諸如飛行員查爾斯·林登伯格不止暗中同情納粹,而特朗普在2016年大選中複活了他們的口號“美國優先”。1941年末,日本襲擊珍珠港和希特勒對美宣戰讓美國優先的擁護者沉默了,丘吉爾和羅斯福起草了《大西洋憲章》,展望希特勒被打敗後的世界。《大西洋憲章》帶有深刻的國際主義印記:國家間的合作、自由貿易和所有人的政治自由,從中還誕生了特朗普政府所鄙棄的聯合國。

布魯瑪接著寫道,二戰勝利後,丘吉爾在蘇黎世發表著名演說,呼籲建立歐洲合眾國,他認為只有完全的歐洲一體化才能避免另一場毀滅性的戰爭。在這項歐洲的宏偉設計中,英國的位置有些模糊。丘吉爾認為英國、美國、蘇聯至少是統一的歐洲的充滿同情的讚助人。他那一代中很多人無法接受將英國視為僅僅是一個跟法國、意大利並列的歐洲國家,在52%投票支持退歐的人中很多也有同感。英國新首相鮑里斯有時候讓人覺得他很懷念大英帝國的燦爛往昔,但即使是最激進的脫歐分子也知道今時不同往日。可能包括鮑里斯在內的一些人認為英國的未來會是放大版的新加坡,一個低稅收、低監管的自由港,其他人夢想著英國一旦掙脫布魯塞爾的鐐銬就會成為全球性力量,其他人認為英國可以憑藉複興和美國的特殊關係通向國家的偉大。而所有脫歐主義者的最大共同點在於對國家主權和排斥外國人,即對古老的英國理念“光榮孤立”的渴望。

文章總結說,當鮑里斯承諾英國會在萬聖節前脫離歐盟,“做或死(do or die)”,他在模仿丘吉爾面對納粹敵人時的鬥牛犬般的蔑視。和特朗普一樣,他對國家力量和本國優先的信唸過分誇大了,他們想要擺脫的國際機構和合作安排很多都是二戰後的英國和美國政府建立的。美國可以至少是暫時地猛擊國際規範,是因為它是一個巨大的國家,國內經濟強大,有著無人能比的軍事實力以及豐富的自然資源,以上條件英國都不具備。一旦脫離歐盟,英國會成為一個中等的、地方性的、受他人支配的國家。對此,特朗普大概不會在意,丘吉爾則會感到恐懼。

《衛報》近日刊發的一則評論則指出,鮑里斯在唐寧街十號的辦公桌上放著的胸像不是丘吉爾,而是他真正的英雄伯里克利。作為雅典民主的擁護者,伯里克利在公元前四世紀通過戰鬥中的英勇和口才上的天賦掌權。他流放了他的敵人,大興土木,與他同時代的雅典人見證了三十年的“黃金時代”——鮑里斯在宣佈出任首相時使用了這一詞彙。然而伯里克利的外交政策是個災難,他傲慢地激怒了周圍的城邦,導致他們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幫助斯巴達人,最終摧毀了雅典民主製度。伯里克利只聽他的情婦Aspasia的建議。對於現代領袖而言,他是一個奇怪的導師。

該文作者認為,鮑里斯真正效仿的不是伯里克利,而是他的養子、曾短暫成為雅典領袖的阿爾西比亞德斯(Alcibiades),一個才華橫溢、英俊瀟灑的花花公子,永遠無法去除年輕人的惡習承擔起交給他的任務。他的政治忠誠和性慾一樣無法預測,當雅典人厭倦了他,他叛逃到了雅典的敵國斯巴達,之後又叛逃斯巴達的敵國波斯。當他憑藉魅力、詭計和巧舌如簧回到雅典,暴民們歡迎了他不節製的樂觀,他的座右銘是“先出手以避免被攻擊”,他最終帶領雅典人走向了軍事失敗和最終的毀滅,在流放中很快被政敵或他剛剛引誘的一個女孩的親戚謀殺了。儘管伯里克利又種種缺點,但他尊重雅典民主的平衡,培養了廣泛的感召,要求容忍“我們的私人分歧”,他永遠不會侮辱哪些對硬脫歐感到緊張的人,也不會嘲笑哪些生計即將被摧毀的農民。阿爾西比亞德斯更像鮑里斯,他通過推遲普尼克斯的民主集會和歡迎寡頭政治回歸了雅典,他的演說充滿了鮑里斯式的沙文主義能量,他譴責無所作為,一旦掌權就表示“我們必須計劃擴大它。如果我們停止統治他人,我們就處在了被統治的危險中”。雅典必須奪回控製權,但他最終失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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