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流行文化的時代性,看周杰倫和蔡徐坤的流量戰爭
2019年07月23日19:01

原標題:從流行文化的時代性,看周杰倫和蔡徐坤的流量戰爭

從周杰倫開始,大眾已經不僅僅需要一個時代代言人,還需要一個時尚代言人,當年輕一代無法再為音樂賦予靈魂的時候,那就賦予時尚吧,把屬於這個時代標誌的符號放進去,這一樣能成為流行。

撰文 | 王小峰

摘編 | 何安安

周杰倫、蔡徐坤微博超話之爭引發的蔡周粉絲大戰,是上週娛樂圈最熱的話題。這場沒有硝煙的網絡“戰鬥”,最終以上週日周杰倫影響力數據超越此前所有的明星超級話題突破一億,實現一個億的小目標,次日,“蔡徐坤粉絲團官微”發表“聯合聲明”,稱退出新浪微博各項榜單競爭而畫上句號。但即便如此,截至7月23日15時,周杰倫依然以1880萬的影響力穩居明星超話排行榜第一的位置

(根據超話社區規則,每週日晚排名要清零重新計算)

事實上,這場佔據娛樂頭條的世紀粉絲大戰,起自7月16日一位豆瓣網友的無意發問:“周杰倫微博數據那麼差,為什麼演唱會門票還難買啊?”而在此之前,周杰倫的超話排名一直在300名開外。很多人將這場“戰鬥”視為人氣和數據之戰,稱為曾經“偷過菜”、“搶過車位”的“中老年人”與年輕粉絲的“流量戰爭”,也有人說這是“80後”和“90後”、“00後”的不同偶像表達。但不管怎麼說,周杰倫和蔡徐坤,原本並沒有太多相似之處的明星,卻因為超話之爭成為了針鋒相對的兩大娛樂圈粉絲陣營代言人。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作為傳統時代偶像象徵的周杰倫的粉絲群體,和與蔡徐坤等流量明星一同成長的愛豆群體

(idol,即偶像)

,有著截然不同的粉絲文化。

上週,周杰倫、蔡徐坤微博超話之爭引發的蔡周粉絲大戰。

不可否認,在針對“流量”是否是衡量一個明星的絕對標準的質疑的同時,傳統時代偶像的傳播力指標一直在下降。以至于歸屬於兩位明星的不同粉絲團體,被劃分成“周杰倫夕陽紅粉絲團”和“新生代流量明星粉絲團”,而作為話題核心人物之一的周杰倫,身上也同時出現了“過氣歌手”和“實力偶像”兩個截然不同的偶像標籤。

自1997年9月參加台北星光電視台的娛樂節目《超級新人王》出道以來,周杰倫已經出道二十餘年。從一開始不被傳統人群所接納的流行歌手形象,到現如今被視為傳統時代的偶像象徵,周杰倫究竟創造了什麼?周杰倫的音樂,與這個時代又有著怎樣的關係?從周杰倫開始,大眾已經不僅僅需要一個時代代言人,還需要一個時尚代言人。

在新近出版的《只有大眾,沒有文化:反抗一個平庸時代》一書中,王小峰以“周杰倫:時代的符號”為題,探討了周杰倫,以及周杰倫音樂與時代的關係。這篇文章創作於周杰倫發表第四張專輯《葉惠美》的2003年,在那一年的7月16日,全亞洲超過50家電台同步首播新專輯中的主打歌《以父之名》,據說有超過8億人同時收聽。在當年,這是一個令人近乎瞠目的數字。下文為摘編內容,已獲得理想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授權,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只有大眾,沒有文化:反抗一個平庸時代》,王小峰 著,理想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年7月版。

在當時,我們根本聽不清楚這個台灣青年在唱什麼

如果我們把鄧麗君、劉文正、羅大佑、周杰倫的名字放在一起,並且告訴你,他們都是一個時代標誌性的人物,你也許會反對這個名單中有周杰倫的名字。因為鄧麗君、劉文正確立了華語流行歌曲的最基本模式,後來不管誰再唱流行歌曲,都沒有超過這兩個人;羅大佑為流行音樂賦予了靈魂,拓寬了流行音樂的內涵。那麼,周杰倫創造了什麼?

也許五年、十年後,人們會說:“周杰倫創造了自劉文正以來華語流行歌曲新的演唱方式,只是在當時我們根本聽不清楚他在唱什麼。”的確,很多人聽不清楚這個台灣青年在唱什麼,但這並沒有妨礙他的唱片在台灣、香港、大陸和其他亞洲地區熱賣。在台灣,他的唱片銷量一張比一張多,剛剛出版的專輯《葉惠美》在整個華語地區已經賣掉了一百五十萬張。一百五十萬張唱片的銷量在過去也許算不得什麼,但是在今天盜版和網絡共享的時代,這個銷量絕對稱得上天文數字了。

如此高的唱片銷量也證明了周杰倫已經成為華語歌壇的一個文化現象。那麼,為什麼在人們聽覺上出現如此大的障礙時周杰倫仍然這樣走紅呢?也許這就是我們要討論的一個問題,即周杰倫的音樂與這個時代的關係。

以往,我們解讀羅大佑、李宗盛、黃舒駿、崔健的音樂時,總是通過他們的歌詞中蘊含的各種意義來解釋這個時代,從中尋找一種與這個時代相符合的人文、生命、社會的價值,當這些價值被發現之後,他們立刻變成這個時代的標誌:當你想到80年代就會想到羅大佑、崔健,就會想到《戀曲1980》或者《一無所有》。現在的年輕人十年後會想到周杰倫,會想到他的《愛在西元前》或者《雙截棍》。可是當今天我們用解讀羅大佑或者崔健的方式解讀周杰倫的時候,會發現這遠遠比聽清楚他的歌詞還要困難。

周杰倫

羅大佑也好,崔健也好,你很容易從他們的歌詞中找出這樣的詞彙來概括:批判、關懷、憂患、躁動、反叛……這些詞彙構成了他們思想的骨架。但周杰倫和方文山把這一切都模糊化了,你看到的只是斷面、碎片、分鏡頭,它色彩斑斕,卻無法形成一個具象。

羅大佑當年唱:“就像彩色的電視變得更加花哨,能辨別黑白的人越來越少。”這是一個花哨的時代,色彩斑斕逐漸消解了各種曲直是非黑白。過去人喜歡求索,希望提出問題並尋找答案。但是今天的年輕人解構了前輩們的標準和價值體系,他們拋棄了令人沉重的思維方式,但是還沒有力量來建立一種新的體系,只能以一種簡單、平面化的方式來為自己的價值體系做一個拚接,它可以沒有黑白,但是不能沒有色彩。儘管這個色彩只是薄薄的一層,但是對於今天走向享樂主義的一代人來說,已經足夠。辨別黑白的能力已不重要,他們只想以自己喜歡的方式來接受事物,而周杰倫就是塗抹這個時代色彩的人,並且他現在把色彩塗抹得很鮮豔。

因此,從周杰倫開始,大眾已經不僅僅需要一個時代代言人,還需要一個時尚代言人,當年輕一代無法再為音樂賦予靈魂的時候,那就賦予時尚吧,把屬於這個時代標誌的符號放進去,這一樣能成為流行。過去我們說不清楚羅大佑的音樂是什麼風格,但你能說出它的優美;你說不清崔健的搖滾樂是什麼形態,但是你知道它很搖滾。同樣,你說不出周杰倫的音樂是什麼,但是能保證最時尚的音樂它裡面都有。這是一個處處都需要信息量的時代,音樂亦如此,人們可以輕易聽到各種音樂,做音樂的人也希望把他聽到的音樂“複製”到他的音樂中。在標準、規則越來越清晰的數字化時代,人們的審美和判斷卻越來越模糊,只要熱鬧和時尚就夠了。

華語歌壇群龍無首的狀態因為周杰倫的出現而變得清晰了許多,他是一個顛覆者,他要在這個時代版圖上畫出一個屬於他自己形狀的符號。但是人們有些困惑,他們聽不清周杰倫在唱什麼。

就連周杰倫自己也承認,有時候他也聽不清楚自己唱的是什麼:“人們聽不懂這個問題蠻矛盾的,我有時候也聽不懂,我不是刻意去這樣唱,至少這樣比流行歌曲好。”如果你瞭解周杰倫是聽什麼音樂長大的,就知道他為什麼這樣說了。

“最早的時候我喜歡羅大佑和張學友,十五歲的時候開始喜歡黑人音樂,比如Boyz Ⅱ Men和All 4 One這樣的黑人團體的音樂,再後來我就不受別人的影響了。”其實聽不清楚這個問題的關鍵在於周杰倫改變了以往中國人唱歌的方式:“不能把平仄考慮進去,否則就成了數來寶。”周杰倫說。

“不是所有的R&B都唱不清楚,

只有周杰倫唱不清楚”

中國人傳統的唱歌方式在周杰倫這裏被顛覆了,這顯然是因為他發現了美國黑人音樂與中國音樂相結合時出現的問題:漢語的四聲與英語的升降調之間存在一種不可調和的矛盾。這個問題曾經困擾過很多音樂家,很多中國人想借用黑人布魯斯或爵士樂風格演繹自己的音樂,但聽著總讓人覺得不舒服。當年陳淑樺錄製唱片時,曾經有人建議可以讓歌曲更布魯斯一些,結果很失敗。當“嘻哈”成為潮流時,這個問題就越來越明顯了。以說為主的“嘻哈”用漢語演繹的話,和快板沒什麼區別,黑人演唱時表現出來的那種韻律感便蕩然無存。比如台灣近幾年出現的“糯米團”、“L. A. 四賤客”、“哈狗幫”都面臨快板與說唱之間的衝突問題。在此之前,杜德偉和陶喆對用華語演唱R&B的改進起到很關鍵的作用,這些也給周杰倫提供了一個最初的範本。

“乾脆把唱變成一件樂器。”這是周杰倫的顛覆性想法,不考慮平仄,尾音處理得像黑人那樣,咬字模糊一些,這可能是最好的處理辦法,以犧牲發音為代價,去找出那種黑人音樂的韻律感。於是,“嘻哈”的感覺出來了,人們也聽不清楚了。

周杰倫

阿爾發唱片公司總經理楊峻榮先生在談到唱不清這個問題時說:“不是所有的R&B都唱不清楚,只有周杰倫唱不清楚。”那麼如果以後中國人都這麼唱的話,是否會成為華語流行音樂的災難?楊峻榮認為:“這是一個觀念問題,當你還喜歡留聲機的時候,大家都去聽CD了。”那麼如果在十年之後華語歌壇真的都像周杰倫這樣去唱歌的話,是否可以確定現在周杰倫正在發動一場華語歌壇的革命呢?楊峻榮沉吟片刻,然後肯定地說:“是的。”

《時代》週刊在對周杰倫的採訪中認為,他這樣一個歌手,不吸毒、不惹是生非、不反叛,居然也能如此走紅,這讓西方人覺得很奇怪。其實一點也不用奇怪,周杰倫的出現,尤其是他對漢語演唱方式的破壞,是一個必然的結果。這種破壞和他裝腔作勢的樣子結合在一起,看起來很符合當下年輕人的口味。

90年代初期,嘻哈、R&B又在美國回潮。照一般規律,在西方時尚的音樂,在亞洲地區普及、被接受一般需要三年左右的時間,但是這股黑人音樂潮流在亞洲生根發芽的週期遠遠長於以前流行的任何音樂。直到2000年左右,黑人音樂才開始在華語地區流行,當然這和日韓等國更早接受黑人音樂的影響是分不開的。年輕人聽嘻哈歌曲、跳嘻哈舞、穿嘻哈服飾,已經成了一個時尚潮流,此時,就缺一個在青年人心中的領軍人物出現了。

反過來再看看華語歌壇,90年代末期正處在新舊交替的階段,作為華語流行音樂的製造“大戶”,台灣在這期間正遭受到前所未有的盜版襲擊,唱片業的經營每況愈下,很多唱片公司開始了保守策略,寧可出那些市場上千篇一律的唱片,也不去創新,台灣唱片業一度滑進了低穀。曾經敢與世界五大唱片公司抗衡的滾石唱片公司也在這個時期開始衰落。很多唱片公司已經拿不出更多的資金來扶植一個新人、嚐試一下新音樂,一些新面孔在出版了一張唱片後,唱片公司發現唱片不好賣,便立刻把歌手束之高閣。但是潮流無法迴避,中國人開始笨拙地玩起了R&B。

此時的歌壇,就像黃舒駿在《改變1995》中唱的那樣:“全台灣都在R&B,全美國都在Rap。”一個新的音樂潮流出現了。

“他在音樂上的自由度,在華人音樂家中我沒有見過”

台灣有個脫口秀明星吳宗憲,他主持過一檔節目叫《超級新人王》,通過這個節目來發現一些演藝界的新人。周杰倫有機會參加了這個節目,為了引起吳宗憲的注意,他寫了一首非常奇怪的《菜譜歌》。果然,吳宗憲發現他是個可塑之才,便簽下了周杰倫和詞作者方文山。這時是1998年,第二年,吳宗憲的阿爾發唱片公司與周杰倫又簽了一份歌手合約。

楊峻榮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回憶:“我第一眼看到杰倫是2000年7月1日,當時他睡在唱片公司,瘦瘦的,我每天看他在辦公室里晃來晃去,戴著鴨舌帽,不怎麼說話。說話也很簡單:‘好’,‘不好’,‘是’,‘不是’。我當時剛剛接手公司,很多情況都不瞭解。一次,我問他:‘宗憲跟你說過出唱片的事情了嗎?’他說:‘憲哥說我寫夠十首歌就發片。’我問他寫了幾首了,他說寫了一首。於是他從他雜亂無章的東西里找出了已經錄製好的樣帶,放給我聽。這首歌就是他後來的第一首單曲《可愛女人》。四分鍾後,我對他說,馬上做,10月份發片。之後我打電話給吳宗憲:‘這樣的歌手,你還等什麼!’”

2000年11月,周杰倫的第一張唱片出版了,阿爾發公司也因此變成了一個大公司。

周杰倫

今天再回過頭看他的弟子的成名之路,楊峻榮不無自豪地說:“周杰倫的確為華語歌壇帶來不少影響力,原來寫歌詞都要有韻腳,大部分唱片公司都很保守,包括詞作者也一樣,周杰倫的音樂展示了很多可能性,他告訴人們,原來音樂也可以這樣做。對我來說,他在音樂上的自由度,在華人音樂家中我沒有見過,他音樂中對很多聲音的處理、運用、想像力都是前所未有的。周杰倫在華語歌壇起了很多示範作用,他把很多東西勇敢地扔進了音樂里。”

“我在做他的第一張唱片的時候就感覺他能紅。我對宗憲說:如果這個人做不出來,我就不跟你玩了。”楊峻榮為什麼認定周杰倫會走紅呢?“‘大眾’兩個字很重要。”當時的台灣歌壇真正有實力的只有陶喆和王力宏,這兩個歌手都曾在海外生活過,學曆很高,因此音樂也很西化。而周杰倫與他們不一樣的是,他土生土長在台灣,從來沒去過海外,父母離異,只有高中文化,如果拿這個背景和其他歌手相比,肯定是周杰倫的弱項。“現在的唱片公司在歌手宣傳上儘可能把歌手的形象完美化,如果我們把不好的東西說出去,會不會起到負面作用?但是最後我們決定,把最真實的周杰倫告訴人們,有好的音樂,我們什麼也不擔心。”

楊峻榮說:“唱片的消費者大部分都念高中,很多人的家庭並不富裕,還有些人的父母真的離婚……大部分人的背景和周杰倫一樣,這讓消費者對周杰倫有一個認同感,拉近了彼此之間的距離。缺點在這時變成優點,因為最終又回到了音樂上面。一個藝人,事事都很完美、很堅強,就失去了平衡感。周杰倫的音樂太堅強,而性格又很害羞,這是一種彌補和平衡,讓人們感到了親和力。年輕人認同他,他們的父母也不反對孩子喜歡周杰倫,而周杰倫做好了一件事—音樂,他成功了。”

近幾年,台灣由於唱片業的萎靡,很多公司都不敢在歌手身上投入太大,但是周杰倫完全可以讓唱片公司良性循環,前兩張專輯都成了當年唱片銷量之冠。楊峻榮告訴記者:“周杰倫的唱片一張比一張好賣,新專輯《葉惠美》銷量已經超過了上一張專輯的同期銷量,這在台灣是真真確確的,是比較特殊的現象。”所以周杰倫在唱片市場上可以做到大進大出,楊峻榮很驕傲地說:“我敢肯定,周杰倫唱片的製作費用不是全台灣最高的,但是他MV

(音樂錄影帶)

的製作費用肯定是最高的。”楊峻榮的經營理念是:讓歌迷感到物超所值。甚至在唱片盒的設計上他都非常挑剔:“我要讓歌迷在打開CD盒的時候手感一定非常舒服,所以在模具設計上非常講究。”

“酷”可以用來解釋

今天一切人們解釋不清的事物

談到周杰倫,就不能不談到“酷”,很多人都著迷於周杰倫的酷,他的音樂、他的表情,都被賦予了酷的含義。

周杰倫怎麼看自己的酷呢?“我覺得酷是不多話,沉穩,不要跟別人一樣。我不太刻意在穿著上有什麼不同,現在的人是這樣,只要你跟別人不一樣,他們就會去追隨。”楊峻榮對周杰倫的酷的理解是:“他不太愛講話,很有個性。現在每個年輕人都有更廣泛的空間發揮腦子裡的東西,都想雕刻出自己的形狀。不過我覺得現在的年輕人都像周杰倫這樣不愛講話,我不太喜歡,大部分人應該去追求自己的形狀。我更希望年輕人能感受到杰倫的誠實和自信。”

“酷”可以用來解釋今天一切人們解釋不清的事物,“酷”消解了前輩們思想中沉重的一面,這也使人們很難從周杰倫的音樂或方文山的歌詞中找到沉重、深刻的內容。周杰倫的音樂很雜,方文山歌詞的主題涉及面也很廣,這些看上去雜亂無章的內容,最終用“酷”串聯到一起。

周杰倫對自己的音樂也非常自信:“我的音樂會慢慢加入很多東西,會比較搖滾,但是不證明我喜歡搖滾。在一首歌里能融進很多元素,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我覺得我已經走在前面了,現在的音樂可以打90分。”

方文山的歌詞讓周杰倫變得更酷,他看似前言不搭後語的歌詞實際上為我們解釋了這個時代年輕人的審美習慣。

周杰倫與方文山早年照片。

“我跟杰倫合作和跟其他歌手合作的最大不一樣是他的空間比較大,以前唱片公司覺得歌詞很另類,怕人接受不了,在開會的時候就給否定掉了,但我和杰倫的第一張專輯就是這麼玩出來的。”方文山說他寫歌詞通常分為兩類,一類是工作,就是別人約他寫的歌詞,這種創作有很多約束,像命題作文;一類他稱作“創作”,可以自由去寫,不管什麼主題。他說:“我寫什麼主題的歌詞就會收集這方面的資料,把它當成電影腳本去寫,所以我的歌詞很有畫面感。”

的確,方文山的歌詞雲裡霧裡讓人找不到傳統詩詞中的賦比興,但是很受年輕人喜歡。“現在的年輕人受影像影響很大,他們反叛傳統的敘事風格,他們喜歡不是很有邏輯的剪輯,我自己也是受影像的影響很大。而我和周杰倫相互影響,寫出來的作品相互之間都很吻合。”方文山的歌詞比較強調畫面,每一句話幾乎都是一個獨立的畫面,現在的歌迷讀他的歌詞跟看日本動漫沒什麼區別。

方文山認為,通過跟周杰倫的合作,也讓他自己的空間拓展得很開:“現在創作的空間大多了,以前有關暴力、血腥主題的歌詞別人不敢用,現在也可以用了。”

像周杰倫與方文山這樣珠聯璧合併能做出很符合時代口味的音樂的搭檔不多見,儘管他們的每一張唱片都能招來褒貶不一的評價,但是每張唱片都在爭議中獲得成功。現在,周杰倫的身價已經升到四億台幣,而且只用了短短的三年時間。

要定義一個時代,

是非常沉重的事情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特徵,楊峻榮跟記者回憶過去幾十年歌壇的變化,他說:“80年代興起民歌運動,在民歌運動之前,創作只集中在劉家昌等少數人身上;80年代中期,校園民歌進入了死胡同,同時民歌影響到流行音樂,二者之間原來的鮮明界限模糊了。從1988年開始,市場發生了變化,台灣出現了很多餐廳秀,很多歌手都去餐廳賺錢,流行音樂的創作出現了停滯。90年代後,餐廳秀沒落了,歌手只好從唱片公司掙版稅,唱片銷售成了歌手收入的很大來源,想多收入就多寫歌,於是台灣歌壇在很短的時間內創作力量又爆發出來。與此同時,台灣的媒體也發生改變,1988年以前,台灣的強勢媒體只是無線的三個台,傳播資源掌握在別人手裡,於是人捧人的現象很嚴重,現在媒體多了,變成了自由市場,新人靠捧是捧不出來的。所以,這個變化也導致像周杰倫這樣有實力的創作歌手出現。”

周杰倫

周杰倫在少年時曾夢想自己能做一個羅大佑式的人物,當記者問到周杰倫為什麼希望做這樣的人物時,他說:“他是當時流行樂壇的頭頭,一個時代需要一個這樣的人物。”在被問到他今天是否已經成為樂壇的“頭頭”時,周杰倫說:“我覺得還要過一兩年,我的音樂還沒有達到巔峰狀態。”

楊峻榮認為:“我並不希望周杰倫扛起那麼大的招牌,要定義一個時代,是非常沉重的事情,在我眼裡,他仍是一個新人。現在用他來定義一個時代,為時過早,我覺得再過十年,會充分一點。”

周杰倫的野心和楊峻榮的謙虛,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兩年之後會發生什麼,誰也不知道,十年之後會發生什麼,更無法預測。作為一個歌手,周杰倫的音樂和過去的時代代言人相比顯得輕浮了一些,但至少現在他可以做到成為一個時代的符號—讓未來的人去瞭解這個時代年輕人曾經追逐的時尚文化。

本文選自《只有大眾,沒有文化:反抗一個平庸時代》,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

作者:王小峰

摘編:何安安

編輯:張婷

校對:翟永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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