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曼談宋代福建女性的日常生活
2019年07月21日10:03

原標題:許曼談宋代福建女性的日常生活

許曼,美國塔夫茨大學(Tufts University)曆史學系副教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博士,致力於中國中古史研究,尤其關注女性與地方精英的曆史,是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性別研究年度工作坊召集人之一。著有《跨越門閭:宋代福建女性的日常生活》(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6月)。她在這項研究中指出,大戶人家婦女不能踰越的“中門”,其實是個頗有彈性的維度,在所謂“公眾”領域,如交通旅遊、地方事務和宗教生活等,宋代女性都可以參與。她從墓葬壁畫、陪葬品等圖像和實物材料出發,結合大量零散的各類文獻,揭示了宋代女性實際生活和儒家理想之間的落差。

許曼(澎湃新聞 蔣立冬 繪)

您在新著《跨越門閭:宋代福建女性的日常生活》中指出,相較於明清時期,宋代是一個對女性相對友好的社會,這大致體現在哪些方面? 能否分享一些您在書中提出的新觀點?

許曼:如果說《跨越門閭》這本書有什麼創見的話,可能首先是女性的“無所不在”。我們長期以來有這麼一個印象,覺得宋代女性是一個以家庭生活為中心的存在。像伊沛霞的《內閨:宋代婦女的婚姻和生活》,就是以家庭婚姻為主線來寫的。它是宋代女性史研究的一個裡程碑,是一部經典,但二十多年過去了,也是時候跳出這個框架來反思和重構女性的生活空間。

我們可以發現,宋代女性跟門閭之外的不同個體、群體、社會組織以及國家的互動其實相當頻繁,她們身影出現在旅行的途中,在訴訟的公堂上,在佛寺裡,在地方的公共項目、慈善事業中;甚至她們的手工製品,那些通過她們的手被創造出來的物品成為了她們身體的延伸,參與到與社會和國家的互動中去。我試圖重構日常生活中的女性空間和女性文化,除了關注她們身體的移動,還有一個研究視角就是“物”的生產、流通和消費。

在宋代,國家、官僚和士大夫通常不直接干涉女性的日常生活,朝廷沒有頒布全國性的法令來規範女性的行為,地方官在管理女性居民時享有相當的行政自主權。他們身負移風易俗的責任,在應對女性事務時,往往是採取勸說和引導的策略。這些地方官因為自身對女性的看法各異,所以在解決與女性相關的問題時就會在政策允許的彈性空間里採用不同的方法。

到了明清,這種政府對女性事務的放任之風為之一變。明清兩朝政府對女性的生活有更多幹預。他們大肆旌表和宣傳節婦烈女的事蹟,撥款為她們在交通要道豎立牌坊,明令全國女性不得參拜寺廟,立法限製女性的財產權,等等。儘管這種指令在地方層面的執行中常常大減價扣,但是總體上,在政府推動、經濟考量、民間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下,所謂的女性貞節觀愈演愈烈。

所以,如果考慮到宋代政府和士大夫對女性相對寬容的態度和積極看法,可以說宋代女性比起明清女性生活在一個對女性更友好的社會中。

當然這些差異並不意味著明清時期女性流動性的下降。從宋到明清,女性對家庭權力的操控和家外生活空間的拓展從未停止過,而男性精英在日常生活中與女性打交道時,大多都採取了相當現實和靈活的態度。女性的自主性和流動性是晚期帝製中國社會一直存在的一個主題。

《跨越門閭:宋代福建女性的日常生活》,[美] 許曼著,劉雲軍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6月出版,433頁,68.00元

為什麼選擇福建地區作為研究對象?您在書中提到,這裏福建女性經曆適用於整個宋帝國,那麼研究是否充分考慮了福建地理文化的獨特性、福建內部各地的巨大差異性?

許曼:從史料豐富性的角度考慮,我一開始就把選擇範圍限定在了宋代一些經濟文化相對發達的地區。福建在宋代是一股快速崛起的新勢力,從宋初皇帝眼中的荒蠻之地,一躍而成為經濟和文化上都十分繁榮的地區。比如,位於福建北部山區的建陽縣,在十一世紀是宋帝國最富生產力的印刷和圖書貿易中心之一,這裏印刷的書籍行銷全國各地。

經濟上的崛起受到北方移民及宗室難民湧入的影響。1127年發生了靖康之難,三千多名皇室成員被女真人俘獲,數百名皇室倖存者來到了中國南方。北宋滅亡後,大批皇室成員逃離開封,在福建定居;其中皇室宗親聚集的兩個最大的中心地區是福州和泉州,這些宗親生活奢靡。1129年,宋高宗統治下的臨時朝廷在福州和泉州建立了兩個正式的機構來管理宗室事務。這些貴胄移民帶來了新的財富,接受著朝廷的俸祿,可能還傳播了皇室的消費方式。

在文化方面,兩宋出進士人數最多的就是福建路。科舉和文化上的興盛不僅造就了擁有大量士人家族的地方社會,為女性的活動創造了一個良性的生活環境,也為後來的研究者留下了相對豐富的文獻和物質材料。這些地方原始材料在很大程度上沒有被人們發掘利用。

福建還孕育了包括朱熹在內的大量理學家,他們的思想後來逐漸成為國家的正統意識。這些理學學者和官員集中於福建,這又為我們研究理學理念和當地女性的日常生活之間的衝突和一致性提供了相當有價值的曆史情境。

儘管這本書以福建作為切入點對宋代女性做了集中的區域性研究,但我在研究初期收集材料時,關注的不僅僅是福建。材料顯示,福建以外的女性與福建的女性在日常生活上有極大的相似性,可以彼此呼應。當然福建自身地理文化上的獨特性必然也賦予了這裏的女性一些生活上的地方色彩,這些在士大夫的記載中留下了一些痕跡。

在已有的研究宋代福建經濟文化的成果中,我們可以看到福建內部,尤其是內陸和沿海地區發展模式的差異性,這些對當地女性的生活可能也造成了一些影響。可惜的是,目前能夠找到的關於宋代福建女性的原始資料是零散而碎片化的,在地理上的分佈也不足以支撐起更具體的福建各地之間的比較性研究。

南宋福建路地圖

您寫到一些很有意思的結論,比如精英家庭中的女性往往掌管財政大權,從事“高級的消費活動”如田產投資、房產購置等等,甚至參與地方慈善,投資義學;而平民家庭的福建女性也有走出家門的傳統,活躍在農業和商貿活動中。這些資料來自宋代精英男性的書寫。為什麼宋朝女性在經濟事務、公共事務領域的活躍,沒有因為性別身份而受到貶低和批評,甚至受到精英男性的讚頌和紀念?以朱熹為代表的理學家,在日常生活中對女性的態度實際上是怎麼樣的?

許曼:宋代經濟商業化和社會流動性都在加強,而女性,作為本家的女兒、夫家的妻子或母親,她的財產權在穩步提升,這時的法典和法律實踐都偏離了儒家理想中的父系傳統。實際上,在這時期的儒家話語中,相較於階層、年齡、和一些根本性的道德(比如仁和義)等,性別是一個次要問題,性別區隔的意識形態遭到妥協。

財產權的擴大賦予了女性前所未有的經濟獨立性。對此男性精英所持的態度是複雜而矛盾的,他們既擔心女性財產自主帶來的對性別秩序的威脅,又在很多方面受益於女性的經濟活動。一些宋代精英男性在為女性寫作的墓誌銘中就稱讚女性管賬理財,為夫君的學業和仕進解除後顧之憂。

此外,女性對地方公共事務和慈善事業的貢獻也能在記載中見到,沒有被質疑。精英士人鼓勵女性的這種行為,是因為這符合他們對儒家基本道德的看法,也符合他們自身對地方福祉的關注。

對於女性的日常生活,他們大多不加干涉,針對一些引起他們焦慮和注意的情況,他們會儘可能的去勸說和引導,但不會強行製止,而對一些他們認為可行的事情,他們會包容,甚至鼓勵和稱讚。女性在日常生活中擁有相對寬鬆的環境,通過參與一些男性認可的活動,例如地方福祉工作,女性得以在家庭和地方社區作為獨立的個體來展現,並實現她們的社會價值。

我選福建有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宋代這個地方理學發展迅速,朱熹和他的追隨者們在這裏到處講學,後來被建構為“閩學體系”。理學家複興古典儒學,強調社會秩序、道德觀念,“男女正天地之大義”、“男外女內”,他們寫教諭性文字的時候非常強調這種秩序。但事實往往是另外一幅圖景,並不按照他們描述的場景生活。隨著收集的材料越來越多,我發現的女性在家門外的活動也越來越多,我們可以看到理學家的理念跟現實之間的差異。所以其實通過這本書,不僅要重構女性,也要重構男性。我們對理學家也有很多約定俗成的刻板印象。

其實對理學家來說,他們大概也天天和女性打交道,他們有女性親屬,地方官經常要處理和女性有關的事務,等等。過去我對朱熹的印像是平面而死板的,他彷彿不是一個現實生活中的人;但是讀他和女性有關的材料時我就感覺他的形象立體起來了,他是一個很務實、懂得靈活變通的人。

舉個例子。宋代福建盛行佛教的喪葬習俗,理學家對這種拋棄“古禮”、遵循“異教”的喪葬是持反對立場的,因此家庭中會因為舉辦“正統”的儒家葬禮還是佛教葬禮而產生衝突。朱熹的學生對他很忠誠,以至於在日常生活中會有很多的苦惱和困惑——我們家老太太想辦一個佛教的葬禮,怎麼辦呢?不按照儒家的禮儀來怎麼能行呢?相較於學生的固執,朱熹反而顯得更通融和靈活,他安慰學生說:“且先以委屈開釋為先,如不可回,則又不可怫親意也。”就是說,我也知道這件事處理起來非常棘手,你先多勸說勸說,要是實在勸不動,你也不能無視老太太的意願,就隨她吧。朱熹還是尊重並且認可母親的權威,即使母親拒絕兒子的觀點,執意辦一場不符合“正統”的佛教葬禮,也不能為了維持節操而無視她的遺囑。相較於糾正家庭儀式,他更重視“孝道”。

所以,當儒家的理念在具體的個案實行中互相衝突時,他要考慮優先級,在這種個案里,所謂性別等級和區隔相較於其他原則就沒有那麼重要了。

你提到男性的讚頌和紀念,這裏要補充一點是,男性在對女性的書寫過程中會進行一些改造。還是以信佛的問題為例,有些女性做善事是因為信佛,但是男性在書寫墓誌銘的過程中,他不說是因為信佛,而是專門解釋這件事如何符合儒家的大仁大義,把它改造為符合傳統女德期待的這樣一種印象。

男性對於女性參加公共事務和做慈善的積極態度,也是希望通過女性的例子來激勵男性,如果說女性能做到,那麼男性也應該做到,以一些女性作為例子來推動男性在這方面的成就。

宋代福建女性的服飾

過去宋代女性史主要關注閨闈生活,因為她們很少在家門之外留下痕跡。您如何追蹤、探究她們的旅途?

許曼:宋代女性無所不在。男性書寫者關於她們的記載多集中在家庭生活的層面,但偶爾也會留下一些女性在家門之外活動的蛛絲馬跡。在重構女性的日常生活時,我會做一些代入性的想像,揣測她們在家外空間可能留下的痕跡。例如她們的出行方式為何,是否使用了交通工具,如果是,又會有哪些交通工具可供選擇,她們是如何做出選擇的。在尋找相關史料的過程中,我發現在宋朝男女兩性幾乎共同使用所有的交通工具。他們根據經濟狀況和實際需要來決定出行方式,除了一些特例,沒有為男性或者女性專門生產或者使用的交通工具。然而,家外的空間在傳統的儒家理念中被看作是男性的領域,因此女性在家外使用交通工具也被賦予了更多的性別內涵。

轎子的使用就是一個典型。轎子有門和窗戶,這些是房屋的標配,為轎子裡面的人提供了與外界接觸和交流的可能性。因此,除了作為獨立的小房間,轎子還可以被改造成一種有效的工具,使女性可以與家外的空間互動。根據《東京夢華錄》的記述,北宋都城汴梁(今開封)的女性乘轎遠足。一些人用鮮花裝飾她們的轎子,還有人為了方便賞景,移開遮擋的簾幕。《清明上河圖》中也有搭載女性的轎子。

具體到福建而言,在福州和泉州,女性的轎子還有金漆的獨特裝飾,抬轎者是女性或者脫離男性平民世俗空間的僧侶。這些都警示著男性旁觀者有女性正在經過,轎子構成了存在於外部世界的一個相對隱蔽的女性空間。男女轎伕為轎子的物理運輸提供了必要的人力,並構成了象徵性的人際界限,為整個旅途中的旅行者保障了一個隔離空間。

轎子中的女性。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局部。北京,故宮博物院提供,胡錘攝。

一直以來古代女性史的研究都受史料限製,苦於文字資料的匱乏和零散。您使用了大量實物史料,包括過去很少人在性別研究中運用的福建墓葬考古資料。這些墓葬反映了宋代人怎樣的來世願景和性別關係?

許曼:中國古代女性史的研究一直以來都受到史料不足的困擾;相較於明清時期,宋代女性的材料更是稀少和零碎。也正因為如此,到目前為止研究明清女性的學術成果遠遠多於宋代的。

為了彌補文獻記載的先天不足,我儘量擴大史料搜尋的範圍。過去使用得比較多的是女性的墓誌銘,主要是作為文獻材料;當我試圖追溯這些文字更原始的曆史情境時,地下墓葬的考古發掘就為我打開了新思路。而對女性行蹤的追尋也將我帶到了墓葬這一終極空間。此前在哥倫比亞大學上藝術史、考古學的課程和方法,都給了我思維的啟發。所以我想在這方面做一些突破。

墳墓是“陰宅”,但它並不是逝者生前居住空間的複製。每一座墓穴都是獨一無二的,是逝者及葬事安排者的理念和考量與各種殯葬儀式及習俗交織互動的結果。我對福建宋墓的考察集中在墓室結構、墓主人的相對位置、隨葬物品以及墓室壁畫。

對這四個方面的研究表明,性別差異並不是宋人在安排墓葬時主要關注的問題。生活中的性別等級並沒有延續到來世,在地下的空間,夫妻之間的對等與交流取代了儒家理想中的性別區分與隔離。女性在來世的位置並不是對人間等級製度的反映,而是一種新的建構,這種建構由地方風土人情以及相關個人和家庭的偏好所決定。

福建尤溪宋代墓葬臥室壁畫

性別研究為我們審視曆史提供了新視角,但對女性地位的強調有沒有“矯枉過正”的嫌疑?

許曼:女性史學科興起的背景是歐美的女權運動。所以它有一個前提,就是認為曆史上女性是沉默的,我們的任務是讓她們發聲、重新呈現女性的曆史。所以,它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尋找女性、呈現女性、重構女性的學科。女性史研究強調以人為本,人是關鍵,這個“人”就是女性,要發掘女性的能動性。

我們以前看到的社會圖景里,女性是消失的,比如《清明上河圖》,圖上極少女性的身影。但是,女性史的研究不是簡單地把女性角色找回來,也不是一味地要強調女性,而是要通過和女性相關的材料,幫我們把女性放回宋代社會的曆史情境中去,從而調整和完善我們對宋代曆史的看法,在原有的社會網絡中增加女性,織起一張更密集的網。在回應女權運動的過程中,史學工作者還是理性的,不僅僅是為了瞭解女性而研究女性。

當代人對女性的印象,很大程度上仍受民國知識分子所塑造的“受害者”形象的影響,是時候跳出來了。《跨越門閭》避免談“地位”。“地位”是現代政治話語里的一個關鍵詞,我們習慣評價女性的“地位”、工人的“地位”、農民的“地位”,等等。女性的“地位”分很多層面,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到底談哪一個地位?女性群體內部的多元性和差異性使得這每一個“地位”都變得很複雜。在宋代並不存在一個籠而統之的固定的可以量化的“女性地位”。我儘量避免關於“地位”的泛化討論,而是努力去複原和展現宋代女性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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