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黑箱》作者伊藤詩織:被性侵後,奪回失控的人生
2019年07月21日09:16

原標題:專訪|《黑箱》作者伊藤詩織:被性侵後,奪回失控的人生

“我可能要一直與這件事戰鬥下去。就像原本自己是掌握著方向盤,但事情發生之後,方向盤被奪走了,我想努力奪回到對它的控製。於是,我開始嚐試長跑,從三公里到五公里再到十公里,我在找回對自己的控製,”第一次來到中國的伊藤詩織身著乳白色的無袖連衣裙,深棕色的短髮顯出幾分幹練,向記者敘說著自己遭遇性侵後四年來的生活狀態。

人生的軌跡有時候給人一種荒誕的精巧感,一環扣著一環,當意外與不幸發生,往後的時光就像是一列脫軌的列車,踉蹌前行。

四年前,伊藤詩織在美國的大學修習新聞和攝影專業,成為一名記者是她的目標。由於留學生活費用上的困窘,伊藤詩織課外在酒吧打工賺取學費,此間認識了日本東京廣播電視台駐華盛頓分局局長山口敬之。回到日本後,伊藤詩織先後在路透社日本分社、亞洲總社短期實習、工作過。為了尋求正式的新聞記者崗位,伊藤詩織嚐試向山口敬之發送了一份求職郵件,詢問東京廣播電視台華盛頓分局是否還有工作機會。很快,山口敬之發來回覆,表示歡迎來實習,正式職位也可一邊實習一邊等待留用,並約定於2015年4月3日晚間在一家壽司店見面談論工作事宜。這一晚伊藤詩織遭到了山口敬之的性侵。

在壽司店,酒量還不錯的伊藤詩織在喝完第二合酒(合:日本酒的傳統劑量單位,一合約為180毫升)後,感到身體難受起身前往洗手間,一進洗手間立刻暈的天旋地轉,跌坐在馬桶蓋上,之後便不省人事。待睜開眼,伊藤詩織發現自己已經置身於一間陌生酒店的房間,身體被山口敬之壓倒並感到劇痛。伊藤詩織斥責山口敬之停下來,但無效。事後,山口敬之哄勸伊藤詩織“人家真的喜歡上你了嘛、想盡快帶你去華盛頓啊,你合格啦”。

逃離酒店回到自己的寓所,出於嫌噁心情,伊藤詩織將衣物統統扔進洗衣機清洗,並淋浴衝洗,而未能留下物證。噩夢般的事件後,山口敬之再未就工作簽證一事聯繫伊藤詩織。

在朋友的陪伴鼓勵下,伊藤詩織終於鼓足勇氣向警方報案,本以為總算站在了起跑線上,卻沒想到面對的是山口敬之的否認、取證難、警方不作為等局面。山口敬之反駁道:“我利用職權跟你套近乎,說服你發生性關繫了嗎?從來沒有過!”、“你自己主動喝到爛醉如泥不省人事,我只能把你帶回住處……”、“像你這樣的漂亮女生半裸著爬到床上,自然而然會發生點什麼……”

在最初的媒體報導中,伊藤詩織是個不見其名、不見其貌的“女受害人”,而她慢慢覺得在講述故事時,作為真實的、有名字的、有面孔的人登場,會給社會帶來更大的影響,“那些與我有相同經曆的人,變得越少越好,我不願任何人再體驗這份痛苦”,抱著這樣的想法,伊藤詩織決定自己站到台前,出版了紀實作品《黑箱》,記錄了這起性侵案件的全過程。

如今,伊藤詩織逐漸回到了作為一名記者的狀態,去非洲製作紀錄片,撰寫稿件,聚焦自己感興趣的話題。如果將這四年的時間布剪掉,她貌似正沿著之前的軌道前行著。而事實是,伊藤詩織再也回不去原先的軌道,她不得不選擇直面自己的不幸,並與之共存。

“與我而言,我的倖存依靠的是直面現實。”7月16日,伊藤詩織來到中國,與中國讀者共同分享,並接受了澎湃新聞記者的專訪。

《黑箱》書封

“黑箱”

《黑箱》這本書的名字來自一名負責伊藤詩織案件的檢察官的原話:“事情發生在私密的室內,不會有第三方知情,這種情況稱作‘黑箱’。”伊藤詩織在向大眾打開這個私密空間的時候,也觸碰到了司法系統與日本社會內部的“黑箱”。

更多痛苦的記憶形成於事發後的數月,形成於試圖打破“黑”箱的過程中。

事發後,當伊藤詩織確認了自己是在完全失去意識的過程中被強姦的事實時,她決定走進警察局報案,此時距離事發已經過去五天。而日本警方一再勸說詩織放棄報案,首先案發地點是私密空間,收集證據十分困難;其次,對方是日本新聞界有權有勢的人物,今後恐怕無法在日本新聞界立足。

2015年4月30日,伊藤詩織提交了報案書和起訴書。兩個月後,日本警方根據收集的證據申請了逮捕令,並獲得了法院的簽發許可。然而在逮捕山口敬之的當天,行動被日本警視廳最高層刑事部長中村格叫停。在此之前,負責此案的所有警官和檢察官突然全部被調離此案。案件交付新的警官,展開長達一年多的新一輪調查,但結果依然是警方宣佈因證據不足,此案不予起訴。

司法系統的“黑箱”給了伊藤詩織悶頭一棍。2017年5月29日,伊藤詩織在司法記者俱樂部召開新聞發佈會,向檢方的審查機構提交了複議申告書,並在此次發佈會上向公眾宣佈了這一決定。2017年9月22日,檢察審查會對此案做出判定:本案不予起訴。最終結論是:檢察官對此案的判定正確無誤。

性侵帶給被害人的傷害不僅僅是事件本身,還有外界的輿論壓力。伊藤詩織公開身份後,網絡上的謾罵與攻擊紛至遝來,“日本女性不會講述這麼羞恥的事情,伊藤詩織不是日本人。”“這個女人是瘋子,全是妄想,不過是為了攻擊安倍政權的伎倆罷了。”而她家的樓下常常出現監視她的黑色車輛,家中的角落被裝了監聽器。

伊藤詩織沒有想到,在《黑箱》出版之後,她收到的第一封電子郵件表達的是對她的憤恨。“這封郵件來自一位女性,她寫到她多麼恨我所做的事情,作為一名日本女性她對我公開這些感到羞恥,儘管這一切都是真的,” 伊藤詩織告訴澎湃新聞記者

BBC紀錄片《日本之恥》中日本政府議員對伊藤詩織事件的評價

在BBC拍攝的紀錄片《日本之恥》中,一位日本政府女性官員評價伊藤詩織事件:“她作為一名女性有很明顯的問題,在男人面前喝那麼多酒,還失憶了……”

“也有很多支持,我收到了一份來自日本愛知縣的包裹,裡面是厚厚一遝卡片,上面寫滿了對我的鼓勵。”不同國家、地區的反應有很大差別,BBC的紀錄片播放後,收到了許多來自男性的支持消息,他們的身份有的是父親,有的是警察,” 伊藤詩織說。

日本社會在性文化方面同樣潛藏著“黑箱”。日本有著極發達的色情產業,在便利店的貨架上可以輕易獲取色情雜誌,而紅燈區提供著各式性服務,動漫動畫中的軟色情信息業隨處可見,另一方面,對於女性受侵害的事實卻諱莫如深。

這在伊藤詩織看來,日本性文化的背後是女性的失聲。“我不認為日本的性文化是開放的,它更多呈現出來的是男性視角下的性文化,在色情電影中,甚至有‘強姦’這一主題,”伊藤詩織說,“女性避開討論‘性’是根植在我們的社會中的,對於日本女性來說,我們背負了根深蒂固的社會期待。社會環境、性教育缺失這些方面的問題都對東亞社會的女性產生著比較大的影響。”

“No means No”

在檢察審查會對該案做出不予起訴的判定後,伊藤詩織將案件轉為民事訴訟。 “就在上週法院,召開了一場聽證會,這個聽證會上,山口敬之也出席了。”詩織說,“這是我自事件發生之後再一次與他會面,過程十分艱難,目前還在等待結果。但另一方面,民事訴訟會更加公開透明,也可以參加聽證會,雙方都會出席,會更容易得到一些文件和信息。”

案件的訴訟漫長而艱辛,而另一些改善女性權益的變化正在日本社會進行。

“這一事件之後,日本開始著手修訂強姦法,為期三年,截止到2020年。”伊藤詩織介紹,“同時還有一個民間組織也在推動法律的改革,此外也有媒體的力量,有關強姦的話題能夠在媒體上更公開地報導出來,以供大家討論。”

在國會會議上,安倍晉三在面對有關這一事件的質詢時,承諾未來會在所有地區至少都建立一家強姦應急援助中心。

而伊藤詩織認為要改變日本社會對強姦的刻板印象,對於“合意”、“自願”等詞彙的解釋應該更加清晰化。

詩織還記得發生性侵的那天晚上,她竟無法從日語中找出一個明確的、強有力的表示拒絕的詞彙。“如果我用日語叫他停下來,這聽上去更像是在取悅他。所以我選擇用英語咒罵他”。

目前,世界上許多國家對於判定這同意與否的問題都做出了改革。以瑞典為例,先前判定同意與否說“不”就行,現在的話要說“同意”才可以判定。“在日本的文化中,討厭也可以被理解為喜歡,在這種文化下如何去糾正這種認知是一個問題。”伊藤詩織告訴澎湃新聞記者:“日本男性會覺得你說‘不’的時候有時候意味著可以,這種根深蒂固的觀念需要改變。我說不就是不,我說可以才能可以。”

“倖存者”

“我不喜歡受害者的稱呼,更喜歡倖存者。也希望有不幸經曆的人都能倖存下來。”伊藤詩織反複強調,“要堅信這件事不是你的錯,當被侵害之後無論採取什麼樣的行為都保護了你自己,作為一個倖存者就是一件很好的事。”

對於伊藤詩織而言,她的倖存依靠的是直面現實。事情發生之後,身邊的人總是會對她說就讓這件事過去吧。然而只有作為當事人的伊藤詩織自己知道,這件事是不會輕易過去,所以對她來說最好的方式是相信真相。“但客觀地來說,日本的司法系統並不完善,我不會要求其他人像我一樣必須公開站出來反對。”

與此同時,伊藤詩織也遭受著批評與質疑,有人覺得她將日本羞恥的事情抖露出來是不愛國。面對這些,詩織回應:“正因為我關心我的家人、朋友,才決意要公開,讓大家認識到這個問題。把這件事情拿出來讓大家去討論,讓大家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這是一件好事。我肯定會收到一些不好的評論,包括一些人身攻擊,但我仍舊覺得這件事值得做下去。”

“真正生存下來是把日子過下去,我非常幸運的是有很好的朋友一直在支持我,在事件發生之後我處於一個十分頹喪的狀態,我的朋友會看著我有沒有好好吃飯,好好睡覺。”伊藤詩織記得:“我其實一直後悔沒有反抗好,沒有在第一時間去警局。但後來我有一次去韓國的時候,一位女士告訴我,我在事發之後採取的一切行動都很好。這是我收穫的最好的一句話。我也想告訴其他倖存者。”

而除倖存者外,伊藤詩織的另一重身份是自由記者,她的工作是向大眾講述故事。事件發生後,詩織的職業生涯在日本遭到了較大的阻力,而後她決定前往英國工作。“儘管有時候覺得很糟糕,但至少能夠出去。”

這幾年里,除了記者的工作外,伊藤詩織出版了紀實作品《黑箱》、織奔波於埃塞爾比亞、韓國、美國等地拍攝不同主題的紀錄片。2018年,詩織製作的有關日本孤獨死問題的紀錄片獲得了紐約國際電視電影節紀錄片銀獎。最近,她在非洲拍攝有關女性割禮的紀錄片。“世界上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有一個根本的問題是社會對女性普遍有一種期待,要求女性應該是怎樣的,我感到我和她們是存在一種聯結的,這些事情不僅僅發生在日本,這是一個全球性普遍發生的事情,” 伊藤詩織說起這幾年的經曆有感。

2019年4月,山口敬之對伊藤詩織提起反訴,要求其賠償1億3千萬日元,並在全國媒體上進行道歉,以補償他的損失。面對山口的反擊,伊藤詩織告訴澎湃新聞記者:“山口敬之有在媒體上回應這件事,但我並不認為那些是新聞,它們是人身攻擊。”

她說:“我始終相信故事的力量,相信新聞,相信真相。”

或許某種程度上,伊藤詩織觸碰到了四年前的理想與軌道,她正努力奪回原本失控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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