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週書記:“米沃什的“此在”與……“站在人這邊”
2019年07月18日15:38

原標題:李公明︱一週書記:“米沃什的“此在”與……“站在人這邊”

《站在人這邊:米沃什五十年文選》,[波]切斯瓦夫·米沃什著,黃燦然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544頁,88.00元

國內許多讀者對波蘭著名詩人與散文家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1911—2004)的作品早已熟悉,我印象很深的則是十幾年前讀《米沃什詞典》(西川、北塔譯,三聯書店,2004年)的體驗——在這部個人回憶錄中,幾乎每一個條目都可以看作是二十世紀曆史的一條註釋,關於那些人物、事件和著作,他的許多記憶、感受與思想在今天看來更有現實意義。例如對蘇聯地下曆史學家安德列依·阿瑪瑞克(AMLRIK)的介紹和論述,無論是他對權力真相的分析洞察還是對未來的預言,都很有思考的價值;更令人心悸的是,米沃什說阿瑪瑞克有“一種對於如此悲慘、如此殘酷的生活方式的恐懼轉化為要求某種曆史報復的呐喊”。(21頁)米沃什在該書最後的“跋”中說,他的二十世紀是由一些他認識或聽說過的面孔和聲音所構成的,他們一直壓在他的心頭,必須讓他們免於被遺忘,要讓他們回到生者之中。(304頁)同時,我們在這部《詞典》中已經接觸到一個問題:究竟如何看待米沃什的寫作主題中的政治性與反抗性?在介紹《基謝爾日記,1968—1980》的時候,米沃什談到他自己與他所敬佩的波蘭知識分子基謝萊夫斯基(“基謝爾”是他的筆名)的區別:“我沒有讓自己政治化。置身於西方……我用幾本書履行了我的義務,但隨後我告誡自己:‘夠了’,便再未繼續往前走。……因為我意識到了另一重召喚。”(148頁)西川在為這部書寫的“譯者導言”中說,米沃什的寫作主題肯定少不了對專製製度的譴責,但如果我們僅是這樣來看他就會“簡化了一位複雜而深刻的詩人”。他認為米沃什深知自己必須在一個更廣闊的背景下寫作,在把一切噩夢化為寫作資源的同時與噩夢本身保持距離,“米沃什的曆史經驗和他對神學、哲學的興趣都要求他能夠站在一個更高的角度來關照曆史和人生”。(10頁)從面對政治到超越政治,這是涉及關於二十世紀的曆史記憶與人的狀況的根本性問題。

《米沃什詞典》

十多年過去了,關於米沃什的閱讀感受不僅沒有淡忘,反而由於最近“文學紀念碑”推出米沃什的幾本文集而更加強化,同時也深感當年讀《詞典》的時候產生的問題仍需繼續深入思考。這部《站在人這邊:米沃什五十年文選》(黃燦然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年3月)“輯錄了切斯瓦夫?米沃什的代表性隨筆。它們橫跨五十年,旨在體現米沃什非同尋常的主題廣度以及他所掌握的體裁和風格的多樣性”。第一部分“我這些客人”從“我是誰”開始,在回憶中記敘和評價了那些曾經對米沃什的人生與精神世界的發展起過重要作用的人物;第二部分“站在人這邊”更多呈現的是在極具深度的宗教思考和哲學思考中的米沃什,是瞭解他所感受到的“另一重召喚”的重要文本;第三部分“反對不能理解的詩歌”,輯錄米沃什關於詩歌的責任的重要文章;最後一部分“在不斷的驚奇中”,可以看作是全書的結語,收入摘自他的《筆記本》的一些片斷,為讀者提供了更為開放和自由的閱讀角度,以重溫一直以來支配米沃什寫作的諸多主題。毫無疑問,這部“五十年文選”比以往米沃什的其他文集有更為寬闊的閱讀視野,所涵括的人物素描、風景散記、哲學隨筆、社會觀察、政治評論、文學分析、辯論文章等多樣體裁和風格更為全面地呈現出作者多樣化的修辭策略和敘述技巧。

這部英文版選集的兩位編者在“導言”中指出,米沃什的全部寫作集中於少數根本性的哲學問題:曆史的意義;邪惡和受苦的存在;一切生命的短暫;科學世界觀的崛起和宗教想像力的衰落。同時也為讀者勾勒了米沃什思想發展的基本趨勢:由某些特定經驗觸發的早期作品是個人的和充滿激情的;在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因雙重流亡和重新定義自我的需要而保持距離感和客觀性;在八九十年代則不再緊密地聯繫某個特定經驗,而是更多的是對人、曆史、文化和宗教的總體反思。米沃什的全部寫作與他的生活經驗和他面對現實的態度緊密相連,他經曆了二戰、納粹、冷戰、流亡等二十世紀的痛苦生活,這些經驗使他對曆史與現實極為敏感,使他始終保持參與現實中的精神鬥爭的激情。對於我們而言,從米沃什的寫作中更能體會到的是,離開了我們的生活經驗與我們無法脫離的現實,“我們”其實就並不存在。而所謂的“經驗”與“現實”都是存在於特定的時空之中,在這裏我想到的是這部書的原書名“To Begin Where I Am”,直譯是“從我在的地方開始”。中譯本捨棄了它,選擇了第二部分的題目“站在人這邊”(“On the Side of Man”)作為書名,有得也有失。依我們對米沃什的基本立場的認識,尤其是各種因素的積蓄,“站在人這邊”是一種堅定的、最後的精神宣示,是一面無法再妥協的旗幟。但是,書中米沃什的正文第一篇“我的意圖”的第一句話就是“我在此。這三個字包含了可以說的一切——你以這三個字開始,又回到這三個字”。(1頁)接下來說他的寫作要傳達的是對“在此”的無比驚奇,文章最後一句是“我在此——而每一個人也都在某個‘此’的位置上——我們唯一可做的事,是試圖彼此溝通”。(3頁)可以看出“我在此”在米沃什心目中的重要意義,原英文版編者以此作為書名當然是有所考慮的。說到底,米沃什的“此在”觀念與“站在人這邊”的立場當然沒有矛盾,中譯書名之得耶失耶,真是見仁見智。

與上面談到的米沃什的政治性與反抗性問題緊密相關的是,兩位編者在“導言”中指出:“米沃什的反抗不僅針對極權主義意識形態,也針對西方自由主義,後者被證明在面對極權主義邪惡時是安於現狀和在精神上空洞無物的。”這裏對西方自由主義的批判在今天看來仍然是那麼尖銳和準確,這是由米沃什的“此在”所決定的寫作針對性,他自己在文章中也多次談到無論是蘇聯體製或美國體製都不喜歡。關於這兩種體製,他突出的是“恐懼”這個特徵:不是害怕政治警察,就是害怕貧窮,兩者都是“基於恐懼的社會”。(《米沃什詞典》,195頁)但是,米沃什並沒有停留在對邪惡的厭惡和拒絕的層面上,他“超越拒絕,並且不顧困難,把他的希望寄託在那一丁點兒人性尊嚴上,因為他相信這人性尊嚴存在於我們每人身上,並在不同時代被冠以不同名稱:‘理性、神靈、常識、絕對律令、道德本能。’”(《站在人這邊》“導言”)這是需要在這部文選中認真閱讀和探討的問題。

我認為在二十世紀的思想史上,包括波蘭在內的所謂“中歐經驗”起碼包含有三個方面的獨特性與重要意義:一是所有的思想主要來自於承受曆史上兩種極權政治的暴力統治,是“在兩者可怖的交替中存活著”(亞曆山德拉·萊涅爾—拉瓦斯汀語)的思想產物;二是思想與行為選擇緊密相連,個人良知是在暴力專製下對責任與犧牲所作選擇的內在驅動力,這些選擇是對思想的最好檢驗;三是其價值與意義超出純粹的政治性與反抗性的論域與局限,使在更高的層面上重新思考知識分子的精神使命具有普遍性價值——這些價值的基本核心是“自由”與“尊嚴”,與之緊密相連的是受苦與犧牲。關於“良知”、“自由”、“尊嚴”,從正面來評價這些“中歐經驗”的論述很多,但米沃什在《道德家阿爾法》中讓我們看到一個反面的漸變過程,雖然帶有某種“瞭解之同情”,恐怕比正面的自由主義“說教”更能觸動人性中的幽暗。作家阿爾法擁有才華和野心,是米沃什的至友。在波蘭人反抗納粹的最後的悲劇性鬥爭結束之後,他很快找到並認同了可以實現他的才華與野心的“曆史的必然性”及其力量,他及時創作出新的作品、自我檢查、加入組織,該做的都做了。米沃什對這種過程的描述非常精準:“如今,波蘭的作家們有點像處女——熱切而膽怯。他們最初的公開聲明都是謹慎而煞費苦心地掂量過的。不過,重要的仍然不是他們說什麼。新政府需要他們的名字來證明它得到整個文化精英界的支持。……能夠在彌合這鴻溝中發揮最大作用的,是那些以自由派人士甚至保守派人士聞名的著名作家。阿爾法滿足每一個要求。他的文章出現在一份政府文學週報的頭版;那是一篇論人道主義的文章。我還記得,他在談到一個道德準則,也即那場革命帶來了對人的尊敬。”(143頁)無論如何感到誌得意滿,阿爾法無法逃避個人的道德危機,但是他成功地使自身的人格發生相應的改變;“他渴望獲得認可的過程中,他簡化他的畫像,……一個妥協導致另一個妥協和第三個妥協,直到最後,儘管你所說的一切都可能是完全符合邏輯的,但它們已經與活生生的人的血肉沒有任何關繫了。”(151頁)他只能以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光環陶醉自己,摒卻內心的那個阻止自己下落的聲音——米沃什懷疑地說:“很有可能,他並不知道那個聲音。”(同上)更值得我們深思的是,米沃什並不認為自己適合評判阿爾法,因為“我本人也走過同一條看似不可避免的道路”。他也承認自己帶上了面具,只能這樣安慰自己:“如果你在你心裡保存對善的愛,你會被原諒。”(165頁)米沃什回想起來,在同樣的環境中,人與人的命運的區別往往是由於那些很微細然而很真實的差異:“也許我們命運的不同,在於我們參觀華沙廢墟或目光穿過窗口望向囚犯時,我們的反應的些許差別。”(150頁)是的,我相信在人的天性中總有一些差異可以決定人的世俗命運和精神傾向。應該順帶指出的是,米沃什在這篇文章中對阿爾法在戰後新作的評論相當深刻,那是對被規訓的文學的變化過程的精彩的文本分析,雖然是很簡短的。那麼,在那種“曆史的必然性”及其力量的碾壓下,誰能倖免於道德危機?如何才能真真正正、毫無保留地說真話呢?米沃什以西蒙娜·薇依的話來回答這個問題:“在這世上,只有淪落至遭受最低賤的羞辱,遠低於乞討生活的羞辱的人,不僅沒有社會地位而且被大家視為失去基本人性尊嚴、失去理性——只有這樣的人才有可能講真話。所有其他人都撒謊。”(268頁)話說得很殘酷,但恐怕很真實——在這樣的境況中,人還有什麼因害怕而不敢說的真話呢?

最後,讓我們還是回到作為詩人的米沃什吧。米沃什敏感於哪怕是最簡單的事物、最單一的景色中所蘊藏的複雜性與預感,他甚至能夠從別人詩歌里對最簡單事物的吟唱中感受到同樣的敏感與驚訝。比如,巴西詩人卡洛斯·德魯蒙德·德·安德拉德有一首短詩《在道路中間》:“在道路中間有一塊石頭 / 有一塊石頭在道路中間 / 有一塊石頭 / 在道路中間有一塊石頭。/ 在我這疲憊的視網膜的一生中 / 我將永不會忘記這次事件。/ 我將不會忘記在道路中間 / 有一塊石頭 / 有一塊石頭在道路中間 / 在道路中間有一塊石頭。”米沃什的評述是:“當一樣事物被真正地看見,專心地看見,它便永遠與我們同在,使我們驚異,儘管它本身似乎沒有什麼值得驚異的。”(415頁)他繼而認為這個例子說明“被觀察到的事物能被文字捕捉到的是多麼少,因為很簡單,語言是以觀念來運作的。……德魯蒙德·德·安德拉德這首詩很出色地描寫與物體相遇的瞬間,但是它難以令人滿意,說句實話,就如同任何旨在把感官知識轉化成文字的企圖那樣,只能多多少少令人滿意。”(416頁)這是在人與事物之間最純粹的相遇,語言文字只能描述在這種相遇的瞬間中產生的印象,但是出色的詩人能夠感受並捕捉這種瞬間相遇中的現象學意義,能夠在最為簡單的物像、景色中看到存在的全部力量與複雜性。米沃什自己就是這樣的詩人,因此他才能平靜地說出“而在街上,一輛 / 坦克駛過,還有一輛有軌電車 / 在叮叮噹噹作響,事情就是這樣簡單。”(華沙,一九四一)這樣的詩句,卻讓某些讀者想到了曾經經曆過的最沉重的時刻,這讓我們相信米沃什不斷強調的關於詩歌的存在意義——盡力捕捉可以感覺到的真相,使之成為見證曆史、參與時代的一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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