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車上的12萬公里,她看見6000名留守兒童的生活
2019年07月17日18:18

原標題:摩托車上的12萬公里,她看見6000名留守兒童的生活

曾利芬用三年時間穿行在河源市75個鄉鎮、965座村莊,走訪調查了3714戶共6000多名兒童

新京報訊(見習記者 張一川)“姐姐,我摘了楊梅,你什麼時候回來吃呀?”躺在病床上的曾利芬接到走訪過的一位小孩的電話。因為下鄉路上的意外,曾利芬牙齒磕斷、臉上縫針、手臂骨折、頸椎移位,住進了醫院。結果這段時間成了她三年來最“清閑”的兩個月。

2016年7月16日到2019年4月30日,曾利芬騎著燒汽油的女士摩托車,在廣東省河源市的土地上騎行了12萬多公里,走訪調查了75個鄉鎮965座村莊的6000多名留守兒童和困境兒童。

走訪調查的日子裡,曾利芬和同伴們早上6點起床出發,每天要走訪十幾戶家庭,直到天黑再從村中返回鎮上的住處,把調研數據一一錄入電腦,此時一般已到淩晨。而受傷後這兩個月的“清閑”,讓曾利芬不適應。她心心唸唸的都是那6000多名孩子們,就像有的孩子也總是會想起她一樣。

曾麗芬(右一)和留守兒童們。受訪者供圖

孩子們的心願總是小小的

儘管有過幾次誌願服務的經曆,但直到2016年7月,曾利芬從沒有想過自己會辭掉工作,成為一名全職誌願者。

那時她剛剛聽說了河源市友益愛心促進會的關愛留守兒童及情況調研誌願項目,加入併成為隊長。

一張河源市地圖上,標註了曾利芬和同伴們走訪調查過的鄉鎮。受訪者供圖

廣東省東北部的河源是曾利芬的家鄉,北面與江西省贛州市交界,距離廣州有200公里。七目嶂、羅浮山和九連山脈自東北向西南穿越而過,把河源擠出丘陵連綿的褶痕。僅占全市面積11%的穀地和平原,由珠江水系幹流之一的東江,連同境內其他近百條河流衝刷而成,穿插在高山丘陵的之間。山和水,就是河源人民的生存根基。

從小在深圳長大的曾利芬,成長過程中幾乎沒有在農村生活的經曆。下鄉第一天,她就哭得“稀里嘩啦”,留守兒童、困境兒童的家世和生活狀況遠超她的認知,“一邊聽小孩子講一邊哭。”這樣邊聽邊哭邊記錄,持續了一個多月,曾利芬突然意識到,陪著哭是沒有用的,“要想辦法振作起來,要想辦法幫他們”。

也是在這個月裡,曾利芬第一次聽到了孩子們的“心願”。

那是一位小女孩,父親去世、母親出走,由爺爺奶奶照顧著。一家人除低保外,就靠76歲的爺爺一個星期才能編出一個的籮筐,賣錢補貼家用,小女孩和奶奶睡的木板床,還是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樣式,破破爛爛的。

曾利芬和小女孩聊天時,提到了“願望”。小女孩說,現在最想要一輛自行車,這樣就可以省下每天上下學的交通費。

曾利芬很想馬上買來一輛自行車送給小女孩,可鄰近的鎮上並沒有車行。不過,這也成了一個契機,在接下來的路途中,她開始特意收集孩子們的心願。後來,曾利芬和同伴們又採取了“心願卡”的形式,讓他們寫下自己想做什麼、想要什麼。

三年來曾利芬和同伴們收集到的心願卡。受訪者供圖

這些心願中,除了長大後想成為老師、廚師、科學家,最多的是想要書本和文具,其次是與吃的有關的:餅乾、棒棒糖、生日蛋糕……

有個小孩寫:長大後想做比薩。曾利芬問他,那你吃過嗎?小孩回答說沒有。“他和我說,只在電視上看過,應該很好吃。家裡連電視都沒有,他都是去隔壁同學家看的。”

對親人的想念也是一個常見的主題。有一個小孩的父親去世了,她在心願卡上寫道:“爸爸我很想你,你可以再回來看我一次嗎?哪怕一次都好。”

小孩的心願都是“小小的”,幾塊錢的文具盒、零食,幾十塊錢的娃娃、書包……即便是這樣的小心願,有些小孩都羞澀地不敢向曾利芬表露。“我問他,你有沒有特別想要的禮物?他說有。我說那你寫下來呀。他說,不要了,不要花錢了。”

曾利芬發現,這些緊巴巴長大的小孩們,有種“特別”的金錢觀:她帶小孩去菜市場買菜,準備做飯給他們吃,選了一大塊肉,小孩說“不用,切小一點”;她給小孩買火腿腸,小孩不讓她買一整包,只抽出一根來。“我問他,那你多久吃一次火腿腸?他說一年也吃不到一次。”

也有小孩的心願不那麼“小”,想要一部手機。一位小男孩父親去世,母親有精神疾病,妹妹則被送到了江西親戚家。小男孩家沒有電話,又住在村里極偏僻的地方,周圍沒有鄰居。他想要一部手機,可以給妹妹打電話,“不需要太好,可以打電話就行”。

這些心願,連同孩子們的家庭狀況,一同發在網上,被愛心人士認領後,再由曾利芬或同伴們,帶領愛心人士一起下鄉為孩子們“圓夢”。

她還記得第一個為孩子們圓夢的愛心企業,一次性實現了他們走訪調查的前4個鎮所有小孩的心願。當她帶著自行車回到小女孩身邊時,小女孩馬上騎著車去告訴同學:“我有自行車了!”而想要手機的“大”心願,也被一位愛心人士認領,至今還在為小男孩充話費。

孩子們的心願卡。受訪者供圖

之後,“心願卡”加入到誌願項目之中,項目計劃也從最初以時間計算的三個月,變成了以空間計算的河源市所有鄉鎮、村莊。

困境兒童的困境難以擺脫

漸漸的,曾利芬發現,儘管留守兒童也因父母的缺位,存在一些成長上的問題,但相對來說,他們家庭的經濟狀況不見得一定會差到哪去。有些留守兒童偶爾被接去和父母住上一段時間,回來還會和小夥伴炫耀去了動物園、吃了漢堡薯條。

而在農村中,還有一部分家庭條件更差的“困境兒童”。

在2016年發佈的《國務院關於加強困境兒童保障工作的意見》中,列舉了“困境兒童”的幾種情況:“包括因家庭貧困導致生活、就醫、就學等困難的兒童,因自身殘疾導致康複、照料、護理和社會融入等困難的兒童,以及因家庭監護缺失或監護不當遭受虐待、遺棄、意外傷害、不法侵害等導致人身安全受到威脅或侵害的兒童”。

曾利芬在走訪調查中發現,溫飽問題實際上能由政府兜底解決,可這些孩子最根本的問題還是在於“原生家庭”。

曾利芬曾到一戶家庭走訪,家裡三口人都是小孩子,父親入獄、母親出走、祖輩去世,由11歲的姐姐帶著9歲和7歲的弟弟生活。曾利芬到訪時,三個小孩穿的衣服看起來很久沒有洗過,吃剩的飯菜在家裡隨處可見,掀開被子發現都已經長毛了。冰箱里只有白菜和雞蛋——因為姐姐只會做這兩個菜,而每次吃完飯後,碗筷也不清洗,下一餐就接著用。

“他們不知道應該要怎麼整,小孩子只知道玩、只知道能吃飽就好了。”曾利芬告訴小孩家裡應該怎樣收拾,並用心願禮物和他們約定,下回再來時至少要做到桌椅整齊、地面乾淨。“我會說不知道什麼時候回來,這樣他們就會時不時記著要收拾一下。”幾次回訪,曾利芬看到了這戶家庭的一點點改變。

很多困境兒童家庭都少了父母中的一方,甚至父母都不在了,要靠80歲的曾祖父做小工撫養。“有小孩跟我說,在學校里其他同學會笑話他‘沒有媽媽,不要和他玩’。”曾利芬覺得,這讓很多小孩都很自卑:不敢看她的眼神,不敢大聲跟她說話,小心翼翼,像是怕說錯了什麼一樣。

即使有祖輩的照顧,卻也難以避免進一步傷害。在一些離異家庭中,爺爺奶奶會不自覺地跟小孩說,“你媽媽不要你了”、“你媽媽是個壞女人”。曾利芬問小孩,你想不想媽媽,有沒有和媽媽打電話?“小孩子會先看一下爺爺奶奶,然後和我說不想。”

在村里,她和同伴們曾險遭有精神疾病的家長毆打,也被家長大聲斥責:“不需要你們幫助!死了都不關你們事!”還有一種情況是,村民強拉著誌願者要求補助。曾利芬很不喜歡有些家長表現得“你們幫我是理所應當”,但小孩子總是無辜的,只能把這些想法留在心裡。

在一次走訪中,有一戶人家的情況是小孩的母親出走、父親在外打工,家裡只有奶奶照顧有精神疾病的大哥、身體殘疾無法正常走路的二哥及小孩子。就在曾利芬走訪前不久,小孩右手食指被鐮刀割傷了,“幾乎要斷了,就用個破布包著,都沒去衛生院治療”。而在她到訪時,看到傷口長出的新肉,已經讓小孩的指關節扭曲、變形。

離開小孩的家前往下一戶的路上,曾利芬看到小孩又背起了鐮刀,走下田地。

曾麗芬和留守的孩子。受訪者供圖

面對這樣的“根本問題”,曾利芬也感到十分無力。

不時有人質疑她,你們做這些有什麼用?你們現在把東西送來了,你們走了之後,他們不又恢復到原來的樣子嗎?

“難道就一次都不做嗎?”曾利芬反駁。她也明白,自己和同伴的力量其實很微小。她更願意把這些視作改變孩子的一次契機,儘管誰也不知道命運的巨輪是否會被這一朵小小浪花打動,但“一次都不做,對孩子來說就是一次機會都沒有”。

私密空間和一把門鎖

在走訪調查中,曾利芬發現有些已經讀五六年級、讀初中的小孩,還和異性長輩睡一張床。“但其實他們家還有空餘的房間,就是不願意給孩子一個單獨空間。他們不願意,那就我們出錢吧。”於是從去年開始,曾利芬聯合愛心企業,為一些困境兒童打造家中的“私密空間”——有小孩喜愛的顏色和卡通人物,質量過硬的定製傢俱,以及最重要的,一把門鎖。“你知道的,現在農村有很多性侵的現象。”

這些住進“私密空間”的小孩之中,是否有被性侵過的?她沒有直接回答,但講述了另一位從初中起就被父親性侵的小孩的故事。後來,小孩的父親因為另一起強姦家族成員未遂案入獄。

小孩學習刻苦,本有機會通過考學走出這個四線小城市的農村,曾利芬和同伴們也已經為她籌集好了學費和生活費,小孩卻在報到前突然失蹤了。返回家鄉後,在曾利芬和同伴們的鼓勵下,她再次考取了外出就學的機會。可她會不會去,誰也不知道。

“她在逃避,不敢和遠方的陌生人接觸。”曾利芬說。

知道性侵的情況,有沒有考慮過報警?

曾利芬的語速突然變得很快:“要怎麼處理呢?小孩子是不會去報警的,我們去報的話,有證據嗎?如果小孩子不承認呢?你跟小孩子做好了思想工作,這本身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如果事情傳出去,一定要把小孩子帶離這個區域了,是不是?帶到哪裡去?村裡面沒有不透風的牆。人家一個眼神,她就覺得自己是個罪人。就算是人家用同情的眼神看她,她都會覺得是惡意的。如果我們把小孩子的思想工作做好了,她還這麼小,是不是還要長期給她做心理輔導?我想不出來怎麼去幫助到他們,我真的沒辦法幫他們解決,我真的沒有能力,因為我沒辦法把他們接到我身邊來。”

困境,困住了農村兒童,也困住了曾利芬和同伴們。

最久的同伴陪了半年

不管是留守兒童或是困境兒童,在曾利芬看來,都或多或少有些心理問題。在和他們聊天的過程中,曾利芬能明顯感覺到,說出自己的境遇對於他們來說也是一種“釋放”。

“好多小孩子心事很重的。他能跟誰說呢?爺爺奶奶、爸爸媽媽根本沒有時間聽他嘮叨這些東西,跟同學說又怕被講出去。但只要能有一個人傾聽,他的心理問題可能就會好很多。”

高密度“接收”這些心事,有時又無計可施的曾利芬,也曾一度陷入抑鬱情緒中,不得不停下腳步,通過外出旅遊來排解。

但她的一些同伴卻沒法做到自我調節,最後選擇了離開誌願項目。

那時進村都是住在農戶家,或者學校、敬老院,哪裡有地方住就住哪,吃飯也常是用泡麵對付。每次都要一兩個月,有時直到換季,才回市區拿一點衣物。作為“誌願者”,除了誌願機構提供的每月一兩千的補貼,曾利芬和同伴們再無其他收入。

艱苦的生活、高壓的工作和下鄉路途的潛在危險,也讓一些同伴止於中途。

三年來,曾利芬身邊的同伴換了二三十人,堅持最久的一位,陪曾利芬工作了半年。

一開始,同伴高頻次的離開也會帶給曾利芬情緒波動:“我以前在辦公室挺舒服的,憑什麼那麼累,一天天下來曬成個黑炭?手和脖子全都脫皮了。”她也對同伴的離去表示理解,“沒辦法強求的”。

曾利芬也想過放棄,直到愛心企業一次性實現4個鎮小孩心願的那一次,她將禮物一件件送回孩子們手中,一次次跟他們一起笑,比孩子們還開心,讓她決定繼續把這件事做下去。

曾利芬載著滿滿噹噹的“心願”,準備出發。受訪者供圖

三年來,前後四輛摩托車載著曾利芬在12萬餘公里的鄉村道路上顛簸。風吹雨淋日曬之外,漏油、打滑、零件鬆動都是常有的事,好在現在農村騎摩托的人也多,推著車走上一個多小時,總能找到維修點,和村幹部慢慢熟悉了,一個電話也能及時找到救援。

曾利芬希望,有一輛、兩輛、四輛、八輛……更多的“摩托車”加入下鄉的走訪調查,而外出鄉賢也能關注到自己家鄉需要幫助的人,村民之間也能互相扶持。

2019年5月27日,民政部聯合教育部等10部門製定出台了《關於進一步健全農村留守兒童和困境兒童關愛服務體系的意見》,提出要“提升未成年人救助保護機構和兒童福利機構服務能力”,“加強基層兒童工作隊伍建設”及“鼓勵和引導社會力量廣泛參與”。

作為“社會力量”的一員,曾利芬用一千多個日夜,穿行在河源市75個鄉鎮、965座村莊,走訪調查了3714戶共6000多名兒童。摩托車上的12萬多公里,幾乎能在相距2000多公里的北京和廣州之間跑30個來回,而曾利芬則將這些里程全部留在了河源的山、水和鄉村。

對曾利芬來說,這些百千萬的數字沒有意義,她在意的,是數字背後一個個鮮活的孩子,和他們的生活。

在走訪調查完河源市所有的鄉鎮、村莊後,曾利芬想要有一所學校,將那些失去父母或受過傷害的孩子接過來,“生活在一個大家庭,大家都是一樣的、是正常的,身和心都能感受到溫暖,不期待變成什麼社會棟樑,最起碼讓他們不要那麼輕易放棄,讓他們能覺得,活著,其實挺好的。”

新京報見習記者 張一川

編輯 張樹婧 校對 何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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