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馬拉雅山到底有什麼吸引著你?聽聽他們怎麼說
2019年07月16日07:37

  原標題:喜馬拉雅山到底有什麼吸引著你?聽聽他們怎麼說

  來源:中國新聞週刊

  那並不是一個刻板印象中落後封閉的王朝,

  吐蕃曾與世界各地有著廣泛聯繫

托馬斯·普利茲克( 中) 、瑪格夫婦及兒子大衛,2011年攝於西藏。圖/受訪者提供
托馬斯·普利茲克( 中) 、瑪格夫婦及兒子大衛,2011年攝於西藏。圖/受訪者提供

  地處甘肅省西北的敦煌,以石窟和壁畫聞名世界。1200多年前,敦煌被吐蕃占領,但絲綢之路上的東來西往並未斷絕。東方的大唐帝國,中亞的波斯、粟特與正在興起的阿拉伯,以及南部的尼泊爾、印度,各國商隊都在敦煌駐足休息,不同的文化風俗在這裏激盪融合,留存於那時人們的服飾、器皿和宗教塑像中,又隨著王朝的覆滅而被遺忘。

  “那並不是一個刻板印象中落後封閉的王朝,吐蕃曾與世界各地有著廣泛聯繫。”借用全世界30多家機構的120餘件文物,大衛·普利茲克拚湊出他對吐蕃王朝貴族生活的猜想,這也包括他所在的普利茲克家族40多年來的藝術收藏。

  以設立普利茲克建築獎而聞名的普利茲克家族,在中國敦煌策劃了一場“吐蕃時期藝術珍品展”。作為策展人,大衛·普利茲克對《中國新聞週刊》說,“於我和我的家人,這個展覽是長久以來的夢想。”這一夢想得到了中國國家文物局與東道主敦煌研究院的支持。該院副院長羅華慶說,“我們希望為展覽提供一個原始語境。”

觀眾參觀“吐蕃時期藝術珍品展”展品。供圖/ 敦煌研究院
觀眾參觀“吐蕃時期藝術珍品展”展品。供圖/ 敦煌研究院

  東方探險

  “喜馬拉雅山到底有什麼吸引著你?”這個問題,大衛從未問過他的父母,儘管從他5歲起,每年夏天都會跟隨父母到喜馬拉雅山探險,不過,這卻是他祖父曾問過他父親的問題。

  1975年,大衛的父親托馬斯·普利茲克與未婚妻瑪格第一次來到喜馬拉雅山。“我們愛這裏的山、友善的人,和這裏的文化,那是一次非常棒的經曆。”托馬斯對《中國新聞週刊》說。

  與古希臘文化發展而來的歐洲現代文明不同,從克什米爾向東綿延2400多公里到青藏高原南部,喜馬拉雅山承載了沿途國家和地區千年來的敬仰和崇拜。在梵語中,“喜馬拉雅”譯為“雪域”,它的每一處山峰、湖泊與河流都被當地人視為神聖的化身。珠穆朗瑪峰在藏語是“大地之母”的意思,而在山的另一側,它被稱為“薩加瑪塔”,那是尼泊爾人心中的“天宮”。

  “起初,我們只是想體驗另一種文化,但這逐漸成為一種只增不減的探索與熱愛。”托馬斯說,他和瑪格的“超長”蜜月期也是在喜馬拉雅山中度過的,他們向北徒步穿越山脈,然後沿著山的東北坡走了800多公里,直到人跡罕至的地方。

  這份耗時的愛好並沒有耽誤托馬斯的主業,他如父親所願,接手了家族生意。普利茲克家族在美國的發展可以追溯到1881年,托馬斯的曾祖父尼古拉斯,從烏克蘭首都基輔附近一個猶太區輾轉來到美國芝加哥,最終創辦了一家律師事務所。等到托馬斯的父親傑伊·普利茲克出生時,這個龐大的猶太家族已然實現了他們的美國夢。1957年,傑伊帶領家族走向又一個高峰——收購凱悅酒店。如今,這個總部設在芝加哥的凱悅酒店集團在全球55個國家經營著750多家酒店和渡假村,市值80多億美元。

  傑伊與妻子於1979年共同創立的普利茲克建築獎,每年評選一次,被譽為“建築界的諾貝爾獎”。在托馬斯繼任該獎基金會主席後的2012年,普利茲克建築獎第一次頒給中國的建築師王澍,令這一獎項從建築學界走進國內大眾視野。

  身兼數職的托馬斯從未中斷在亞洲的探險。1988年秋冬之際,他與瑪格的探險小隊迎來了新成員,5歲的大衛第一次來到喜馬拉雅山,當時他被放在一個籃子裡,由當地人背著走。那之後幾乎每年夏天,大衛都會來尼泊爾渡假,到十二三歲,他開始參與比較嚴肅的考古研究工作。

  2000年前後的一次旅行中,大衛和父母在尼泊爾西部一座寺廟中發現了一個隱藏的圖書館。通過測量,他們發現寺廟外圍比內部大了很多,但廟里的僧人並不同意把牆推倒,直到他們承諾承擔推牆的後果,“包括屋頂和其他地方的修復”。大衛補充說,“結果出乎意料,那裡面存放著13世紀的書籍,就像敦煌的藏經洞一樣。”

  “在考古過程中,我們逐漸(從文物上)發現東西方之間的聯繫,它們曾互相影響。”瑪格對《中國新聞週刊》說,那時歐美對西方文明的研究已經比較成熟,而對東方文化的研究才剛開始,這些發現激發了普利茲克一家更大的探索熱情。

  從斯坦福大學畢業後的那個夏天,大衛應邀到紐約做一位策展人的助理。隨著越來越多的諮詢和策展工作,大衛發覺他需要更專業的理論背景,於是重返學校,最終在英國牛津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主攻吐蕃早期文獻和史學史研究。

  在英國大英博物館和法國吉美博物館,大衛研究和翻譯了很多來自敦煌的手稿,獨自在一個封閉空間連續數小時閱讀,“文獻研究是非常辛苦的,很高興我終於又回到了喜愛的藝術世界。”大衛說。直到2017年,他才第一次來到敦煌,但此前已在文獻中讀過敦煌無數次。

繡獅、鹿、牛和山羊紋以及藏文的帶假袖披風。
繡獅、鹿、牛和山羊紋以及藏文的帶假袖披風。

  吐蕃猜想

  以絳紅色和黑褐色為背景的曼荼羅中,厚實粗重的線條描繪出文殊菩薩的輪廓,身體結實健碩,神情莊重。曼荼羅是梵語,譯為壇場,外呈圓形。在同時期不同洞窟中,還有另一股風格迥異的壁畫,佛像飄逸柔美,輪廓線條輕細,坐下蓮花花瓣肥碩,以青、藍色調為主。

  兩種來自不同地區的藝術風格在這組洞窟中並存,這隻是東嘎-皮央洞窟的一部分。1992年,西藏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和四川大學組成調查隊,在西藏西部阿里地區的劄達縣發現了這處佛教洞窟遺蹟。霍巍也參與了這次考察,他現在是四川大學曆史文化學院院長和四川大學博物館館長。

  霍巍在《古格王朝》一書中介紹,公元9世紀,吐蕃王朝崩潰後,末代讚普朗達瑪的孫子率部下逃亡到了西藏海拔最高的阿里地區,迎娶當地部落首領的女兒,建立政權,而後,該地方政權一分為三,其中位於紮達的政權便是古格王國的開端。

  東嘎-皮央石窟被認為是古格王朝現存規模最大、保存最好的遺址,總數近千座,禮佛窟內繪有佛、菩薩、飛天、佛教故事等壁畫,“其精美程度堪與敦煌石窟相媲美。”霍巍說。

  托馬斯聽聞這一考古發現後,激動不已,多方打聽考察活動的細節,並獲得中國國家文物局的批準,帶著大衛跟隨霍巍團隊一起到阿里考察。

  “他們一家很能吃苦。”霍巍對《中國新聞週刊》說,他記得,有一次考察用到了攀岩工具。山上不斷有飛石滾落,其中一塊砸中了大衛的頭,鮮血直流,等大衛把血擦乾,托馬斯鎮定地告訴大衛繼續向上爬。

  或許因為從小就在喜馬拉雅山中徒步探險,當時年僅11歲的大衛腳力明顯好於考察團里的大人。1994年,在一次對劄達縣的例行考古調查中,走在最前面的大衛最先發現了一批佛教石窟遺蹟,即“帕爾嘎爾布石窟”,“當時我們開玩笑說,這可以叫大衛窟了。”霍巍說。

  6年後,在湯姆和霍巍的鼓勵下,大衛根據這次考察經曆寫了一篇文章,名為《帕爾和卡孜的寶藏》,發表於香港雜誌《Orientations》上,這是一本面向喜愛亞洲藝術的收藏家和鑒賞家的刊物。

  理論上講,中國學者研究吐蕃文化始於1950年代,“但真正做起來是近三十年的事,從1980年代後期到整個90年代,是考古發現和研究的高潮期。”霍巍解釋說,這主要是因為西藏特殊的自然條件與考古技術力量有限,需要區外學者幫助,因此與對中國其他地區的考古工作相比相對滯後。

  近年來的出土文物為還原吐蕃時期生活提供了有力參考。在這次展覽中,西藏阿里地區劄達縣文物局提供了一副2009年出土的動物紋金面具,來自公元2世紀的象雄王國,這個王國存在於吐蕃興起之前,後為吐蕃所取代。

  唐代史書將象雄稱為“羊同”,記載其豪族首領死後用黃金製作鼻眼。“以前我們只在書中讀過,現在可以真實地看到,吐蕃人確實大量使用黃金。”霍巍介紹說,這件動物紋金面具上有頭冠,人臉部分有五官,與文獻記載相吻合。

  “考古發現,吐蕃建構的吐蕃文化是一個具有世界性的文化體系。”霍巍對《中國新聞週刊》說,“這是第一次將全球各地吐蕃時期的文物彙聚起來的展覽。”

又見敦煌
又見敦煌

  在敦煌莫高窟的石窟文物保護研究陳列中心一樓,陳列著這次展覽的120餘件展品。放在最前面的是托馬斯夫婦的藏品,一件吐蕃時期貴族小孩的衣服,紅色對襟衫上繡著團窠對鳥紋,配以藏藍色的裙襬。

  “這是一件東西合璧的小衣服。”霍巍介紹說,圓形的團花式紋樣,團花外加上連珠紋,團花里繡著對獸、對獅、對羊或對鳥,這樣的紋飾稱作“團窠”,來自中亞的粟特,但對襟又是典型的唐裝,“這說明吐蕃同時吸納了唐朝和西方的文化。”

  另一件寧夏固原博物館藏的鎏金銀胡瓶則講述了一個希臘神話。這件金花銀胡瓶腹部由三組畫面構成,前面是青年帕里斯將金蘋果送給愛神阿芙羅狄蒂,左側是帕里斯在愛神幫助下搶劫美女海倫,轉到右側海倫已經回到了丈夫墨涅拉俄斯身邊。

  這個鎏金胡瓶帶著古老的希臘故事跨越千山萬水,最後竟出現在遙遠的中國北周大將軍李賢墓中。有研究者懷疑它是中亞波斯薩珊王朝工匠模擬希臘圖像的產物,或是出自薩珊統治下舊屬大夏、受希臘影響較深的工匠之手。

  這種難以想像的古老東方與西方的聯繫就這樣隱藏在展覽的珍品中。大衛最喜歡的一件藏品是吐蕃時期的神獸鳥魚紋鎏金銀鋬指杯,這個杯子外壁是象徵王權的獅子浮雕,杯內的圖像頗具意味。杯底刻畫了三條小魚,四周圍繞著一圈荷花,四大朵和四小朵交叉排列,每大朵荷花上都立著一隻鴛鴦,這些意象可以在唐朝花飾中找到根源。

  三隻小魚頭朝內、尾朝外,其中兩隻還長著人臉,第三隻頭朝下,像是已經死掉了。“這很像粟特文學中《聰明魚兒的故事》。”大衛介紹說,傳說中,一條魚發現池水將要幹涸,把消息告知其餘三條後逃生了。這三條魚自恃聰明,對忠告嗤之以鼻,最後干死在了河裡。留在杯子中的三條魚,最聰明的頭朝下浮在水面,另兩條人面魚則象徵著故事里的偽智慧與高傲。

  大衛希望再現吐蕃王室的生活,不過有人質疑,展品中似乎沒有吐蕃地區出土的吐蕃時期的王室文物,這些藏品或是來自吐蕃周邊地區,或產於吐蕃王朝前的象雄王國及吐蕃之後的古格王朝。

  “客觀原因是,出於對藏族人民及其文化的尊重,一直沒有對吐蕃王墓進行挖掘考古。” 故宮博物院藏傳佛教文物研究所所長羅文華對《中國新聞週刊》說,“通過文物展現吐蕃是非常難的,我們必須要知道需要什麼、去哪裡找,這也是策展過程中討論最多、最困難的地方。”最終的方案就是,當把現有的吐蕃周邊文化呈現出來時,吐蕃文化也就浮現出來了。

  就像另一件大衛推薦的藝術品,來自瑞士阿貝格基金會紡織品研究中心的收藏,這是一幅長2米、寬1.73米的巨大掛錦,繡著連珠紋團窠對鹿,來自吐蕃時期的中亞地區,但誰也無法證實它曾被掛在吐蕃王室的金帳中。“不過,從這些文物的品級和品質推測,至少都是王室貴族的用品。”霍巍說。

  “展覽落地敦煌,也是敦煌作為絲綢之路文明樞紐的責任所在。”敦煌研究院院長趙聲良在開幕式上介紹,公元8世紀末到9世紀前半葉,是敦煌曆史上的吐蕃時期,佛教這時在敦煌持續繁榮,這段時間莫高窟新建了56個洞窟,續建前代洞窟20多個,融合了中原唐代、中亞乃至印度的風格,是研究漢藏曆史文化重要而珍貴的資料。

  一個成功的展覽需兼具學術價值和科普性,“對多數參觀者來說,不是要讓他們借此討論艱深的學術問題,而是讓人們從展品中感受到原來沒有體會過的東西,發現到以前忽略的問題。”羅文華說,“這就是這個展覽的意義,看到以往很少看到的東西。全世界的教材對吐蕃的曆史面貌幾乎都沒有詳實介紹過。”

鑲銀銅彌勒坐佛、二菩薩及若干皇室供養人造像。
鑲銀銅彌勒坐佛、二菩薩及若干皇室供養人造像。

  開幕式之後,大衛5歲的兒子魯本,向中國國家文物局副局長胡冰介紹他最喜歡的一件藝術品,那是一件薩珊時期的羚羊頭形狀的鎏金銀來通杯,“把液體從羊的頭部倒入後,會從下面的嘴裡流出來。”魯本說。

  “來通”一詞源於希臘語,最早被希臘人視為聖物,是專用於祭祀等儀式的注酒器,據說當時人們認為用“來通”杯注酒可以防止中毒,後世俗化成為貴族的奢侈品。

  “我從未教過他,我想一定是我給別人介紹時,他聽到了,然後記住了。”大衛對《中國新聞週刊》說,“我的整個成長都與這些曆史、文化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通過實地考察,去聽、去看、去品味和感受,而不是停留在博物館中。或許對魯本來說也是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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