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丨圖迪科·托魯森:芬蘭教育教會孩子打開思想開關
2019年07月15日17:25

原標題:專訪丨圖迪科·托魯森:芬蘭教育教會孩子打開思想開關

“當你閱讀一本書時,你必須要閱讀到第36頁,在這之前,你不能停止。”圖迪科·托魯森用一枚硬幣的正反面來闡述閱讀與寫作的關係,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她將閱讀視為逃避困境的唯一方式,以及自己開啟寫作生涯的標誌。

“一天早餐的時候,我六歲的兒子利奧說:‘我昨天在收音機里聽說,所有的媽媽都要去渡假了,怪物會幫她們來照顧孩子。’”這段日常對話,成為了圖迪科·托魯森

(Tuutikki Tolonen,下文簡稱為托魯森)

創作《怪物保姆》的初衷。這部作品被翻譯成二十多種語言,為她贏得了阿維亞德肯兒童文學獎(這一獎項由芬蘭青年作家協會頒發,獲獎作品均為高質量的芬蘭或者瑞典兒童讀物)。與此同時,荷李活正在拍攝這部作品的電影版。

一個多月前,受第四屆中歐國際文學節的邀請,托魯森來到中國,與愛爾蘭作家帕特麗夏·福德

(Patricia Forde)

,以及詩人、批評家楊慶祥就“數字時代的藝術和文學教育”展開了一場對談。之後,新京報記者採訪到托魯森,就閱讀、兒童及青少年創意寫作等一系列問題聊了聊。

托魯森來自於芬蘭赫爾辛基,是一位廣受好評的兒童作家、劇作家,她教授創意寫作,還在芬蘭唯一的兒童文學雜誌Vinski擔任編輯和記者。到目前為止,托魯森已經出版了近三十部兒童文學作品和圖畫書,從事兒童創作教育二十餘年。

在這二十年間,托魯森對如何教授孩子寫作進行了很多思考和研究,“二十年前,我教他們怎麼去寫作,鼓勵他們儘可能地去寫。但是現在這個時代,我會讓他們先冷靜一下,停下來想一想要寫什麼。”

圖迪科·托魯森(Tuutikki Tolonen),1975年出生,芬蘭文學教育家和兒童作家。自1995年以來,托魯森一直在芬蘭不同地區擔任兒童和青少年教師,教授創意寫作。

“現在這個社會,節奏太快了,大家都停不下來去思考,而這正是閱讀面臨的問題——當我們閱讀的時候,應該靜下心來感受書里的世界。”當托魯森意識到應該慢下來為思考留出時間以後,她為自己的孩子和學生製定了一條規則:“當你閱讀一本書時,你必須要閱讀到第36頁,在這之前,你不能停止。只有閱讀到一定量,你才能做出決定自己究竟喜不喜歡這本書。如果一本書只讀5頁,其實根本沒有感受到這本書到底在講什麼。”

讀書是我排遣時間和逃避困境的方式

“讀書是我排遣時間的方式,是我逃避困境的方式,也是我現在寫作的原因。”對於托魯森來說,走上閱讀和寫作之路,起初更多是一種無奈,“作為一個孩子,我不是一個好讀者。”

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托魯森因為身體的原因,不得不中止學業,待在醫院里,“8歲的時候,我病得很重,對周圍的很多東西過敏。因為過敏,我一直生病,和六個人一起住在病房,待在離家三百公里的醫院里。那段時間我非常想念我的父母,想和他們在一起。”

圖迪科·托魯森。

這段經曆成為托魯森寫作生涯的標誌,當她獨自一人躺在病床上時,她開始閱讀,開始喜歡閱讀,一邊翻閱書頁,一邊享受故事的樂趣,“一件看起來非常不幸的事,將來可能會變成一件影響深遠的事情。”從那時起,托魯森堅持讀書,她讀了很多很多書,直到自己成為一名兒童讀物的作者。

新京報:可以講講你的人生故事嗎?

托魯森:

在我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我經常生病,總是待在醫院里。待在醫院里的人生是很無聊的,不知道可以幹什麼。於是我開始閱讀,大量地閱讀。這可能是我人生中的一大幸事,因為我可以擁有這麼多時間來進行閱讀。

後來我開始寫作,12歲的時候,我寫了人生中的第一部作品,是一個關於愛情的故事。還好並沒有發表(笑),因為我並不滿意。等進入中學時,我正式開始寫作。進入大學以後,我學習了芬蘭文學,遇到了很多作家,也真正開始了寫作之路。

新京報:你既是一位兒童作家,同時也是一位文學教育家,你會如何看待兒童文學中的教育性和趣味性呢?二者是什麼樣的關係。

托魯森:

很多童話故事裡邊有著很深刻的思想,這是為了讓孩子們明白某個道理。但給孩子們創作,並不是一定要講這些嚴肅的話題。一些非常簡單,充滿童趣的作品會更加受到歡迎,而且孩子們也可以從中學習到道理,簡單的故事背後也包含有深刻的話題。

比如我創作的《怪物保姆》,講述的其實是一個家庭故事,裡邊有媽媽,兩個孩子,還有爸爸。在故事中,爸爸常年不在家,孩子們幾乎沒有見過他,所以他們給爸爸取了一個綽號,開玩笑說他是“看不見的聲音”,因為他經常打電話回來。當你看到這個故事的時候,肯定會有這樣的疑問,為什麼爸爸總是不在家?是不是他們有什麼家庭問題,所以爸爸常年在外邊?這個故事雖然是寫給孩子們看的,故事內容也很簡單,但它依然可以引申到家庭的問題。

《怪物保姆》,(芬)圖迪科·托魯森 著,王壯 譯,北京少年兒童出版社2018年1月版。

在芬蘭,我注意到過去孩子的故事永遠都是歡樂的,充滿趣味的。特別是十到十五年前,如果一位芬蘭作家想要講述一個悲傷的兒童故事,是非常困難的。我有一位朋友,他為兒童寫作詩歌,其中一些詩歌中提到了動物的死亡,但出版商說,“你不能這樣寫,這樣我沒有辦法出版發行,這會讓孩子們感到悲傷。”

現在這種情形稍有改變,一些作品中會涉及動物的離世。對孩子來講,死亡是很恐怖的,他們第一次接觸死亡,可能是動物的離世。在創作中,我們應該注意這些問題,不能只有簡單的快樂,也應該包括一些比較深層次的感受。

新京報:真實的世界對於孩子來說可能會顯得有些殘酷。你個人更傾向於哪種創作?

托魯森:

我只寫兒童故事,不寫成人的故事。對我來講,兒童故事是一個充滿幻想和想像力的世界,這正是我想要的世界,這可以讓我回到童年,重新擁有這個世界。

我個人更加喜歡真善美的世界。但我注意到,我兒子並不喜歡這種簡單的故事。我兒子今年12歲,他喜歡那些能夠反映社會真實情況的故事。我認為,在給年齡稍微大一點的孩子進行創作時,應該考慮到這種問題,故事里不能只有善良和美好,也應該有虛假和醜惡。

我兒子曾經閱讀過一個故事,故事講的是孩子在校園里遇到孤立、霸淩等情況。他告訴我,他在閱讀這個故事的時候,就會聯繫到自己的校園生活,學校里確實存在著類似的問題。反映到創作之中,我們需要在故事里教會孩子,如果在現實生活中遇到類似的情況,應該如何去處理。現實中存在著黑暗面,孩子可能沒有經曆過這些,但他們可以通過故事來獲得如何在實際生活中處理這些事情的方法。

給孩子太多的時間去準備

反而讓他們害怕寫作

“教授孩子創意寫作的過程中,最重要的事情是慢下來,讓自己和孩子感受到周邊環境的平靜,只有給孩子創造很寧靜的氛圍,他才能感受到這個世界的寧靜。”自1995年起,托魯森開始為兒童和青少年教授創意寫作課。

對於大部分人來講,寫作是一件既困難又枯燥的事情,但托魯森說:“對於我來講,文學可以創造一個世界,因為文學是讓我唯一創造奇幻世界的方式,我的寫作是寫給孩子們看的,同時也是寫給我自己的。”

新京報:很多人都想知道激發孩子創作靈感的秘訣是什麼?

托魯森: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不管是成年人還是兒童,對於普通人來說,寫作都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我們總在想,我應該怎麼寫?我應該寫什麼?

在教學中,我會告訴孩子用心去想,內心想到什麼就去寫什麼。我有一種方法可以訓練孩子學習寫作:就是在很短的時間里,讓他們把自己內心裡想到的東西寫成一段話。很多人都認為,寫作是一件極其枯燥的事情。但是在教孩子時,我會鼓勵他們,寫東西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在這個過程中,你可以享受自己。寫作和繪畫差不多,都是表達情感的一種方式,你不能死板地教他們寫寫寫,而要讓他們享受過程,像做遊戲一樣開心。對於芬蘭的孩子們來說,寫作是學校課程的一部分,但教授這些課程並非是為了考試。

在課堂上,我會激發孩子們儘可能多地去寫那些他們想寫的東西,課程結束的時候,我把作品裝訂成像書一樣厚厚的一本。孩子們會特別興奮,他們在寫的時候沒有想過自己會寫這麼多,所以當他們看到自己寫出來的東西這麼豐富會特別開心。

新京報:可以具體講講嗎?會採用什麼樣的方法?

托魯森: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一定不要給孩子太多時間,要快。給他們太多的時間去準備,其實會成為一種心理負擔,讓他們害怕寫作。反而給他們很少的時間,告訴他們你只有幾分鍾,能想到什麼就趕緊寫。這個時候他們會非常專注於寫作本身。

就像體育課一樣,課堂開始之前,有一個預熱階段。在這個階段,我會給孩子們一個單詞,比如說“night(夜晚)”,孩子們會想到什麼呢?他們會根據這個詞語,寫下所想到的東西。或者我會讓他們拿相機取一些鏡頭,比如教室里的牆上會有一些小洞或者其他的痕跡,我會讓他們記錄下來,拍成照片。然後鼓勵孩子們,去想像這裡邊可能會有東西,可能居住著某種生物,它們有著什麼樣的故事?通過這些可以聯想到什麼?把它們和社會、文化等聯繫起來,很容易就可以形成一個故事。

在我們每個人的心裡,都生長著自己的故事。寫作其實是找到一扇門,通過打開這扇門,走進你的內心去發現故事。因此,教授孩子寫作的過程,其實就是訓練他們走進自己內心的過程。

畫圖也是一個很好的故事表達方式。在畫之前,你可以想像有這樣一個場景,有某種生物,然後它要做什麼。你可以根據想像出來的東西畫畫,畫著畫著,這個故事就會出來了。

閱讀和寫作其實就像一枚硬幣的兩面

去年12月,令全球文化界矚目的赫爾辛基中央圖書館正式對公眾開放,成為了芬蘭人贈送給自己“獨立百年”的生日禮物。這棟世界級文化建築,前後耗時二十年籌劃,總共斥資9800萬歐元(約合人民幣7.6億元),占地17250平方米,開放當日,由芬蘭總統紹利·尼尼斯托致開幕詞。芬蘭人對文化的重視程度可見一斑。

在有關閱讀和閱讀量調查的文章里,芬蘭也經常被作為最佳案例而存在,比如“芬蘭孩子的閱讀能力在‘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劃’(PISA)中常居世界之冠,而且不會有明顯的兩極分化現象。一個令人驚訝的數據是,芬蘭人每年借閱圖書量為6800萬冊,而他們的國民只有550萬。

赫爾辛基中央圖書館。

芬蘭熱愛閱讀的名聲享譽全球,但托魯森表示,這種屬於芬蘭人的生活方式同樣得益於培養。同時,托魯森也注意到,即便是如此熱愛閱讀的芬蘭,成年人對兒童文學也存在著許多偏見,“許多成人認為,兒童文學就是給孩子們看的,成人並不需要去閱讀裡邊的內容。”而在托魯森看來,成年人只有瞭解兒童文學,才能夠幫助孩子做出選擇,找到他們想要閱讀的圖書,“作為一個作家也是如此。”

芬蘭人口大約為550萬,有數據顯示,每年借閱圖書量為6800萬冊。

新京報:很多教育方面文章里都會提到,閱讀和寫作在芬蘭兒童教育中佔據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可以介紹這方面的內容嗎?

托魯森:閱讀和寫作其實就像一枚硬幣的兩面,它們是相輔相成的。要寫作,首先當然需要大量的閱讀。學校里,老師會給孩子列一個書單,上面有許多需要他們閱讀的圖書。這種書單並非強製,但如果閱讀完了,可以得到一個證書。這是一種鼓勵的方法。我們不應該強迫孩子去讀某本書,每個孩子的閱讀需求是不一樣的,應該給他們更多自由,讓他們可以選擇想要閱讀的內容。

在芬蘭,家長會給孩子閱讀故事。通過這種方式,家長可以與孩子產生情感上的交流。我是家裡最小的孩子,上面還有兩個姐姐。在我很小的時候,媽媽就開始給我講故事。那時候,芬蘭在推廣兒童閱讀,要求家長每天給小孩子讀書。幼兒園里的老師告訴我媽媽,“你要給孩子讀書。”我媽媽非常認真地對待這件事情,每天給我講故事。這正是芬蘭人的生活方式。

親子閱讀是芬蘭人的生活方式。

芬蘭教育最為重要的一點,就是教會小孩子去思考,這種教育方式相當於為孩子打開思想的開關。我們不應該告訴孩子,“你要這樣思考”,或者“用這種方式思考”。孩子們應該自主地去思考這個世界。

新京報:閱讀紙書和閱讀電子書有差異嗎?

托魯森:我覺得是一樣的,小孩子閱讀紙質書也好,通過網絡或者電子閱覽器閱讀也好,重要的是他們去閱讀。在芬蘭有很多的活動,在公共場合鼓勵孩子去讀書。但有一個特別奇怪的現象,男孩子沒有女孩子閱讀得多,男孩子不閱讀已經成為了男孩身份的象徵。

當我還在大學學習文學的時候,我看到過一本雜誌,這本雜誌在芬蘭有一百多年的曆史了,但雜誌當中提到關於小孩子的論調和一百年前沒什麼區別:擔心小孩子讀書太多就沒有時間做遊戲了,這個雜誌的論調是不應該讓小孩子讀那麼多書,應該讓他們多做遊戲。

孩子們應該擁有不受限製的想像力

“我的工作是寫書,為孩子寫作一直是我的激情所在。”托魯森說,芬蘭是一個擁有許多湖泊、森林和不同動物的生態系統,這和北京有很大不同。

托魯森很希望能夠從自己的角度,闡述成為一名作家究竟意味著什麼,但她還有一件更想做的事情,這也是她接下來的寫作計劃,希望能夠為包括兒子在內的那些不喜歡閱讀的男孩子寫書,“吸引男孩子來閱讀。”

新京報:可以聊聊你的作品嗎?

托魯森:我一共創作了13部小說,《怪物保姆》其實有三部,但目前在中國出版發行的只有一部。

我兒子六歲的時候,有一天早上,他對我說了一件很奇怪的事。他說:“我昨天在收音機里聽說,所有的媽媽都要去渡假了,怪物會幫她們來照顧孩子。”這有點奇怪。我笑了。但我的兒子非常嚴肅。我開始思考,現實生活如果真的發生了這樣的事情,會發生什麼。

我一直在想這個怪物,它是一個大怪物還是一個小怪物?怪物會吃什麼食物?於是我開始寫下這個故事,一個母親她必須去渡假,這樣保姆才能來接管這個房子,照顧孩子。令大家驚訝的是,這個保姆是一個怪物,這個故事講的是怪物保姆和孩子們之間的互動,這個故事非常有趣。這當然是一個真的故事,只是其中一部分內容被誇大了。孩子們應該擁有不受限製的想像力,一切皆有可能。

在芬蘭,孩子們大約從七歲開始自主閱讀。像《怪物保姆》這樣的書,對於這麼大的孩子來說,字太多了。我有一部系列作品叫作《辦公室》,書里的文字很少,以插畫為主。這是一個虛構的故事,講的是三個八歲左右的孩子,他們因為無聊,希望做些什麼,於是創造了一個辦公室。他們的目的是為了幫助別人,去幫助他們的鄰居,也彼此互相幫助。在他們創辦這個幻想中的辦公室的過程中,發生了一系列神奇的事情,也可以說是一種奇遇。目前這個故事在芬蘭已經出版到第二季,我會繼續把這個故事寫下去。

五年前,我還創作過一個系列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個12歲的阿根廷女孩,阿根廷屬於拉丁美洲,那裡的人們都特別熱情奔放,而位於北歐的芬蘭,人們彼此之間就比較有距離感,比較冷淡。這個熱情奔放的女孩子從一個陽光燦爛的地方來到芬蘭,產生了一系列故事。

故事非常幽默、詼諧,也非常具有現實意義。我的先生是一位阿根廷人,在芬蘭,有許多來自不同國家的人,這是一種跨文化交流,這樣的生活會產生一些衝突。這個故事講述的就是這些衝突中比較幽默的一面,反映了一個人在跨文化的環境當中,怎樣生存,怎樣解決這些現實的問題。芬蘭人也好,外國人也好,當你去經曆不同的文化時,當你在不同的文化環境中生活時,遇到的各種現實困惑,應該如何去解決?這本書都可以給人們一些啟發。

新京報:你同時還在芬蘭的一家兒童雜誌社工作?這是一本什麼樣的雜誌?

托魯森:芬蘭是一個很小的國家,所有的兒童作家、出版商都會把已經出版了的作品寄給雜誌社,雜誌社會把這些書寄給小朋友,讓他們寫書評,我們再將這些書評整理髮表在雜誌上。一些小朋友在讀完書後,可能會產生一些疑問,想問問作者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們會把這些信息反饋給作者,由作者進行回答。不只是我們,還有兒童作家,出版商,小朋友,大家集體成就了這本雜誌。

新京報:最近有什麼創作計劃嗎?

托魯森:我剛剛完成了一部作品,打算開始一個新的寫作計劃。這個寫作計劃與我的家庭生活有關。在芬蘭有一個特別奇怪的現實,女孩的閱讀量遠遠多過男孩。作為老師,我經常會給孩子們推薦某個讀本,但特別奇怪的是,男孩總是不喜歡這些圖書,我兒子也不喜歡。

我很想知道,我的兒子,以及像他一樣的男孩腦子裡在想什麼?他們喜歡什麼樣的作品,接下來我打算去創作這樣一部作品,吸引男孩子來閱讀。目前還在構思之中。

記者丨何安安

編輯丨李永博

校對丨翟永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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